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消費黑洞有多深

朱麗華、郎豐君、王小波、徐水平、王蕾　文

是誰製造了教育消費的黑洞？

　　教育已經發展成一項龐大的產業，成為部分人走向富裕的新賣點、熱賣點，但教育是塊特殊的蛋糕，一不留神，教育消費的黑洞就會腐蝕了教育，坑害了國家和百姓。

　　教育消費居高不下，原因眾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管理不規範，教育市場中形成了不利於國家和百姓的“黑洞”。這種教育“黑洞”填鼓了個別人的腰包，卻腐蝕了教育事業，坑害了普通百姓。教育部曾多次下令禁止“三亂”現象——亂收費，亂補課，亂辦班，但並未得到根本遏制。

　　教育消費的黑洞得以形成並進而腐蝕教育的內在因素和外在環境早就存在。首先，中國人對教育的傳統觀念使百姓很容易陷入黑洞，成為受害者。中國人幾千年來的至理名言就是“學而優則仕”，認為讀書可以改變人的社會地位和命運。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人們很容易盲目地進行教育投入，不惜花大錢，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其次，中國目前的教育制度弊端一時難於消除，使得教育“三亂”現象得以蔓延。我國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經費總數1.4％的財力，支撐着占世界學歷教育人口22.9％的龐大教育體系。近年來我國明確提出“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地位。但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仍不到3％，低於發展中國家4％的平均水平，僅僅依靠政府財政投入，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難以解決教育的供求矛盾。再者，民間辦學還不足以支撐中國教育的半壁江山。近年來，雖然各種公辦民助和民辦學校應運而生，發展迅速，但教育體制缺乏相關的法律規範和管理措施，某些社會投資者惟利是圖，以種種欺騙手段套來資金和學生，使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三亂”現象得不到有效遏制。

　　為了能以分數或文憑在競爭中取勝，大量學生湧向各種學習班、輔導班，期待從中取捷徑。中國人從接受教育那天起就為考試做準備，唯有通過考試這個殘酷的優勝劣汰方式改變自己的命運。在這個前提下，考試對於中國學生來說，意義更多在於那是一道門檻。為了度過這個門檻，就需要有應對考試的技巧。在利益驅使下，各種托福班、考研班、四六級考試班泛濫，收費混亂，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

　　
教育消費，竟成腐敗的溫床

　　近幾年來，中小學亂收費屢禁不絕，已成為社會頑疾。一項對京、滬、穗三市部分居民進行的調查顯示，對目前教育收費的增長程度，有54.3％的居民認為增長過快，超出半數以上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教育已成為高檔商品，成為高消費。

　　日前，一位曾任某縣教育產業辦公室主任的人給報社發來電子郵件，信中陳述教育淨土存在“驚天不淨”，並希望通過媒體來揭露這種醜惡現象。信中這樣說——

　　我是一個大發教育橫財的教育工作者，目前退休在家。……回想這些年來我走過的致富路，很有愧，愧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想我應該把我這個“業內人士”如何在教育界“圈地洗錢”的經歷寫出來，讓人們知道在教育“淨土”上存在的驚天“不淨”，為的是提起有關部門的重視，讓更多的孩子上學，實現理想。

　　我退休前是某縣的一個教育產業辦公室主任，幾年前我軟硬兼施一路廝殺當上正職。我們的工作就是負責把學校和學生的學習用品，如教案本、粉筆、作業本、校服、紅領巾、體育用品、煤炭等等，一句話，凡是學校用的着的東西下發到學校、下發到學生的手中。我任職第一天，商人好像從地里鑽出來一樣，讓我一夜之間嘗遍“老闆”滋味。從此，我發現錢掙得太容易了，像我們這樣的貧困地區居然也能“圈地洗錢”。光說學生作業本這一項，全縣10萬學生，每個學生我要強行供10元的作業本，不要不行，僅這一項就是100萬元。我們所做的事就是讓學校收上錢，其餘的生產、運輸、發放等程序我一概不管，廠長們把事都辦了。對於廠長來說，把這麼大的一個錢包交到他手裡，他該給我多少心裡很清楚。當然，錢不能一個人要，一些部門、一些人要打點。比如，物價部門知道從街上買一個學生用作業本才0.3元，我賣給學生0.6元。要想物價局不來找麻煩，就要定期打點他們，或乾脆“聘請”管這事的人當“物價監督員”！比如有的校長說有“難處”，你就說這是某某領導的意思，你剛上任要配合工作啊。校長、教務主任、班主任都要有回扣，不然最關鍵的錢就收不上來。只要是打點好了，說不定下次他們會主動找上門來呢。

　　路走順了，財源滾滾而來。每年大量的教案本、粉筆、學生作業本、校服、體育用品、煤炭、保險、純淨水等等教育用品，天文數字般地用大卡車發到學校，我們發了橫財。一些領導也見機摻和進來。有一次，一個領導從“盜版圖書一條街”上買來一批學生用小字典，批發2.1元一本，定價11元，硬是讓我縣的5萬多小學生每人一本，按“定價”發到小學生手裡，你算算他一次賺多少？也許有人說，玄！文教局就不管？我說你這個人不是腦子有問題就是頭上少根弦。要想取得領導支持就一個字——送！送得合適了就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再接着送就有人給你出辦法下發紅頭文件，如教育經費不足啦，辦公經費緊張啦，學校有危房啦，學生服裝要統一整齊劃一啦，教育用品要經濟實惠啦，體育用品要結實耐用不然要傷着師生啦，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啦等等。這些年什麼詞都用過，都是支持教育的口號。其實明眼人最清楚，真正用到正地方的只是九牛一毛。

　　在這裡我可以說，某些地方教育產業的利潤絕大多數是被吃了、喝了、泡了、送了、貪了。“淨土”里的人一旦失去約束不比任何行業的巨貪手軟，這些年教育界一夜成為百萬富翁的不在少數。我今天揭示的只是存在於教育“淨土”上的一點現象，希望全社會的風氣正起來，讓社會主義國家值得其他國家羨慕的“人人都上得起學”的景象重新回到現實中來。

　　
公款上學，教育的另類黑洞

　　有報道說，湖南省某貧困落後地區，許多老百姓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可大部分縣級以上的主要領導，為了自己的升遷，卻紛紛花公款“讀研”、“讀博”，光學費就花去近百萬元。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這樣一種現象，這部分官員大都是改革開放後到90年代前參加工作的，大都是大學本科或者大專畢業。在他們畢業參加工作時乃至個人官職的升遷中，沒有學歷的壓力。他們是政治上的成功者，經過十幾年的拼搏，權力和位置都有了。而90年代以來，大批高學歷人才進入政界，他們的學歷壓力已悄然形成。但是對他們這樣一些身居要位、年紀已過不惑之年的官員來說，再去脫產讀研、考博已不大可能。此時，社會上興起了“在職研究生熱”，各大學、科研院所、黨校紛紛打開大門，招收在職博士、在職碩士，辦起了各種類型的在職研究生班，批量生產“高學歷人才”。於是各級官員紛紛加入了這股大潮之中，在職攻讀高學位。

　　他們手中掌握的或大或小的權力，為他們“讀研”、“考博”提供了諸多便利。也正因為權力介入它不應介入的領域，一系列問題的產生就不足為奇了。

　　首先，因為權與學、錢與學緊密結合，這些人上學的費用，包括學費、往返於當地和學校的費用，甚至“孝敬”導師的禮物，都不會掏自己的腰包，而由國家財政或單位小金庫兜着，這就加重了財政負擔。有的單位甚至對公款上學有明確規定，地廳級幹部“讀博”，縣處級幹部“攻研”，一般幹部“專升本”。許多單位還制定了相應的優惠政策，報銷全部學費或者部分學費。可以說，“公款上學”在一些單位和部門空前繁榮。據一項針對北京某大學投資管理研究生的情況調查，這些人基本上來自國家大機關、國有商業銀行或大型國有企業，公款上學占絕大部分。如果巨額花費能夠使領導幹部把多年的實踐積累和政治磨練進行理論思維的錘鍊和知識的拓展，從而促使其行政能力和決策水平躍上一個新台階，也算是花得其所。可惜，這些人當中的許多人，“讀研”的目的只是一紙文憑，以求在官場上增加一些競爭的籌碼。抱着這種學習目的，他們的學習態度、認真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文憑的“知識含量”也就不用多作分析了，執政能力又何以提高？因此，有人認為，這種“文憑熱”、“學位熱”實際上是以形式代替實質、以文憑代替水平、以學歷代替學問和才能，是一種虛假的繁榮。

　　其次，在爭先恐後開辦專以領導幹部為對象的培訓班中，高校也日益市儈。他們招生的標準再也不是品學兼優，而是領導幹部的職位高低。辦培訓班成為學校和領導拉關係的途徑，看好的是“錢途”。在和普通報考者的競爭中，領導的“官位”往往成為學校、導師取捨的決定性砝碼。據一位朋友介紹，因為他們單位的頭在某高校研讀博士學位，因此單位在去年該校校慶時捐贈了5萬元，以示慶賀。這種文憑和權力結緣在侵害國家利益的同時，也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有人曾講過這樣一個辛酸的故事：經過幾年的努力攻讀，他終於在某著名大學法學院的博士入學考試中成績名列第一，但最後竟被排除在三個招生名額之外，被錄取者清一色是來自司法部門相當級別的領導。導師的教誨可謂“語重心長”：“博士哪是考上的？”

　　近年來查處的一些貪官污吏中，許多人就在學歷文憑上動過腦筋，玩過花招。巨貪胡長清就是“玩”學歷的高手，“玩”來的學歷曾為其骯髒的靈魂披上耀眼的光環。因此有關專家呼籲，要完善公款上學制度，對於領導幹部公款上學，是誰想上就上，還是要有一定比例限制？學習是不是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學費才能由公款支付？由誰來檢驗領導學習效果？這些都應該有非常明確的規定，以使領導真正學有所成，國家花的錢產生應有的效益。

　　
亂補課，誰人受益誰人憂？

　　亂補課行為緣何屢禁不止，愈演愈烈？有的教師甚至乾脆辭去公職，干起了專職的補習教師來。其原因蓋因為一個“利”字。

　　某中學一位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最初是利用放學後和節假日的時間，偷偷摸摸地給學生補課，今天十塊，明天二十，雖然不起眼，但到月底粗粗一算，這一月竟然多了五六百元的進項。這對於當時一般的中國家庭，應當算一筆不小的收入。由於嘗到了補課帶來的甜頭，這名教師後來乾脆辭去了教師職務，干起了專職的補習工作。平時他每天晚上給學生補一節課，雙休日、寒暑假每天給學生補四五節課，每個班至少20人，每名學生每節課收取30元補課費，一年下來他的補課收入竟然高達二三十萬元。雖然像這樣的補課高手不是很多，但靠補課收入一年賺它個三五萬元的實在不計其數。

　　儘管各級教育主管部門三令五申，嚴禁各學校占用中小學生的休息時間進行補課。但實際上，每當雙休日，依然有許許多多的孩子不得不背起書包走進課堂。記者曾與存在補課現象的一些學校探討此問題，學校的說法是“補課是學生自願的”。然而，一位從事社會力量辦學的李女士向記者透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情況：“一些私辦補習班表面上只是租用學校的教室，暗地裡兩家卻是收入分成的合作關係，學校的老師更是拼命為這些補習班介紹自己的學生，因為他們每介紹一名學生均可以拿到提成。”

　　今年春節前，寒假剛開始，江蘇省一些中小學便“心狠”地不給孩子一個“喘氣”的機會，補課風緊隨其後。江蘇省教育行政部門對全省16所中小學進行了大檢查，發現有的學校竟把補課日程表排到了大年夜。

　　江蘇省進行的大檢查涉及儀徵、揚州、靖江、東台、如皋、泰州等地的16所學校。檢查組發現蘇北的不少學校補課現象較為普遍，一般為上午四節課，下午兩三節課。一些學生和家長反映，他們完全是在學校要求下被迫進行補課的，每名補課學生要交納一兩百元數額不等的補課費。一些被查處的學校還對自己的違規行為振振有辭，認為要想出成績，假期補課必不可少。

　　據一些專家介紹，在“應試教育”的影響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一些地區、一些部門通過種種途徑，讓學生補課併購買教學用書目錄未列入的許多學習輔助材料，致使書包越來越沉重地壓在學生身上，同時造成學生家庭經濟負擔加重，這種狀況嚴重地干擾着素質教育的實施。（《時代潮》2002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