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想要世界一流大學？

韓水法

在某些中國大學領導的眼裡，世界一流的桂冠已經指日可待，譬如花十年時間，就可以像修一座水壩那樣功德圓滿；然而，這些唱高調者是否真有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意志和決心，卻如霧裡看花一般，總在若隱若現之間，而若從大學制度改革的實際來看，又像水中望月那樣，讓人生發似真似幻的懷疑。

的確，多年以來，“大學”太牽動中國人的神經了，而“世界一流”所牽動的則是神經中樞。在現代世界，一個國家和社會是否夠得上發達和文明的標準，是否具備持續發展的實力和潛力，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看它是否具有一個合理而高質量的大學體系，有無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我們看到，在當代中國的思想界，主流話語幾乎都是西方的舶來品。面對這種狀況，中國大學(本文所論及的只是大陸的大學)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界，作為思想和話語的重鎮，是甘於繼續做西方思想的大班，還是成為中國思想創造和復興的淵藪和策源地，這不僅取決於大學教師的個人意志，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大學的制度——如果大學的制度不是充分鼓勵創造性的思想和學術研究，不能完全保證學術自由，那麼在現在的局面之下，個人的志向和努力是無法成就大氣候的。西方思想與學術話語的強勢，原本就是西方大學制度優越性的表現。

平心而論，中國大學領導們或者有能力改變中國大學制度的人們，絕不拒絕強勢的科學和技術，強勢的政治、經濟、法律學術及其話語，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比任何其他的中國人更需要這些東西，這樣，在與西方強國交往和較量時，在進行各種政治的和國際的遊戲時，或者從更大的方面來說，在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時，就不必時時因話語、規則和實力的捉襟見肘而落入他人的圈套。就此而論，他們需要世界一流大學。

然而，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人們所需要的常常是這些強勢本身，而忽略甚至否定造成這種強勢和實力的制度性前提。就像有些人需要學士、碩士或博士的學問或者頭銜本身，卻忽略或不願經受那個艱難而辛苦的學習過程一樣，其結果會如何，當是不言自明的。所以，筆者提出這樣一個題目，並非質疑中國人對世界一流大學的殷切期望，也不是否定大學校長們對世界一流的一般嚮往，而是探究二下哪些條件對世界一流大學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而不建立相應的制度卻想以各種捷徑甚至歪門邪道在創世界一流的口號之下撈取“政績”，是如何有害於世界一流大學的建立以及合理而有效的大學體系的出現的。

在一些校長們不斷放風而為自己的學校大造輿論的同時，民間的批評觀點，尤其是大學教授的批評觀點也逐漸多了起來。批評的言辭雖然不乏偏激之情，但一旦論及具體的問題，往往比大學校長的言論更能切中實際和要害。教授們妁偏激觀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現在的大學裡面，教授如果不擔任行政職務，除了充任研究和教書的匠人之外，對大學的任何變革真可謂是亳無作為的可能。缺乏合理的教師制度正是中國大學最大的弊端之一，這自然也就是妨礙一些大學達到世界一流水平而中國大學水平普遍提高的主要障礙。

現代發達的大學體系具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和傳統，但是無論哪種形式和傳統，大學教授在大學中的中堅作用和核心地位，則都是一致的。如果我們將世界一流大學限定在以研究和教學兩項為主要任務的研究型大學這個範疇之內，那麼教授的核心作用就更加明顯和突出。在美國、德國等國家的大學裡面，教授的這種地位和作用是通過明確地規定教授的權力範圍，並借法律的形式保障教授的權利而予以確立的。

教授在大學裡究竟應當持有什麼樣的權力呢？簡單說來就是制定大學基本教育政策的權力，而所謂的基本教育政策主要包括課程設置、學生錄取、考評和學位授予、教師選聘等方面的原則、規定和具體的決定。

就課程設置來說，一個系、一個專業的培養目標、培養步驟和方法，為此而設計的整套課程，課程的程度和種類，以及不同種類和程度的課程之間的分配和銜接，都應當由教師來確定。在這樣一個總體的計劃以及每個教師的特定教席的約束之下，每個教師開設什麼樣的課程，如何講授這門課程，是應由教師自己決定的事務。當然，就像學生錄取和學位授予一樣，為了制定這樣的政策和做出、有關的決定，教師必然要憑藉一定的形式和方式，比如教授會議等等——這裡涉及到較為專門的組織和管理形式，具體方式當然會因校而異，但關鍵的一點就是這類組織必須秉持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這些基本權利在教師中間是平等地分享的，因而無論政策的制訂還是具體的決定都應當通過民主的形式。然而，中國大學的情況是，一方面，這些權力的相當一部分不屬於教師，另一方面，部分雖然屬於教師的權力並不通過民主的形式由所有正式的教師平等地分享。換言之，中國大學的教師就此而論實行的是等級制——無論教研室，還是學術(位)委員會，都是等級制的表現。

等級制或許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在中國大學裡面，實際上沒有一套明確而合理的有關教師席位、聘用及其程序、義務和職責、權利保障和輔助服務的制度。正因如此，像教師選聘的權力歸於教師這一點，乃是許多大學領導最無法理解因而難以接受的。

與此同時，許多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受到批評且為人深惡痛絕的現象，卻依然能夠痛苦並快樂地存在着。比如近親繁殖，一個系或教研室里徒子徒孫地聚集在一起，按照中國的師生觀念，想要叫人不拉幫結派，即是最正派的人，也實在不容易，進而要講學術公平和民主，真是叫彼此太沉重了。又比如，教師超編與人才缺乏一體共存。大學校長們整天都在說人才缺乏、重金聘請、人才流失，但是，隨便從中國那幾所著名的大學找一所出來；與西方比如美國規模相同的大學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此地的教師數；要大大高於彼岸大學的教師數。中國大學的教師並不少，少的是合格的教師，缺乏的並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真正從事研究和教學的人才。中國大學現在有一個世界上其他大學罕見的特色，有不少教授或教師，占着位置，卻不用研究、講課，或者準確地說，不用認真研究、教學，然而凡大學教授所有的優惠條件，他們都占着最好的一份，從而形成大學的一個特權階層。而這些特權階層的存在，即便大學真有願意解決人浮於事，占着位置而不盡義務的積弊，也會有鞭長莫及之短——原因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卸職之後到大學任教，卻真講起課來，不僅讓人佩服，而且讓人真正體會到世界一流大學制度的過硬之處。

但是，中國的大學是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一隻要當權者願意。其實辦法不僅簡單，而且是現成的：大學的教授職位必須是固定的，而不是像現在的狀況那樣，是每年系所與學校討價還價的結果。固定的大學教席是西方大學發展九百多年來的一個重要的經驗和成果，一項有效的基本制度。令人奇怪而不解的是，在中國大學校長有關大學改革的鏗鏘言論中，幾乎沒有吐露出這方面的信息。一些大學校長也喜歡講述自己與美國的名校校長如何討論辦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但這些原本極為寶貴的談話中也很難聞見有關這個基本原則的片言隻語。筆者猜想，或許那些名校的校長不太會想到，中國大學裡的教授職位不僅不是固定的，而且教授原來也是可以不教書的。筆者有一次與一位美國教；授談到中國大學的一些文科系動輒就有六七十名教授(師)，那位先生不僅驚訝，而且提出一個讓我也感到奇怪的問題：“那麼，你們開一次系務會議要開多少天？”原來他以為，中國大學的系也像他們那樣有學術民主，重大問題是由系裡面全體教師，至少由全體教授來決定的。在這樣的會上，如果每一個教授都要發表一通意見的話，會當然要開好幾天。然而，中國的大學沒有這個麻煩——學術民主是一種能夠產生積極效果的“麻煩”。

只有教席是固定的，並且同樣重要的是，教席是開放的，那麼由教授來決定教師的選聘才是可能的，並且是現實的。

教席一旦固定之後，一個系有多少教授、副教授以及其他級別的教師職位就是明確的：一個蘿蔔一個坑。大學是根據教席來招聘教師的，只有在教授退休、教授轉任和教席增加等的情況下，這項工作才有必要——這會為中國大學省去多少麻煩！節省多少精力！——而現在，對於大學基層領導和待晉升的教師來說，一年的兩個學期，無非就是評職稱的學期和不評職稱的學期。

但是，與此同樣重要的是，教席是開放的，這就是說，大學的教席是對全國開放的，如果是世界一流大學，那麼應該是對全世界開放的。美國、德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大學為了保證這種教席的開放性，選聘的公平性，都實行一個非常嚴格的規定：本校畢業的博士不允許直接留在本校任教，而必須至少在校外工作兩年或更多年限以後才有資格來應聘母校的教職(以下簡稱為“不留本校生”)。為了回答可能的反對意見，筆者願意在這裡舉出一個中國人熟悉的美國人來做例子。基辛格當年在哈佛大學政府系取得博士學位後，因為才識實在令所在系的教授心動，想直接留下他任教，甚至想動用特別程序，但是權衡再三，學校還是放棄了，基辛格仍然先得到校外去就職，兩年之後他才回到母校任教。正是嚴格的制度保證哈佛大學能夠聘用到頂尖的人才。

不過，“不留本校生”的制度將帶來的積極結果絕不只限于禁止近親繁殖，更重要的一點乃在於它能夠從根本上建立起中國大學教師的流動機制，並從關鍵之處下手促進整個中國社會人才的合理流動。它可以造就如下良好的局面：首先，一切教席都是開放的，這就意味着任何出缺的教席都要向整個社會公布和招聘，這個平等原則為一切符合條件和資格的人選創造了合理和公平的選擇機會，而公平和合理的制度和機會是對有志有才者的最大的吸引力和最可靠的信心保證；第二，無論大學還是應聘者都有了多種選擇的可能性，因而人才的合理流動是多向的；第三，促進大學之間的公平競爭(假定大學投資體制也進行了合理的改革)，因為大學只有造就良好的環境，包括制度、管理、待遇，才能吸引和聘請到優秀人才；第四，中國各大學之間的人才、知識和經驗等方面的封閉，足可以與經濟上的地方保守主義相媲美，而這個制度將從根本上衝破由保守的人事制度所樹立的樊籬，促進各大學之間的實質交流。就此而論，這個制度或許首先施惠於一般大學，但其前景則無可限量：世界一流大學在其他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當會自主出現的，而不必欽點候選；第五，大學必須真正地改善教師的工作和生活的條件——為了“政績”和“媒體”炒作而表演的花拳繡腿，將會無濟於事：在這樣一種制度下，教師們可以非常正當、非常有理地以腳來對大學管理表態。或許有幾所大學會因此而辦不下去，但是中國大學的整體水平將大大提高。

人才流動對於市場經濟之下各種事業的積極作用，是無須筆者多說的，而大學因這個制度而能增強的活力，也因有十分成功的榜樣在面前，是不言而喻的。但它能為教師造就一個公平和適意的選擇機會，則可能是許多人無法理解的，因此需要稍作解釋。在現行制度下，一個合格的教師在其任職的學校受到不合理的對待，或者認為這裡的環境不利於自己的發展，但是還願意在大學從事本行的研究和教學，那麼中國一千多所大學能夠為這樣的教師提供多少機會呢？結論是極其悲觀的，對於大多數教師來說，機會可能趨於零。但是，如果一千多所大學每年出缺的教席都在比如報紙互聯網等媒體上公布，向每一個申請者平等地開放，那麼機會又將是多少呢？！

這裡涉及前面已經提及而尚未交代的一個重要問題，即聘任教師的權力屬於教師。為什麼教師聘任的權力要歸於以及應當如何歸於教師？當一個教席出缺而應聘者雲集之時，一個公正的評審制度不僅是遴選傑出至少合格人才的必需，而且也是維繫這個學術單位的信譽和傳統的保證。這個制度的核心是由如下一點構成的：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選的決定權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體教授(師)手中。這就是說，除了必要的資格、考試等其他考核和手續，最後的決定是由全體教授(師)投票做出的。學校或學院當然有最終的任命權，但這無非就是任命獲票最多的那位人選。學校或院當然也可以不任命，但是在程序上決不能棄教授(師)們所決定的人選而外另聘他人——這是關鍵。

這個制度難嗎？歐洲北美等地的大學已經實行了一個多世紀了。這個制度不難嗎？今天中國甚至沒有——所大學考慮過或敢試一下這種改革。

當然，校長們也在改革。但是，在最重要亦即事關根本的制度不受任何觸動的情況下，要取得實質性的進步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一定要給人造成學校“大膽改革”印象，就只有進行一下能夠刺激人們神經的改革而訴諸於媒體一途了。就大學而言，最令人興奮的新聞無過於讓受人尊敬的教授先生下崗了。於是，有的大學就搞起了教授競爭上崗的做法，各校雖然花樣別出，意旨乃是一致的，無非在於讓人知道：大學教授也打破了鐵飯碗。如果這些校長以為自己完成了一件前無古人的創舉，那就錯了。教授終身制，正是幾百年問大學發展鈎基本經驗，而在西方大學也才穩定然而富有成效地實行了半個多世紀。如果現代大學制度可以歸納為幾項最基本而重要的原則，那麼教授終身制就是其中的一項。它是現代大學學術和教學自由的基本前提，也是大學之所以成為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園地的基本前提，自然也是中國一些大學校長念茲在茲的諾貝爾獎的基本前提。還有更讓人目瞪口呆的做法，有的大學甚至讓教授的收入與聽課學生人數掛鈎，這個做法比德國大學已經廢除了近百年的私人講師制度還陳舊一些，至少那時教授是不必直接向學生收錢的。

這些做法雖然能有一點治標的作用，但就如用鴉片來鎮痛一樣，它的危害卻更為深重和久遠。比如，有的大學實行的多級津貼制，最高的一級與最低的一級竟差近十七倍，學校所付的教師薪酬差別如此之大，可能在世界各國大學裡面也惟此為甚了。許多批評者都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種區別的標準是什麼？如果這些教師都是按照嚴格的程序和標準聘用而來的，他們的水平何以有這麼大的差別？如果沒有教席制度，沒有公開而公平的聘用制度，這種看似高下懸殊的報酬仍舊逃脫不了矮子裡面挑長子的侷促。而且更為要害的是，在其他各種制度不動的情況下，它不僅會加劇原先就已經為害不淺的不正之風，而且也易導致教師隊伍的無理分裂。

過分的等級制是妨礙大學學術民主和學術自由的障礙，正是現代大學發展所要改革的不良的陋規。美國大學的模式源自德國、大學，而現在是否仿效美國大學模式卻成了德國大學討論的熱點，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美國大學教師在學術權力和權利以及從校方獲得的收入等等方面比德國大學教師要平等的多。

誰真想要世界一流大學，誰就必須從基本制度上着手對中國大學進行真正的改革，這些基本包括教師制度、學生制度和學校管理制度。如果能夠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那麼世界一流大學在中國的出現就會成為一個擋不住的趨勢——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的巨大的創造力和潛力被一系列過時的、僵化的、服務於特殊利益的制度束縛的太緊太久了。

在大學發展的歷史上，洪堡建立柏林大學的歷史最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制度改革的有效性和深遠意義。德國大學的歷史原本比歐洲其他國家晚二百多年，而在十九世紀初期，德國在社會發展、經濟、政治等方面都落後於英、法等國家，大學也是如此，與當時英法等國人才薈萃不同，德國卻因人才缺乏而受到嘲笑。洪堡一八一零年按照兩條新人文主義的原則建立一所與當時德國大學模式乃至英法大學模式迥異的柏林大學。這兩條原則看起來非常簡單：第一，學術和教學自由，第二，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統一。但是，它卻使德國在幾十年內一躍而成為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大學制度和系統的國家。美國那些著名大學在其十九世紀後半紀的發展，幾乎可以說是以洪堡式的德國大學陶鑄自己的過程。至於因德國大學所帶來的德國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的成就，則是無需贅言而為學界人士所共知的。

遠在歐洲大學的教書任上，筆者讀到了更為驚人的觀點：兩所先前以理工科著名的大學校長對媒體說，歐洲也有世界一流大學，而他們所長的大學與這些歐洲的世界一流大學並沒有多大的差距，只要再吸引一些一流人才來交流就到了世界一流。果真如此，中國幸甚！他們指責別人理解混亂，因為沒有看到他們所長的大學離世界一流只在咫尺之間。然而，咫尺天涯！如果他們只是為自己的大學放點爭奪生源的空氣，就像時下廣告將保健食品吹成包醫百病的靈藥一般，不至於太傷身子。但是如果想藉此將教師、教學和大學管理制度的根本改革輕輕放過，不願費力建立起世界一流或者退一步說現代先進大學的必要的制度條件，而就可將那頂桂冠戴在頭上，那麼難免會使人聯想起大躍進時代用木柴煉出趕英超美的鋼鐵產量那個歷史，明眼人知道其消極影響深遠綿長。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稿子德國蒂賓根乾草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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