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究竟應該是一間什麼樣的公司？

新周刊　　文/杜如風

　　2002年5月20日，南京大學百年校慶。一時間，冠蓋雲集，名流匯聚。說南京大學是中國人文堡壘之一，相信沒有人異議。而其作風的內斂，更值得一片浮躁的國人學習：它以吉林大學1/3的規模，不聲不響地連續7年在反映中國大學科研水平的SCI排行榜上高踞第一。據云，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台灣“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參加某校的百年校慶時，曾經私下歪 批對聯一付：培養人才不如清華，科學研究不如南大。橫批為：一塌糊塗。雖說李遠哲也不是什麼絕對的權威，但南京大學被作為參照系，也可以彰顯其地位和實力。

　　“人文”何時“入市”？

　　然而，就跟南京人往往被說成是“大蘿蔔”一樣，南京大學在學術界、國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太“敦厚”了些：校長身為全國人大常委、副部級幹部，天天騎自行車上下班。當然也有人揶揄云：都像他這樣，中國汽車工業還有什麼希望？不過，這還是校長個人操守的問題，大學如何應對商業社會還是另一個意義上的事情。另有一件事，可就離譜了：南京大學是中國計算機軟件高級人才的搖籃之一，擁有國家在這方面攻關的首席科學家，可是南大在全國同檔次的高校里是最後一個擁有上市公司的，而且，以計算機軟件為主要賣點的“蘇富特”，如果在上海上市，即使是在被海歸派弄得幾乎完蛋的今天，開盤30塊也是可以預期的，偏偏弄在香港創業板，如今的局面也只能說是比沒上市好一點——每股1塊港幣都不到！

　　其實，全國的大學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都顯得有那麼些“害羞”——越是人文氣氛濃厚的，似乎越在商業化的潮流面前手足無措。反而是一些不入流的、民辦的，甚至“野雞”的大學，在價值規律面前卻如魚得水般地快樂。

　　他們的快樂讓那些著名的大學痛苦得呻吟。北京某著名大學今年4月開了次畢業生就業情況通氣會，計算機、生化、外語等專業的學生一如既往地搶手，而往年的熱門法學院本科生的就業率只有30%左右。很多大一些城市的區級法院現在都開始只要研究生了，而什麼樣的學校都敢辦法學院、全國法學院學生幾乎成幾何級數倍增，是自居為名牌的該校畢業生突然發現自己並不珍稀的主要原因。該校法學院院長痛心疾首：這樣下去，法學院還怎麼收最好的學生？他痛苦的同時，全國各地的競爭者們卻“亂雲飛渡仍從容”——既然法學院學生不好分了，明年就叫法學院的老師改備網絡廣告學的課吧——反正他們從前也備過公共關係的課嘛！

　　法學由熱而濫只是著名大學面臨的困擾之一。他們的對手本來就是市場栽培出來的，有人要上大學，就有人辦大學，中間的前提條件是國家准許，於是，他們就像是一間民營公司那樣誕生了。而正規的、著名的、特人文的大學，大致可以比成是國營企業。某名校為新辦一個廣告專業(一個項目而已)向上級有關部門爭取了8年，有人會覺得奇怪，其實，當你看到某地有個鋼鐵廠已經苟延殘喘20年，而有關部門不僅不讓它破產，還給它上市指標，就應該對該校的苦楚給予充分的理解。結果是這樣的：深圳大學裡的許多(說許多還是有保留的，因為那地方幾乎是普遍)青年教師，甭管學歷史、中文、地理、化學、地質，都在外面的“大學”里兼了許多稀奇古怪的課，商務英語、網絡傳播、社會保障、公共管理、WTO與中國……有人開玩笑：哪個學校開宇宙飛行課，他都敢上！拿國有性質的深圳大學當基地，而賺錢的觸角伸向任何所有制的任何角落，深圳大學的青年教師算是給全國的同行們上了一課。

　　告別原始積累

　　也許深圳特殊的環境具有不可比性，但許多內地的著名大學在一輪又一輪的商業大潮面前即使被迫參與了，還在那麼有文化地爭議着，這就不免讓人有些着急了。在著名大學中，北京大學在很多方面的操作其實已夠商業了，早些年破牆開店，不少人(其中一些是生活優裕的既得利益者)異議，認為北大絕對應該做一塊學術的淨土，北大也被迫做了許多冠冕堂皇的解釋。其實，一個自比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的中國第一大學，辦到要青年教師(說青年，也早過青春期了)住燒煤球爐、煤氣包的筒子樓，夫妻“倫敦”都不方便的程度，賺錢改善生活、科研條件應該具有赤裸裸的合理性，還羅嗦個啥？過了8年，北大把當年破牆開的店拆毀，恢復校園的本來面貌，又有人喋喋不休，說這是北大回歸人文的表現，其實，一個肩負推進國家學術進步重任的大學，沒有了錢，不能讓教授們有最起碼的自尊，還談什麼人文？北大拆了那些雞毛小店，不是說它從此告別商業，只能說明它在市場中已經確立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北大方正的日進斗金，有“北大系”在中國資本市場上風雲際會，誰還看重校園圍牆變成的幾個租子？！

　　話又說回來，即使是北京大學，也不能認為參與市場已經足夠，不需要再談掙錢的事。就說北京大學潛意識裡的比較對象哈佛大學，20世紀80年代，學校募集的固定基金就有50億美元——400多億人民幣呀，如今中國第一批被列進“若干所”的9所頂尖高校加起來的經費還不抵它一家。這還不算，美國的財政部長下了台，董事會請其到哈佛當校長，哈佛的教授們並不認為他的學養夠格，但是，既然薩默斯宣稱自己弄經費有辦法，教授會也就勉強給他個面子。相比之下，中國的高校辦點碩士班、博士班，掙兩個小錢補貼日常開支是很小兒科的，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士還指責他們鑽進錢眼裡，實在是太過分了。而與此同時，民辦的、野雞的、不入流的“大學”早過了原始積累的階段，它們的教師光上上課，就讓那些名牌大學的教授們無法論證自己事業的崇高。

　　培養學生還是生產產品？

　　中國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自己過分沉迷於“人文”，是其面臨窘境的重要原因，儘管這當中有別的因素起作用。一所民辦大學，如果現在想開個“WTO學系”，它會很輕鬆地實踐自己的理想；而名牌大學會瞻前顧後，師資、設備、圖書，無不需要長時間的討論、準備，結果，等它們招生，人家的畢業生已經占據了顯要的崗位。事實上，在各大城市，當地較好的民辦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況從來就不比正規大學、名牌大學差。比如在說南京，南京大學的畢業生給金陵職大畢業生當下級、秘書、下手、打工的比比皆是。有人分析說，各大城市職大、民辦大學的學生主要是當地人，關係深厚，找工作有優勢。這是真的，美國杜克大學的林南教授專門研究過中國人的關係網問題，認為從社會學角度可以把它歸結為社會資源的動員能力。但這不是原因的全部，職大、民辦大學的學生所學多為熱門專業，換言之，供不應求的專業，按照市場規律，他們有比較高的使用價值，因此，“價格”——社會給予的報酬就比較高。而且，因為並非出身名門，他們早早地就對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鍛煉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說，作為產品，他們是價廉物美的。

　　“名牌大學的學生也不怎麼樣嘛！”這是某些民辦大學畢業生的話，雖說氣人，但社會給予的報酬中，本身就包括話語權，對，還是不對，一個落後於市場需求的人是沒有評判權的。名牌大學、正規大學與其它大學在商業化潮流面前的反差及其後果已經耐人尋味，名牌大學內部的人還有其它氣人的話。武漢大學這幾年新辦了幾個院系，發展很快，拿老師們看重的職稱來說，同樣的年資，到新院系，博導都幹上了，在老院系，副教授還要費點勁。於是，時常可以聽到老院系的老師類似下面的損話：某某院，他們快哎，弄本老外的書，一邊翻譯，一邊編，3個月下來，一本專著就編譯好了，還暢銷，我們沒那個辦法。一種自卑夾雜着自尊和憤激，把些個傷感也弄得十分人文。

　　另類商業化的校園模式

　　名牌大學在商業化潮流面前出現的困境在體制局限、大學人意識的局限和其它因素的作用下，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解決，好在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對大學來說，學生就算是人民群眾吧)。東南大學的分部位於南京浦口，雖說國家級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就在邊上，但不知什麼原因，當地至今還只能算是低度開發地帶。周圍不要說繁華，就是人民群眾基本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也不能說全部滿足。校園裡當然是有超市和小賣部，但近乎壟斷的地位意味着過高的價格。於是，有學生向這種壟斷開戰：彩色膠捲你賣25元一個，我就賣20元，當然沒發票，可是要和女朋友合影的男生並不準備報銷這份感情。校方當然也不允許，但誰會公開叫賣呢。這樣的“灰色商業”眼下在全國各地的高校里都有，有的“教育工作者”企圖找出經商學生的成績與他們經商業績的反比關係，以便作“反面教訓”教育眾生。他們很失望：一來兩者幾乎沒有比例關係；二來，被學生們敬而遠之的那些研究者們根本就別想從學生那裡知道個究竟。

　　賣膠捲算是具有時代特色的經商活動吧，其實，大學裡早就有經商的學生。成都一雜誌載：彭先生家住豫北農村，上鄭州大學那會兒，窮得叮噹響，買牙膏的錢都不是隨時都能拿出來的。他在學生會找了個差，有機會經常到學校食堂幫忙。誠實而賣力的他，很快就贏得了幾個年輕師傅的同情和幫助：每天可以從食堂免費拿十個、八個大饅頭。自己肯定吃不完，就送他幾個，送你幾個，同學要給菜票，彭先生總是拒絕，於是，同學的牙膏、肥皂、洗衣粉就可以隨時使用了。十幾年過後，彭先生管理着一家年產值千萬元的公司，他說，“饅頭商業”告訴了他，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無法做的生意。

　　彭先生的故事隱含着一般同學無法完成的成分，而姚先生的經商活動比較容易上手但又有“非法”的成分在裡面：在上海某大學讀書時，知道青春期的同學們有一點點騷動，於是借實習為名，跟家長要了1000塊，用這些錢買了一大挎包的《射鵰英雄傳》、《金瓶梅》、《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等，然後挨宿舍尋租，每本每天1元。在輔導員找談話、被迫交出私貨前，姚先生實現了個人資產的翻兩番。如今經營一家廣告公司的他坦呈：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教給他一個真理，做生意前，一定要準確把握市場。

　　學生在校園內做點小買賣與他們走出校園賣自己在本質上都是一回事，因為兩者帶給人們的啟發是一樣的：大學該怎麼培養學生的市場商業意識，讓他們在合法的條件下愉快創業，並為他們創造必要的條件呢？而學校又如何在培養學生的經商意識的過程中，把學生也做成一件好賣的商品推向市場呢？畢竟，作為學校這間公司產品的大學生，拿到市場沒有競爭力，大學是要關門的。

　　其實，當大學的財力將嚴重製約它的前程，當人力資源已經被市場化，當就業率被列為大學實力的重要指標，當老闆們希望大學生更快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當“呆得像個博士”具有粗俗的真實性，當一個人大學畢業後會因發現自己根本不適應市場經濟而痛苦不已時，我不怪你學校又怪誰呢？

　　自清華、北大之後，全國各地的高校出台了一系列鼓勵在校學生自主創業的措施，也有創業大賽之類的秀場，這是中國大學生被指定“學工、學農、學軍”幾十年後，第一次被正式地引導“兼學別樣”。但在一場席捲全國的IT泡沫清脆地爆裂後，真正拿得上檯面的所剩不多了。雖說不能低估大學生們從中吸取的經驗教訓的潛在價值，但看來用運動式思維來解決中國大學生市場意識、商業意識缺乏的問題，是值得商榷的；這也充分暴露了咱們的大學這間老國企的積重難返，而大學自身這方面能力的薄弱，更暴露眼下學生創業引導、扶持機制的不足。就像沒有新聞實戰經驗，就大談平面媒體的市場導入；沒有任何經商經歷，就堂而皇之地當博導、開市場營銷課；從來沒跟老外談判過，卻招收實用商務英語研究生培訓班；連海關基本操作規程都沒不知道，就狂論中國海關面對WTO應有之思路等中國大學之怪現狀一樣，比爾·蓋茨在自家車庫中創辦微軟的奮鬥歷史、社會環境、資本運作、市場開拓、公司管理乏人研究，而只關心他在《福布斯》的排名升降、豪宅的自動化、維納斯陰謀以及與美國政府的官司，這樣“另類”的商業化興趣，是否暴露了中國大學及其學生們的局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