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億萬富翁的父母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華為老闆任正非的這篇文章把我們帶回那個苦難的年代，給我們呈現兩代人經受艱難生活煎熬的歷史圖景。難怪明基的管理層把這篇文章列為員工必讀之文，文中的很多感情要素讓我們感動。

任正非簡介： 任正非，生於1944年，中共黨員。1988年在深圳創建的華為公司，是一家專門從事通信設備研究、開發、製造與銷售的高科技企業。成立後的12年裡，華為和幾家國內程控交換機生產廠家一起，從跨國電信公司手裡奪回半壁江山。“它的崛起，是外國跨國公司的災難。”這是英國經濟周刊《經濟學家》對華為集團的評價。2000年華為銷售額220億元，利潤24億元，在全國電子百強企業排名中，利潤排第一。2000年2月江澤民總書記到華為集團視察民營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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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給母親打了電話，拖延她一兩分鐘出門，也許她就躲過了這場災難……

上世紀末最後一天，我總算良心發現，在公務結束之後，買了一張從北京去昆明的機票，去看看媽媽。買好機票後，我沒有給她電話，我知道一打電話她一下午都會忙碌，不管多晚到達，都會給我做一些我小時候喜歡吃的東西。直到飛機起飛，我才告訴她，讓她不要告訴別人，不要車來接，我自己坐出租車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幾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媽媽，但一下飛機就給辦事處接走了，說這個客戶很重要，要拜見一下，那個客戶很重要，要陪他們吃頓飯，忙來忙去，忙到上飛機時回家取行李，與父母匆匆一別。媽媽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嘮嘮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們總是說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於我3日要趕回北京，隨胡錦濤副主席訪問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這次在昆明給媽媽說了去年11月份我隨吳邦國副總理訪問非洲時，吳邦國副總理在科威特與我談了半小時話的內容。首長說了這次我隨訪是他親自點的名，目的有三個：1、鼓勵和肯定華為，並讓隨行的各部部長也正面地認識和了解華為；2、了解一下我們公司的運行與管理機制，看看對別的企業有無幫助；3、看看政府對華為開拓國際市場是否能給予一些幫助。媽媽聽了十分高興，說“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業幹得好，其他都會隨時間的證實而過去的。”最近這兩年，網上、媒體中對華為有一些內容，也是毀譽參半，媽媽是經過“文革”痛苦煎熬過的，對榮譽不感興趣，對一些不了解我們真實情況的文章卻十分憂心。我說了，我們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會，主要是對政府負責，對企業的有效運行負責。我們去年交稅20億多，2001年要交40多億的稅。各級政府對我們都信任。我們不能在媒體上去辯論，這樣會引起爭論，國家紙太貴，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爭論太浪費。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去干擾國家的宣傳重點，我們也承擔不了這麼大責任。他們主要是不了解，我們也沒有介紹，了解就好了。媽媽舒了一口氣，理解了我的沉默。這次我還與母親約好，今年春節我不工作，哪兒也不去，與幾個弟妹陪她到海南過春節，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節假日多為出國，因中國過節，外國這時不過節，正好多一些時間工作，這次我是徹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媽媽，我這一生還沒有好好陪過她。沒想到終成泡影。
8號那天，圓滿結束對伊朗的訪問，我們剛把胡副主席送上飛機，就接到紀平的電話，說我母親上午10時左右，從菜市場出來，提着兩小包菜，被汽車撞成重傷，孫總已前往昆明組織搶救。由於相隔千萬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飛機要多次中轉才能回來，在巴林轉機要呆6.5個小時，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飛機又延誤兩個小時，到曼谷時又再晚了十分鐘，沒有及時趕上回昆明的飛機，直到深夜才趕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媽媽不行了，她的頭部全部給撞壞了，當時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藥物和機器維持，之所以在電話上不告訴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見媽媽一聲不響地安詳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勞、煩心，好像她一生也沒有這麼休息過。
我真後悔沒有在伊朗給母親一個電話。7日胡副主席接見我們8個隨行的企業負責人，我匯報了兩、三分鐘，說到我是華為公司的時候，胡副主席伸出4個指頭，說四個公司之一。我本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媽媽，說中央首長還知道我們華為。但我沒打，因為以前不管我在國內、國外給我母親打電話時，她都嘮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體還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皺紋比媽媽還多呢”，“非非你走路還不如我呢，你這麼年紀輕輕就這麼多病”，“非非，糖尿病參加宴會多了，壞得更快呢，你的心臟又不好”。我想伊朗條件這麼差，我一打電話，媽媽又嘮叨，反正過不了幾天就見面了，就沒有打。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於時差，我只能在中國時間8日上午一早打，告訴她這個喜訊，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兩分鐘出門，也許媽媽就躲過了這場災難。這種悔恨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
我看了媽媽最後一眼後，媽媽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親也是因為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塑料包裝的軟飲料喝後，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充其量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扎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而父親還是那麼位卑言微。
爺爺是浙江浦江縣的一個做火腿的大師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沒有讀過書。由於爺爺的良心發現，也由於爸爸的執着要求，爸爸才讀了書。爸爸在北京上大學期間，也是一個熱血青年，參加學生運動，進行抗日演講，反對侵華的田中奏章，還參加過共青團。由於爺爺、奶奶相繼病逝，爸爸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輟學回家。時日，正值國共合作開始，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父親在同鄉會的介紹下，到廣州一個同鄉當廠長的國民黨軍工廠做會計員。由於戰爭的逼近，工廠又遷到廣西融水，後又遷到貴州桐梓。在廣西融水期間，爸爸與幾個朋友在業餘時間，開了一個生活書店，賣革命書籍，又組織一個“七·七”讀書會，後來這個讀書會中有幾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線，有相當多的人解放後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粉碎“四人幫”後，融水重寫黨史時，還把爸爸邀請過去。
爸爸這段歷史，是文革中受磨難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國民黨的兵工廠，而又積極宣傳抗日，同意共產黨的觀點，而又沒有與共產黨地下組織聯繫。你為什麼？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點。在文革時期，如何解釋得清楚。他們總想挖出一條隱藏得很深的大魚，爸爸受盡了百般的折磨。
媽媽其實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親，忍受各種屈辱，成為父親的擋風牆,又要照顧我們兄妹七人，放下粉筆就要和煤球為伍，買菜、做飯、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學任務，她最後被評為中學的高級教師。她的學生中，不少是省、地級幹部及優秀的技術專家，他們都對母親的教學責任心印象深刻。媽媽這麼低的文化水平，自學成才，箇中艱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取得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種純潔的物質。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任何一個細節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他們去世後，我請同學去幫助複印父母的檔案，同學們看了父母向黨交心的材料，都被他們的真情感動得淚流滿面。終其一生，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堅分子，但無愧於黨和人民。父親終在1958年國家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時，入了黨。當時向黨交心，不像今天這樣信息發達，那時，反對個別黨員，有可能被說成反黨。我們親眼看到父母的謹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無暇顧及我們，就如我拼死工作，無暇孝敬他們一樣。他們對黨和國家、對事業的忠誠，已經歷史可鑑。我今天要懺悔的，是我沒有抽時間陪陪他們，送送他們。
回想起來，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地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梁。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好，社會應認同他們，給以機會。不必要求他們那麼純潔，花上這麼多精力去審查他們，高標準要求他們，他們達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一同來支撐，以物質文明來鞏固精神文明，以一種機制來促使他們主觀上為提高生存質量，客觀上是促進革命，充分發揮他們貢獻的積極性。我主持華為工作後，我們對待員工，包括辭職的員工都是寬鬆的，我們只選拔有敬業精神、獻身精神、有責任心、使命感的員工進入幹部隊伍，只對高級幹部嚴格要求。這也是親歷親見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過程，而形成了我寬容的品格。

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來還歷歷在目。
我們兄妹七個，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與勉強可以用工資來解決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難就更大。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5元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畢業我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說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蓋，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面鋪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時，以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專科學校的校長家，不知有多富，結果都驚住了。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乾淨，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我渡過了五年的大學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時的處境可以明鑑。我那時14-15歲，是老大，其他一個比一個小，而且不懂事。他們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糧食，可他們誰也沒有這麼做。爸爸有時還有機會參加會議，適當改善一下生活。而媽媽那麼卑微，不僅要同別的人一樣工作，而且還要負擔七個孩子的培養、生活。煮飯、洗衣、修煤灶……什麼都干，消耗這麼大，自己卻從不多吃一口。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制，控制所有人慾望的配給制，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我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複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幾次，他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柜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缸裝着，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否則也有一、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學到的，華為今天這麼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係。）後三個月，媽媽經常早上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我安心複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199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開始向學生收費，而配套的助學貸款又沒跟上，華為集團向教育部捐獻了2500萬元寒門學子基金。

父親一生謹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從不亂發言而埋頭在學問中，可在“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他還是被揪出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歷史有問題的人……萬劫難逃。他最早被關進牛棚。
1967年重慶武鬥激烈時，我扒火車回家。因為沒有票，還在火車上挨過上海造反隊的打，我說我補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車。也挨過車站人員的打，回家還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車，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車，步行十幾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見我回來了，來不及心疼，讓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牽連，影響我的前途。爸爸脫下他的一雙舊皮鞋給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臨走，父親說了幾句話：“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以後有能力要幫助弟妹。”背負着這種重託，我在重慶槍林彈雨的環境下，將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學習了許多邏輯、哲學。還自學了三門外語，當時已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終因我不是語言天才，加之在軍隊服務時用不上，20多年荒廢，完全忘光了。我當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沒念及爸爸那時是做苦工的，泥里水裡，冰冷潮濕，他更需要鞋子。現在回憶起來，感覺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經濟狀況，陷入了比自然災害時期還困難的境地。中央文革為了從經濟上打垮走資派，下文控制他們的人均標準生活費不得高於15元。而且各級造反派層層加碼，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學在街道辦事處工作，介紹弟妹們到河裡挖砂子，修鐵路抬土方……，弟妹們在我結婚時，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這都是他們在冰冷的河水中篩砂，修鐵路時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險……掙來的。那時的生活艱苦還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嚴重得多，由於父親受審查的背景影響，弟妹們一次又一次的入學錄取被否定，那個年代對他們的損失就是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學讀了三年就開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沒讀完，他們後來適應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學來的。從現在的回顧來看，物質的艱苦生活以及心靈的磨難是我們後來人生的一種成熟的寶貴財富。
“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不再是單純的一個書呆子。我雖然也參加了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但我始終不是紅衛兵，這也是一個奇觀。因為父親受審的影響，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參加紅衛兵。後來我入伍後，也是因為父親問題，一直沒有通過入黨申請，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

1976年10月，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使我們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獎勵“暴發戶”。“文革”中，無論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湧出，而唯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我已習慣了我不應得獎的平靜生活，這也是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培養。粉碎“四人幫”以後，生活翻了個個兒，因為我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那時的時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標兵、功臣……”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式地壓過來。我這人也熱不起來，許多獎品都是別人去代領回來的，我又分給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6000人的代表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我33 歲。我也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非黨人士。在兵種黨委的直接關懷下，部隊未等我父親平反，就直接去為查清我父親的歷史進行外調，否定了一些不實之詞，並把他們的調查結論，寄給我父親所在的地方組織。我終於入了黨。後來又出席了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父親把我與黨中央領導合影的照片，做了一個大大的鏡框，掛在牆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親也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平反。由於那時百廢待興，黨組織需要儘快恢復一些重點中學，提高高考的升學率，讓他去做校長。“文革”前他是一個專科學校的校長。他不計較升降，不計較得失，只認為有了一種工作機會，全身心地投進去了，很快就把教學質量抓起來了，升學率達到了90%多，成為遠近聞名的學校。他直到1984年75歲才退休。他說，他總算趕上了一個尾巴，幹了一點事。他希望我們珍惜時光，好好干。至此，我們就各忙各的，互相關心不了了。我為老一輩的政治品行自豪，他們從牛棚中放出來，一恢復組織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計榮辱，愛國愛黨，忠於事業的精神值得我們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學習。生活中不可能沒有挫折，但一個人為人民奮鬥的意志不能動搖。
我有幸在羅瑞卿同志逝世前三個月，有機會聆聽了他為全國科學大會軍隊代表的講話，說未來十幾年是一個難得的和平時期，我們要抓緊全力投入經濟建設。我那時年輕，缺少政治頭腦，並不明白其含意。過了兩、三年大裁軍，我們整個兵種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麼叫預見性的領導。 轉入地方後，不適應商品經濟，也無駕馭它的能力，一開始我在一個電子公司當經理也栽過跟斗，被人騙過。後來也是無處可以就業，才被迫創建華為的。華為的前幾年是在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起步的。這時父母、侄子與我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裡，在陽台上做飯。他們處處為我擔心，生活也十分節省。攢一些錢說是為了將來救我。（聽妹妹說，母親去世前兩個月，還與妹妹說，她存有幾萬元，以後留着救哥哥，他總不會永遠都好。母親在被車撞時，她身上只裝了幾十元錢，又未帶任何證件，是作為無名氏被110搶救的。中午吃飯時，妹妹、妹夫才發現她未回來，四處尋找，才知道遇車禍。可憐天下父母心，一個母親的心有多純。）當時在廣東賣魚蝦，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們專門買死魚、死蝦吃，說這比內地還新鮮呢！晚上出去買菜與西瓜，因為賣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無暇顧及他們的生活，以致母親糖尿病嚴重我還不知道，是鄰居告訴我的。華為有了規模發展後，管理轉換的壓力十分巨大，我不僅照顧不了父母，而且連自己也照顧不了，我的身體也是那一段時間累垮的。我父母這時才轉去昆明我妹妹處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奮鬥就會有犧牲，華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機會與責任，也消蝕了自己的健康。
回顧我自己已走過的歷史，捫心自問，我一生無愧於祖國、無愧於人民，無愧於事業與員工，無愧於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沒條件時沒有照顧他們，有條件時也沒有照顧他們。
爸爸媽媽，千聲萬聲呼喚您們，千聲萬聲喚不回。
逝者已經逝去，活着的還要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