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愛國學者

　　從表面上看，林可勝是個非常“西化”的人：生在新加坡，自幼受教育於英國，舉手投足、言談舉
止、乃至生活方式，都很“洋”。然而，了解林可勝的人都知道，他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
他的外國同事們尤其這樣認為。
　　1925年，上海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英帝國主義在中國犯下暴行的消息傳到北京後，
林可勝義憤填膺。他毅然二次與協和學生一道上街參加遊行示威，同時還積極策劃、支持學生成立救
護隊，以援救在示威活動中受傷的學生和市民。為此，1925年7月，駐華英國公使曾派非正式代表去
協和，找到校方負責人，表示了對林可勝行為的不滿，並威脅說：“我們不希望看到林失去他的英國
護照。”［39］得知此事的林可勝並未被嚇倒，1927年，他又曾帶領學生盧致德悄然上街，四處張貼
由他親筆所畫的反對英國人在租界對華人施行暴行的宣傳漫畫［40］。
　　林可勝具有很強的參政意識。1926年成為協和預算委員會(budget committee)成員起，就積極
參加協和的管理工作。1935—1937年任協和三人領導小組成員，執行院長職務。他為爭取中國職員
的平等地位和待遇進行過多方努力；面對中國對醫學的亟切需要，多次與校方交涉，探討改變辦學方
針。1928—1930年間，他兼任中華醫學會會長。他對中國醫學教育體制和如何發展國家醫療衛生事
業進行過調查和思考，為此曾撰寫過《蘇維埃俄國的醫學教育》和《國家醫學》［41］。儘管“科學無
國界”，但中國需要發展科學以求富強，為之他不懈地努力。憑着在科學界的聲望，自1927年起，他
擔任了“中基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科學研究補助金和獎勵金審查委員會委員長；1935年起成為
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成員。他一直打算在國內辦一所學術水平可與協和相比的醫學教學、研究機構，為
此，他曾通過教育部的資助，在協和生理系培養了一批教師作為儲備力量。不幸該計劃由於抗日戰爭
爆發而終未實現。
　　林可勝的愛國行動為少數外籍同事不解，他被指責為“超級民族主義者”、“好戰分子”。他的外國
朋友則為他辯護道：“中國的確需要有象他這樣的人來關心國內事務。而且，外國人也許就是在中國
人頭上作威作福得太多了。”［42］

4　投身抗戰，忠誠報國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占領了我國東北地區，以後又向華北進犯。1932年春，華北戰
事緊張。為了能及時搶救受傷的抗日將士，林可勝在協和發起並組織起一支裝備精良的現代化抗日救
護隊，成員均為協和的中國職員和學生。林可勝親自設計救護隊的各種用具、服裝及運輸工具，並組
織有關人員進行了嚴格的戰地救護訓練。救護隊於1933年“長城抗戰”時期，在林可勝的帶領下，曾
開赴古北口、喜峰口、多倫等抗敵戰場，擔負起艱巨的救護任務［4，6，43］。
　　“七*七”事變前，華北局勢日趨緊張。為了中華民族利益，林可勝向協和校長胡恆德
(H.S.Houghton)提議，派遣協和醫療隊去南京待命，以便在戰爭爆發時為前線將士服務。胡恆德考
慮到美國及校方的自身利益，不敢得罪日方，便拒絕了林可勝的提議，並建議林可勝去英國休假［44
］。1937年7月初，校務會正式批准了林可勝休假1年、赴歐學術考察的申請［45］。據檔案記載：早
在6月底，林可勝就帶着向校方預支半年的工資和赴英往返旅費離開了北平(京)，7、8月間去向不
明，9月中旬回北平，幾天后便帶着他的兩個孩子(他妻子已於1936年6月病逝)去香港，準備由之前
往英國［44］。離開協和前，林可勝已向胡恆德表明，他有可能去參加抗戰［46］。因而，當他在香港
見到老朋友、前協和醫院院長、當時任南京政府衛生署長的劉瑞恆，得知前線國民黨軍隊軍醫力量薄
弱，大量傷員亟需救護時，就立即決定把孩子送往新加坡，然後去南京從事戰地救護的組織工作。對
此行為，林可勝在與當時也在香港的駐華醫社代表岡恩(S.M.Gunn)的談話中理直氣壯地說：“我在
休假，我的時間是我自己的。”　［44］
　　林可勝擔任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委員會主任。1937年底，他在漢口建立了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
隊並親任隊長。總隊的主要任務是：組建具有相當技術力量和設施的醫療、醫護隊並將其派往前線和
後方的各部隊醫院協助醫護工作，籌辦各種醫藥器材，組織運輸隊以運送藥械和傷病員，協助當地的
民眾進行救護工作［47］。當時形勢嚴峻、困難重重，最大的難處是缺乏人手、資金不足和藥械短
缺。為爭取更多的力量投入救護工作，離開香港前林可勝曾給駐華醫社的格蘭特(J.B.Grant)去信(在
當時環境下他已不可能直接給北平方面去信)，希望通過他向協和求援。他在信中提出幾點希望：(1)
協和改變其辦學方針，為抗日服務；(2)在協和工作的留學回國教職員全部到南京去幫助抗戰；(3)協
和校方為所有南下抗戰的教職員保留職位。他還堅定地重申了自已的觀點：

　　“我必須說，我不能回到日本占領區去工作。……我的初衷是為四萬萬人民服務，而不僅僅是華
北的一萬萬人。駐華醫社對此持何態度?難道華北應當由日本控制?我相信，許多教職員是(或可能是)
不願在這種情況下無動於衷的。”［48］

協和校長雖說“對一個於自己祖國的富強有着強烈意識的人無可指責”［49］，然而，由於美國尚未對
日宣戰，因而沒有改變辦學方針。儘管如此，林可勝憑着自己的聲望和影響，爭取到許多協和醫護人
員及學生參加到他的工作中來，其中多為當年(1932—1933年)協和救護隊成員［43］。他們承擔了
大量的組織、訓練工作，成了各救護隊的領導和骨幹，至1939年，已帶領數十個救護隊遍布全國從
南到北的每一個主要戰場［50］。隨着戰事的擴大，救護力量仍顯不足。為此，林可勝於1939年前後
成立了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並擔任所長。幾經周折，該所落腳於貴陽郊區圖雲關，並發展成戰
時最大的救護人員訓練基地，先後為部隊培訓各級醫護人員數萬人，貴陽也因之成為戰時中國最大的
醫療中心［7，51］。1941年，林可勝又派人在陝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建立了5個分所［47］
。與此同時，為了戰時和戰後重建醫學教育的需要，林可勝還計劃把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及其分所逐
步辦成醫學校，並計劃根據“教育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先辦一所6年制軍醫學校［52］(目前尚缺足
夠資料證明林可勝計劃中的這所軍醫學校當時是否建成，該校並非當時已在貴州安順的軍醫學校，後
者始建於清末)。
　　為解決藥械、資金不足的問題，林可勝四處聯繫在國外的朋友、同事，呼籲國際社會幫助中國。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政府對援華持不積極態度，為此林可勝在致駐華醫社的信中表示出強烈的遺
憾：

　　“(局勢)多少次都是那樣地毫無希望，以致我們不得不感到：正義和民主只有在天堂才能找到。
我們經常自問，有着宗教和理想主義的美國為什麼對侵略者的行徑不去加以制止?……難道美國真的
把其貿易利益置於一切之上?”［50］

面臨種種困難和挫折，林可勝始終堅持不渝。由於他的影響和多方努力，加上國際戰場的局勢變化，
中國的抗日救護工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來自各方(包括海外華人)的大量經濟資助和藥
械、書刊等紛紛寄到了救護總隊，有力地支援了救護工作。
　　作為戰地救護工作的領導者，林可勝還多次冒着生命危險親自指揮於救護前線。1942年，他帶
領醫療隊參加了來華幫助抗戰的美國將軍史迪威(J.W.Stilwell，1883—1946年)領導的遠征軍行
動。經過26天的艱難跋涉，穿越了被日軍封鎖、無路可循的緬甸叢林，終於完成了任務。林可勝在這
次行動中的出色表現使他獲得了美軍的高級勳章［53］。
　　林可勝對中國科學和國家的貢獻感動了美國科學界。1942年4月28日，他被一致通過，當選為
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據記載，他當選的主要原因是：

　　“中國生理科學的先驅、把所領導的生理系保持於高水平、成功地吸引了非常有為的年輕人投身
於科學事業、創辦了《中國生理學雜誌》並對之貢獻、建立了中國生理學會，以及把現代醫學和外科
學應用於中國現實需要的傑出能力。”［54］

　　然而，這樣一位捨生忘死、忠誠報國的科學領袖自1941年起卻不斷承受着來自內部的種種摩
擦。林可勝在國際科學界和社會上的影響頗使一些人忌妒，而他那為人正直、剛正不阿的性格又使他
不能適應國民黨政府的官場習氣、應酬複雜的人事關係。他主張聯合抗日，曾派救護隊去延安工作，
並向延安調撥醫藥物資［50］，這些使別有用心的人找到了排擠他的藉口。1942年下半年，他被迫辭
去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工作。1943年初，由於被指控為“濫用資金”、“共產主義”和“瀆職”而被從戰
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所長位置上撤職查辦［55］。儘管審查不得結果，仍於1944年初被“清除出局”，處
於失業狀況［56］。他在美國的朋友們對他的處境極為關切，紛紛為他在美國大學聯繫工作，請他赴
美。英國著名生理學家希爾(A.V.Hill，1886—1977年)教授也表示歡迎他去英國［57］。然而，林
可勝去美國後選擇了參加美國醫藥援華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的工
作，並於不久回國，作為援華會的顧問繼續為爭取抗戰的勝利而工作［58］。
　　1944年末，國民黨內部人事調整後，林可勝被任命為國民黨軍醫署長［7］，恢復了對戰地救護
工作的組織、領導。為保證讓有限的受過正規醫學教育的人才全力為抗日救護服務，林可勝曾致信美
國有關方面，請求暫時不要考慮給有關人員留美獎學金，並希望在戰事緩和後安排一些服務年限較長
的人員赴美恢復健康、更新專業知識。［59］。恢復工作後，林可勝義無反顧，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他的美國朋友們深知他的性格，暗暗地為他擔心［60］。

5　“解甲歸田”，再返科壇

　　隨着國際戰場局勢的變化，抗戰勝利的曙光已經顯露。為了在戰後能很快恢復科學研究，1944
年底，林可勝籌劃成立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委託其學生馮德培負責具體實施。1945年1月1日，
該所籌備處成立［61］。為發展戰後軍醫教育，勝利後，他將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與在貴州安順的軍
醫學校合併，在上海組建了國防醫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他滿以為一切可以重新開始。然而，不久
戰事再起，他的計劃仍難實現。為人正直的林可勝在經歷了種種磨難後，此時對政府當局的腐敗官僚
已失去信心。1948年末隨校遷往台灣後不久便辭職赴美。
　　抵美後，在老友艾維教授的幫助下，林可勝在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醫學院任客座研究教授，再度
進行消化生理學的研究工作。儘管離開實驗室已愈12年，紮實的功底仍使他很快地適應了研究生活。
這裡不象昔日在協和那樣，有不少學生當助手，開展自己的課題研究；只有一位不很得力的助手，因
而包括遛狗在內的許多雜事都得自己親自去干。作為一名傑出的生理學家，林可勝對此並不計較，重
返科學舞台是他的心願。翌年，林可勝改任內布拉斯加州的克萊頓大學生理藥理系主任教授［4］。
1952年起，任職於印第安那州麥爾斯實驗室(the Miles-Ames Research
Laboratory,Elkhart,Indiana)，為生理藥理部主任，一度主持包括治療熱帶病在內的化學藥物的研
制及生理機制的研究［62］。1959年起，擔任麥爾斯新成立的醫學科學研究實驗室(Miles Medical
Sciences Research Laboratory)主任，直至1967年退休。
　　正是在麥爾斯實驗室，林可勝開始了他富有成果的晚年科學生涯。他在這裡從事痛覺的神經生理
和鎮痛藥作用機制的研究，先後發表約20篇有關論文。直至去世前不久，還為《生理學年報》
(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完成了一篇關於痛覺的綜述文章［53］。國外有學者認為，“或許
正是這項工作，使他被人們永遠銘記”。［1］
　　對於痛覺的機制，過去醫學教科書中一直認為，疼痛感受器僅僅是對傷害敏感的感受器(傷害感
受器)，當這些感受器的神經纖維或感受器本身受到損傷時，就會產生痛覺。林可勝的工作改變了這
一傳統看法。他通過大量實驗研究證明，傳遞痛覺的感受器是對化學敏感的，身體的任何部位都可能
通過各種化學途徑產生疼痛，而不需物理損傷。儘管損傷也產生痛覺，但引起痛覺的生物刺激物是化
學性的。任何局部受傷出血往往都會伴隨着氫離子(H+)的增加，在組織損傷或在傷後的癒合以及在
發炎形成的過程中，會有令痛覺產生的化學物質，如緩激肽等形成。林可勝還發現，作為化學感受器
的痛覺感受器不僅可以接受導致痛覺的化學物質，而且還可以接受那些在結構上與致痛的化學物質相
似、但不會致痛的化學物質。因而，通過以這些非致痛的化學物質來“占領”痛覺感受器，就可以制止
疼痛的發生，著名的鎮痛劑阿斯匹林就是以這種方式產生作用［63］。林可勝以狗為實驗對象，進一
步用交叉灌流實驗證明，阿斯匹林及其類似的鎮痛劑的鎮痛作用在外周，而嗎啡和其他麻醉劑則作用
於中樞。為了驗證中樞和外周作用的區別，他還把緩激肽注射於人體腹腔和動脈進行試驗，並曾以自
己為試驗對象，將實驗情況用影片記錄下來。［4，6］林可勝最後的工作是用螢光顯微鏡研究吸收阿斯
匹林的痛覺感受器，他在一篇逝世後發表(1970年)的論文中提出，終止在血管旁的無髓游離神經末
梢分支可能就是疼痛的化學感受器［64］。
　　林可勝關於痛覺和鎮痛機制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國際學界的重視和公認。他在晚年再度活躍於科學
舞台，充分展現了其大師風采。1962年，林可勝成為麥爾斯實驗室的唯一高級研究員及新成立的麥
爾斯科學協會的終身名譽會長［53］。麥爾斯實驗室知人善用，為他的成功創造了外部條件。

6　不幸逝世，精神永駐

　　林可勝以自己傑出的科研水平和科學事業的組織才幹贏得了國際科學界的尊敬。除了擔任英國皇
家學會會員和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外，他還是德國自然科學院名譽院士(1932年)、美國胃腸學協會
名譽會員(1946年)、美國外科學院名譽研究員(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以及英國皇家
物理學會、皇家醫學會、英國生理學會、美國生理學會、美國自然科學榮譽學會(Sigma Xi)等學術
團體的成員。他在自己一生所經歷的學者和愛國將領這兩種生涯中，始終保持着朝氣蓬勃的幹勁，全
心身地投入。
　　晚年，他雖身在他鄉，仍心繫中華，多次回到台灣和香港從事講學和研究，培養研究生，並安排
中國醫生在美國接受研究生訓練事宜。直至去世前一年，還去台灣，為在那兒成立一個神經生理學實
驗室工作了半年。他深深懷念在協和工作的美好時光，曾數次致信給在紐約的駐華醫社的朋友，請求
幫他尋找一些當年協和生理系的照片底版，以便複製、保存。他關心着大陸的情況，1968年途
徑香港時還托人打聽協和及林樹模等協和老友的情況［65］。
　　1967年5月，林可勝經過短期吞咽困難後，被查出在其食道三分之一處長了鱗狀細胞癌，鈷60
放射療法最初對他效果很好，1968年去台灣時，那兒的同事認為他的食道幾乎正常。但秋天回到美
國後，病情開始復發，並於次年2月開始惡化。儘管林可勝以頑強的意志與病魔進行了不懈的抗爭，
但芝加哥的醫生們對捲土重來的癌細胞已束手無策，他們為他先後實施了食管機械擴張術和胃造瘺術
以改善他的營養狀況。獲知生命無可挽回後，林可勝在妻子張女士(Tsing-Ying Tsang，外籍華裔，國
民黨元老張靜江之女，1946年與林可勝結婚)、兒子吉米和一位醫生的護送下乘飛機抵達在牙買加首
都金斯敦的兒子家。他的女兒埃菲也從英國趕來。在享受了幾周家庭的天倫之樂後，林可勝於1969
年7月8日平靜地去世。他的家人和摯友於7月10日為他舉行了一個簡單的悼念儀式［66］。
　　林可勝去世後，他生前所在的麥爾斯實驗室醫學事務副總裁米勒博士致信駐華醫社，簡要回顧了
林可勝的生平，高度評價了他對中國和世界科學所做的貢獻，以及他為國家利益所做出的努力［53］
。由於林可勝曾任中將軍銜的國民黨軍醫署長，因而，在大陸“史無前例”的時代，儘管遠隔重洋，他
也仍少不了成為被攻擊的對象，與他關係密切的同事學生也難免受到牽連、專政。直到80年代初，人
們對肯定他的功績仍心有餘悸。
　　黑白顛倒的時代已經過去。今天，我們欣喜地看到，當年由林可勝等老一輩生理學家開創的中國
生理學事業，經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已有了長足的發展，不僅規模壯大，各分支學科建設得門類齊
全，而且有些成果能屹立於世界先進之林。林可勝在台灣培養的研究生如今正與大陸生理學家攜手共
進，致力於發展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與合作，為促進中國生理學事業在新形勢下的快速發展而努力。
願林可勝精神永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