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北大：神話與破綻

合弗

Ｉ引言

相信絕大多數曾經在過北大、正在北大、或者篤定要進入北大的人對北大會有珍愛之情。如果把上述這些人稱作“北大人”（我不喜歡這種暴露某種狹隘的稱呼，權且借用一下），那麼，非北大人對北大會怎麼想呢？我想大多數會有仰慕之情和一點神秘感。對北大有微詞的最有可能是“清華人”，我這麼猜想，因為北大是最不願意把清華放在眼裡（但可能不得不把它放在心裡）。北大、清華暗中較勁、競爭“中國最高學府”的故事肯定是很有年頭了。這種事情不奇怪，倒是很有趣。北大沒有清華叫板，肯定會覺得冷清。這種事情古今中外一直有，哈佛和耶魯、牛津和劍橋老早就做了榜樣。後來這個故事延續到了因特網上，由搜狐與提供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回答：“你認為中國最知名的大學是那一些”時，89%的人選擇清華，88%人選擇北大，清華以微弱多數超過北大位居第一，北大屈居第二。

我想調查本身是可信的，但是如果據此調查結果做任何關於北大清華之高下的推論，都會是錯的，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北大對於這個社會來說是一個神話，神話拒絕任何定量測量和統計推斷。哈佛對於美國社會是一個神話，製造了6位總統和一位國務卿。這還只是這一神話的可以統計測量的一個側面，這一神話的本質在於哈佛作為直接產出知識和思想的高等學府的代表，在美國文化的型塑與發展過程中既具有特定的實質性作用，又具有代表性象徵作用。保持一個神話、比不斷製造新的神話成本低、價值高，這是社會的選擇。

神話自古有之，雖然每個神話都破綻百出，自古以來人們對神話卻總是樂此不疲。顯然，社會需要神話。精衛填海、夸父追日破綻都是明擺着的，不妨礙其中灌注的精神和理想激勵世世代代的人們。人生在世從來也不能遇見一件完全理想的事情，神話的存在理由正在這裡：突顯事物的閃光內核而不及其餘，為人們提供所需的精神和理想。進一步想，如果神話沒有破綻，那就是事實而不是神話，正是這些破綻，製造了神話的想象空間，使神話成其為神話。

一邊說北大神話，一邊試着找它的破綻，可能更能體味這一神話的蘊含，更能有助於保持和延續這一神話。

II 知識的途徑

我是1988年進入北大的。到北大之前，滿心裡計劃的是進了這“最高學府”（另一種觀點認為是“次高學府”）之後，如何積極上課，認真聽講，如何勤奮攻讀，嚴謹治學。我想所有剛進入北大的學生，最大的願望恐怕都在於此。但是，恰恰最先失望的也在於此。不知道80 年代末的學生是不是特別不幸。我們碰到的教授（含副教授，下同）們大多年事已高，他們大多都在50年代之前受的高等教育，60年代整個國家幾乎停止了知識增長，他們自然要受累。五六十歲之後，要增長知識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生理上的衰老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沒有了動力。教授都做老了，還求知做什麼？聽教授們的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們出於敬仰和尊重而不是求知，儘量地每課必到，結果差不多每課必睡。

覺得有一些年輕的教師正在成長起來，但是他們當時多處在講師的教職上，還沒有資格給研究生上核心課程。既然是邊緣課程，他們就上得很隨意，我們聽得也很隨意。結果三年下來，不記得在課堂上得到多少新知。對於我來說早就習慣了不從課堂上，而從別的什麼地方獲得知識。我想當年北大校園裡，會有不少象我這樣年紀的人，剛入小學就碰上文化革命，整個中學就荒廢了，僥倖上了一個草創的大專班之類的高校，拼死鑽到北大這個鍍金槽里來雪恥。進來一看，敗絮其中的人其實很多，倒覺得自己比較貨真價實，至少更懂得珍惜和利用這麼一種機會。不管怎麼說，這批人很雄辯地證明真知主要不是通過他人傳授，而是靠自己攝取。攝取的途徑實在很多，通過課堂得到的只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那部分知識，價值其實很小。人生的每一次掙扎，只要你去體味，你就獲得新知，更重要的是思想的磨礪。

圖書館是自行攝取知識的一條重要途徑。畢業的時候，對北大若干留戀之一是它的圖書館。我肯定那座圖書館滋養過一批批豪傑，功不可沒。不過我還是發現了破綻，琢磨起來饒有趣味。像其他所有圖書館一樣，北大圖書館規定在圖書借閱方面，教授副教授比一般教師有更多的權利，一般教師比學生有更多的權利。我經常覺得規則應該顛倒一下。學生是一無所有的，所以他們最可能有動力去求知識、技能以圖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況，對於大多數職稱有了、住房也有了的教授，多讀書好像沒有什麼理由。沒有壓力，就沒有動力，也不會有創造的需要。做出來的學問肯定對社會不敏感。一無所有的人比較容易琢磨社會需要什麼，如果他們不能根據社會需要作必要的應對，他們將永遠一無所有。

在圖書館讀了幾年書，忽然會覺得中國的學者有點可憐。我從遠離北京的一個中等偏小的城市來到北京，在家鄉時候，幾乎讀不到外文著作。只好讀能得到的所有中文著作，讀什麼信什麼，景仰每一位作者。覺得每一位都比自己博學、睿智、深刻。正是在北大圖書館，有機會接觸原著和譯著，發現自己讀過的，稍微讓我長點知識的著作差不多都是這些原著和譯著的翻版。當時普遍的情形是：歐美創作、港台翻譯、大陸摘編、改寫。其實我們應該感謝這種嚼麵包式的知識傳播途徑，我們雖然吃的是別人嚼過的麵包，總比沒有吃的要好。這一過程，也使許多有機會先嚼麵包的人圓了職稱夢。更重要的也許還在於，“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糟糕的方略，正是在這種過程中瓦解了，我們好歹有了一個接觸人類共同文明的持續不斷的途徑。中國學者當然也有自己的創作，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創作都對人類知識的增長有實質性意義。

十年過去了，可能是因為加入了國際著作權公約的原因，近來，大陸出版的選題和質量都很好的譯作突然大增。這使一般讀者接觸原著的機會大增，學者們一定會覺得做學問更不容易了。靠摘編改寫很容易露馬腳，而且，讀者們既然可以嘗到嚼過一遍的麵包，何必吃被嚼兩遍的麵包呢？活絡一點的學者更願意寫一點讀後感，趕在原著沒有譯成中文之前大寫讀後感：讀一點原著，“聯繫”一點中國社會的實際，試着開一帖處方。外來的麵包嚼碎摻一些本地的玉米麵製成了饃饃，一門科學就“本土化”了。北大自然也在製造着這類學者。當然，真正的進步總是有的。我倒是從新近畢業和正在就讀的學生的多少有點創作意味的論文裡，感覺到了未來一批學者的風範。北大神話的繼續看來是有基礎的。

圖書館對於所有的學生的影響是同樣的，使北大學生與其他大學學生有所區別的是北大本身。在我來看，北大本身是一個獲得新知的途徑。“北大本身”是一個多重含義的概念，是不可解析的，也不好用“北大傳統”、“校園文化”之類去代換。前者包含後兩者。甚至北大神話也屬於“北大本身”的重要內容。有一個很知名的外語培訓學校，它的成功製造了一個神話，似乎它的後門直接通向北美大學，這給每一個學員很強的激勵。北大神話，對每一個學生有類似功效。沒有人知道北大神話的具體內容，但幾乎每個學生在進入校門的那一剎那，都會覺得自己從此就是國家的棟梁，雖然大多數人，畢業求職之際便會再度明白自己對於這個世界其實是可有可無的。北大神話畢竟激勵過每一個北大人，並且成就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不去解析北大本身，只是隨意地去回憶、記述當年北大校園裡給我留下較深印記、 特別是十餘年後仍然讓我回味的東西（上述與下述的文字），這些可能就是“北大本身”的內容吧。

III 峰頂與中心

考進北大的學生，幾乎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是最好的。曾經是最好的考生，現在是最好的學生，將來謀最好的職業。實情當然不會是這樣，大多數人的一生註定會庸碌無為，與“最好 ”的無緣。 “我是最好的”這種心理，在臨近畢業的時候總要受到嚴峻的挑戰。不過這種心理真真造就了很多人，他們在一生中每一個重要關口都可能對自己說，如果我不能，誰能？ ——既然我是最好的。這種心理在校園的各類集體活動中都可能得到強化，它最經常表現為對名人的不恭不敬。那陣子，到北大講演或招搖的名人或准名人很多，北大為每一類名人都準備了兩種禮儀：掌聲和噓聲。應該說北大學生是很公允的，對於精彩的名人和名人行為之精彩部分都是掌聲不吝的，但是對於蹩腳的名人和名人行為之蹩腳部分，噓聲是無情的。到北大來做首映式的電影圈人是比較不幸的，經常當場被噓得差不多要往地底下鑽，更不要說他們的作品了。就連方勵之這樣的當時聲名如日中天的學者也不能倖免於難。一次方勵之應邀來北大做一個關於天體物理的講演，邀請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時，方先生已經不宜做政治敏感性講演了，邀請人只是找個理由滿足一下北大學生對方先生的渴慕之情。演講很快就走上了岔道，方回答了好幾個政治敏感問題，掌聲雷動。不料有學生問“香港報紙說您對鄧小平先生的批評中有誣衊不實之詞，鄧先生已經準備通過法律程序起訴，對此您有何解釋？ ”。方先生一時語塞，做了幾句不能令人滿意的解釋，台下立即噓聲四起，方先生只得進一步解釋，台下仍然不依不饒。講演結束，宣布方先生將簽名售書，頓時噓聲再起，似乎不能容忍任何人在北大講演台夾帶走私其他東西。當時在場的我，對我的同學們真真覺得肅然起敬，很多人見了名人只有拜倒的份，北大學生很輕鬆地就把名人扯得跟自己平起平坐。他們能看出很多破綻，只尊重值得尊重的部分。你看出名人神話之破綻時，也就有信心自己做名人了。

在北大，經常會有身處事件中心的感覺，這同樣是一種積極的感覺。北大校園裡的事情當然不都是“事件”，但是媒體有能力使很多事情都變成事件，媒體從來都有製造神話的功能。北大是媒體跟蹤的一個對象，你在不經意中就處在事件的中心：你參加過的一次講演會、一次研討會、一次學生社團活動、你接觸過的一位教授或報告人都可能很快就在媒體上出現，然後你還可以從記者的演繹中知道自己參與其中的事件意義，然後你傾向於認同於記者的說道，這樣你本來沒有什麼目的的活動就具有了意義和價值。有時你簡直就覺得自己在寫當代史的某篇某章。八八年八九年是事件很多的年份，這種感覺就很強烈。北大校園裡的任何一點異動，對於北京乃至整個國家都會有所影響。下午在三角地的招貼欄上貼上一張小紙條，傍晚的美國之音就會告訴你紙條上的內容。那陣子我們經常是從來自世界各地的電波中知道校園裡百步之遙的地方新近發生的事情的。任何一次學潮， 其指向、效果有正負之分，但總是響應者眾。我不敢對參與其中的大多數人基本的神聖和崇高的動機進行取笑，我想相當多的人有一些私心，就是想在歷史的某一頁上留下一點印記，不求篇章段落，做個標點符號也足矣。北大學生比起別人肯定是更有機會做標點符號。這種心理也肯定造就了我們社會中不少真正的中心人物。

IV 自律與恣縱

自律是對規則的認同和自覺遵守，規則是社會秩序或者社會穩定發展的的前提。規則、規則意識、自律這些都是文明與進步的重要內容。在北大，你可以看到很多自律的範例。這裡不想談莊嚴情境中的自律，那個其實比較容易做到，情境本身是一種約束和壓力。在北大校園裡，日常生活中的自律給我留下最鮮明的映象，隨處可見的就是排隊。十年前的中國社會，是不太習慣排隊的，當時的報紙經常討論排隊問題。堅持排隊，需要一種對規則的信仰。中國人很難守住一種原則，說好要“進行到底”的，十年就收場了；說好“一百年不動搖的” 可能二十年不到就得變卦了。中國人還愛譏笑外國人對規則的遵守太刻板，不靈活。 北大學生那時已經在認真地排隊了。食堂、影院售票處、錄音室隨處可見排隊。另一個重要的特徵是禮貌。記得當時的報紙經常討論職業道德、服務態度等問題，核心內容之一就是禮貌。禮貌同樣體現的是規則意識，在社會互動的時候，充分考慮自己行動的適當性。經常能聽到的是“你好”、“謝謝”、“對不起”，禮貌用語是其次的，裡面透露着一種寬容、體諒、接納、和開放的心態。兩個以禮相待的人不容易衝突、甚至可以免去互相設防。衝突的時候容易拿破壞規則來慪氣，相互設防的時候會擔心遵守規則自己要吃虧。當年北大，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憑着一句“你好”敲開每一個宿舍的門，還附帶收穫笑臉相迎。我相信閱覽室的保持安靜、互動中充分考慮對方，這些與遵守學術道德以及政治文化中的拒絕諂媚等等自律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與自律相映照的是恣縱。恣縱一般而言是對自己的放任或對規則的踐踏，北大學生的恣縱除此之外別有一些含義，那就是開放自己，或者破壞、改寫舊的規則。在一件事情中區分恣縱的這兩種含義是沒有意義的，或者你根本沒有辦法判斷。如果你耳濡目染一系列“恣縱”，那麼你在看到破綻的同時，依然會感到北大神話的魅力。

初進校園的時候，最先映入眼帘的風景線是“路邊Kiss”。在45樓到學五食堂有一條必經小道，打飯或晚自修下課時經常要路過那裡，經常有男女生緊緊相擁且占去小道的三分之一，不時還kiss一陣，絕對旁若無人。擦肩而過的人大多數寬容的笑一笑，也有痛恨不已的，我是屬於那種有點尷尬、有點忐忑、唯恐打攪他們的一類。在別處碰上同樣的事情，可能會覺得厭惡，奇怪的是在校園各個角落碰上這種事情，漸漸會生出一種美感。可能是基於一種信賴：相信自己的同學們這麼做，是一種理性選擇的行動，然後去認同它存在的理由。稍後，開始聽說有熱戀中的男生女生在宿舍里同居，在床位上拉一個帘子就算進入了私人領域。開始只是聽一聽，並不當真。有一次晚間地震，震出了裹着一條被單的兩個男女生，自然就信了。聽說別的學校發生這種事情，就會有人舉報，當事人會被勒令退學，可能因此改變了一生的命運。不知道當年校方如果發現這類事情會不會同樣處置，只知道當時沒有人舉報，這就是北大。社會需要規則，也需要規則的創新。創新規則的人要冒破壞規則的風險，如果新規則得以建立，創作者可能被銘記；如果流產，他也就此犧牲了。北大似乎寬待創新規則的人。宿舍里睡前話題一貫的內容有兩項：學術與政治+性。北大學生在性態度和政治態度上都是相對開放的。考察一下社會歷史，性開放與政治清明似乎有某種正相關。

北大校園經常重新詮釋規則。當時的一個規則，我至今沒想明白怎麼能被普遍接受。如果一個演講、或報告會或諸如此類的活動預計會座無虛席的話，總有人拿一件衣服、一本書、或者一本廉價的練習本擱在座位上占座（甚至可以在前一天就擱在那）。如果你據理力爭、輸的肯定是你。我覺得自己沒有力量攻擊這類規則，我只能承認自己的理解力低。

還有一點想不明白的是，北大學生的好學貪玩。北大學生好學，人所共知，北大學生貪玩，你可能就有所不知了，因為很少被人抖落。那就讓我來出賣吧。當時校園裡的主要娛樂是電影和錄像。幾乎每個晚上都放電影的。到了晚上，圖書館和電影院經常是同時座無虛席；一小撥散落在校園各個角落，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滯留在宿舍里的，有一些在挑燈苦讀，一些在窮聊，更多的是在打撲克。打撲克經常一晚上，甚至通宵達旦。越臨近畢業越瘋狂，好像都有不玩白不玩的念頭。我們的教育制度或者社會的選舉制度肯定是有了什麼破綻，這麼多瘋玩的學生順利地拿到各級文憑、混入社會。有意思的是，瘋玩的未必不行，苦讀的未必有用。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很奇妙。

V 精深或膚淺

談北大不得不提做學問。在北大呆了一段時間之後，忽然很不喜歡“做學問”這種說法，或者說不喜歡這麼一種觀念。我想把當時在課堂、圖書館裡可以接觸的知識分為兩類。一類是中國人代代相傳的中國哲學、歷史和文化之類的知識，另一類是源自西方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在頭腦中劃分了這兩個類別之後，才知道做學問可能確有其指，而且應該專指前者。中國人做的學問，就是讓人“學”和“問”的，所以大多在典據之中繞來繞去自圓其說，沒有伸向現實的觸角，或者說“問題意識”。積累這種知識可能是累贅，你並不增加新的認識。同樣研究一段歷史，中國的歷史學者會塞給你所有他挖掘出來的資料，並詳加考證，可能就是所謂的嚴謹治學。遺憾的是，他們多半從若干一成不變的視角出發，做一些毫無思想光芒的結論。經常有人攻擊國外學者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資料不足、而且肯定帶有偏見，甚至不懷好意。不過，在我看來每一次“偏見”都拓出一個新視角，睿智的觀點比堆砌的資料更有吸引力；至於“險惡居心”，我始終沒有看到，因為真正的學者總是具有社會良心的，批判的人比諂媚的人對社會要有益得多。正是從北大開始，作為一個研習社會科學的研究生的我，把自己的熱情毅然決然地全部傾注到第二類知識中去，這是我個人的選擇，肯定也折射北大追求科學新知的固有傾向。北大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也就有一個世紀的包袱。當年的北大甩包袱的任務還很重，一些包袱是20世紀上半葉的，還有一些包袱是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我們處在新舊更替的關口上，那是一個有意思的時期。遺憾的是， 舊知識、舊思想沒有完全剔除， 影響了我們攝取新知的速率。

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學術研究中也有時尚一說，如果你操的話語太陳舊，你很難跟當代學術主流對話，你的研究結果會被人看低。北大不趕時髦，誰趕呢？我保留着同班同學全部的畢業論文，也讀過新近畢業的師弟妹的論文，兩相比照，前者慘不忍睹。十年前的論文，很象十年前的照片上的人物，衣飾很土，笑得更憨。那時候這個系的“學術創新”有一個途徑，拿一本《江村經濟》為模子，可以軋出《河村經濟》、《湖村經濟》之類的若干。到一個地方蹲一個月，日記總是會寫的。把日記加上標題，論文就出來了。

說北大有很多博大精深的東西，我想總是可以這麼說的。不過我很少去體會它的博大精深。就象不喜歡“學問”一詞一樣，我不喜歡“博大精深”這個詞，因為我對它經常出沒的地方不感興趣。八十年代後期，有一股文化熱，國學、儒學炒來炒去，儘管我對那些東西不聞不問，也免不了耳熱，博大精深經常被用來形容這些東西。回想北大，我經常要想到的是跟這些博大精深的東西相映成趣的可以說是很膚淺的東西。我對它們既嫌棄又憐愛。我偶爾能看到一些學生自己辦的小報小刊，每期都會有風格差不多的小詩歌、小散文，多半是大一大二學生干的。在未名湖畔沉思一個下午，或者挽着女友的手在校園裡若干僻靜的小道之一上走一走，或者夜裡忽然想起留在故鄉的高中女同學，就有可能生出這樣的詩情。情調、風格、語言可以與三、四十年代那些大家媲美。（這年頭做大家看來不太容易了，半個世紀以前憑一些小兒科的東西就做了北大知名學者的那種好運道看來再也不會有了。）讀的時候我常常忍俊不禁，覺得弟弟妹妹們好酸、好膩、好傻、好可愛。校園裡有他們會有一股清純，但如果到了畢業還脫不了這種情思，我會為他們的社會適應性擔憂。雖然我在他們的年紀，也着迷過那種東西。我經常要想，我們知識結構中有一些沒有多大用處的部分，很頑強地承繼下來了（眼下因特網上最泛濫的也恰恰就是這些東西）。不知道十年後的今天，北大低年級的學生還做不做這種事情，社會畢竟變得越來越實用了。

VI 政治文化

一位美國學者，在專門論述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書中說，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發展過程中，北大具有一種象徵的意義。北大對我影響最大的，肯定不是給我提供專業知識，應該說是它的政治文化。

我們願意相信北大人傑地靈。但一入校我就確認，校園子裡面和校園子外面的社會一樣，主要是庸人（無貶義）當道。占據重要位置的並不是最傑出的人。 你由衷敬仰的人，經常不能在你覺得他應該在的地方。名聲在外的，裡邊的日子頗為艱澀，在裡邊活得滋潤的，在外邊又無人知曉。社會恐怕需要這樣。思想者們創造新生事物，也製造混亂；庸人影響進步的速度，但是也保證持續和穩定。思想者們象輪船上的司爐，一門心思添加動力，讓輪船快跑；庸人則兢兢業業地掌舵，儘量讓船行駛在常規航線上。這種分工顯然是社會需要的，所以社會也與此同構：庸人當道。思想者們可以瘋狂又瘋狂，庸人可以呆鈍又呆鈍，畢竟還有一位船長，船長肯定不敢衝動，但應該有思想和能力。偶爾也會有幾個庸人做了船長，但最終會被能人換下。北大自然是人才輩出的，但是更多的也還是庸常的人，大家協同創作同一個神話。

北大畢竟是出眾人物的舞台，八十年代末這個舞台特別熱鬧。就我自己來說，入學不久，立即對無趣無味的課堂失去興趣，開始對各種各樣的報告會感興趣。校園裡面一直是政治思想很自由的地方，但是政治自由的程度可能跟校園子外面沒有什麼兩樣。所以，經常借學術報告、學術討論的名義做各種各樣的事情。這些學術報告中的一些對北大的政治文化乃至中國的政治文化，都是有深遠影響的。不過大多數報告沒有價值，熱鬧熱鬧而已。聽多了就開始挑剔，嫌棄、厭倦、開始琢磨報告者的動機甚至嘴臉。那些開思想先河的人至今讓人崇敬，還有一些保守迂腐的人，到北大講台來，則肯定是找錯了地方，那些人我已全然記不住了。還有一些跟學術與政治都不搭架的報告（比如氣功、登山），也到北大找機會，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聽眾。“精英”一詞也跟着報告會、研討會流行起來了。報告人越來越明顯地以精英自居，或旨在躋身精英行列。認真做學問，永遠是寂寞甘苦的，還可能犧牲一輩子。報告會很象產品展示會，叫響比較容易，很多人想搏一搏。不過，大多數人最終還是沒有被記住。但是無論記住的或記不住的都對北大的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一片林子裡，有參天大樹，還有矮小灌木和草本植物，如果沒有後兩者，肯定要水土流失了，林子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談北大的政治文化就不能不提學生運動。北大學生運動的歷史跟北大的歷史差不多長，北大的學生運動是北大政治文化的體現和實踐，還經常是中國學生運動的範本。對北大學生運動的評價甚至會關繫到對一段歷史的結論，這裡無意對任何一次學生運動做任何公開的或暗示性的評價，只是記述當年自己對學生運動思考的某些片斷。

北大的學生運動總是產生活躍的政治人物，甚至歷史人物。在政黨政治不發達的國家裡，學生經常在國家政治發展的關鍵性關口被選擇進入政治舞台的前部。學生通常具有最新的、最激進的政治理想，而且絕大多數學生懷抱崇高而單純的動機，學生運動從總體上看都有一種神聖性。偉大的五四運動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被誤導的學生運動也是如此。學生運動從來也不是單純的學生的運動。學生運動背後總是有不容易看見的手：大手小手黑手白手，做第一推動的手或者中途插進來控制方向的手。如果以手的存在否定學生，那是對學生運動的認識不足，對學生則更不公平。其實絕大多數學生都是憑着自發的激情和使命感參與其中的，多數也不介入得太深，畢竟沒有想以政治為職業。少部分學生是立志對中國的政治發展做一點事情的，他們全身心的投入，甚至願意以自由為代價。他們實在是可歌可泣的。同樣也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他們立志投機政治的，他們通常出來的是時候，轉向退避的也是時候。他們在學生運動結束之後很快得到一些好處，但最終會被歷史唾棄。八十年代末我身歷其中的北大學生運動，我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上述這些。

北大學生的政治文化，哺育了一批一批的政治精英，但是還有很多死角它滋潤不到。任何時期校園裡都會有儘量不關心政治的學生，他們可能功課很好，已經加入或者正在爭取加入政治組織，在很多場合投人所好地積極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但是他們實際上缺乏基本的公民意識和政治覺悟。我很吃驚他們對周圍震撼人心的事件沒有太多的反應，吝惜起碼的同情與關切。似乎只有自己的功課是重要的。那個標誌性的晚上，他們選擇安穩地睡上一覺，第二天興致勃勃地道聽途說，然後又興致勃勃地以訛傳訛。當時東北有一個人，對着國外電視台的攝像機，伸出兩個指頭，結果他被判了好多年徒刑。比起我周圍的這些人他其實很冤。更讓我吃驚的是，當時校園裡風傳“戒嚴部隊要踏平校園”，竟然很多人信。三天之內，校園都走空了，很多人走之前燒掉了藏匿半個夏天的傳單。對政治制度沒有信心，對中外歷史多少也該有點了解，在當代，哪一個國家的政府軍隊敢於騷擾校園子和無辜學生呢？那個暑假之後，校園裡投機政治的氣息開始濃厚起來。在北大，看見一些很年輕的學生做這種事情，熟得像什麼似的，只覺得噁心。那個感覺很象看《動物世界》電視節目，猛獸將獵物放倒之後，食屍動物幾分謹慎、幾分機靈、幾分心安理得地走過來吃點剩的。

八十年代周邊不少國家依靠學生運動，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家政治的走向。從1992年的南巡講話到不久前的修憲草案，十年來中國政治發展在很多方面實現了學生的理想。儘管中國政治改革依然任重道遠，事情到底在向好的方面發展。十年後比較接受“告別革命”的觀點，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政治制度，比起情急之下就拉學生登場的操作手法，對社會會有更大的益處。

VII 去與留

在北大呆上幾年，大多數學生會越呆越想呆，但是大多數人是沒有機會總在北大呆下去的。去的念頭在最後一刻才固着，去的準備剛入校就下意識地開始了。對於北大學生，“去留” 的第一層含義在於，是出國留學，還是留在國內。

北大同樣創造了海外留學的神話。可能很多人都有這種遭遇，昨天還同居一室，今天已分處在地球的兩個半球了。畢業即出國的學生，肯定都是蓄謀已久了，多半從一入學就開始突擊外語。北大圖書館的自習室總是滿的，每一時期媒體要提供今日大學生勤奮學習的範本時，少不了鼓吹一下北大自習室。記者們恐怕不會知道，這些北大最勤奮的學生中，大約三分之二在讀“托福”和GRE。要取得外語方面的突破，專業課基本上要撂在一邊的。當年同班幾個女生不太到課堂上來，卻持之以恆地到自習室去，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長久的謎。畢業後謎底自然顯露了，她們一個個遠渡重洋。把專業撂在一邊，對於特定個體來說是一種得能償失的機巧選擇，對於一個教育制度，那麼多的一流學生如此選擇，損失是不是太大了？

那麼美國人是不是得到更多呢？其實也不是。取得托福、GRE高分的學生明顯被神化了。他們中間的一些，肯定是頂尖的學生，日後會有很好的發展。但是大部分依然免不了庸碌無為，因為他們的創造性已經在取得外語考試成功之前揮霍得差不多了。在大學期間、甚至在研究生階段不做思想的磨礪，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在背單詞上了（如果我說，對於智商都差不多的北大學生，兩項考試的高低全靠背單詞決勝，你不應該吃驚），這種損失可能在一生中別的階段無法補回來了。號稱“客觀、科學、精確”的美國考試測量手段，從中國遴選的可能是最愛背單詞，或者最能背單詞的學生。所有的神話都有破綻。我說這些話的時候，肯定沒有酸葡萄心理 (作者後來進入哈佛就讀）。

擔心中國人才流失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是機會造就人才，沒有機會人才就成了庸人了。在一個競爭的社會，任何一個機會都有不止一個能力相當的人覬覦，走掉的人給美國人民添了一點壓力，卻給留下的人騰出了更多的機會。祖國的人才倍增了，外頭有一半裡頭還有一半。人是一樣的能幹，區別在於掙的錢不一樣：外邊的人參與瓜分別人的國民收入，過着至少夠衣錦還鄉的生活，裡邊的人無怨無悔地過着腦體倒掛的日子，外邊的人不要母親負擔了，裡邊的人為母親省錢了，都是好兒女。

留在國內的則要考慮求職還是繼續深造。當年我們共同的想法是，如果能找到滿意的工作，就不再考博士。那一年我們都沒有考博士，職業最終顯得比學業重要。十年前中國社會流動主要靠的是考學（跳槽很不容易，還引起過一場又一場的大爭論）。博士經常是那些讀到碩士畢業依然沒有找到理想職業的人，不一定是最需要博士階段學習的人。中國的研究生考試制度恐怕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準備研究生考試，需要把已經讀過的沒有必要再讀的東西重讀一遍或者更多遍，每準備一級考試有可能都是對創造性的一番扼殺。北大的研究生考試也不能脫俗，結果不少一路考上來的同學，除了教科書好像沒有讀過別的什麼書。這種學生做了教授也不可能更深刻一些。經常能看見面對電視攝像機，滿嘴教科書觀點的教授，自己懂得不太多，立志去糊弄比自己懂得更少的大多數媒體受眾。

VIII 神話的延續

北大神話依然在延續。這有兩種含義，一個是依然在北大的，他們肯定在充實、改寫這個神話；而曾經在北大的，現在散布於整個社會，他們的活動肯定是這一神話的不可或缺的內容。當你聽到“到底是北大的”的說法時，你就體會到這一神話的影響了。我找了這個神話里的很多破綻，因為我相信如果神話沒有破綻，就不會有魅力。

我們愛北大，它給我們終身受用的東西。文憑在找到終身職業之後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專業知識從來要靠自己攢。有兩樣東西肯定在北大強化了，而且對我們的一生都有影響。一是自信：如果我努力我可以做得很好。二是批判精神，如果你傾向於看出事情的破綻，你會生出很多創新的勇氣。

我一直沒有確認北大的校訓是什麼，據說雕在大講堂的那面牆上，好像是“緊張、活潑、勤奮、嚴謹”。比較起來，哈佛的校訓更有意思：“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好像更強調創新。大講堂拆了，校訓是不是也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