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科學設崗還是“因人設崗”？——評北京師範大學學術職務聘任中的不正常現象
時間:2002年7月15日 作者：黃安年(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學術交流網

今天中央電視台早間新聞播發了人事部關於深化職稱制度改革將從三個方面入手的消息，強調要以科學設崗為基礎，以加強單位自主聘任為核心，真正建立起“按需設崗、按崗聘任、競爭擇優、優勝劣汰”的用人制度；要大力推進職業資格制度，抓緊制定執業資格制度管理的法規文件。要拓展人才評價內涵，從重學歷、重資歷逐步向重能力、重業績轉變。（詳見《北京日報》2002年7月11日報道）

筆者以為，高校職稱改革也應遵循這一精神，關鍵是要真正做到科學設崗，反對因人設崗，排除學術職稱評定中的人際關係、權力等各種非學術因素的干擾。現在，人們大都認同科學設崗，不大敢明目張胆地“因人設崗”。但問題在於，在設“崗”問題上，如何界定是科學設崗還是因人設崗或者是設崗失當？

記得五六年前，北師大在遴選博士生導師時，規定年齡已經超過58歲的教授原則上不能申報，但是這條原則並不排除“因人設崗”這一例外。學校當局專門給了一位當時已經59歲的歷史系總支書記這一“優秀黨員”教授破格設“崗”、帶名下達的博士生導師指標，由於歷史系世界近代現代史專業當時並沒有博士點，因而即使“設崗”也無法“正名”，為了解決這位世界現代史教授的“因人設崗”問題，聲稱“按需設崗”的校方某當事人別出心裁地提出可以跨學科申報的方案，於是這位並不以研究中美關係史為專長的美國外交史和“人權專家”，即輕而易舉地在歷史系被遴選為中國近代現代史專業的博士生導師，與此同時，該學位點所屬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的一位已經從事近40年中國現代史專業教學和研究、並有重要成果的教授卻被殘酷地擠下去了（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兩人是1954-58年的大學同窗，按理說，這個博士生導師的名額該是一直在中國現代教研室的教授）。這件事當時在系內外弄得滿城風雨，但因是帶名下達、領導拍板，所以，誰也奈何不得。

現在已經事隔幾年，風波也已淡化，對於這位招了第一屆也是最後一屆的博導來說，他大概早已不再招收什麼博士生了，按說也就不該再宣稱自己是什麼博士導師了，即使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當過博士生導師，也最好註明是原博士生導師，或許更為貼切，但由於博士生導師這個頭銜好像終身使用會帶來好多利益，還是隨時掛在嘴邊上好。對於中國現代史教研室來說，世界現代史的外來戶占了一個“崗”，那麼，他為中國現代史和中美關係史研究做出了什麼特別貢獻呢？只有天曉得。中國近代現代史博士點的中美關係研究究竟有何新進展？也很難看到。

客觀地說，我倒以為，該系另一位從事美國史和中美文化關係史研究、具有碩士學位的副教授的研究成果，如果按照“重能力、重業績”來說，要比上述這位跨學科“設崗”的博導要大得多（不妨公開雙方成果在這個領域的科研成果）。如果真想兌現為中國現代史“科學設崗”、“按需設崗”的話，現在為何不可讓這位副教授參加中國近代現代史學科去申報教授資格、去“競爭擇優、優勝劣汰”呢？這樣一來“設崗”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了嗎？請問學校決策者，像五六年前那樣，專為那位行將退休的教授而“設”博導“崗”，這樣的設“崗”，究竟是“科學設崗”還是近水樓台、因人設崗呢？誰都能說，這是“按需設崗”，問題在於這個“需”字，出於什麼考慮，是否存在非學術因素，是大可探究的。

再說學科的設置與“設崗”關係密切。舉個例子說，北京師大歷史系在1952年院校調整後是史地系，其後歷史單獨設系，同時學校還有政治教育系分設哲學、經濟學、中共黨史三個專業。文革後政治教育系與時俱變，分為哲學系、經濟學系、政法所三個單位，現在則分得更多了。本來歷史系的教授數量是多於政教系的，但是自從政教系一分為三後，他們的教授“崗”位則大大多於了歷史系。分了就有“崗”，不分就沒“崗”或少“崗”，其中奧妙，大家從會中獲益良多。新增一個系、所、室，就有新的“崗”增加，恐怕這也是學術機構越來越多、“崗”越設越多的一個因素吧。因為有了這個“崗”，就意味着在職稱、待遇、地位、資金到位……。設想如果來個總量包幹控制,那麼,多設一個“崗”，就意味着蛋糕被多切掉一塊，如果那樣，誰還敢隨意“設崗”呢？如果，多一個“崗”多一份待遇、地位、資金……，個人多拿錢，上面多撥款，反正是花納稅人的錢，這不很容易形成學科“崗”、管理“崗”、重點“崗”越設越多的高校怪現象嗎？

學科設置並非固定不變，何況學科中的重點領域和非重點領域呢？學科重點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的功夫，更非人為炒作包裝所為，即使試圖人為營造重點學科也難以兌現。多年來，北師大歷史系的學科重點顯然是中國古代史，而不是中國近代現代史，更不是世界史。迄今在北師大文科引為自豪的6位文科資深終身教授名單中，歷史系就占了一半，共三位（白壽彝先生、趙光賢先生、何茲全先生……需要指出的是，北師人事處在網上公布的名單不確，漏掉了白壽彝先生，這是很不嚴肅的，如果說白壽彝先生已經病故而沒有列上的話，那麼為何同樣已經去世的鐘敬文先生、肖璋先生卻列上了呢？）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三位資深終身教授的研究領域全部屬於中國古代史，而中國近代現代史並無一人。儘管歷史系的中國古代史領域不一定能永遠獨占鰲頭，但迄今的第一把交椅仍然非它莫屬。如果重點的位置排錯了，則既和歷史系的實際不符，又將影響歷史系的學術發展。有一陣子學校某些領導人似乎在這個問題上試圖改變位置的排列。

說中國古代史領域是學科重點，並不意味着中國近代現代史、世界史和其他學科領域不重要，不能突出重點而削弱非重點，更不能造成“偏癱”症。1999年3月20日筆者向校方提交了《歷史系本科選修課出現“偏癱”症——1998-1999年第二學期本科教學巡視報告之四》，提到本科課程中世界史課程過少這一“偏癱”症的表現、影響和原因，指出它可能影響本科學生選學知識結構的失衡；可能影響本科生的就業和考研的選擇面；不僅影響世界史學科發展，而且最終可能帶來“兩敗俱傷”的後果。（《學術交流網》（www.annian.net）/學術問題評論/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5月8日發布）

2001年3月，筆者在《學科“整合”與“偏癱”現象》中曾提到：目前學校正在組織新一論的“申報重點學科建設”大會戰，以至於我這個已經淡出的教師還能感受到學校營造的氣氛，學校電視台重點報道和學校主樓前的巨幅標語顯示，只要你多爭取一些重點建設的學科，似乎就意味着學術地位、學術成就，就意味着財源滾滾而來、人才接踵而至，就意味着學校的榮譽。我不清楚學科“整合”的實際後果究竟如何。我不反對發展重點學科、“品牌”學科，但是我更主張下大力氣走提高整個學術水平“共同繁榮”的道路。我只期望我們的學術事業應該越“整”越好，越“整”越開放、越“整”越繁榮，而要提防越“整”越“偏癱”、越“整”越不協調。（學術批評網/ 2001年3月28日首發；《學術交流網》（www.annian.net）/學術問題評論/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5月8日發布 ）

說學科指導思想上的“偏癱”症導致學科設“崗”上的失當，這絕非危言聳聽。近年來中學歷史課程設置上將原來的世界史高中必修改為高中選修，就是一大失誤，這種失誤不僅在兩三年間使全國高中學生中將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不學世界歷史（因為理科高考並不考歷史），從而在普通教育中的合格生中有三分之二可能是普及教育階段的“球盲”；而且對於中學歷史教師隊伍的穩定和發展也會造成嚴重衝擊；進而有可能對於高等師範教育的歷史系世界史的發展帶來嚴重負面影響。（請見拙文：《面向世界，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 》，《世界知識》2001年第19期；《如何改進歷史素質教育？》，2001年12月23日《學術批評網》；《面向世界，需要了解世界——呼籲加強二十世紀世界史教育》，《人民政協報》，2001年11月6日；《應當警惕“偏癱”症與“球盲”病 》，學術批評網/學界觀察 /2001年12月28日首發，《學術交流網》（www.annian.net）/中學歷史教材/2002年5月1日發布 ）

顯然，如果指導思想上失當，那麼“設崗”的“按需”也就發生問題，該“需”的不設，不該“需”的卻設了，這樣的設崗科學性怎能不令人生疑呢。

現在回過頭來說北師大歷史系世界史學科的“設崗”問題。在現有歷史學系教授20人中，世界史學科教授僅有4人，其中兩人的領域是世界古代史領域（古希臘史、古羅馬史），另外兩人，一位是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西方思想史），另一位是世界現代史教研室主任（日本史）。這種崗位失調的情況並非正常現象，不僅會影響世界史領域的學術發展，而且也影響包括中國近代現代史在內的整個中國史研究、史學理論、歷史教育論的發展。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去年和今年在學校下達的“設崗”指標中，並沒有設立世界史的教授崗。正如我已經反覆指出的，在北師大歷史系，世界史學科本來就已患上了嚴重的“偏癱”症，連續兩年又不予理睬，這樣的“設崗”究竟是否合理？作為參照系，在三年前世界史領域一位年輕副教授因順利“設崗”而捷足先登，現在已經是博士生導師、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可是，莫名其妙的是，誰知打那以後他成了世界史的“末班”“崗”！如果客觀評估，如我在《評北師大學術職稱評定中的“唯文憑化傾向”——1955年以來出生的教授必須有博士學位嗎？》（《學術交流網》/學術問題評論/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7月5日首發）一文中所分析的，同樣條件，由於一個“設崗”而另一個不“設崗”，兩種截然不同的待遇，這樣的“按需設崗”和“因人設崗”有何區別呢？

如果真正從“重能力、重業績”來遴選，那些“設崗”的“硬指標”恐怕都得大大簡化以至廢止，因為目前的那些所謂“硬指標”造成的“人為設卡”，就全系來說，說相對更加優秀的上不去，而雖然相對不那麼優秀、但具備校方精心測算後制定的“人為設崗”反而上去了，其結果將可能導致北師大教師隊伍整體素質的下降。這種“武大郎開店”式的職稱聘任，不能不使人懷疑，目前北師大是否在教授是否“設崗”問題上業已存在越來越多的非學術因素的嚴重干擾？

本來“設崗”對於已經在崗的和新設崗的教師應當一視同仁，現在的情況則是前者過寬，而後者過嚴，迄今我們還沒有看到有教授“下崗”的。不僅如此，而且還宣稱這次定“崗”後管幾年之類，似乎傳達了相對穩定不變的信息，給人以維護既得利益的感覺，缺少“競爭擇優、優勝劣汰”的氣氛，連末位淘汰制也沒有。按照這種“設崗”，以北師大歷史系世界史為例，如果四名“崗”幾年內保持不變，那麼，豈不是世界史現有的幾位年輕的副教授都沒有晉升的盼頭？因為現有的教授最早也要過10年才到退休年齡。

這裡還要提到，既然“設崗”就會有人在崗，有人離崗，在高校如何切實保障廣大教師大合法權益，是個十分重要的政策問題。職稱制度改革不能違背《教師法》授予教師的合法權益，這一問題應引起是我們的管理幹部特別注意。目前，在一些高校，長官意志的行政干預過多，重視和保障教師的合法權益則明顯不夠。有的人從普通教師崗位上火箭式地躍居領導崗位後，則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其“訓”人之舉、“整”人之舉，令人匪夷所思。

再從向前看的角度來考察職稱“設崗”問題。我們不僅要關注已有的重點學科，而且要注意它的旁側效應和前瞻預測。這裡說的是從協調的角度、發展的角度來關注“設崗”。我們還是以中學歷史課程改革為例，新一輪的高中歷史課程改革將會有新思路出台，一旦得到教育部主管部門認可並逐步推廣，有可能打破嚴格區別中國史課程和世界史課程的傳統模式，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史尤其是世界近代現代史的地位將更加凸顯，原來世界史作為弱勢學科將會由於社會的需求加大而得到增強。那麼，我們在“設崗”時是否也應該具有這個前瞻性思路呢？

我們總是講以人為本，其實，在高校主要就是以教師和學生為本。職稱制度的改革應以體現和維護教師權益、促進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為根本目的。“設崗”為民，不僅事關廣大教師的切身利益，而且也直接影響到高校教學、科研的發展。目前這種僅僅由少數人事管理人員進行數字測算，在主管校長的主導下，在少數圈子裡捏估，再通過一次行政“辦公會議”就作出決定，實際上是不把最廣大教師的群體利益真正放在眼裡，因此，與其說是“科學設崗”，不如說是“因人設崗”。在這一方面，儘管各個高校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問題，但就我所了解的情況而論，恐怕北師大是問題相當嚴重的大學之一。

要把北師大真正建設成綜合性、有特色的“世界知名大學”，不是靠做做決議、喊喊口號、貼貼標語就萬事大吉的；歸根結底，還是要靠廣大教師的艱苦努力和全力支持。要做到這一點，那就要切實維護教師的合法權益，真正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可是，從目前北師大教授聘任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來看，這都是事與願違的，其消極性的後果將是持續而嚴重的。

我希望學校的黨政主要領導同志，從學校發展的大局出發，愛護人才，關心人才。學校發展的關鍵，除了豐厚的財力基礎外，一是學科建設，二是學風建設，但其前提都是教師隊伍建設。教授聘任，應該成為人才激勵機制而不要異化為人才挫傷機制，更不應成為壓抑人才、排擠人才的手段。目前北師大在教授聘任工作中出現的一些怪現象，是不正常的。

作為一個畢業於北師大、在北師大工作了四十多年的教授，我耳聞目睹發生在學校的這些不正常現象，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儘管我已經退休了，但我確實希望北師大“與時俱進”，為那些兢兢業業於教學和科研、無私奉獻的中青年教師提供更好的學術創業的環境與機會，保護中青年教師的積極性，而不要對那些有作為的人才“關、卡、壓”。北師大應該是各色人才大顯身手的舞台，而不應成為傷心之所。鑑於學校近年來有真才實學的中青年學者流失得越來越多，建議學校主要負責同志認真對待和反思，並切實改進職稱聘任等學術管理工作。這也是真正愛護學校的學術名譽的根本所在。

寫於2002年7月15日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轉發 2002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