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周刊》： 陳琳：真的“海歸”
記者：王成波
陳琳，一位哈佛的博士，一位多年浸淫在國外的學者，一位自稱對中國教育管理有
着異乎尋常的興趣的人。在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以一種始料未及的方式成為一個
不折不扣的新聞人物。從百萬年薪的新銳校長到聲名狼藉的“偽學者”，似乎是一夜之間
他從媒體注視的焦點走到了個人回國後的冰點。
媒體傳說中的陳琳是一個脾氣暴躁難以接近的受訪者，他常常讓記者大吃閉門羹，這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媒體對他的探求欲。事實上，陳琳自認為是一個極富理性的人，對
於“無理的荒謬的”打擾，他的態度是--拒絕，有時甚至演變成非理性的拒絕。
目前，陳琳已經被驗明正身了，但是對於他而言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似乎還未平息。
同樣，對於媒體乃至大眾，這場風波似乎讓一些人陷入了尷尬的沉默。
新聞周刊：學歷風波已經結束了，但作為一名學者，您卻以這樣一種方式成為公眾人物，
談談您個人的感受。
陳琳：啼笑皆非、莫名其妙--這是我對整個事情的感覺。其實，在過去的幾年裡甚至十
幾年裡，我至少有幾次可以上中青報等大報的頭版頭條，但都沒有。而我的學歷的問題卻
引發了媒體的炒作。我們的媒體究竟怎麼了？
新聞周刊：回過頭來看事情的經過，這原本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可以通過溫和的方式
快捷的解決，但是最終卻以一種很難堪的方式結束。您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跟您本人
的處世方式和態度有關係嗎？
陳琳：我想這要問那些記者。他們從來就沒找我求證或者核實過。 我能以什麼樣溫和的
方式解決？他們一上來就是爆炸性的，頭版頭條的大問號。很多人以為我會受不了，但我
跟沒事一樣的，因為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煉，也由於我本人的處世態度比較超然灑脫。
新聞周刊：您認為還有別的原因嗎？
陳琳：某些記者可能並不想真正弄清我的學術身份，事實上，要弄清這一點是非常容易的。
第一次提出質疑的媒體明明都查到哈佛有一個叫陳琳的人，但是他們僅僅因為聯繫方式不
詳就停止了，當時如果他們把我的照片寄過去核對一下不就可以了嗎？不知記者為什麼不
願意這樣做？
新聞周刊：那麼，對於人們懷疑的眼光，您為什麼沒有做出及時的理性的反應，而是選擇
了一種類似對抗的方式？
陳琳：這完全是誤傳。我根本沒有用什麼對抗的方式。中青報記者在整個調查過程就從來沒
找我求證或者核實。 我的反應一直是很理性。我發表了幾篇相關的聲明和對質疑文章的回答。
另外國內非常重視證件的原件做法也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我希望大家了解這一點。比如說
我拿出哈佛的博士文憑，你能鑑別真偽嗎？文憑畢竟不同於貨幣， 貨幣可以依據
本身來鑑定，但文憑必須通過相關的調查來證實。有沒有這一紙文憑是無所謂的。
新聞周刊：您對於媒體的憤怒會通過法律手段來消解嗎？
陳琳：現在很多人建議我這樣做，但是我還在考慮。
新聞周刊：一個事實是媒體質疑您的學歷的當天，山東外事翻譯學院就解聘了你。難道他
們僅僅是因為對於學歷的疑惑嗎？在學歷的背後是他們對您的失望，他們認為你與他們的
期望值並不相符。您怎麼看與他們的合作？
陳琳：坦率地說，來到山東之前,我對中國民辦高校一無所知。憑我在美國的經驗，以為民
辦和公辦是一樣的。到了山東後我才第一次知道事情完全是兩回事,中國的民辦學校基本上
是面對高考落榜生，而美國的最好民辦即私立學校則是面對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優秀的學生。
我到這裡辦一流大學的想法簡直是天方夜譚。 但是，面對這個現實,我仍然充滿信心地投
身到對一個民辦高校的改造和重組中去,引進一系列改革方案。
新聞周刊：有哪些具體方案？
陳琳：方案很多，有大有小，時間不允許我多講。我首先提出學校的定位問題，學校的目標
不是爭世界一流，而是提高學生的考試合格率和就業率。在這個大目標下，我提了很多具體
做法。比如，為了提高外語教學質量，外語聽力和口語課全部由外教授課。為了解決聘請外
教費用高的問題，我主張小班並大班，採取電化教育等設施。在師資招聘上，我主張高薪少
聘，聘高質量教師，教師不夠，開大班。在學校的行政管理上，我也引進一系列舉措。 比如，
去掉浮誇不實的招生宣傳用語；規範電話應答方式，採用文明用語；設立教師的對外辦公
時間等。這些舉措如果能夠得到有效實施，就可以由里及外地改善學校的教學質量和精神
面貌。
新聞周刊：有報紙報道說您在山東時主張老師不要與學生接觸太多。請問這怎麼理解？
陳琳：這個事情在報紙上沒有解釋清楚，可能引起一些誤會。這是我試圖引進的西方大學
的先進經驗，設立老師的OFFICE HOURS，可譯成對外辦公時間。美國大學的老師，每周一
般有半天的對外辦公時間，學生可在這一時間內去找老師答疑或者談其它的事情。
其它時間老師一般不見學生，一定要見，必須預約。對外辦公時間的設立一方面可以保證
老師有完整的時間從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讓學生知道見老師不易，因而有備而來。
這對學生的學習反而有促進作用。這是一項很好的制度，中國的大學不妨借鑑。
新聞周刊：校方說，師生反映，他們跟您很難溝通，是嗎？
陳琳：有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確實無法在一個平台上對話。我開始以為，校方既然高薪禮聘，
一定會很重視我所說的、所想的和所做的。否則，高薪禮聘不是失去意義了嗎？現在看來，事
情並不是這麼簡單。
新聞周刊：您有很好的方案，很先進的理念，但他們照樣解聘您。
陳琳：是的。但目前依據協議，我還沒有完全脫離那所學校。
新聞周刊：從您的履歷看，以前您很多年都從事與金融有關的工作，為什麼要搞教育管理
呢？
陳琳：這幾年來,我一直關注中央政府關於創辦一批世界一流大學的方針。相信自己在中美
大學學習多年，通過觀察比較，深諳美國一流大學的成功之道, 希望能夠以參與教育管理
的方式，為我國高等教育出力。去年,我曾向國內媒體公開表示希望回國到綜合大學從事
管理工作。中國的高等教育確實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最好的的大學在全世界排第三四
百名，過去的幾十年來我們也沒有培養過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在這個時候介入教育管理，
是大有作為的。
新聞周刊：既然您對教育管理猶如此濃厚的興趣，您有教育管理方面的經驗嗎？
陳琳：我沒有在學校做過管理。但我相信對中國高等教育來說，經驗並不是最重要的。
什麼是經驗？經驗是對以往的總結。可是在高等教育上，我們的以往並不太成功，我們沒有
辦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我們沒有培養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經驗。既然這樣，我們就不好
一味依賴經驗，用以往的經驗指導未來。因為我們要面對的是新的未來，而不是重複過去
的未來。中國的高等教育需要的不是經驗，而是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管理。
新聞周刊：從事教育管理是你回國後的第一份創業嘗試，但目前看來好象並不理想，您認
為原因是什麼？第一次就選擇了這樣一個民辦的高校來實踐你的理想，您是怎樣決定的？
陳琳：這是一次不成功的嘗試，但是我對教育管理的熱情不會受影響。當時選擇這所學校，
我是猶豫過，因為一個專業狹窄的民校與我所期望的綜合大學差距很大，但我考慮到都是
中國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就欣然接受他們的邀請。
新聞周刊：那麼這對於您以後的創業會有影響嗎？
陳琳：在這裡我不想用‘創業’這個詞。對我來說，從一地到另一地，從一個公司到另一個
公司，從一個行業到另一個行業，都是工作，而不是所謂的創業。 我是個所謂的職業經理人，
或者職業管理者，職業校長。我希望我所工作的地方有一定的基礎和規模，以便實施我的
管理方法和理念，讓它迅速升華，而不是白手起家地創業。
新聞周刊：您認為自己了解中國嗎？一些媒體認為你不太了解國情，精英意識太濃甚至
認為您太把自己當回事。
陳琳：我雖然在國外呆了很多年，但是中間我還是經常回來，應該說是了解中國的情況。
而一些國情，正是需要改造的。中國盼望與國際接軌，擁抱WTO，也正表達了思變的願望。
我不知道“精英意識太濃”是怎麼講？世界上的許多事情首先是靠少數人推動的，當然
最後成事還是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新聞周刊：風波已經結束了，您將來有什麼打算。
陳琳：我還是準備留在國內，繼續做教育管理，有幾個學校要我去，不過是讓我做教學，
我在猶豫。我更願意去做教育管理者，因為我在管理方面有更大的優勢。綜合大學科目門
類非常的多，作為管理者最好有綜合廣泛的知識結構，才能夠對學科的發展和不同學科
之間的關係有整體的把握。
新聞周刊：您與清華北大等綜合大學有過溝通嗎？
陳琳：它們在人事任命上比較複雜，我沒有主動爭取。
新聞周刊：為什麼您對自己有能力做校長這一點如此自信呢？
陳琳：我想我做教育管理的優勢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我本來就是學管理的。政府管理
和教育管理，有許多相通之處。第二是我剛才已經講過的，即知識結構上的優勢。我涉及
的學科包括文科理科管理藝術。我可以跟許多不同專業的人進行有一定深度的對話。這種
能力對高校的管理者非常重要。我希望公眾要以平常心看待這件事。校長只是一個職業，
它可以由學校內部的人，逐漸升任，也可以由職業管理者來做。我的老前輩竺可楨、嚴復、
胡適不都是直接做校長嗎？我希望以這些老前輩為楷模，致力於中國的教育事業。
新聞周刊：一種有趣的現象是，就在幾年前人們對於海歸派還持一種不加思索的接納與推
崇的態度，但是隨着假學歷事件的頻頻發生以及IT業的低潮，人們的態度開始變的審慎，
甚至一切又都反了過來，海歸派以及他們的國際背景開始遭到質疑，包括他們的學歷。
陳琳：這種質疑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必要的。但程序必須科學，推理必須理性。
新聞周刊：那您為什麼不能理解這種事情落到您的頭上呢？
陳琳：我沒有說不理解。我只是覺得，在信息傳遞相當快捷的今天，要求證一個哈佛博
士的真假應該不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更不是需要讓全國媒體關注的事情。 全國媒體
炒作，是資源的浪費。
新聞周刊：事情已經過去了，您有什麼話還有對媒體和受眾說？
陳琳：我覺得有兩點，希望新聞媒體的從業人員有更高的素質和敬業精神，掌握好辦事
的尺度。另外就是大眾應該要有足夠的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