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的怕和愛 ——重溫《金薔薇》

　　　　　　一
　　巴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初譯本刊行於五十年代後期。在那個只能把心酸和苦澀奉獻給寒夜的時代，竟然有人想到把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譯介給沒有習慣向苦難下跪的民族，至今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許，是由於俄羅斯作家巴烏斯托夫斯基的聲譽顯赫，也許，是由於作者聲稱，《金薔薇》不過一部有關創作經驗的札記，不管怎樣，《金薔薇》畢竟譯成了中文，而且譯得那麼悽美，總有一天，人們會透過所謂“創作經驗談”恍悟到其中對受苦和不幸的溫存撫慰和默默祝福這一主題。

　　前些日子，我收到翻譯家戴驄先生寄來的《金薔薇》新譯本，他知道我非常喜愛這本書。新譯本更名為《金玫瑰》，似乎只有這更加輝煌的從黑暗中生長出來的對人間不幸默默溫柔的象徵，才足以供奉在那座哭過、絕望過的耶穌受磔刑的十字架上。

　　從“譯後記”中得知，擺在我面前的《金玫瑰》乃是作者臨終前對《金薔薇》作了全面修訂和增刪後刊行的本子。從中我發現，令人心碎的文字明顯增多了。我暗自思忖，節中增補的有關勃洛克和蒲寧的文字，莫不就是作者自己的自畫像？“我的羅斯，我的生命，我們將同受煎熬？……”這不但是詩人勃洛克的心聲，也是巴烏斯托夫斯基的心聲，是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斯坦姆、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等整整兩三代飽經蹂躪的俄羅斯詩人的心聲。只有無限崇敬十字架受難的靈魂，才唱得出這種為受難的愛而顫慄的歌。

　　巴烏斯托夫斯基在談到蒲寧的一篇小說時這樣寫到：“它不是小說，而是啟迪，是充滿了怕和愛的生活本身”（第290頁），這不也是整部《金玫瑰》的寫照嗎？《金玫瑰》不是創作經驗談，而是生活的啟迪，是充滿了怕和愛的生活本身。如果把這部書當作創作談來看待，那就等於抹去了整部書跪下來親吻的踉蹌足跡，忽視了其中飽含着的隱秘淚水。

　　要讀懂這部書，並不比那些高深莫測的人生哲學的玄論容易。只有品嘗過怕和愛的生活的靈魂，才會懂得由怕和愛的生活本身用雙手捧出的這顆靈魂。對於我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過高的要求。

　　　　　　二

　　我第一次讀《金薔薇》，是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們這一代人都會記得，那個時候，《金薔薇》這樣的書照例屬於“封資修”名下的“黃色書籍”之列。一天，我躲在家裡偷聽輾轉借到手的《天鵝湖》唱片，儘管我已聽過無數遍，對“場景”中那段由雙簧管奏出的悽美主題，我依然不能很好地理解。這時，一位臉色總是慘白的老姑娘無言地把《金薔薇》遞到我手裡，那雙默默無神的眼睛仿佛在借勃洛克的詩句告訴我：“這聲音是你的。我把生命與痛苦注入它那莫解的音響。”

　　那時，我還不能恰當地領會這部書，甚至，那位淚水早已流幹了的老姑娘為什麼要把這部書遞到我手裡，我也不懂；要知道，她初戀的情人早在初戀中就被戴上右帽分派到大西北去了，她滿含溫情的淚水早已全部傾灑在那片乾燥的土地上，同情、溫柔、祝福與她有何相干！而《金薔薇》的開篇就是默默祝福和犧牲自我的溫柔主題！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與共的伴枕書。我們這一代曾瘋狂地吞噬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牛虹》中的激情，吞噬着語錄的教誨，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切竟然會被《金薔薇》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給取代了！我們的心靈不再為保爾的遭遇而流淚，而是為維羅納晚禱的鐘聲而流淚。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說，理想主義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們已經開始傾近怕和愛的生活。

　　《金薔薇》竟然會成為這一代人的靈魂再生之源，並且規定了這一代人終身無法擺脫理想主義的痕印，對於作者和譯者來說，當然都是出乎意料的。這無疑是歷史的偶然，而我們則是有幸於這偶然。它使我們已然開始接近一種我們的民族文化根本缺乏的宗教品質，稟有這種品質，才會拒斥那種自恃與天同一的狂妄，稟有這種品質，才會理解俄羅斯文化中與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一同受苦的精神，稟有這種品質，才會透過歷史的隨意性，從存在論來看待自己的受折磨的遭遇。

　　這一代人從誕生之日起，就與理想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然而，這代人起初並沒有想到，理想主義竟然也會有真偽之分，這代人曾經幼稚地相信，神聖的社會理想定然會在歷史的行動中實現。那些生活本來應該屬於她們的少女們的生命，早已為此而埋葬在無數沒有鮮花、沒有墓志銘的一座座墳塋中；更為悲慘的是，從這些無可挽回的荒墳中發出的怯生生的呼喚已不能激發人們停下來悲哀地沉思，歷史竟然要求我們忘卻；似乎，歷史的要求無論多麼蠻橫無理，也是客觀必然，是人就得屈從於它的絕對權威的腳下。

　　巴烏斯托夫斯基在談到勃洛克時，對葉賽寧的詩句“已經到了收拾起必將朽爛的什物上路的時候了”提出異議，在巴氏看來，世上也有永遠不會成為“必將朽爛的什物”的東西，它會永遠和人們廝守在一起。我們知道，一切都“必將朽爛”正是那種被稱之為歷史理性主義的理想哲學的絕對律令。歷史理性與神性的永恆水火不相容。我們究竟要用多少沒有鮮花、沒有墓志銘的荒塋，才會堆砌起一種恍悟：歷史理性不過是謊言而已！

　　巴烏斯托夫斯基說的“永遠也不會成為必將朽爛的什物”的東西，指勃洛克那些陪伴人們捱過漫漫長夜的詩篇，要知道，這是貫注着生命與痛苦的莫解的音響，是懂得怕和愛的生活的靈魂所聽命的催人腸斷的聲音。《金薔薇》流入這一代人的心中，使其“天生”而來的理想主義得以脫胎換骨。真正的理想應是對受苦和不幸的下跪，應是懂得怕和愛的生活本身高於歷史理性的絕對命令，應是奔向前去迎候受難犧牲者基督的復活。

　　“我們總是過遲地意識到奇蹟曾經就在我們身邊”，這是巴烏斯托夫斯基提到的勃洛克的詩句。我們這代人曾誤解過奇蹟，聽信過偽造的奇蹟。實際上，奇蹟從來就只有一個，那就是十字架受難中所顯示的奇蹟。它昭示給我們的是關於怕和愛的生活的奧秘。理應明白，我們過遲地意識到奇蹟曾經就在身邊，否則，不會直到現在才開始學習怕和愛的生活。

　　　　　　三

　　怕和愛的生活本身還需要學習嗎？

　　如果不需要學習，那麼為什麼我們長久以來都不知道怕和愛的生活本身高於歷史理性的絕對命令呢？

　　學會愛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學會怕的生活，的確讓人費解，對我們民族來說，它過於陌生了。確實，怕的意識純然是某種民族文化的異質因素，但卻純然不是人的異質因素。

　　這一代人曾因“天不怕、地不怕”而著稱，不怕權威、不怕“犧牲”、不怕天翻地覆、不怕妖魔鬼怪。誰也沒有想到，這一代人竟會開始學會怕。怕什麼呢？

　　不怕什麼。怕不過是一種精神素質，而絕非一般心理學所說的心理形式。為明確我所說的“怕”，至少得作出三個層次上的區分。首先，一般所說的“怕”，是指對某一具體對象和處境的畏懼心理，這種怕與我所說的“怕”毫不相干；另一種怕是指面臨虛無的畏懼心理，克爾凱戈爾和海德格爾相繼深入論涉過這種怕，並把它與前一種怕區別開來。這種“怕”已接近我所說的怕，但還不就是我所說的那種怕。我所說的那種怕與任何形式的畏懼和懦怯都不相干，而是與羞澀和虔敬相關。這種怕將那永恆神聖的天父藏匿於自身，所以不是面臨虛無之畏懼。只不過，從對虛無的畏懼可能感受到聖經中所昭示的這種怕。因為，當人面臨虛無時，也許會翻然悔悟其自身的渺小和欠缺，進而承納神靈於自身。以羞澀和虔敬為質素的怕，乃是生命之靈魂進入榮耀聖神的虔信的意向體驗形式。

　　巴烏斯托夫斯基的一段話令我回味再三：

　　在感於《金薔激》對這一代人的深遠影響，我曾多次將它推薦給新一代的青年。他們的反應往往讓我失望。的確，他們“不理解也不願理解”怕的生活。我常想，倘若這一代人學不成怕的生活，這片土地恐怕會永遠與“怕”無緣了。

　　　　　　四

　　在相關的場合，“怕”往往被譯成“畏”、“畏俱”，這當然品味有減。問題是，我們終於道出了“怕”，這確讓人驚喜。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我碰見戴驄先生，他譯的蒲寧早就使我為之傾倒。這次我一見面就問：這個“怕”字你是怎麼譯出來的？他靦然一笑，沒有作答。

　　翻譯之甘苦，事者皆知。但我以為，對譯者的要求，除外文功夫及中文修養外，很重要的一點在於譯者的前理解。例如，沒有需要相當經歷來積累的素養，這“怕”字就譯不出來。

　　前理解不但規定了譯文的品性，而且還規定着譯本的選擇定向。而這後一個問題則舉足輕重。

　　文化的修復，與翻譯有不解之緣。西方文化史上的幾次大的文化修復運動，都與翻譯——文化傳輸有關。中國文化史上有兩次大的翻譯“運動”，一次是晉末至隋、唐的佛典翻譯，另一次是現代以來的西學文典翻譯。前一次翻譯“運動”傳輸進來的文化，從質地上講，與中國文化是相契的。而第二次翻譯所傳輸的西文化，在諸多性質方面，都與中國文化的品性相異。這樣，對譯者的前理解的要求，絕非只是表詞達意的問題，更是選擇、傳輸什麼的問題。它直接關繫到新文化的路向，甚至關繫到個體生命的命定。

　　“五四”以來，西典的選譯日漸趨多，可回想起來，從古至今真正體現了西方文化的真精神的著作，又有多少譯介過來了呢？看來，“五四”一代在譯事上的前理解頗成問題，否則，“四五”一代無需花大力氣從頭做起。

　　“五四”以來，中國文人對俄國文化的譯介占比重相當大，似乎，對俄羅斯文化了解最多。實際恰好相反，中國文人對俄羅斯文化根本談不上了解。他們得知的大都是與俄羅斯文化精神相悖的東西，是產生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虛無主義思潮的惑人貨。

　　前理解從哪裡得來？從遭遇中得來。這一代人為《帶閣樓的房子》流淚，為索妮婭的苦難流淚，為靈魂的復活流淚。從此我們的心開始與蒲寧。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瑪托夫的心一起跳動。

　　儘管如此，我們離這些俄羅斯魂的源頭還相當遙遠。例如，不逃離備受苦楚和屈辱的俄羅斯苦難大地，與“陰悒的農舍、哀歌以及灰燼和莠草的氣息”同命運的俄羅斯基督宗教精神，我們就還沒有學成。

　　　　　　五

　　由於偽理想主義的歪曲，人們已經對理想主義本身喪失了忠信。可是，這一代人卻始終不能擺脫《帶閣樓的房子》和《夜行的驛車》中散發出來的理想的溫馨，它表達出這代人從苦澀中萌生的對神聖的愛之渴慕的深切體認。

　　前不久，一位青年畫家來訪，他是我的同鄉，也是同齡人。他把自己獲國際青年畫展獎的作品給我看。從題為《我的故事》的組畫中，我一眼就感受到其中隱含着的那種俄羅斯特有的病懨懨的美和哀歌般的愛。我們的話題馬上轉到對俄羅斯精神的共感上來。他情不自禁而且迫不及待地給我背誦《夜行的驛車》末尾那一大段令人心碎的文字。當他誦出“全維羅納響徹着晚禱的鐘聲”時，他的眼睛濕潤了。

　　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我同時也發現不少以冷漠、荒涼、被棄、孤單的感覺為題的作品（《輪椅》、《密室》），這些作品曾引起更為廣泛的共鳴。

　　令我深思的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在我們這代人身上何以結合在一起了。無論如何，這種結合是這一代人的感覺結構上的特徵。新的理想主義命定只有夾縫中的地位，它不過是荒漠上的一線慘澹的光。

　　愛在這個世界的自然構成中顯得沒有力量。安徒生為了想象中理想的愛而失落了現實中的愛，因為現實中的愛最經受不住摧殘。“只有在想象中愛情才能天長地久，才能永遠圍有一圈閃閃發亮的詩的光輪。看來，我虛構愛情的本領要比在現實中去經受愛情的本領大得多。”（第246頁）但是，愈是想象中的、理想的東西，愈沒有力量，為了愛的實現，就應當讓想象讓位給現實。這是一個何等悲慘的悖論！在這悖論面前，人們很容易向現實俯首就屈，最終把愛判為“無用”的對象。

　　索洛維約夫和舍勒爾這兩位俄羅斯和日耳曼的基督宗教思想家，都一再申訴過精神性的東西、愛的力量的孱弱。精神之為精神就在於它全然不具有任何強力，它原本天生無力；問題在於，是否應該因此而否棄精神和愛，把決定世界的意義形態的權利拱手交給所謂永遠有力量的現實歷史法則！回答是一個堅定的“否”！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把自身的強力奉獻給精神性孱弱的愛。

　　與此相關，我們可以領會到那穌十字架受難的意義，它的啟示在於：愛的實現是與受苦和犧牲聯繫在一起的，這是愛在此地此世的必然遭遇。

　　當代意識禮讚的是生命的赤裸裸的強力，慫恿生命自持強力超逾於神聖之上。迄今，這兩種意識力量仍在這一代人的同一顆靈魂中搏鬥着。我們有可能再次失落怕和愛的生活本身，如果我們不決意傾聽那從受難的十字架上發出的怕和愛的呼喚的話。

　　無論如何，這一代人畢竟對俄羅斯精神一往情深。新的年輕一代與俄羅斯精神沒有患難之交，因而與之隔膜不難理解。

　　近代文化為封建文化的反動，以一百年邁動一步的艱難步履由西向東漸進：文藝復興、法國啟蒙運動、德國古典文化運動、俄國文化精神運動，一步更比一步艱難，命運一個更比一個悲慘。只是，精神的犧牲畢竟換來了用血和淚浸泡出來的文化，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啟蒙文化。十八一十九世紀之交的德國超驗文化和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俄國受難文化。宗教、哲學、藝術、政治諸形態，在基督精神和理性精神的雙重變奏中開出了無數金色的薔薇。

　　如今，起步於西端的神性文化精神的腳步已踏入遠東的方老王國，已有種種跡象表明，在這古老的王國里，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會出現一場文化精神的聚生，這大概是近代文化東進的最後一步。

　　問題是，我們能自信這場必將到來的文化聚生肯定會是我們的文化精神新生嗎？能肯定它會像英法、日耳曼、俄羅斯民族那樣，為世界文化貢獻出“永遠也不會成為必將朽爛的什物”的精神嗎？

　　我不抱希望。文化精神運動也有失敗的先例，起碼文明古國自身就有過不少。文化精神的創造有賴於文化精神創造者的品質。對我們來說，精神品質則有待於脫胎換骨。不管怎麼說，怕和愛的生活本身我們尚未學成，晚禱的鐘尚未響徹華土，理想與受難的奇妙關係我們尚未尋到。就此而言，重溫《金薔薇》恐怕仍為一門功課。

　　　　　　　　　　　　　　　　一九八八年三月 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