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電子郵件發到編輯部。陌生者的郵件這樣寫道:
今天又是沙塵暴。每當沙塵暴來臨,我的情緒都十分激動,因為我無法忘記
在內蒙古沙漠中默默奉獻治理風沙的那群人。
內蒙古赤峰市北部的巴彥爾燈蘇木,這裡是渾善達克沙漠和科爾沁沙漠的源
頭,危及京、津、華東、華南等地的沙塵暴大部分在這裡起源。這裡號稱是“兔
子不拉屎”的地方。這裡的天地之間“你是風兒我是沙”,在這裡居住的當地農
民正在逐漸地往外地搬遷。然而有這麼一群人,他們放棄了原來城市中穩定、豐
裕的生活來到這裡,把自己的積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治沙中,把自己的生命與
沙漠聯繫到一起。沒有工資,也看不到回報;沒有榮譽,也聽不到掌聲。但他們
卻在沙漠中定居下來了。
也許在外人看來,他們太傻了,傻得簡直不可思議。然而他們說:這是責任。
也許在他人看來,他們很高尚,高尚得超凡脫俗。但他們說:我們很平凡。他們
是民間志願組織,他們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組織名稱是內蒙古赤峰沙漠
綠色工程研究所。他們承包了沙漠源頭的30萬畝沙漠,雄心勃勃地想把她變成綠
洲。
我和他們並不相識,但是當我去過他們的沙地之後,就被深深地震撼了,一
直震撼到生命的最底層。因為我呼吸到了真正的理想主義的空氣這是他們的
電話:0476-6145012、13947638812,志願者組織人:苗玉坤。
“巴拉嘎斯台,它的意思是長滿柳樹的溝。我們進來時沒有一棵柳樹了”
記者在內蒙古巴林右旗長途站下車,一個50多歲的非常精神的漢子無聲地閃
現在記者面前。他瘦而硬朗,一雙眼睛亮而憂鬱,在人群中非常引人注目。
天空是記者沒見過的藍,沙丘在天邊延伸,間或看到樹林守護在遠處的沙坳
里。這裡是風沙之源,南到上海,東到東京的浮塵飄沙都跟這裡有關。漫天的風
沙從遠處漫漫而來,倏忽間就天昏地暗,一會兒一切又歸於平靜。
“赤峰過去叫松州,全是松樹。華北落葉松鋪滿大地。在松樹的邊緣是草原,
叫科爾沁草原,現在全沒了。“巴拉嘎斯台,它的意思是長滿柳樹的溝。我們進
來時沒有一棵柳樹了,我們的理想就是讓這裡重新長滿柳樹。”
研究所離旗上還有幾十公里的路,著名的志願者苗玉坤邊開卡車邊向記者介
紹。
赤峰沙漠綠色工程研究所成立至今,已在科爾沁沙地源頭承包了10萬畝沙地,
並已開發苗圃200畝。目前成功地培育了歐美楊、北京楊、大葉金絲垂柳、側柏和
油松等10餘個適宜沙地造林的喬灌木針闊葉樹種
這個所的志願者們很窮,在存亡線上掙扎,因此他們搞各種副業,試圖走一
條以沙治沙,以所養所的道路。
苗玉坤是一個沉默寡言的漢子,很瘦,沒錢,也老了,但所里的志願者和附
近的幹部老鄉都不自覺地帶有一種恭敬的口吻甚至帶着某種悲情的眼神跟他說話。
不止一個人對記者說,他是志願者的精神領袖。
沒有這樣一個人,大家圍攏不起來,甚至研究所根本不可能誕生。這幾十萬
畝的“中國沙之源”就可能因為少了一個人而更加沒有約束,更加肆虐幾分。
一個人能使中國的環境好一點,這個人的力量太大了!
他是黑龍江人,從小就是一個能人,很聰明,會打槍,會玩航模,想做大事
情。他初中畢業,給當時的農墾部長王震寫信,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轟動一時。
有關方面因為他年齡太小,沒有答應,他就報考了地質學校,總之要到最艱苦的
地方去。但是,延續他一輩子的、決定他生命走向的不是青春理想,而是跟大自
然的恩恩怨怨。
“我小時候,困難時期吃不飽。我還記得我母親快生我妹妹時餓得奄奄一息,
周圍鄰居已經有餓死的了。我急忙跑到松花江釣魚,無意中釣了一條大鯰魚。周
圍很多餓急的人爭搶着要買,我死活不賣。掙脫回家,煮了一鍋湯。可以說這條
魚救了兩個人的命。
“我從小是在大自然的恩賜下長大的。但我沒有感謝。我在哈爾濱長大,那
里深受俄羅斯文化的影響。我也受了誤導。托爾斯泰說過,‘你要成為男人,就
去打獵。’我養成了壞習慣,打獵釣魚。
我學的是石油地質,幾乎我走過的地方都是大自然被破壞最嚴重的地方,大
慶、遼河、長慶、塔里木可以說,我的工作就是破壞自然。尤其是80年代初
在塔里木盆地,當時是全國幾十個石油地質隊匯集於此,鑽坑放炮,用人工地震
波探測地下的油氣結構。在推土的過程中,當地生態惟一支柱胡楊林大面積被破
壞了。看到那脆弱的胡楊樹叢被新從日本進口的、一間房子一樣高大的推土機碾
成平地,我心裡很難過,當時許多人體會不到這一點。但我心靈受到了創傷。
“過了幾年又興起海上石油勘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渤海上放炮,每隔10
0米放6公斤炸藥,一炮下去,海面上漂着白白一層魚,看不到邊際,殺生無數。
除了魚還有河豚,大的幾百斤這麼多年的海洋勘探,可以說對渤海灣的海洋
生物破壞非常巨大,任何魚都不能形成魚汛了。
“以前油田都是儘量限制油產,能日產幾百公斤的噴油口限制到幾十公斤。
現在為了爭油老大,油老三什麼的,無限制地開採,資源迅速枯竭。
“我最後落腳到遼河油田,那裡有中國最大的蘆葦盪。由於油田的介入,整
個水域嚴重污染。在那兒好不容易弄條魚,一開鍋,滿屋都是油味。”
苗玉坤敢說敢為,四海為家。經常在高山大川中,面對篝火,頭頂星空。對
於整個國土環境的慢慢變壞,有切膚之痛。一次駐紮在黃土高原,一場大雨就把
他們隊僅有的四台機車全部沖走。他和隊友們躲在高處,看着沒有草木羈絆的山
洪滾滾而下,一點辦法也沒有。
應該說他很早就有保護環境的朦朧意識,但奇怪的是他一直沒有放下獵槍。
他痴愛打獵。那時地質隊每年有好幾個月的休整期,到那時候他就約兩三個獵友,
拿着獵槍,背着行囊,走進深山。為了打獵他走遍大小興安嶺和內蒙古草原。他
經驗豐富,憑着氣味和一點聲響就能尋辨出獵物。有一次在內蒙古翁牛特旗那什
罕蘇木,他和一個獵友合作,不到一天就殺死87隻野雞、11隻野兔和兩隻狐狸。
不過幾年以後,遼東、蒙西和小興安嶺南麓這一大片地域,就什麼野生動物
都沒了。這裡肯定有他的罪過,這引起了他強烈的懺悔。
“當年我打獵的地方。野雞一飛起來遮天蔽日,就那麼幾年,沒有一隻了。
現在什麼都沒了!”他負罪感很重地對記者說。
他覺得只有改變自己的生活,才能平息內心。他決定在沙漠上建一個綠色的
世外桃源,“償還欠大自然的債”。
他直率批評當地領導:“你們有喝酒的時間沒有植樹的時間,有喝酒的錢,
沒有植樹的錢”
記者感覺,拋開還債的因素,苗所長(志願者都這麼稱呼他)潛意識也強烈
喜歡這種超於紅塵之外的志願者生活。他看不慣日益污濁的社會風氣,性格梗直,
脾氣火暴,又會拳擊,有一次一拳把一個欺負他徒弟的司務長打躺地上,牙落幾
顆。他為此被綁在驚濤駭浪的海上鑽井平台上一夜,差點把命丟了。到了草原後,
在一個座談會上,他直率批評當地領導:“你們有喝酒的時間沒有植樹的時間,
有喝酒的錢,沒有植樹的錢。”
他不到年齡早早退休,承包了撫順的一千畝荒山,植樹造林。他積累了經驗,
想起曾經遊獵的大興安嶺南麓、科爾沁草原,他決定到那兒去治沙。
那一片地域太大,幾十萬平方公里,他多次孤身走進沙漠考察。他看中赤峰,
找到赤峰市綠化辦公室副主任謝克。謝克猛然見到這麼一個破衣爛衫的人說要治
理沙漠,並不相信。第一次與謝克沒談成,苗玉坤找到一個與謝主任相識的獵友
從旁邊說項,教他怎麼與謝克去說:“你們花了那麼多錢,搞了那麼多年綠化也
沒搞成。現在有那麼好的一個項目,不要你們花一分錢,人家來幫我們治沙,你
為什麼不同意”
晚上那位獵友把大家拉到一起吃飯,苗玉坤講了他的經歷,謝克心動了。他
是蒙古族人,性情誠懇。決心幫助苗玉坤實現理想。
他們先找到了w旗,當地很支持,酒席宴上,當地黨委書記問,你什麼時候能
讓我們放牧?苗玉坤說,就是幾年之後,治理好了,也不允許自然放牧,要改變
放牧習慣。
書記態度陡然變得惡劣:“我們蒙古族習慣就是這樣,不能放牧我們寧願不
治沙。”苗玉坤眼睛都氣紅了,大家不歡而散。
謝克帶着苗玉坤只能另選地方。謝克回憶道:“真艱苦,我們借了一輛破車,
走遍了興安嶺南麓的草原沙漠。遇到了很多困難,擋風玻璃被砸,輪胎被扎
我覺得苗所長太苦太難了,我決定支持到底!”
1999年春天,他們與赤峰北部200多公里的巴彥爾燈蘇木(鄉)談好承包了1
0萬畝沙地,並簽了協議。初期的志願者們住在一個漢民村邊將要倒塌的土房裡。
沒有家具,沒有床,沒有水井,沒有柴木,什麼都沒有。只能風餐露宿。苗所長
說,每頓飯都要吃幾口沙子。
苗所長帶記者來看那個最初的根據地,一個將要倒塌的、殘牆斷壁上敞着大
黑洞的土房。
“我們與鄉里談好在一個地方建所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簡易的房子即將
蓋起來,這天正在幹活,突然看到遠處煙塵滾滾,六七十匹馬呼嘯着奔涌而來,
把我們緊緊圍住,那場面就跟戰爭一樣。把我們的工具搶走,房頂掀了牧民
們說我們強占土地來了我們只得遷址。
“流落到柯德河附近,也是為了蓋房子,老鄉不干,天天來搗亂,我們想,
周圍環境如此,不如早搬。又被迫搬遷”
現在的所址,是苗玉坤拿出自己6萬元積蓄一次性買斷的一所廢棄的小學校。
他們在這裡過了第一個冬天,時常沒有電,沒有燃料,甚至沒有吃的。零下30攝
氏度的氣溫下,
凍得他們根本睡不成覺,但他們還是高興了好一陣子,因為他們終於有了自
己的家。
承包沙漠,買斷學校,苗所長把自己全家一輩子的積蓄都拿了出來。把在遼
河油田家裡值錢的東西都變賣了,總共湊了16萬元,全部投到了在科爾沁草原上
治理沙漠中。
“我突然聽到哭聲,原來我兒子在被窩裡哭出聲了”
資金短缺,是沙漠研究所這幾年的最大難題。他們的日常維持就靠苗玉坤等
幾個志願者捐出自己的錢,以及一些高校和香港的慈善組織的資助。但對於10萬
畝治沙的開支和30多個志願者日常生活的所需來說,根本不夠。志願者們的日子
過得很可伶,他們沒有一點收入,還要家裡支援。
研究所管後勤的蒙古族漢子韓子明說,“我們出去幹活、修車,經常幾頓不
吃飯,實在餓得不行了,買一個麵包。
“經常是半個月一點油見不到。有一天晚上沒有糧食了,我去附近鄉里的糧
店去賒,兩家拒絕了,最後一家猶豫了一下,說你們是不是有難處了?嘆了嘆氣,
給了我們一點糧食。”
這是記者十幾年採訪生涯中見過的最堅貞的志願者。他們都完全可以過富裕
的生活,有的完全可以當一個老闆,或混個一官半職,吃香喝辣。
謝克說起他們,“完全是社會上極稀缺的金子。”謝克深受他們的感染,自
己也加入進來。一個馬上要升為處級的政府官員,毅然拋棄職位待遇,與破破爛
爛的、不掙錢、不為名,當地人們頗感奇怪的志願者混在一起,要拿出多大的勇
氣!
謝克的本職工作是搞綠化,也有對社會腐敗的失望,關鍵是他被苗玉坤的人
格所吸引:“我接觸了苗所長後,靈魂上得到了淨化。”
他成了沙漠研究所的一個台柱子,舉凡接待、聯繫、宣傳、求助等事項全靠
這位有過官場經驗而又心地純良的人操辦。有人說,苗所長是研究所的精神領袖,
而他是研究所的實幹家。研究所離了兩人中的誰都不行。
記者親眼看到,有牧民公然把研究所苗圃的□笆扒了,牽馬到裡面犁地。如
此無視別人已買下的地,已種了的田,苗所長氣得馬上要爆發了。這時只能靠謝
克了,他滿臉油汗地給蘇木領導打了半個小時的電話聯繫不上,好容易打通電話
了,對方敷衍幾句“啪”掛上了。苗所長爆發了,漲紅臉要跟對方干。謝克攔住,
急忙通知別的志願者過來
40幾歲的謝克給人一種非常憨厚誠善的感覺,從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他的為
人:採訪結束時他一定要送記者到赤峰。為了趕火車,我們截了一輛大卡車。他
推着記者坐上司機樓里惟一的空位,自己爬到後面的敞棚車廂上。塞北的風仍然
又狂又冷,卡車在空曠的原野上開,他用衣服裹着頭,縮在角落裡。怎麼換他下
來他都不肯,一縮4個小時,臉都吹黑了。
他是赤峰市他們那一代中最早當科長的,但也是當科長時間最長而沒被提拔
的一位:
“我一輩子經歷了許多事情,有些人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有的過去是我的
部下,現在當了副局長。我心不平。接觸到苗所長後,我心想開了。我不再理會
那些煩事,我一心撲在研究所,跟大家一起勞動,有時一住就是一個月。我那在
赤峰城裡50多平方米的小屋裡,志願者們一來就吃喝歡笑。妻子孩子不理解,勸
我。研究所經濟緊張,我從家裡拿了五六萬元,又到外面借了4萬元給所長。妻子
準備買單位的房子,才知道省吃儉用存的錢沒了。
“一次我們從所里出發到赤峰去。為了每公升汽油節省5分錢,想到赤峰再加
油。結果車沒走多遠就在梁上沒油了。叫天天不應,截車車不停。那可是12月份,
塞北的寒風刺骨,我們冷得實在受不了,就到車外蹦跳。在這梁上過夜是死路一
條。苗所長突然想到,可以把油管取直,這樣就可以夠到剩油我們終於半夜
趕到赤峰。就為了節省每公升5分錢,差點把命丟了。我過去哪受過這個苦?過去
出差就從來沒坐過長途車,都是小車接送
“那天夜裡到了我家,我把老婆孩子趕到另一屋,讓老苗他們住下。我和老
婆擠在床上說話。她說,‘咱能不能不幹了?你看你,提干最早,現在提拔沒你,
吃苦最多,家窮成這樣。你原來從家拿的錢就算支持了所里,以後你回來好好干,
提個副處級,馬上就要機構改革了,不行提個副處級調研員也行,工資也別與你
的同學拉得太遠。’
“我說,那錢咱不要想了,就算像你弟弟做生意被騙了12萬。想想看,我的
大學同學已經死了6個了,人這一輩子總要留一兩件善事在世上
“我突然聽到哭聲,原來我兒子在被窩裡哭出聲了。”
記者到沙漠綠色研究所採訪時,謝克的上級剛給他下“最後通牒”:或者回
到機關,或者這個科長別當了。憨厚的謝克當然早有決斷。他說他與沙漠研究所
已溶為一體。
“我想在娶媳婦前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
記者深感,現在很少在一個地方見到比例這麼高的願為理想而奮鬥的人。志
願者真是好人的團體!這些來自天南海北的樸實的小伙子們眼睛亮亮地坐在他們
自己用石片鋪出來的“多功能廳”里,向記者講述他們的故事。
22歲的來自赤峰的屈清武說:“我回家了,母親扣着我不讓走,說你傻呀?
都20多了,要娶媳婦了,一點錢不掙父親給我找了一個開車的工作,一個月
1400元。我只好離開研究所。那天謝主任給我送行,把我們幾個志願者請到餐館。
我們幾個月沒吃過肉了,上了8個菜,大家一搶而光,又上了8個菜,又全光了
我們把飯館的東西全都吃光了。最後,老闆沒辦法,用一個大蘿蔔煮了一鍋羊
骨頭肉,大家才吃飽。謝主任看着哭了。
“我也哭了,我決定不走了。大家親如兄弟。我想在娶媳婦前做些對社會有
益的事。”
謝克告訴我,這個小伙子性情仁義,力大無窮。記者看到他和一個小姑娘坐
在一起。那是愛上他因而要留在這兒的蒙古族小姑娘。
姚繼中,一個來自安徽天目山、身體單薄的小伙子,在恩格貝草原治過沙:
“在中學時知道中國17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被荒漠化了。1998年,又從《中國青年
報》和中央電視台看到恩格貝草原治沙的事,我在家裡實在忍受不了,就悄悄跑
了過去。後來我覺得恩格貝有些商業的味道了,就來到這裡。我父親今年已經70
歲了,為我的事急病了。他擔心我身體單薄,受欺負。昨天,我母親在電話里哭
着求我回來!父母年齡太大了,我還有一個姐姐,就我一個男孩。我母親生我時
超了標,吃了很多苦。我們那是魚米之鄉,就是不幹活,一年也有一兩萬元的收
入。聽着媽媽一聲聲‘回來吧!’的哀求,我的心很難受。只能用信念壓住我的
矛盾。我還很年輕,下決心至少在這兒干3年。”
志願者小陳也是從恩格貝過來的,他走到呼市沒錢了,在那兒打了幾天工,
掙足了路費,來到這兒。他前天打電話,又管他母親要800元錢,要給他恩格貝的
夥伴,那些人從恩格貝出走後,跑到四川阿壩州,因語言不通、
處境困難,他要給他們錢做路費來這裡。
謝克特別講了民工小趙的故事。他留在研究所當志願者後,當上了突擊隊隊
長,他家反對,讓他回家娶媳婦。他哥背着父母用自己打工掙來的錢資助他。後
來哥哥病了,得了肝癌。赤峰市醫院已經不敢接收了,讓他回旗醫院養着。
小趙哭着對謝克說,他暫時不能在研究所幹了,他要到哥哥身邊伺候着,因
為就是他哥支持他,資助他。哥哥才24歲,那麼年輕!
“爸爸,你死後,我把你和謝大爺、苗大爺埋在一起,我給你們栽一棵樹,
永遠守着你們”
許多志願者是為了躲避紛亂俗世,尋找一個清淨的烏托邦。
江西九江來的志願者章大平對記者說:“來這兒3年了。白天幹活,晚上還干
養豬的活。有一天夜裡接生,累得得了胃病。不敢去醫院,終於抗不住了,被送
去醫院,也不敢看,就開了點藥。
“我來這兒就是喜歡這種家的氣氛,清靜的氣氛。現在社會上瞞和騙橫行,
我不喜歡在家做買賣時那種爾虞我詐。我曾經在深圳干建築,包吃包住,一個月
給我1500元,幹得好,老闆還給你找小姐。深圳地鐵拱形整形工程,偷工減料,
讓我簽字,我不干。一氣之下走了。不如跟苗所長干。來這兒種一棵樹就對人類
有一點好處,我在原單位有病退金,無所求了。”
謝克對記者回憶道:“1999年時,條件很差,沒工具,沒住處。沒能力交電
費、開電話,4個人拉一個犁當牛使許多大學生、中專生看不到希望,都走了。
我就雇了20幾個臨時工。後來我們的熱情感染了他們,幾個臨時工都要當志願者。
那還得了?他們的父母趕來,我們熱情款待。他們特別好奇,說你們給我們孩子
說了什麼?讓他們不拿錢當志願者。
“臨時工說,我們在外面給老闆打工,受欺負,年關還拿不回錢,大了後,
走父母的老路,一輩子當農民。來這裡,我們學電腦,開摩托通過看‘動物
世界’,知道地球是什麼樣子結果家長一個沒領回去。我覺得這些孩子太可
愛了!”
採訪過程中,後勤部長、蒙古族漢子韓子明不時握着記者的手,眼睛紅紅的:
“好多年前,謝克在我們永豐鄉當過18個月的鄉長。短短的時間裡,他為我們做
了很多好事。他規定,每家必須給我種300棵樹,當時還有些人想不通,現在這些
樹都成林了,每家每年都是2萬元的收入謝科長這個干實事的共產黨員太好了,
我們成了好朋友,他到哪我到哪,他來這裡,我們一家也跟着來了。
“我做生意被坑了五六萬元,前幾天,如果回赤峰,就能拿回1000元。但正
是起樹苗,離不開。只好不要那1000元。今年冬天來查電錶,沒錢,差點給他們
跪下,不行,啪就停了。暖器的循環泵停了。零下20多度,志願者們冷得受不了,
只好不睡了,大家圍着被子說話。
“今年春節,有12人值班沒回去,只買了3斤魚,兩斤辣椒,一掛鞭炮。吃完
年夜飯後,我說現在給家裡打電話拜個年。再唱唱歌,大家再玩玩。結果大家一
個個蔫頭耷腦,一聲不響都回屋了。我和謝克去每個屋裡看,有的哭,有的一聲
不響。大家一雙鞋子、一雙襪子都沒買就過了個年。初二就開始幹活。
“我長這麼大從沒過過生日,但志願者給我過生日。我的兒子18歲了,那天
他說,‘爸爸,你死後,我把你和謝大爺、苗大爺埋在一起,我給你們栽一棵樹,
永遠守着你們。’”
韓子明已淚掛滿面:“謝科長把我帶進了這個集體,我找到了自己的家。那
天我說,老爹老媽,我離你們太遠了,希望你們在九泉之下原諒你們不孝的兒子,
我跪在地下給他們磕了幾個頭。”
這個座談會開成了哭訴的會,大家都在哭。
中國的志願者總帶有一種悲劇色彩,記者也接觸過國外的志願者,比如無國
界醫生組織的法國女士貝塔,幫助中國弱智殘疾人的新西蘭姑娘莎莉。她們好象
更平和愉快。她們都是有一定資產的人,不用掙錢謀生,奉獻但無後顧之憂。
中國的志願者本質又是弱者又是強者,他們弱在物質,強大在精神。謝克說,
我們在創造一種志願者文化,這是社會上沒有的,說不清楚,涵蓋豐富。
一個志願者小聲給記者念國際志願者宣言:貧困的人們,讓我們站起來幹活,
不分種族、國籍,一起面對貧困。
香港樂施會願意提供46萬資金,這個最困難的人把錢讓給了蒙古族老百姓
“他這幾年下來,牙也掉了,頭髮也白了,造得不成樣子。”苗所長老伴哭
着說。
3年來,苗所長使出全部力量。最初跟他一起來的3個遼河油田的同事全走了,
大學生走了,去年春天時,只剩下4位志願者。
“我最刻骨銘心的是志願者走的時候,有一回,在最困難時,他們要離開我,
我為自己難受,也為他們難受。我想勸他們留下,我說不出口,這不是我個人的
事。對於他們走,我表示理解,他們要娶妻生子,家有老人。”
苗所長為了還大自然的債,把家人搭了進去。他兩個孩子高考時,他和老伴
都沒在家,結果女兒考中專沒考上,兒子考大學考得不理想
謝克回憶:“苗所長的兒子苗笛是大專畢業,很精神的一個小伙子。沒有工
作,來這當了志願者。他有時愛打遊戲機,沒太認真做所里的網頁。去年過年前,
苗所長訓斥兒子,很兇。要趕他走。“苗笛的鞋子給我印象特別深,那鞋破成兩
截了,我想不能就讓他這樣走。我看不過了,我說你不能讓他這樣,應該讓他過
個年。要不我們也不幹了。苗所長急了,說你們都走吧!苗笛還是走了,在寒冷
的冬天,在別人合家團圓的時候,飄泊他鄉。
“苗所長的女兒也是被苗所長耽誤的,她長得很秀氣,和一個挺帥氣的志願
者結婚了。但苗所長不同意,他不想讓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樣。小倆口只能離開研
究所。沒工作,又生了孩子,生活困難。今年又怯怯生生來了,不敢見苗所長,
先去找媽
苗所長年歲越長,越重感情。謝克對記者說,苗所長最難受的是,一些志願
者、一些大學生實習到期要走時,他肯定與他們抱頭大哭(志願者們就是覺得媒
體親,高校學生親,而認為政府部門多是冷漠生事)。苗所長最高興的是,大家
都來了,大家高高興興。今年暑假,又有20幾所高校將來實習,到時他又要過感
情關了。
當風沙過後,園田一片湛藍,田裡隱現着志願者,一個貴州小姑娘,人還沒
扁擔高,挑水澆樹苗。他們曾經24小時通宵澆灌。記者看到一張張年輕的臉閃現
在油菜和牧草地里,他們向記者笑着,把糞肥從卡車上卸下。
每年春天,他們從各地找來大葉金絲柳、饅頭柳、青柳、垂柳為了節約,
每棵再斷,一直分到香那麼長,再栽到土裡去。2000年大旱,年降水只有幾十毫
米,樹死了十之八九,苗所長大哭。又接茬種
香港樂施會願意提供46萬元資金,這個最困難的人卻把錢讓給了柯德河的蒙
古族老百姓,“讓他們種樹,不讓他們放牧。”
讓沙漠綠起來,成為苗玉坤一生最後的歸宿。有人來,也有人走,但一定會
帶走不死的一種精神。我越發理解前林業部副部長劉廣運給他們題的辭:“奉獻
就是永遠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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