我看高校“人才戰”

作者：李林榮

　　最近兩年，國內高校間的人才流動越來越頻繁，一些地方大學裡的教學科研骨幹紛紛升遷到全國名牌大學，一些原本安坐在專門科研機構里的專家學者，也四處活動，尋求調任高校教職的各種門路，其中不少人都順利地達到了目的。同這種工作崗位的升遷和調動相伴隨的，往往是薪資、職稱及住房待遇的顯著提高。一時間，許多以前就比較有名的高校，越發顯出一派名人薈萃、群賢畢至的熱鬧氣象。而暫時還站在學府巍巍校牆之外觀望的人們，則對大學教師這一職業生出越發熱切的神往和羨慕。

　　社會輿論中因此出現了所謂當今高校正在展開"人才爭奪戰"的說法。從抽象的道理上講，一個社會裡出現"人才爭奪戰"，總歸是件好事，至少比出現金錢、權力的"爭奪戰"要好，然而按理應該是好事的事，一旦落在了具體的社會現實環境中，就不能不帶上正負兩方面的效應。

　　以時下正當方興未艾之際的這場高校"人才戰"來說，它的社會起因和運作機制，都明顯貫穿着一種急功近利和捨本逐末的傾向。與七、八十年代之交剛剛打倒"四人幫"之後形成的那個"科學的春天"不同，最近的這場主要發生在高教領域的"人才爭奪戰"，其根本起因不是在社會心理層面上，而是在近年各高校圍繞國家種種制度性的教育投資（包括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和"211"工程等）而展開的盲目攀比和盲目競爭。

　　為了在最短時間內達到大幅度優化師資隊伍的目的，許多高校不惜投入，採取移花接木的策略，直接從外單位延攬高學位、高職稱、高知名度的人物，以此來平衡或平均自己原有的師資水平指標。在這個過程中，高校教學科研崗位正常所需的基本素質和基本能力，通常並不在聘人單位的重點考察範圍，相反，學位、職稱甚至社會知名度等事實上與高校教學科研崗位正常所需的素質和能力沒有必然緊密關聯的因素，卻成了聘人單位最關心、最感興趣的東西。

　　對此，我們且不說不同的高校之間教學和師資水準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距，同一層次的學位和職稱，在不同的學校里可能代表着完全不同學術水平和工作水平，就說所謂社會知名度吧，它在我們今天的這個社會環境裡，究竟能夠在多大意義上顯示一個教育工作者和學術工作者的職業水準？

　　照常理講，在教學科研領域，特別是學科、專業的界限已經相當分明的高等教育層次上，許多在自己的專長領域裡很有成就的人，不但在社會上沒有什麼知名度，就是在本學科領域，通常也受限於專業分野而不能廣為人知。事實上，在一個學術生態相對正常的社會裡，除了少數德高望重、對一個時代的學術文化具有人格象徵作用的大師、泰斗級的老專家、老學者之外，絕大多數潛心本職的學院派知識分子，是很自然地應該停留在遠離社會輿論圈的地方的，他們正常的生活形象應該是避開喧囂，安於寂寞，長年如一日地持久專注於自己的職業勞動。

　　然而也許是因為過去經受了太多太沉重的壓抑，近十來年，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學院派知識分子整個群體卻正在漸漸向着那種以公眾傳媒為自己社會生存依據的所謂"媒體知識分子"轉化，越來越多的專家教授變得可以習慣於幾個月甚至好幾年不做一項認真踏實的專題研究，幾個月甚至好幾年不給自己的學生做一次身心投入的學術報告，當然也絕不會用一點心思去琢磨如何對自己的學生因材施教、因勢利導的問題，而與此同時，他們卻又變得不可以習慣幾個月不在公眾傳媒的熱門話題中插一回嘴、露一回面，不可以習慣幾個月不參加一回旨在做秀揚名拉關係的所謂學術聯誼活動。認真踏實的教學科研工作只能是沉靜的，沉靜得越久，就越疏離社會輿論圈；日常的本職工作能夠自動引起社會傳媒關注的學院派知識分子，畢竟是很少有的，所以一個學院派知識分子要想在媒體上占得一席之地，除了自己親自出馬，積極主動地往媒體上湊，別無他途可走。

　　但是既要占有媒體上的社會知名度，又要坐在學院派的板凳上捧鐵飯碗，並且，坐着學院派的板凳捧着學院派的鐵飯碗，卻又不肯老老實實下一番"板凳要坐十年穿"的學院派功夫，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僅從這一點看，當今我們不少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名利觀和職業道德，就是值得深切反思的。而作為學院派知識分子集結地的高校，將這種被不正常的職業道德觀念所支撐起來的社會知名度，當作衡量人才價值的主要標尺之一，無異於從外部對當前學院派知識分子業已病變的職業道德觀，給予了一個有力的惡性刺激。這不能不促使人們產生這樣的疑問：在我們的學院派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地學會了自我炒作和自我包裝，越來越多地躋身於社會名流行列的九十年代，我們並沒有看到中國學術文化的真正繁榮和真正進步，現在，僅僅靠着對這些人的重新組合和重新包裝，難道我們就能迎來一個中國學術文化狀態全面改善的新世紀嗎？

　　可遺憾的是，上述這種情況，目前在一些高校似乎正往極端的方面發展。在那裡，本應具有正常的新陳代謝和優勝劣汰功能的人事流動機制和崗位聘任制度，雖然表面上還掛着公平、開放、透明的招牌，但實質上卻異化成了一種某一部分人和某一類人藉以謀取個人利益、進行人情交易、營造私利共同體甚至黨同伐異的工具。大批剛剛告別受教育階段的新人，僅僅由於暫時還尚未被吸收進任何一個既存的利益關係網，或根本還不懂得這種"網"的厲害而對這樣的"網"表現了漠然置之的態度，就被完全排斥在工作崗位和人才成長的階梯之外，至於被排斥的新人是否屬於有較大發展潛力的可造之才，是否可能通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實踐取得較大成績，這些本來應該被考慮的問題，則沒有人理會。--在黨政機關的反腐敗鬥爭深入推進的今天，是否也應該有人關注一下這種表現在某些蝸居象牙塔而素來自詡清高的學院派知識分子身上的腐敗行為和腐敗心理呢？

　　撫今追昔，讓人不由地想起眼下許多儼然已屬功成名就之流的學院派人物當初"鯉魚跳龍門"時的那個社會歷史背景。那時，"文革"剛過，百廢待興，我們國家各行各業的人才，論數量和質量大概都不及改革開放20餘年之後的現在，也沒有與職稱、學位、社會知名度掛鈎的各種物質刺激，但上有真心盼望國家人才輩出的鄧公，下有浩劫過後倍感歲月蹉跎的幾代青年，憑着一種"人心齊、泰山移"的相對單純的社會意識氛圍的支持，也憑着黨政各部門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調整，和各級干群對這些政策調整真心實意的貫徹落實，從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短短幾年間，就形成了各界人才層出不窮、整個社會充滿活力的生動局面。

　　為什麼在我們的物質文明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飛躍的今天，在我們越來越多的高校都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充足財力和充足物力，來發掘、培養和扶植人才，以及為更多人才提供更好更有利的發展條件的今天，我們那些出發點很好的規章制度，一經進入具體的實施運作環節，就仿佛是順理成章地轉變成為專門保障一部分人在一定的圈子裡分享和分配壟斷資源的政策藉口？為什麼人才成長的物質性土壤好不容易豐厚起來了，甘當人梯的長者和以發現人才為樂的伯樂式的人卻又變得少之又少了，相反，為了奪取更多營養以滋潤自己而不顧一切地壓制、排斥甚至損害人才萌芽的人卻反倒日勝一日地多起來了？--如果今天我們的這場"人才爭奪戰"，其實只是這樣一種對於人才應得的肥沃的物質利益土壤的搶奪，而我們又把在這場搶奪戰中得勝的人們，簡單地認定為維繫我們教育事業、學術事業乃至整個社會生活前景的中堅力量，那麼，我們實際上又能有多麼明媚的前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