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寶梅《中國青年》第24期刊登了佚名的文章《我奮鬥了18年才和你一起喝咖啡》，敘述了一位農家少年的奮鬥歷程。文章說，寫這篇文章是為了送給那些在優越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和很久以前曾經吃過苦現在已經淡忘的人，關注社會下層，為了這個世界更公平些應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現將該文摘編如下。

我的白領朋友們，如果我是一個初中沒畢業就來滬打工的民工，你會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嗎?不會，肯定不會。比較我們的成長曆程，你會發現，為了一些在你看來唾手可得的東西，我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從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與你有了天壤之別，因為我只能報農村戶口，而你是城市戶口。如果我長大以後一直保持農村戶口，那麼我就無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無法享受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你可能會問我：“為什麼非要到城市來?農村不很好嗎?空氣新鮮，又不像城市這麼擁擠。”可是農村沒有好的醫療條件，物質供應也不豐富，因為農民掙的錢少，貴一點兒的東西就買不起，所以商販也不會進太多貨。春節聯歡晚會的小品中買得起等離子彩電的農民畢竟是個別現象，絕大多數農民還在為基本的生存而奮鬥。

考上大學是我跳出農門的惟一機會。我要刻苦學習，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學，我在獨木橋上奮勇搏殺，眼看着周圍的同學一批批落馬，前面的道路越來越窄，我這個佼佼者心裡不知是喜是憂。除了學習功課，我無暇顧及業餘愛好，學校也沒有這些發展個人特長的課程。進入高中的第一天，校長就告訴我們這三年只有一個目標——高考。於是我披星戴月，早上5:30起床，晚上11:00睡覺，就連中秋節的晚上，我還在路燈下背政治題。而你的升學壓力要小得多，因為即使那所三流大學我可能也要考到很高的分數才能進去，因為留給上海本地的名額很多。我們的考卷一樣，我們的分數線卻不一樣，但是我們的學費是一樣的。對於一個農村的家庭，這簡直是一輩子的積蓄。我的家鄉在東部沿海開放省份，相比西部內陸省份應該說經濟水平還算比較好，但我所要交的6.6萬元上大學的費用意味着全家22年的積蓄!前提是任何一個家庭成員都不能生大玻我東拼西湊加上助學貸款終於交齊了第一年的學費，看着那些握着錄取通知書愁苦不堪全家幾近絕望的同學，我的心中真的不是滋味。

來到上海這個大都市，我發現與我的同學相比我真是土得掉渣。我不會作畫，不會演奏樂器，不認識港台明星，沒看過武俠小說，不認得MP3，為了弄明白營銷管理課上講的“倉儲式超市”的概念，我在“麥德滷好奇地看了一天，我從來沒見過如此豐富的商品。我沒摸過計算機，為此我花了半年時間泡在學校機房裡學習你在中學裡就學會的基礎知識和操作技能。我的英語發音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聽不懂，我們家鄉沒有外教，老師自己都讀不准，怎麼可能教會學生如何正確發音?基礎沒打好，我只能再花一年時間矯正我的發音。

終於畢業了，能幸運地在上海找到工作的應屆本科生只有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資水平，可我還要租房，還要交水電煤電話費還要還助學貸款，還想給家裡寄點錢讓弟妹繼續讀書，剩下的錢只夠我每頓吃蓋澆飯!如今我在上海讀完了碩士，現在有一份年薪七八萬的工作。我奮鬥了18年，現在終於可以與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可是我無法忘記奮鬥歷程中那些艱苦的歲月，無法忘記己那些曾經的同學和他們永遠無法實現的夙願。

這個世界上公平是相對的，這並不可怕，但是對不公平視而不見是非常可怕的。我在上海讀碩士的時候，曾經討論過一個維達紙業的營銷案例，我的一位當時曾有三年工作經驗，現任一家中外合資公司人事行政經理的同學，提出一個方案：應該讓維達紙業開發高檔面巾紙產品推向9億農民市常我驚訝於她提出這個方案的勇氣，當時我問她是否知道農民兄弟吃過飯後如何處理面部油膩，她疑惑地看着我，我用手背在兩側嘴角抹了兩下，對如此不雅的動作她投以鄙夷神色。

在一次宏觀經濟學課上，我的另一同學大肆批判下崗工人和輟學務工務農的少年：“80％是由於他們自己不努力，年輕的時候不學會一門專長，所以現在下崗活該!那些學生可以一邊讀書一邊打工嘛，據說有很多學生一個暑假就能賺幾千元，學費還用愁嗎?”我的這位同學太不了解貧困地區農村了。

我是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我的同齡人正在逐漸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我們的行為將影響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為了這個世界更公平些，我們應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讓社會責任感駐留我們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