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有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潔中國的學術環境——作者手記

近日，媒體公布了中國科學院制定的《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並報道說，已有兩名中科院院士因違背科學道德而被除名。與前不久為申報院士而做廣告的事件並駕齊驅，這兩件與院士有關的醜聞，大概都會成為全球科學史上的“里程碑”。自90年代以來愈演愈烈的中國學術腐敗問題，一方面社會在聲討，另一方面有關部門又想捂住，兩名院士的除名，說明了中國學術腐敗問題終於徹底揭露到了位於學術象牙塔的院士們，任何人想捂也捂不住了。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學術腐敗產生的本質原因是什麼？採取什麼措施才能從根本上予以剷除？筆者在中國學術界呆了10幾年，並曾經師承中國科學院院士，是從中國科學院畢業的博士。本文擬結合自己的切身感受，就以上兩個問題作一些粗淺的討論。

一、中國的學術腐敗的表現形式

許多人把學術腐敗問題簡單地看成學術作假問題，並希望通過學術打假來剷除學術腐敗。這樣一來，對學術打假的理解似乎就與產品打假有某種類似之處了。筆者認為，以上觀點實際上包含着兩個誤解。第一，中國學術腐敗問題，不完全是由個人品質問題所導致的學術作假，所以僅僅通過學術打假，只能打擊個別人作假的極端行為，這對於剷除中國目前嚴重的、社會化的學術腐敗問題，並不會帶來多少實際效果。第二，學術作假與產品作假相比，也是有本質區別的，前者只是個人道德層面的問題，後者卻是有法可依的社會問題。對於產品作假問題，嚴格地說，只要加大法規的制定以及執法的力度，是可以根本解決的。所以，通過打假的方法來防範產品作假的確是有效的。但對於只涉及到從事學術研究的個人品質的學術作假，也利用與產品打假類似的方法來操作學術打假，就難免存在很多問題。下面，我們就方舟子的《新語絲》網站最近公布的學術打假具體案例，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

首先，應當肯定的是，方舟子先生的學術打假，是揭露了不少典型的案例。如“只發表了一篇第五作者的論文，卻謊稱作出了六篇論文”的薛毅，“把四篇文章都從甲刊照抄，然後投稿發表於乙刊”的楊敬安等。但實事求是地說，在中國從事這種愚蠢的作假方法的人，還是極個別的情況。這樣的打假方法能逮住個別病態的“瘋子”，但對於剷除中國整體的學術腐敗行為而言，很難有什麼實質性的功效。事實上，通常的抄襲行為都不是原文照抄，而是吸收某一篇或幾篇文章的觀點，然後重新用語言組織出一篇“新文章”發表，這與從甲刊照抄搬到乙刊發表的危害性是同樣的，但以上打假的方法對此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即便有心人指出，作假者還可以裝傻充愣。這樣一來，學術打假的後果，只能導致作假者以後更加小心謹慎。凡有剽竊和抄襲之心者，並不會因為有了學術打假而減少，只是抄襲的難度稍大，而使得單位時間內通過抄襲而炮製出來的論文的產量，可能會有所降低。

其次，這樣的學術打假就具體某一個案例而言，當然是在揭露腐敗，聲張正義，但導致的整體效果可能反倒是不公平了。以方舟子網站最近揭發的郭光燦的院士申報材料為例，該申報材料明顯地誇張了他的學術成果的價值，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問題在於，其他的院士申報材料同樣也在誇大，中國的科研申報材料也罷、總結報告也罷，幾乎是100% 地都要誇張其結果，區別僅僅體現在被逮着了還是沒被逮着。這樣，逮着的一被揭發，就滿城風雨，結果讓沒逮着的占了便宜。筆者本人學的也是物理專業，我覺得從郭光燦的材料來看，只要發表的文章和談到的被引用次數不是偽造的，他的研究工作應當比不少現有院士還強一些。這樣一來，學術打假的後果有可能是，郭光燦落馬而水平還不如郭光燦的倒被評上了院士，因為每次增選院士都有一定名額的。當然，中國目前的整體科技水平很低，相當一部分目前的中國院士的學術成就都不及美國二流大學的助理教授，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由此可見，用類似產品打假的學術打假方法來剷除中國的學術腐敗，其作用是有限的。這當中的問題出在人們對中國學術腐敗問題的看法，還是很粗淺的：把一個目前中國嚴峻的社會問題僅僅看作是個人的道德問題。事實上，筆者認為，中國目前的學術腐敗，實際上存在於兩個層面，一是學者的個人層面，另一層面是學術界整體的社會層面。正確區分這兩個層面的不同的學術腐敗表現，對於尋求剷除中國學術腐敗的正確方向，是具有指導意義的。

在學者個人層面上的學術腐敗問題，就是指前面已經談到的抄襲行為，以及學者和商業結合的詐騙行為。由於這個層面上的學術腐敗已有大量的媒體揭露，所以本文不擬把重點放在這裡。筆者需要在此補充的是，這種學者個人層面的墮落行為雖然讓人難以忍受，但它只涉及到個人的道德問題，這對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還是有限的。正如社會上有了幾個竊賊，並不會大量吸引其他人也去偷，因為一個人去不去偷，主要取決於這個人的道德底線。

筆者認為，負面影響更大的是學術界整體的、社會層面的學術腐敗行為，而這是迄今為至，鮮有人揭露的。在下面將描述社會層面學術腐敗的實質內容以前，先通過一個例子，進一步說明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兩個概念的區別是有益的。有人問一個中國農村的鄉長：既然農民都懷疑你貪污，你為何不把鄉政府的財務全部公開，來打消人們的懷疑呢？看看這位鄉長的回答：第一，即便如此也無濟於事，不管我貪沒貪，農民肯定還是認為我在貪，因為周圍的各個鄉長都貪，我的前任也貪，我如下台了，後任肯定也要貪。總之，我一當鄉長，就背定了貪污的黑鍋；第二，既然一當鄉長就背上了這個貪污的黑鍋，我冤不冤？背了這個貪污的黑鍋還又不貪，那我不是“傻瓜”麼？第三，我把鄉政府的財務全部公開，和周圍的鄉長們還怎麼處？我豈不是故意好表現，來給別人下不了台？由此可見，中國的貪污者之所以要貪污，實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就說明了，貪污是目前中國社會層面的問題，而前面所述的偷竊只是個人層面的問題。

那麼，中國社會層面的學術腐敗問題的本質和根源在哪裡？

二、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一：缺乏對院士等公眾人物的道德監督

中國的學術腐敗問題，是實施市場經濟以後，才越來越嚴重的。所以，人們自然地認為，學術腐敗的根源是市場經濟下帶來的生存壓力。的確，在90年代以前，中國的學術腐敗問題並不嚴重，只是這些年來，評定職稱、申請科研經費等都必須與論文發表的數量與發表刊物的級別掛鈎，這才使得學術水平不夠的人，出於個人利益的需要，而製造出了假冒偽劣的學術。這種觀點雖有一定道理，但筆者認為，這還不是學術腐敗最根本的原因。事實上，要說生存的壓力，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社會裡，學者的生存壓力遠比目前的中國社會要大得多。如在美國博士畢業要當上大學的助理教授不僅比中國要難得多，而且即便當上以後的幾年裡，如果沒有過硬的科研成果來支撐，依然可能要被淘汰出局。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博士畢業後進入一般高校或科研單位是很容易的，進去以後更不至於會因為沒有學術成果，而有被端掉飯碗的危險。那麼，為何中國的學術腐敗問題還比別的西方國家更嚴重呢？可見，市場經濟下帶來的生存壓力頂多只是部分原因。

筆者認為，學術腐敗在中國蔓延的更本質的原因之一，是對中國知識界精英人士的道德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督，以至於他們獲取的利益和應負的責任極不匹配。在任何社會裡，精英人士所擁有的職稱、頭銜和地位都能給他們帶來利益，這是毫無疑問的，例如，名人寫書可以掙大錢。但為保證社會環境的健康，一個正常的社會中，必須對精英人士的道德要求更高，否則這個社會就會亂套。這是因為精英人士對社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如果道德墮落，就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克林頓的性醜聞引起了如此巨大的波瀾，但如果換在普通人身上就只是小事一樁，正體現了這個道理。以下筆者將通過中國科學院現有的院士們的種種劣跡，來說明中國知識界精英人士的道德墮落。

學者被評選上了院士，其本意應當是此君已進入了中國學術界的頂峰，理應對社會的貢獻更大才對。但奇怪的是，目前中國的學者一旦當上院士以後，就立即脫離了一線的科研和教學，至少筆者了解的物理學行業是如此。我們不難發現，90年以後評選的上的院士，在評選上之前，此君往往會有不少第一作者的論文，但自當上院士後的第二年開始，至少一半以上的院士們就再也沒有第一作者的論文了，有的基本上都是掛名最後的論文。這說明了什麼？按學術界的慣例，第一作者是具體研究的主要人，掛名最後的是項目主持人。可見，一旦當上院士，就只是掛名申請科研基金，僅當項目主持人，而不再具體做研究工作了。當然，嚴格意義上的項目主持人是要全面負責的。但實際上，不少院士僅僅是掛名而已，對所主持的研究工作不要說有研究，有時連理解都有問題。所有工作都一概推給手下的研究生等人去做，不聞不問。他們只是在開成果鑑定會的時候露露臉，因為對每項研究的理解只要達到科普的程度，就可以侃侃而談了。科研不具體做了，就更不用提高校里的院士的教學工作了。五六十年代，如北大、中國科大，當年的學部委員還要承擔本科生的基礎課教學。80年代，筆者讀大學時，也還聽過學部委員承擔的專業課。但是，90年代以後，還有幾位院士願意承擔並不繁重的教學任務？縱觀當今中國高校的院士們，幾乎沒有人給本科生上課，給研究生開課的，大概也數不出幾個。倒是這些院士們每到一個地方，去給天真的大學生們講一講“怎樣做研究”之類的居高臨下的體會，是非常樂意的，儘管這些院士本人已經脫離了一線的學術研究。

評選上了院士以後，他們的主要精力就不在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上了，那麼做的是什麼事情？不難發現，相當一部分院士都改行成了社會活動家，如各種行政職務、人大政協代表、專業協會的頭、雜誌的編委，這些職位倒還算是正業。但不少院士還把精力投入在不務正業上了。那就是自90年代以來，中國號稱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而導致的學界和商家的相互勾結利用。今日之中國，哪一家大的商業機構沒有一批由專家、學者組成的顧問，或者名義上的董事？究其本質，這基本屬於非法交易：商家決非依靠這批知識精英來指導其產品的研製生產，或者為其商業規劃獻策獻力，需要的僅僅是他們的名聲，有了一長串專家、學者組成的顧問或董事，就可以引來投資、就可以有助於產品的市場推廣。知識精英們心裡當然也很明白，把他們的名字奉獻上去，在效果上基本等同於讓一位漂亮的女明星給該商家做廣告，然後從商家那裡拿點銀子。需要他們付出的，僅僅是以其學者的名義，在必要的時候去吹捧幾句而已。一旦商家出了問題，投資商索回不了投資，客戶有了質量投訴，顯然與這些知識精英們的專家、董事無關，正如做廣告的女明星也完全沒有責任一樣。這批知識精英里，就有相當一部分是擁有院士頭銜的學者。在方舟子揭露的“陳曉寧事件”和“核酸營養事件”中，我們都已經看到多位科學院院士的大名 ?

當然，這種“赤裸裸”的墮落，還只是涉及到與產業技術有關學科的院士，基礎科學的院士就難有此機會。但包括基礎科學在內的各學科院士們的隱性墮落，卻幾乎是無處不在的。例如，在各種推薦、評審、鑑定、答辯和評獎等活動中，一方面，求上門來懇求堂堂大院士說好話的人次之多，對不少院士而言，幾乎是應接不暇。這樣，即便在客觀上院士本人想要認真評審、仔細鑑定，也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既然求上門來了，這當中又有人情關係，院士們怎能拒之門外？於是，敷衍地捧捧場，然後拿點好處，這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當然，這屬於被動接受，其道德墮落多少有點情有可原。但院士們主動的道德墮落，也是有不少實例的。稍微多關注一下全中國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網站，就不難看出，有不少院士同時任職於相隔千里之遙的兩家、甚至數家大學或科研機構。如果把中國所有大學和科研單位號稱擁有的院士數目相加，其數目一定會遠大於全中國院士的總數。據筆者所知，這種相隔千里之距的同時任職，絕不是名譽上的虛職，而是既拿工資，又享受高檔住房的實惠。對許多大學和科研單位而言，讓出一份工資和一套住房而獲得一名院士的名義是值得的，而院士則多拿份工資，又有一套度假別墅，亦何樂不為？但這樣的墮落帶來的社會影響如何？所有的中國社會輿論似乎對此都表示沉默，畢 乖菏渴竅『蔽鎩?

正是由於院士等學術精英的墮落，導致了中國的學術環境的破壞，從而觸發了學術腐敗的種種表現：上梁不正下梁歪，越往下就歪得越厲害，以至於人們為追求榮譽和地位而不擇手段。這就要談到，為何在中國學術界，有這麼多人想當院士？居然出現了爭當院士的“賄選”及做廣告“競選”，這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再簡單不過的：當院士只有利益，卻沒有多大責任。這種好差事當然人人都想去干，以至於中國今年的院士申請人數與名額之比創歷史新高，達到8.56比1。如果對當選的院士提出更高的學術要求和道德要求，以至於當院士也要肩負起院士應有的責任，那麼，就不可能有這麼多人想當院士了。這樣的話，中國的學術風氣一定會純潔得多，中國的學術腐敗行為一定也會大為減少。

這裡，筆者要強調的是，以上描述完全是出於對事實的闡述，本人絕無意在此煽動人們對院士們的仇恨。而院士等學術精英的墮落，也不能完全歸為個人品質原因，更多的還是社會原因。這也是我不在此具體點名批評的緣由。事實上，院士也是人，面對毫無風險的物質誘惑，如有人求上門來聘請做又拿工資、又分房子的名義教授，叫人如何拒絕？院士等學術精英們的墮落，只能歸結為社會對他們缺乏有效的道德監督：他們作為公眾人物，應當表現出比常人更高的道德水準。實際上，中國目前沒有監督力量來保證這一點。我們不能說，院士們的實際道德水平連普通常人都不如，但他們至少沒有表現得比普通人強。他們的行為更談不上是道德的楷模，但這一點正是大眾所想象的，也是所期待的。

三、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二：“學術產業化”

前面已經談到了，對公眾人物缺乏有效的道德監督是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一，這是中國目前的社會心理還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表現。筆者認為根源之二是“學術的產業化”的問題，它體現了中國學術行業的體制不健全的問題。鑑於“學術的產業化”所滋生的學術腐敗問題還從來沒有人指出過，所以，筆者不妨在此先自我揭醜，講述自己作為中科院院士導師博士生的親身經歷，以此作為一個生動的實例，來詳述筆者創立的“學術的產業化”這一概念的內涵，然後進一步分析其根源。

93年，筆者本人剛去到導師那裡博士生報導的第一天，他對本人就嚴厲地提出了“五個手指頭”的要求：爭取發五篇文章，才能博士畢業。後來我才知道，之所以要如此“嚴師出高徒”，是因導師牽頭申請到了一個中國國家“八五”重點攻關課題。但他對這個課題本身毫無興趣，僅僅是因為有了院士的�份眳Q肷昵胙芯靠翁猓�同时，他覛堣要课甜q�愤x?為了應付這一國家課題，導師把發表論文的任務壓給研究生們來完成，他本人只是定期聽聽匯報，保證到時候他在成果鑑定會上發言不漏破綻就可以了。

由此可見，“學術產業化”就是把學術研究等同於製造產品，既有數量要求，也有“質量”要求，全國一級刊物以上，最好是國際SCI收錄。這種“學術產業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學術腐敗，那才叫奇怪。大量製作學術論文的方法很多，筆者採用的，首先是“拆分法”，一項研究出來了，分析後會有幾個結論，於是，結論A投甲刊，結論B投乙刊，文字再分別組織得不同，給人的感覺就是兩項不同的研究了。其次是“迴避法”，筆者從事的是理論研究，無論是其出發點，還是最後分析的結論，都可能有其“硬傷”，與某些實驗結果衝突。為了讓論文得以發表，只能採取迴避的態度，故意不引用與自己的出發點和結論衝突的實驗論文，並用誇張但依然有分寸的語言論證自己研究結論的“合理性”。另外，與自己類似方法的論文也刻意迴避，以凸顯自己工作的“新穎性”，儘管自己的想法受到那些論文的啟發。然後是“中英文分投法”，同一個結果，用英文寫的投到國外，用中文寫的投到國內。既然是自己做的工作，標題、摘要、整篇文章的措辭、圖表甚至數學符號系統都可以完全不一樣。外行就絕對看不出是一稿兩投，只是本行業做完全同樣課題的人，才發現得了。既然是中英文各一篇，必須懂中文者才可能檢舉，而國內研究這個問題的同行又只有師兄師弟，他們會檢舉嗎？注意，同行並不包括導師在內，因為他從頭至尾都沒有參與我們研究生的研究，他也屬於外行。導師需要的，只是文章發了以後送幾份抽印本去，然後發出一句表揚：“不錯”。

以上筆者作假的經驗乃中國學術界無師自通、人人皆會的手段。通過這一手段，本人博士期間發表了8篇第一作者的“論文”，國內外分別4篇，其中5篇被收入SCI，超額3篇完成導師指定的任務。但嚴格地寫，也就只能生產出2篇來。這說明筆者的學術腐敗額外產生了6篇學術垃圾。但正是這一學術垃圾的湊數，筆者才“榮獲”了中國科學院院長優秀博士的稱號。若有讀者感興趣，可以去查一查，筆者的大名趙平波迄今依然掛在中國科學院人事教育網的獲獎名單網頁上。順便說一句，我的以上所述僅僅是為了表達真實，絲毫不是有意破壞現在已故的、本人的院士導師的名聲。所以，筆者不願在此直點其名。不過，前述網頁上也有筆者導師的姓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證。也可以去查證我的8篇“論文”的情況，至少發表在美國、英國和德國的四篇大概可以查得到。寫到這裡，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中國學術界，類似於我本人過去這樣從事學術腐敗的，至少占50% 以上，只是敢於象我這樣自我暴露的人，幾乎沒有。事實上，正是因為筆者已經移民加拿大，無需在國內吃學術飯了，才會如此自我暴露。

上面描述的還只是從一個研究生的視角所生成的偽劣學術。但究其本質而言，其實際危害還遠遠不只是偽劣學術，而是對整個國家科技投入的糟蹋。事實上，以上“學術產業化”是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流行的“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的必然後果。它觸發了全方位的、社會化的腐敗和墮落，並不局限於學術的本身。為此，我們再做如下進一步的分析。

在當今中國，只有“傻瓜”才熱衷於自己埋頭做學問。因為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個人一年能產幾篇論文？由於“產量”有限，一個人，或幾個人構成的研究小組就很難申請到研究基金，即便申請到了某個小項目，經費也是有限的。更加關鍵的是，這種小項目豈能拿來大獎？拿不到國家級或者省部級的大獎，就不能生成大量的職稱、頭銜，那麼，這種“小農經濟”的埋頭做學問的運作模式就沒有“意義”了。於是，90年代以來，在中國跨地區、甚至跨行業的多家科研機構組成的“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就成了以院士等精英人士首選的研究模式。

但如此眾多的“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是否都是研究項目本身的需要？以筆者作為博士生從事的國家“八五”重點攻關課題為例，它劃分為五個子課題，橫跨了五個學術單位，分布在中國不同的城市。每年碰碰頭的，只是幾個不具體做事的頭面人物。不同城市具體幹活的研究生都窩在自己所屬的領地，連相互見面的機會都沒有或很少，根本就沒有什麼學術交流可言。這樣，僅僅作為研究本身的需要，是沒有多大必要搞這種大項目的。各家學術機構完全可以單獨申請課題，這也並不妨礙必要時候的協作交流。可見，中國的不少“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設立的目的，只是為了更容易獲得研究經費，有了院士等學術精英牽頭，又有幾家赫赫有名的學術單位聯合，上面批准研究項目經費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同時這更有利於科研成果的評獎，因為小項目是不太可能評上獎的，尤其不可能評上國家級的大獎。

這就要進一步談到學術評審和偽劣學術的關係了。在中國，流傳的民謠往往是抨擊時弊的最生動的語言。農村的民謠最多，現在學術界也有民謠了。“小錢大評、中錢小評、大錢不評”就是關於科研成果評審的民謠。這實際上反映了研究項目的大小與偽劣學術的關係。沒有知名度、根基還不深的學者，好不容易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做出的研究文章一定會被學術精英們酷評一番，他們真希望揪出幾個假冒偽劣來，以應付目前整個中國社會反學術腐敗的呼聲。而這些知名度不高的學者也具有深深的恐懼感，一旦評出問題來，被列入“黑名單”，即便不受到任何懲罰，他們的學術前程也將被徹底斷送。所以，對於小錢的項目，敢胡來的並不多。另外，小錢的項目通常也是從事這個項目的人自己做的，實事求是地說，問題也不會太多。

中國的學術腐敗更嚴重地表現在“大錢不評”。有誰去核實，院士等學術精英們拿了大錢，卻實際上是由研究生和寫手們做出的“大項目”，又是什麼東西？“大錢不評”一方面說明了無人能評，跨地區的多家科研機構合作的“大項目”，把全中國各地的同行們都抱成一團了，還能找到另外的專家來評麼？除非翻譯成英文找國外專家來評。另一方面，也是無人敢評，“大項目”的頭頭都是院士等精英人士，誰敢在本行業的太歲頭上動土？也正是因為無人能評、無人敢評，“大項目”的偽劣研究之作才得以出籠，也有必要出籠。“大項目”是來應付審批和評獎的外行的，而外行看不懂結果，只能夠數一數論文的數目，以及分析一下發表刊物的級別。前面談到了“學術產業化”是學生對導師的應付，導師對研究項目的應付。但更深刻地表現在研究項目對外行的應付，外行也是在對國家科技投入的應付。

國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都流入“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之中，而具體生產出來的“成果”卻是沒有研究經驗者的研究生或寫手們的偽劣之作，這已經導致了中國的科技競爭力的逐年下降。據瑞士洛桑《國際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科技競爭力排名從1998年的第十三位大幅下降到1999年的第二十五位，2000年則再度下滑至第二十八位。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們是各個學科領域的帶頭人，顯然，他們對中國科技競爭力的下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有誰提出過這個問題？

四、學術腐敗的後果：知識分子的徹底墮落

前面僅僅談到了“學術產業化”所導致的學術上的濫芋充數和假冒偽劣，但它的危害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學術的本身，導致了知識分子人格的徹底墮落。

從“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的項目負責人的角度來看，這些通常由院士和學術精英們充當的角色已不是學者，而是披着學者外衣的社會活動家。他們只要申請一個大課題項目下來，有錢了就可以大量招收研究生，或者引進幾位訪問學者充當寫手，把研究課題的工作全部推給這些“被剝削者”研究生和寫手們去干。學術精英本人便可脫身學術，活動於社會大舞台，並且公私兼顧，既為爭取本課題評獎、申請下一個課題拉關係、設法招到合格的寫手奔忙，同時也兼為自己謀些福利，各種兼職、顧問、理事之類的頭銜越壘越多。這樣，研究生和寫手的隊伍越龐大，製造出來的“學術垃圾”就越多，然後憑此“學術垃圾”又可以去申請新的大項目，爭取再評大獎，形成“良性循環”，“學術產業化”的規模越搞越大。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院士和學術精英們的所作所為，雖然包含個人利益的追求，但同時更是無可奈何的選擇。逼他們這麼做的壓力，可能是他們所在的學術單位的領導。一個學術單位要生存，沒有“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怎麼行？姑且不談領導也需要政績來支撐。如果專業相同或相近，領導也一定會湊過來，成為這“大項目”中的一份子。要求他們這麼做的，還有本單位的同事，副教授要升正教授，教授又要提博導，沒有參與國家級的大項目，並在這個項目之下發幾篇論文，職稱問題如何解決？

從研究生和寫手們的角度來看，他們心裡的滋味如何？具體的活全由他們來承擔，而他們實際上是學術機構的過客，拿了學位就走人，若評上大獎，工作是他們做的，但獲獎名單上顯然沒有他們的名字。如果導師真有學問，能指導他們工作，只是導師自己不具體做事，那也還正常，一個出思想、一個具體做事，做事的不向提出思想的爭功。但問題在於，院士和學術精英們，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學術前沿，他們已經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思想了。

悲劇還不僅在此。中國學術界的怪現象之一，是有名的學術精英，尤其是院士們招研究生，通常都不是親自帶，他們僅僅是掛名導師而已，然後由另一名“偏導”具體負責。而通常的“偏導”並沒有博導資格，正因為如此，他們希望通過帶研究生來弄上博導。碰上真有能力的“偏導”也倒未必是件壞事，但更多的“偏導”是臨近60歲退休年齡的人士，他們還想延長“學術生命”，混上“博導”以免退休之災。但實際上，他們已根本無力做任何研究了，只是想從“大項目”中多壓出幾篇文章並署上他們的名字，為他們自己拿去申請博導做最後的努力。所以，考上院士的研究生們的本意，是想在學術泰斗那裡多學點東西，但結局往往只是受到了院士和“偏導”的雙重文章壓力，而未受到了作為學生應有的訓練。

但是，研究生們在“學術產業化”的大生產活動中作為“被壓迫者”，一定苦不堪言嗎？那也不一定。事實上，他們都知道，跟着年輕的導師可能可以學到更多東西，但偏偏還是要師承名導師。與名導師在一起發表了文章，就是以後在學術上發展的本錢。不管出國還是在國內混，名導師的推薦信總是更管用一些。“被壓迫者”其實是甘願被壓迫。於是，在中國學術界，展現給人們看到的是如此虛偽和醜陋的一幕：“被壓迫者”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或者在其他私下場合，會把主子罵得狗血噴頭，但當着主子的面，或者在公眾場合，一個個又都成了對主子搖尾巴的狗。

用學術一點的詞彙來描述，那就是“犬儒主義”已經滲透到了中國學術界的每一個角落，尤其是大單位的“大項目”。學術腐敗加速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墮落。

四、剷除中國學術腐敗的途徑

最後，筆者認為，這幾年中國科技競爭力的逐年下降，最需要承擔責任的，無疑是現有的科技“大項目”、“大工程”、“大計劃”的負責人，而這些負責人通常都是院士或者學術界的精英人士。暴露的許多問題表明，他們在不少情況下，不是在對國家負責、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而是對自己“負責”，為自己所處的小集團“負責”。這是中國科技發展的不幸和悲哀。這當中的學術腐敗已經給中華帶來了災難。

剷除學術腐敗也應當與剷除經濟腐敗一樣，要從上至下。既要拍蒼蠅，更要打老虎，正如目前中國政府加大了對省部級幹部的查處，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一樣。筆者認為，新頒布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是過於泛泛而談的，必須要制定更加嚴格的規章制度的保證。為此，筆者特提出以下三點參考意見：

1）正如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在2001年首先在省（部）級以上的現職領導幹部中實施《領導幹部家庭財產報告制度》一樣，針對院士也應當由相應的報告制度，着重於反對利用院士頭銜謀取不正當的利益。所有院士必須報告兼任的董事、顧問和其他兼職等以及收取的報酬，同時任何這類兼職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嚴重違規者要解除院士頭銜。只有這樣才能杜絕現有院士們實際存在的大量不務正業、謀取不正當私利的現象。

2）對因為年齡等問題已經實際脫離了或者已經無力從事學術研究的院士，建議授予他們榮譽院士稱號。對於榮譽院士，在政策上不僅待遇不變甚至還可以適當提高。但凡是成為榮譽院士以後，將不再介入任何學術活動，如申請研究基金、招收研究生、評定科研成果等，當然其他社會活動除外。許多院士實際上已經喪失了研究能力，但不少人士打着他們的旗號介入學術領域，造成了許多學術不公的問題。50年代當選的、現在依然健在的高齡院士要率先對此做出表率。

3）所有院士作為公眾人物，應當更勇敢地接受社會的監督。他們必須明白，他們在贏得了社會尊敬的同時，也表明了整個社會對他們的行為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如果有輿論對他們的研究工作或其他行為提出質疑，他們應當勇敢地站出來，澄清事實真相。對於無法澄清事實真相而在道德上產生了惡劣社會影響的院士，應當予以除名。

筆者認為，中國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潔中國的學術環境。現在已經除名了兩位，這無疑是良好的開端。

讓院士們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學術和道德的楷模，才是剷除中國的學術腐敗的關鍵。

趙平波(pbzhao@yahoo.com) 2001年12月12日初稿于于加拿大多倫多 歡迎提意見以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