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報教授必須要在《歷史研究》發表文章嗎？ |
| 送交者: dazhang 2002年07月21日03:17:43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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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教授必須要在《歷史研究》發表文章嗎？——兼談北京師範大學職稱評審規定的非科學性
按照《北京師範大學關於專業技術職務任職基本條件的規定》（2002年5月28日校長辦公會議通過）要求申報教授的基本條件之一是：“文科教師的學術論文，至少應有其規定總數的2/3發表在CSSCI確定的刊物上，2004年後原則上應當在規定的一級學科最優刊物或SSCI上發表學術論文。”如果筆者沒有理解錯的話，那麼歷史學屬於一級學科，世界史學科屬於歷史學下的二級學科，美國史學科屬於世界史學科下的三級學科。這意味着，如果北師大歷史學系的教師要申報教授參評就得要在校方“規定的一級學科最優刊物”即`《歷史研究》上發表學術論文，因為作為“一級學科”的刊物，在北師大規定的歷史學科刊物名單上唯有《歷史研究》這一家。 任何一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都不難發現,北京師範大學的這個《規定》不能作為客觀衡量文科學術水準的基本依據，因而是不科學的；由於與如何評估高校歷史學研究成果的實際並不相吻合，因而是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的。這樣的形式主義規定,還使得《歷史研究》這個刊物難以承受，因而是異想天開的。說句未必中聽的大實話,這很可能也是學校領導當局在學術管理中嚴重存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思維方式的表現。如果一定要按照這種長官意志的《規定》來規範學術和教師職稱的評定，其結果雖可開列一些報喜不報憂的“成績單”，但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將是巨大而持久的,危害也是非常明顯的。 為什麼說不能把所謂“一級學科刊物”上發表文章作為衡量學術水準的基本依據呢?因為論文學術水平的衡量主要應依據論文的創新程度和質量，而不是論文在哪一級學科的刊物上發表。論文的學術水平和刊物的級別絕不能劃等號，如果硬要將兩者劃上等號，無疑是把形式等同於內容，把學術問題簡單化、數字化（量化為發表在哪一級刊物上）。如果這樣，那麼,即使是一個普通的信息員、一位不大懂或不真正懂得人文學科學術的人，也能夠輕而易舉地領導文科學術工作了。 事實上，非“一級學科”刊物上的學術文章並不一定比被校方劃為“一級學科刊物”的文章學術水平低。例如“二級學科”刊物（《世界歷史》、《近代史研究》等）上的文章、“三級學科”（例如《美國研究》、《日本研究》、《抗日戰爭研究》刊物等）上的文章，或者在高等院校學報上的文章（請問學校主管《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算在哪一級學科里?）以及一些地方或學校主辦的綜合性學術刊物上的文章（如《史學月刊》），就學術水平而論，也有相比《歷史研究》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學術水平要高的。）筆者曾就1993-2001年《美國歷史雜誌》上發表中國學者論文目錄的所在刊物來分析，指出：“數量最多的刊物是《美國研究》共131篇，占總數的32%,即10篇里有三篇是發表在《美國研究》上的，表明《美國研究》是我國學者發表有重要學術影響的一個主要陣地。發表《世界歷史》的篇目共61篇，《歷史研究》的篇目共36篇，《近代史研究》共10篇。”“值得一提的是不被北京師範大學等某些高校認同從而不享受論文獎勵津貼的刊物，也有一些有重要學術影響的刊物受到推薦，如《太平洋學報》這樣有影響的刊物也不再“獎勵”之列，而該刊物有19篇文章被《美國歷史雜誌》推薦。”[1]如果按照校方的《規定》那麼發表在《美國研究》、《世界歷史》、《近代史研究》、《太平洋學報》等刊物都夠不上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文章的學術水平了。以下面列舉的1997-2001年間《歷史研究》發表涉及美國史和中美關係史的學術論文共24篇（總論1篇、中國近現代史8篇，世界史15篇），按此比例計算，1992-1996年間5年也該有24篇，合計1992-2001年間估計有48篇，但實際上被推薦的《歷史研究》文章，只有36篇，就是說有1/4篇目發表在《歷史研究》的文章未被推薦。 一篇學術論文的學術水平的高低及其所論述內容歸屬於哪一級學科,並無必然聯繫，一篇文章就其學術觀點、或所採用的資料、或組織的結構等方面富有新意以至創新價值的學術論文，在發表刊物類別上，有一級學科的刊物，也有二級、三級學科刊物，還有高等學校學報、綜合性刊物以及其他類別刊物。另外又有並不屬於刊物的報紙上發表的學術文章。以是否屬於“一級學科”的刊物來衡量學術水平，這不是典型的形式主義嗎？幾級學科的提法本身並不能概括學術論文的發表場所類別的全部。 這裡附帶指出，認定學術論文只含“刊物”，而不包括“報紙”是很不公正，因而也不科學的，因為，也有學術論文是發表在報紙上的。[2]筆者以為以“報刊”代之“刊物”要更加符合學術界的實情。 說《規定》與高校歷史教師的學術研究成果實際不相吻合，又是《歷史研究》這個刊物難以承受的重擔，是因為高校歷史教師的大量學術成果並不主要發表在《歷史研究》上，而是散見於包括《歷史研究》在內的各種不同類型的刊物上，其中包括學術性和學術性為主的刊物，也包括非學術性刊物上的具有學術水平的文章，還反映在不屬於刊物的報紙上的學術文章和以書代刊的學術論文集上。由於各種刊物的辦刊宗旨和對象不同，也由於刊物編輯部的責任編輯一般都有着自己的基本作者圈，而學術規範又尚待完善。所以一篇學術質量相似的世界史、中美關係史的學術論文，《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美國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史學月刊》、《太平洋學刊》、《蘭州學刊》等都可能採用，而按照“一級學科”刊物的分類，豈不是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同樣學術水準的文章只因為刊登在《歷史研究》上而學術水平似乎也“高”很多？而如果發表在《太平洋學報》上則什麼都算不了，這符合學術實際嗎？這種界定法的後面存在的非學術因素，早有文章指出了，學校主管當局怎能對此不認真思考呢? 如果一定要將評教授、評博導、評重點學科、評學校排行榜之類和是否在《歷史研究》發表文章掛上鈎，都要將優秀學術文章發表在《歷史研究》上，這既非《歷史研究》的初衷，也非《歷史研究》所能承受的，即使《歷史研究》編輯部中個別編輯有這個願望，實際上也沒有這個消化能力。 為了檢驗上述見解的可信程度，筆者查閱並分析了1997-2001年間《歷史研究》發表的全部文章目錄，同時也分析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師這五年間在《歷史研究》上發表的文章數量，現將初步結果公布於下： 年度 中國古代史 中國近現代史 世界史 總論 書評 札記 討論 其他 合計
1997-2001年間,《歷史研究》發表的各種不同類型的文章說明： 第一,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總論四項共315篇，占總數的65%，即總數的2/3，這些文章是被北京師大學術主管部門認可的學術文章。其他如書評、札記、討論、述評等類能否被認可還屬有待評估認定的範圍，這裡暫且不提。 第二,中國古代史學科共109篇，占315篇中的35%;中國近代史學科共101篇,占32%;世界史學科共60篇,占19篇;總論共45篇,占14%,其中世界史5篇,占1/9。從數量上說，《歷史研究》發表的學術論文占第一位的實際上是中國近代史，因為就歷史時間來說，中國古代史要比中國近代史長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 第三,在中國近現代史欄目的101篇文章中，除了1999年第5期上發表了牛軍的《新中國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徵》的文章外，沒有一篇是有關當代中國史內容的。就是說，《歷史研究》並不發表有關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文章。為何《歷史研究》不發表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文章，筆者不知底細，因為當代中國史當然屬於歷史研究的範圍，世界史的文章有相當一部分是有關當代世界的（共13篇，占世界史文章的22%），為何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文章反而不能發表呢？ 按照必需在“一級學科”上發表文章的《規定》，豈非斷了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教師申報教授職稱入門證?何況，當代中國史研究是我們應當大力倡導加強研究的領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範圍，從時間上算僅僅1840-1949年的109年時間，109年時間就占了整個歷史研究的32%，是不是太多了點?換句話說，對於歷史學科的教師來說，規定必須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文章，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教師自有其特別的有利條件。對此，想必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管北師大文科的黨委副書記兼常務副校長應該是很明白其中的奧秘的。 第四,通過分析1997-2001年間《歷史研究》發表的學術文章，我們會有一個十分深刻的印象:名義上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文章人人平等，實際上遠非如此。缺了當代中國史，世界史的篇目過少，近代史太多，這種情況說明了什麼呢？
1997-2001年間《歷史研究》上發表北師大歷史學系教師的全部文章如下： 張守常：說《神助拳，義和團》揭帖 1997年第3期 由上可見： 第一,5年間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師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文章共12篇，平均每年2.4篇。 第二,其中，張守常教授已經退休；在職教授的文章8篇6人（黎虎、趙世瑜、顧誠、楊寧一、何茲全、晁福林各1篇，趙世瑜3篇，其中2篇作為第一作者與人合寫）。 第三,在職副教授的文章3篇(李少兵、王培華、侯樹棟各1篇)。 第四,如果對照歷史學系20名現任教授中，有14人5年間沒有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文章，其中包括：原北京市史學會會長龔書鐸教授、現任北師大常務副校長鄭師渠教授、破格提拔的具有碩士學位的歷史系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楊共樂教授、歷史系現任總支書記史革新教授和系主任，上述五位均為博士生導師,其中有4人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好了,既然歷史學系的所謂學科帶頭人在1997-2001年間都沒有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文章，那麼,怎能要求那些尚被排擠在教授大門之外的年輕人“原則上應當在規定的一級學科最優刊物”發表文章呢?筆者深信，他們絕非由於水平問題而沒有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文章，既然如此，其他教師，也該是同樣情況了。如果要求教師必須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文章，那麼上述五位及所有任職教授是不是都該率先發表才是呢? 第五,1997-2001年間，北師大歷史系教師中晉升為教授者,超過了10人，在此期間,他們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文章實際上只有兩人，那麼,按照目前的規定,其他幾位是否需要補課呢? 第六,作為一個參照系，筆者查閱了1989年《歷史研究》上發表的文章目錄，共95篇，其中屬於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總論四類的學術文章（即為北師大行政主管認可的“學術論文”）共69篇。在這69篇中，北師大歷史系教師的文章就有趙光賢、何茲全、顧誠、王檜林、龔書鐸、房德鄰、劉宗緒教授的7篇。其中趙光賢、何茲全兩位老先生為終身資深教授；王檜林、劉宗緒兩位教授已退休；房德鄰教授已調任北大歷史學系教授。可見，1989年比1997-2001年間師大歷史學系教師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文章的概率要大得多，前者7篇,後者年均2.4篇。究其原因不能僅僅歸於現任教師向《歷史研究》投稿不力，恐怕和近些年來教授大幅增加、博士學位獲得者大大增多，《歷史研究》稿源增多有關。 第七,如果我們推而廣之，在這個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大躍進”的時代，在歷史學科領域有多少教授、多少教授資格申報者、多少博士學位攻讀者、多少博士生導師期望在《歷史研究》上占有一席之地。假如《歷史研究》全部刊登申報教授資格者的文章，僅以北師大歷史學系5年間晉升10名教授，每人在《歷史研究》發表一篇文章而言，則需有10篇文章在《歷史研究》發表，僅此一項占去了1/30，如果有全國30所類似北師大歷史系的情況，豈不被“必須”所全部瓜分了嗎?那麼，其他院校呢？社會科學院系統呢？博士生們呢？退休教師們呢？他們的蛋糕怎麼辦，從哪裡切？如果《歷史研究》全部或大部分發表“必須”文章，那這個被認定為“一級學科最優刊物”還能保持真正的“最優刊物”嗎？
現在我們再來研究一下北京師範大學獎勵教師和研究生科研論文成果的《文科期刊目錄》的非科學性。按照這份《目錄》，自1997年以來凡發表在《目錄》所列ABC三類期刊中的學術論文，均享有1000-5000元不等的科研津貼，其中A類為《中國社會科學》、《新華文摘》、進入SSCI檢索的國外學術刊物（須用外文發表）三項，B類包括《統計研究》、教育研究》、《中國圖書館學報》、《新聞與傳播研究》、《社會學研究》、《法學研究》、《政治學研究》、《經濟研究》、《考古研究》、《歷史研究》、《文藝研究》、《文學評論》（中文系）、《外國文學評論》（外語系）、《中國語文》（中文系）、《語言文字研究》（漢教學院）、《外語教學與研究》（外語系）、《世界宗教研究》、《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管理世界》、《心理學報》、《民族研究》等22種期刊。C類的473種期刊。筆者已有專文質疑它的公正性[4]。 這裡要補充指出的是，B類期刊的規定把教師搞得十分暈頭轉向。要說“一級學科”，文科怎麼冒出了22種“一級學科”？要說是為了在北師大各系搞平衡，那麼為何歷史學系只有一項，中文系包含了三項，外語系包含了兩項，原政教系包含了三項，經濟系包含了兩項。從《規定》來看，顯然《期刊目錄》的分類是和《規定》相配套的，也就是B類期刊相當於“一級學科”了。 對於文科學術量化的弊端，筆者已有多篇文章發表，茲將目錄附後，不再贅述。[5] 筆者建議：學校主管當局終止關於學術工作中許多不適當的行政干預，給學術發展以儘可能多的自由空間。 寫於2002年7月12日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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