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門檻

金焱、朱文軼、秦翠莉　文

　　陳平原在講述老北大故事時曾提及北大人過於良好的自我感覺——開口閉口“我們北大”。這似乎是這麼多年來一直沒變的。從某種意義上，這種類似群體價值認定的自我評介是北大學生內心深處的一道精神門檻——藉此將其他高校、其他體系中的學生拒之門外。

　　高考制度化之後，錄取分數自然而然地成為另一道更為顯性的門檻，它把更多人直接拒絕在北大門外。

　　去年9月份，全國各地的46名狀元被北大招至麾下。29個文科狀元，16個理科狀元，1個外語類狀元，北京等12個省、市、自治區的文科前3名全部入住燕園。北大在全國高校中的號召力看上去依然不可一世。

　　美國學者馬丁·特羅指出，高等教育的發展共分為三個階段，毛入學率15％以下為精英教育階段，15％到50％為大眾化教育階段，50％以上為普及型教育階段。是降低還是抬高門檻？北大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選擇。

北大的需求和供給

　　武漢學生胡堅平時的考試總分是300多分，而北京大學去年在湖北的最低錄取分數也超過了600分——要想進入北大，胡堅必須尋找其他途徑。5月份，在幾家出版社幫助下，胡堅將近幾年來個人的主要作品結集成書，題為《憤青時代》。在他看來，這可以成為與北大談判的籌碼。

　　面對記者，胡堅絲毫不迴避自己對進入北大的渴望：“出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能上北大念書。”今年初，胡堅到上海參加由某煙草公司冠名贊助的作文大賽，在初賽稿件里他夾了張紙條，上面寫了一句“北大不特招，俺就不來複賽了”。胡堅上北大的態度與願望在這件事上表露無疑。6月中旬，已經成為公眾話題的胡堅被請進了中央電視台演播室，他的個人聲音經過媒體造勢被放大到了最高音率。儘管此時胡堅的才華和他的《憤青時代》已為溫儒敏、錢理群、曹文軒等一大批北大知名學者所知曉並認可，但即便是對其賞識有加的孔慶東也斷然否認了胡堅通過特招方式進入北大的可能性：“北大不可能為一個人開這個口子。”

　　北大發展規劃部部長岳慶平告訴記者，去年成立的北大深圳研究生分院雖然是第一次在深圳招生，但是“嚴格程度一視同仁”，所以絕大多數人都被排斥在校門外。一個更有戲劇性的例子是，該校一位前任校領導說：“一位市長在北大讀博士生，政務繁忙，這樣的代價是他有8年時間沒有畢業，可能的照顧是允許他每年註冊。”

　　當然有其他選擇。6年前從浙江金華來到北大中文系進修的柳哲，交了80元錢在北大成教學院領到了一個單科進修旁聽證，選擇了一門旁聽費最低又比較感興趣的“唐宋散文研究”的研究生專題課，便以旁聽身份在北大呆到了現在。柳哲稱自己是“北大邊緣人”，“只聽課，不拿結業證書”，“這在北大是一個很大的群體”。

　　無論從順應高校規模化的整體趨勢出發，還是出於追求現實利益回報的個體動機，北大擴招都在情理之中。而記者從北大教務部了解到的情況是，北大今年的招生計劃上並沒有擴招指標。這意味着在連續4年聲勢浩大的高校大規模擴招下一直低調的北大可能要繼續保持現有規模。

　　接下來的問題可能是，“過去和現在，北大的門檻到底有多高？”對此，北大原黨委副書記郝斌給出的數字是100：1。這幾乎成為北大每年恆定的淘汰率，“這還僅僅是在公開的招生計劃和報名人數上體現出來的，潛在的需求應該遠遠大於這個比例。”而擴招速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北大，“相比之下，門檻實際上變得更高了”。

　　從數字上看，今年全國高校計劃招生275萬人，比去年增加10％。一位教育部官員指出，今後幾年擴招速度將保持在10％左右，直到2005年實現毛入學率15％的目標。而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更加樂觀，他認為達到15％在明年、最遲後年就可以實現。按照美國學者馬丁·特羅的理論，“15％是一個有趣的臨界點”，趙婷婷博士說，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在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過渡。

擴招的大背景和大爭議

　　類似北大的供需矛盾，4年前，在任何一所普通高校身上都是一個異常急迫的問題。這種社會廣泛層面的教育需求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源動力。

　　寫過《高等教育現代化的反思與建構》的教育界專家張應強教授形容當時的局勢是“一觸即發”，“1998年高考，全國的報名人數是320.32萬人，實際錄取進入普通高校學習的應屆生是115.6萬人，這意味着仍有接近2／3的人沒有辦法進入普通高校學習。而那時候高校有足夠師資資源來提供這種供給。”

　　頗有趣味的是，論證這種供需之間的滿足可能，以及啟動這場聲勢浩大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運動的是一位非教育界人士。湯敏，這位“文革”後的第一批本科畢業生，經濟學博士畢業後，被亞洲開發銀行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聘為經濟學家，“教育，是純粹的業餘愛好”。在和記者的交談中，湯敏顯然對自己成功說服政府並左右中國教育深刻變革的這段履歷相當滿意。

　　1998年11月，一份由他和妻子左小蕾共同起草的“高校擴招”建議書呈交到高層領導手中，“這時候，我正在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心菲律賓。”湯敏告訴記者，“當時國內經濟氣氛非常差，汽車、房屋消費都不容易啟動，我和我愛人商量了一下，覺得在諸多選擇中，擴大高校招生將是一個國家投資少，刺激內需度大，又能實現群眾迫切願望的措施。”

　　記者看到了這份題為《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擴大高校招生量一倍》的建議書，除了擴招每年可拉動1000億左右投資與最終消費的估算，湯敏還提到，“我國正在進行着大規模的國營企業及行政改革，職工和幹部下崗的壓力在未來幾年將更為嚴峻，而每年新增的勞動力又會與下崗職工爭奪有限的工作崗位。大學擴大招生可使每年一至兩百萬左右的新增勞動力延遲進入市場，也就能在今後4年內給下崗職工騰出500萬至600萬個工作機會，換言之，失業人數有可能為此減少1／3。”

　　這對任何決策者都會極具誘惑力。湯敏說，一個月的時間，他就得到了高層的回應。來自政策與民眾層面的響應，使高校大規模擴招很快成為板上釘釘的事。

　　教育部官員向記者回憶說，當時，在最快的時間裡，教育部擬定了一個招生計劃，招生人數比前一年增加20％，後來還是覺得幅度不夠大，幾個月後又增至47％。“當時的政令之快是很罕見的。”

　　供需矛盾解決，結果是雙贏的。

　　但也有例外，譬如北大。來勢洶湧的規模化運動一古腦兒地把各類高校盡攬其中，北大的麻煩也接踵而至。北大學者孔慶東博士對記者說：“中文系只有一個10平方米的辦公室，要10個人用，老師沒有與學生交談的地方，沒有接待外國人交流的地方，這種狀況下再擴招，怎麼能夠保證質量？”

　　任佩琦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2000年入學的研究生，在他的錄取通知書上有一份附加通知，聲明學校不能解決所有計劃內學生的床位，要求學生寫出同意自己解決住宿的保證書交到院裡。大幅度擴招研究生後，生源質量的下滑也被多數北大老師所注意，北大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比較他擴招前後帶的研究生時坦陳：“這幾屆素質確實要差了很多。”

　　已經持續4年的擴招開始逐步面對規模化過程中的諸多問題，許多擴招反對者開始指責湯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是其中之一，他的看法是：“第三產業的公共政策領域不可能靠市場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湯敏認為：“高校擴招的政策不會錯，即使目前情況，中國高校仍然具有擴招空間。至於像北大這樣的是否跟着降低門檻，擴大規模，這是學校自身的選擇。”

北大的擴招難題

　　郝斌的辦公室在北大老圖書館的二樓。這位在北大工作了幾十年的老領導對北大的規模問題深有體察：“北大在一百年中形成的既成格局，哪個方面動一下都可能觸及多方利益，已經不是任何一任校長在自己任期內可以動搖的了。”說起這個既成格局對北大的限制時，他舉了一個非常通俗的例子：“學校里的經費是誰急就誰用，矛盾天天有，就像工資收入很低的一家人，十個孩子個個哭喊，你怎麼辦？”

　　其實，也並不是沒有過想法。郝斌說，從90年代初起，北大的教務部門和後勤部門每年都有爭論，爭論的內容始終圍繞“是否應該擴大規模”。教務部是北大內極力主張擴大招生規模的部門。但方案一經提出，馬上就會有反對聲音，除了一些對“規模化之後北大根深蒂固的文化氛圍有可能被打破”的質疑，更激烈的意見來自後勤部門，“因為，人稍微多一些，後勤上的問題跟着就來了，學生的自習位置緊張”。

　　“那時候職業教育放開之後，最明顯的變化是校園裡的車一下子多了起來，都是校外的車，於是有人跟我抱怨說，現在校園裡的路幾乎年年都得修，這些都是錢哪！”一位北大後勤部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北大的硬件設施和資源狀態一直處於基本飽和狀態，並不適合大規模擴招。”

　　“從90年代開始，北大基本上是處於按床位來招生的狀況。”郝斌介紹說。而更深層次的問題還不僅僅是在資源上。

　　問題集中體現出來的起因是軍訓。郝斌告訴記者，1991年開始軍訓，這批軍訓一年的學生在1992年開始回到學校正式上課後，學校里突然增加了一個年級——學校里原本對應的四個年級的負荷量卻要容納五個年級的學生。為了緩解本部空間壓力，一個迫不得已的方案出台了。

　　在1997年以前，北大的大一新生來校之後要到昌平分校生活一年。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景象：每天晚上，北大燕園校區里各種講座鋪天蓋地，而在昌平校區，“下午5點一到，教員都被一個班車拉走”，“學生除了看星星看月亮幾乎無事可做”。儘管1997年軍訓的兩屆學生全部離校後，昌平校區也隨即撤除，但作為辦學者，郝斌有自己的觀察角度，“這件事給我很大啟示，隨便在哪兒辦分校，北大的人文環境沒辦法帶走。按北大現在的規模，要擴招，就要設立新校區，那麼，如何在新校區培育和北大相同的人文氛圍，這恐怕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幾乎所有接受記者採訪的北大領導都否認了北大繼續擴大規模的可能，北大發展規劃部部長岳慶平指出：“北大的規模需要的只是調整，而不是擴充。”

規模與規則之爭

　　中國教育專家柯佑祥指出，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出現的規模與規則之間的衝突，實質上也反映出了擴招方式本身存在的問題。“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從某種程度上仍然是行政推進式，有指標和時間規定，不分學校的特點類型，很多問題會堆積在規模化過程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教所的趙婷婷博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國外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是民主化的推動，完成高等教育平民化的並不是傳統大學，“在這個過程中通常會產生新的制度，把原來的傳統教育制度解構，使它更適應大眾化進程，同時會產生一批新的學校。美國是社區學院，日本是短期大學，英國則是多科技學院。”

　　趙婷婷解釋說：“事實上，是這樣一批新型學校擔負起15％以上的教育大眾化任務，它們和傳統的精英教育階段的學校不同，培養的不是精英型人才，而主要是應用型和技術型人才。所以說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往往伴隨着教育多樣化，教育的標準、教育的類型都在這個過程中有了更細的層次劃分。”

　　而比較中外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進程，趙認為，中國選擇了與國外完全不同的途徑，就是“通過精英教育階段的傳統學校來完成大眾化任務”。湯敏和左小蕾在新的一份題為《中國需要建設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議書中指出，教育的大眾化必然要有外部力量衝擊，如果在原有制度內完成這種變化，“像北大這樣的名校必然會受到傷害”。

　　“北大的方向就是一所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學，它不應該為大眾化教育承擔社會成本。”柯佑祥說，“用精英教育階段的體系來完成大眾化任務，這是擴招中眾多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三聯生活周刊》2002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