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考改革到學券制

《21世紀經濟報道》2001年11月26日

昨天聽了一場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關於高考制度改革的演講。顧教授言辭生動，觀點鮮明，他的演講博得我身邊一些同學的共鳴。雖然我也夾雜一些批評，挑剔他的推理，但他們都說，不要吹毛求疵，聽他的結論就已經很過癮了。看着他們雀躍的眼神，就知道高考的確把中國無數青年害苦了。

顧教授主張更改高考的時間，因為7月初已經是烈日炎炎，要同學們在酷暑下參加一連三天的緊張考試，是不必要的折磨。他建議將考試時間提前到五月份，考完就放五一假期；他同時主張減少考試場數，將不同科目混在同一份試卷里考完，好像美國的GRE一樣。這些觀點我都同意。

另外，顧教授認為現在考試的內容太難，考得太難沒有必要。他雖然反對按總分來擇優錄取學生，認為單科成績拔尖的同學，應該得到格外的青睞，但他反對給有特殊才能和特殊背景的同學“加分”的做法，認為這有違“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認為大學是學文化的地方，有運動技能或表演才華的同學，不應該得到優待，而有特殊社會關係的同學，則更沒理由走後門入學。

這些觀點我都不同意。首先，現在的高考實在很難，內容十分刁鑽。前年我特意做了一份語文高考試題，成績是不及格。但是考試題目的難易，其實是不重要的，因為它的目的不是要求學生懂得其中的內容，而是要把應試學生“拉”出一個間隔分明的隊列，好讓錄取當局挑選學生。太容易的題目，“拉”不出距離；太難的題目，也“拉”不出距離。衡量一份試題的成敗，在於它能否把學生拉得均勻。

第二，“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則，恰恰是考試內容過於艱深刁鑽的原因之一。剛才說了，隨着學生水平的提高，考試當局為了把學生拉開距離，試題就不得不逐步加大難度，以便始終達到甄別學生的目的。不過，錄取者如果有更大的酌情權，可以更加倚重分數以外的條件來錄取學生，那麼題目就可能不會那麼難，而學生就會受到這個新的錄取規則的鼓勵，平時減少“鑽牛角尖”，而參與更多有益的文娛活動，並標榜自己分數以外的潛質了。

前一段時間，上海某名牌大學因為爆出考生憑條子入學的事情，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爭論。大家似乎都認為，為學生遞條子說情，是肯定不對的。但在美國正相反，這是必須的做法，每個學生都要有兩三張條子（推薦信）。學校錄取學生時，對這些條子是非常重視的。很多名牌大學也注重親戚關係，如果你父親畢業於哈佛，或如顧教授說的，你的父親是孫中山（布什更好），那麼考入哈佛的機會就真會大增的。

問題的關鍵，是顧教授對大學的功能理解太片面了——大學可不僅僅是學文化的地方啊。大學的功能到底是什麼？我在這個專欄曾經嚴肅地寫過，大學的功能之一是談戀愛；而對於那些哈佛大學生來說，參加聚會和結識朋友，是讀大學的重要目的。

另外有人言之成理地認為，大學的功能是為將來的雇主提供篩選機制，把有耐心、聰明、善於學習的人篩選出來。讀大學的最大好處就是讀過大學。對雇主來說，你曾經讀過什麼專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夠熬過各種考試混到畢業。能畢業就證明你是可造之材。

這些觀點對不對，大家慢慢爭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學的功能是多種多樣的。篩選人才和培養人才的機制，也應該各師各法，五花八門。所以，教育部是沒有能力管那麼多事情的——不要說操辦，就是監督也不可能。

我認為，教育改革的核心，就是徹底下放教育部門的控制權，讓大學按照企業或民營組織的模式運作。到時候，全才也行，偏才也行；條子也行，分數也行；電影明星也行，要得到獎學金才讀書的窮孩子也行；鑽書堆也行，成天聚會練習社交也行。怎麼都行，但畢業生將來如果沒有市場價值，那辦學者就得在教育的市場上破產。

剩下一個問題，就是當大學各出奇謀辦學時，政府用來資助教育的補貼（如果有這樣的補貼的話），應該按照什麼標準來發放呢？答案是：應該讓學生的腳來決定。這就是著名的學券制（Voucher System）：把學券交給學生，讓他們按自己的條件和標準挑選學校，並把學券付給學校，沖抵部分的學費。學校憑收到的學券，向政府支取補貼。這樣，政府補貼學生的目的達到了，而教育的市場機制並沒有受到損害。

教育的問題太複雜，複雜得跟菜式的問題不相上下，靠辯論來求同是無濟於事的。經驗告訴我們，遇到這類問題，十拿九穩的解決之道是交給市場——只要教育的市場機制建立起來，只要讓學生（食客）而不是學校（餐廳）掌握選擇權，那還有什麼要爭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