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小史
--大宗師

今年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改革開放的第三十個年頭，作為改革開放的見證人，每個人都有權力對改革開放做個小結、做個見證，我這裡也就根據我個人的在這三十年裡的所見所聞寫個改革開放小史。

一、 粉碎四人幫

一般人都將改革開放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但我個人認為其實應該從“粉碎四人幫”算起。1976年是個極不平靜的歷史性的年頭，東北下隕石，唐山大地震，共和國的締造者、領袖周總理、朱老總、毛主席相繼去世，人們一片迷茫，共和國要向哪裡走，這是絕大多數人當時的想法。那個時代，社會上小道消息非常多，據說是那時上層鬥爭的一種方式，主席去世不久，我們大院裡就有小道消息，說是家裡親戚是在部里開車的司機傳出來的，講“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被抓起來了”，謠言越傳越盛，終於正式文件下來了：“中央一舉粉碎王張江姚四人幫”，各地紛紛表態，組織當地群眾集會遊行支持“黨中央的英明決定”，那個熱鬧啊，能有這麼熱鬧的也就是鄧大人後來的閱兵和六四。隨後就是“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當時有大量的“四人幫”的“奇聞軼事”的小冊子在下面傳發，有些不置可否，但有些後來被證明僅是傳聞而已。

“粉碎四人幫”後，老華、葉帥、陳雲、李先念、汪東興等主持中央工作，啟用鄧大人、胡耀邦等人，恢復高考，有名的77屆，就是那年考上大學的。老華出訪歐洲、日本，花大價錢引進了一批項目，寶鋼似乎就是其中一項，這就是後來所謂的“洋躍進”。其他方面沒什麼大變化，所謂“四人幫”私制的主席遺囑“按既定方針辦”被改成了“按過去方針辦”。我那時剛上初中，居然還當上了“紅衛兵”，最後的一批“紅衛兵”，因為“真理標準的大辯論”就要由胡耀邦展開了，這直接導致了“文化革命”的正式結束。

二、 十一屆三中全會

由鄧大人等人策劃的，胡耀邦操作的“真理標準的大辯論”，解放了思想，為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鄧大人等走到台前，做足了充分的思想輿論工作，於是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做出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對毛主席功過三七開，對在文革中受衝擊的人平反、落實政策，將工作的重點放到經濟建設上來，從組織上確立鄧大人的領導地位等重要決議。隨後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貫徹落實階段，“紅衛兵” 組織被正式解散，“知青上山下鄉”被正式廢止，無數在文革中受衝擊的人得以平反、落實政策，在文革中被提升的所謂“三類人”從組織上被徹底清除，大鳴、大放、大字報等“文革新生事物”通過所謂“西單牆”事件被徹底禁止，隨着郭沫若“科學的春天到來了”的一聲詠嘆調，陳景潤等不諳世事埋頭技術的“????”們被樹為了典型，努力學習將來考上大學當科學家成為億萬莘莘學子們的人生目標。如果和79、80屆甚至81屆的人談談，就會發現他們中間很多人都會些他們那個時代不太容易掌握的絕活，比如吹笛子、拉二胡、拉小提琴、彈琵琶、彈鋼琴等，問他們怎麼會這些玩藝兒，他們會告訴你，那是為了不下鄉，78年以後不用下鄉了，學這些玩藝兒的人就又少了，直到七、八十年代後出生的，才又開始有更多學習這些玩藝兒的了，不過那又是另外一碼事了。文革對那時的中國人衝擊很大，對受衝擊的人平反、落實政策幾乎影響到每家每戶，這使得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得到了幾乎全國人民的一致擁護。“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為了時尚，各地紛紛選拔建設重點學校，分快慢班，組織各種競賽，努力學習成為了每個學生生活的一切。

鄧大人掌軍政大權後，首先搞了華北大演習，做了個熱身賽，然後出訪美國，隨後便發動了對越自衛反擊戰爭。這場戰爭雖說戰略目的達到了，但打得也很艱苦，暴露了軍隊的很多問題，於是鄧大人便決定百萬大裁軍，進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開闢老山前線，各大軍區輪流派部隊去進行實戰鍛煉。那幾年就會經常接觸到家裡從部隊轉業下來的小孩，我們班就來了一個大美女，一個大帥哥，一個家裡是南京軍區的，一個家裡是成都軍區的，軍隊出來的孩子就是不一樣，非常有個性，有講不完的離奇故事，至今仍然印象深刻。1980年2月，劉少奇被正式平反，這是一個里程碑性質的政治事件，同年正式開始對“四人幫”的公審，1981年1月，審判結束，對“四人幫”的處理到此畫上句號。

三、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萬元戶、鄉鎮企業、承包

中國的經濟改革從農村開始，事實上農村的所謂“包產到戶”類似的改革從7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四川的趙紫陽、安徽的萬里對此有巨大貢獻，當時有民謠“要吃糧，找紫陽；要吃肉，找萬里”之說，這也是他們78年入主中央的資本。隨後，他們將他們在地方上的農村經濟改革的經驗以所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式推廣到了全國，當時取得了重大成功，農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了巨大的釋放。城鎮、工業的經濟改革一開始放在較容易的輕工業、服務業，所謂“第三產業”上，放手讓私人進入這個領域。從那時起，國營商店、國有飯店什麼的就不太有人氣了，大家就比較喜歡去個體戶、自由市場去買東西了，去個體餐館去吃飯了，所謂“倒爺”成為了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成為計劃經濟統購統銷體制外的極為有效的力量，將生活物資從過剩的地區運往需缺的地區，第一批富人產生了，那時有個專有名詞叫做“萬元戶”，現在富人的門檻再怎麼着也得從百萬開始，可那時“萬元戶”就是有錢人了。那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一般人還真不敢吃第一口螃蟹，所以“倒爺”、個體戶大多是無業人員，單位的邊緣化、閒散人員，甚至是刑滿釋放人員，成色組成有些不如流，但正是這批人吃了改革開放的第一口螃蟹，成為第一批有錢人。

那時大多企業、大院也開始自己解決副食問題，找了不少採購員出去找副食基地，甚至投資副食基地，是很有中國特色的一段故事，這批採購員作了好事，可也是第一批“出事”的，有了利益，有了對資源控制、影響的權力，必然就有了貪腐。我們大院3個採購員，兩個“出事”進了幾年班房，有一個曾在我家樓下住，他的一個女兒還是我的同班同學。這個人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文革的時候就借着機會拿人家東西、調戲婦女，改革開放抓了個採購員的肥差，使勁的撈啊，“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到了，撈進監獄裡去了。當然那時採購員貪的那點兒，和後來的比，差的可太不是一個數量級了，但他們仍然有可比性，那就是在中國特有的環境裡，法律、法規、監管、執法總不到位，總要差個幾年，只要在關鍵位子上，控制着資源，不一定要有多大官多大權，只要敢於搶個先，就占足了天時地利，奪取了優勢，便宜是拿了白拿，不拿白不拿，上面想起來再管，那也是幾年以後的事了，黃瓜菜都涼了，就算要追究，大家都有類似問題，總不能都殺掉吧，也只能殺幾個意思意思，剩下的最多罰款。只要不是太蠢，太沒有德行、人緣，一般都能夠滑過去。

那時出現了一個新鮮事物叫做“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對後來乃至將來的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工商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鄉鎮企業”出現於80年代初，首先在江浙、福建、廣東興起，特別是江浙一帶，“鄉鎮企業”十分普遍，技術含量高，起點高，且規模較大，經過30年上下起伏，幾輪發展，甚至走過彎路比如參與走私、造假，很多不僅生存下來，而且發展壯大，形成相當規模化、現代化、有國際競爭力的實業集團，成為中國民族資本的核心。中國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工商業的未來不靠花里胡哨的“虛業”，而是靠規模化、現代化、有高技術含量、有創新精神、有國際競爭力的實業，靠的是投資建設發展規模化、現代化、有高技術含量、有創新精神、有國際競爭力的實業。溫州、潮州是兩個奇特的地方，一般尋常人家都很有錢，但他們從來不靠着這些錢睡大覺，而是打出去，到外面去闖個天下。舉個典型的例子，溫州很多人做皮革生意，有兩口子做皮革生意發了財，家產幾億，當他們得知延安一帶有石油，還沒什麼人想到到延安採石油，瞧准這個商機，他們毅然投資兩億，轉做到延安採石油的生意。在延安再創業的時期，他們作為億萬富翁的夫妻倆和民工吃、睡在一起，從頭學起，從頭做起，硬是把石油公司做起來了！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中國民族資本的力量和未來，中國民族資本不再保守、固步自封、貪圖小便宜、目光短淺，而是開放進取、敢於冒險、勇於創新、善於學習、目光遠大，所以中國民族資本是中國未來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工商業的重要力量。

那時還有一個新鮮事物叫做“承包”，其實就是不良企業招聘總經理，很多“英雄”或“狗熊”都是當年“承包”企業、項目出來的。我在從北美飛往北京的飛機上和一個“大款”聊天，他講他的第一桶金就是“承包”一塊爛地得來的，那時街道求爺爺告奶奶，一定要他承包那塊爛地，他沒辦法，只好接了下來，可沒成想發了，現在他的物業微軟也要來租，比爾.蓋茲經常還要和他通話，神氣得很。他當時還講鄧大人“南巡”後，是中國發展機會最好的幾年，可惜我在國外，Well, we see about that。我在深圳認識的一位大姐，公社的一個小會計，承包了公社的養蜂場、養魚池，把養蜂場搞成了“蜂療中心”，把養魚池周圍開發成特色餐廳和休閒中心，發了。我妹夫的父母當年的企業做不下去，把企業的部門承包給個人，他們倆個愣是把企業的大型修路機械承包了下來，他們兩口子當時哪懂大型修路機械呀，可人家硬是學會了，攬來了生意，做起了工程。那時修路經常會碰到當地爛仔搗亂，要“買路錢”，沒什麼辦法，只有老辦法，拎起鐵鍬、棍棒打架。我妹夫的父親現在中風了，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清，可誰能想象他當年拎起鐵鍬、棍棒和混混們打架的威風啊！這些不良企業招聘來的總經理，都有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也有時難免有可悲可嘆甚至是可恨的劣跡。在中國這個環境裡，企業老總把企業做好了，就覺得這個企業就是他個人的了，自己就是企業的皇帝，可惜產權一開始承包的時候就沒說清，“股東”們也沒什麼好辦法來約束總經理，給了總經理很多機會為所欲為，這給後來造成了數不清的麻煩，以至矛盾激化，這是這批人後來倒台的主要原因。

三、 小平你好、特區、資產階級自由化、86學運、出國留學

83年是鄧麗君紅遍大江南北的那一年，這年我暑假去上海、福州遊玩，那時音響、收錄機還算是新鮮玩藝兒，無論是上海還是福州，每架音響、收錄機播放的都是鄧小姐的所謂靡靡之音。84年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政策走向極盛的一年，這一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取得了極大成功，城鎮出現了大量的個體戶、倒爺、萬元戶，廣大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大批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人得到平反、落實政策，全國人民衷心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政策。那一年建國35周年，鄧大人決定恢復閱兵。那年我們這幫學生也是閱兵後的遊行隊伍的一支，是我們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橫幅，鄧大人的個人威望到此達到頂峰。但是盛極而衰，一些不協調的聲音開始出現了。

80年代初，深圳被定為特區，吸引外資。說是外資，其實主要還是港資、海外僑胞資金、與台灣和解後來的台資，及全國各地、各部委、企業來的官資。那時國家各部委、科學院、各大企業、各省市屬企業、機構都開始辦公司，象計算所出來的聯想、四通，榮毅仁的中信，王光英的光大，鄧朴方的康華，等等等等，這就是官僚資本的開始。由於深圳特區的性質，大家不約而同的都將公司辦到深圳，各部委來深圳辦公司的很多是一大批處級幹部和高乾子弟，他們依仗着背後部委、地方、父母、大企業特有的權利、優勢和對項目、資源、資金的控制，和計劃經濟物資、人員、信息、資金不易流通的缺陷發了大財，成了第一批中國真正有錢的富人，民族資本造就的富人還是後來才達到他們的富有程度的。不過後來由於人事調動、父母離任等原因，這些原來借官資發達的人逐漸從官僚資本里剝離出來，轉變為民族資本。80年代初開始，沿海的走私活動日益猖獗，很多幹部和幹部子弟也卷了進去，很多人發了大財，這時民間就開始對“官倒”、幹部子弟經商有些不滿了。趙紫陽後主持工資、物價改革，實行黨政分離，社會上不滿情緒就更嚴重了。

85年前後社會上出現了反映“反右”、“文革”中受衝擊的所謂“傷痕文學”，以劉曉慶、白樺、劉冰雁等為代表的反映個人自由、人權、人性主題的一些作品，據說經王震通報鄧大人，鄧大人敏感的意識到這樣下去就要動搖共產黨的統治了，於是旗幟鮮明的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時社會治安開始惡化，鄧大人提出“嚴打”。我們大院當時有個????看上一個女的，想有所表示被拒絕，惱羞成怒將其打暈，便去自首，結果發現那女的沒什麼事，就讓他先回去，但轉天“嚴打”令下來，就趕緊把他又捉回去，一頓嚴判。85、86年有兩個知識分子非常活躍，一個是科大的溫遠凱，另一個就是北大的方厲志，尤其是方厲志，到各個大學作報告，宣傳參政議政、民主憲政、三權分立那一套，各個大學都有一大批追隨者，終於在86年冬天釀成第一次學運，科大、北大、清華都有小規模學生遊行，比89學運差的太遠了，但是一個開始。鄧大人反應很快，當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引咎辭職，趙紫陽任總書記，公開批判方厲志，嚴肅處理各大學追隨方厲志的頭頭，一下子就把86學運扼殺在搖籃里。

80年代初開始，學生圈子裡有個令人羨慕的名詞“出國留學”。其實76年，據說經總理生前建議，有海外、港澳台關係的人員就可以申請出國定居了。我的一些同學及大院裡一些有海外、港澳台關係的家庭就是從那時起，陸陸續續去海外、港澳定居了。到了80年代，不僅公派的留學生越來越多，自費留學的人數更是急速增長，TOEFL、GRE（GMAT）、聯繫學校申請獎學金這套程序，一入大學大家就都清楚，86學運以後，特別是89學運以後，出國留學的人數更是指數級高速膨脹。

四、 氣功、六四、高乾子弟

80年代後期，雖然官員貪腐的現象和現在比還不那麼嚴重、不那麼普遍，但一些苗頭就已經出現了。我在中科院的一個同學給我講，他的一個哥哥在地方鄉里做團委書記，他的這個哥哥和鄉里的黨、政、公安的領導完全串通一氣，在鄉里為所欲為，稱王稱霸，這種模式在後來發現的官員貪腐事例中極為普遍。80年代後期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社會現象，那就是“氣功”。嚴新、張寶勝等神功奇人家喻戶曉，他們到處做“帶功報告”，各地信徒雲集，連王震、江總、錢學森等人也卷了進去，表示支持。那時錢學森常在航天部做“人體科學、系統科學”的討論班，我還去聽過一回，老頭子的理論很有意思。“氣功”裡面的是是非非就不提了，但它確實興起了第一次“中國文化熱”的高潮。大多數中輕年人對自己的文化沒什麼了解，一味崇洋輕中，那次氣功熱促使人們對自己的文化開始了認真、廣泛、深入的了解。中華崛起一定是多方面的，是經濟、文化、科技、政治、軍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崛起，是要給世界展示一個嶄新的生存狀態，為人類社會進化指出一個全新的方向，文化乃重中之重。現在這些神功奇人都聽不到了，但據說江總效仿當年曹操把這些人物都搜集在航天醫學中心和總參某部內由專家加以研究，沒準什麼時候有些什麼驚人成果呢，who knows。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逝世，大家當時聽到了也沒覺着怎麼樣，可轉天下午我們一個研究生的同學從北大他的老鄉處回來給我們講體改研究所的人去了北大和一個叫王丹的學生一起開會，號稱要組織遊行。我們當時怎麼也覺得這事兒有點兒懸，又聯想到86學潮的教訓，我們就根本沒把這事兒放在心上。可誰成想，這事兒就越鬧越大，北京各個大專院校都動起來了，到處是大字報，全國其他地區的高校也開始響應了。我們也開始坐不住了，騎車去就近的學校看熱鬧，結果真是大字報的海洋，青年學生個個同仇敵愾、鬥志昂揚，我們看了立馬熱血沸騰，估計當年文革初期就是這個樣子。大字報的內容基本上都是揭露官倒、貪腐，號召自由、民主、人權、三權分立之類的東西。局勢越變越嚴重，終於學生上天安門遊行示威了。那晚我們騎車去看熱鬧，到大會堂附近見前面、周圍都是齊刷刷的武警，頓時心驚膽戰啊，那時如果武警出手把學生趕跑，估計64就不會發生了，可是武警一直很仁慈，學生們就愈發膽大起來了。那時世界不太平，全國也有好幾個熱點，除北京之外，還有拉薩、成都、上海。學生絕食，軍隊戒嚴了，可沒動手，學生們還是可勁兒鬧，各行各業也開始參與，百萬人大遊行，口號不僅反官倒，而且只指中央某些領導人。Well，最後誰也下不來台了，矛盾徹底激化，部隊動手清場，64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還是發生了。在此前後，拉薩、成都、上海也被解決掉了，趙紫陽被拿下，江總、李鵬、朱鎔基入主中央，胡總被鄧大人看好，準備接班。現在看來，趙紫陽當時還是有私心的，不然他的體改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所的人馬怎麼從一開始就都一直卷在這個運動裡面。所以執掌神器的政治家一定要德行好，否則為一己之私，搞不好就要讓千百無辜的人民人頭落地。

高乾子弟被很多人誤解，覺得他們個個手眼通天，驕橫跋扈，占盡了便宜。其實他們除了辦事走後門確實比我們一般人有本事，其他的大多數人和我們平常百姓都差不多，發大財、能折騰的高乾子弟和發大財、能折騰的平民一樣，在高乾子弟中也是少數。發大財、能折騰得有發大財、能折騰的機會、本事，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和本事的。大多數高乾子弟的父母並不一定都在關鍵的控制資源、項目、人員、資金的位子上，很多高乾子弟的父母又對他們管的挺嚴，所以他們干“大事”的機會並不比我們一般人多多少。我以前有個會計是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的親戚，她父親原是南方某市的公安局長，老革命，據她給我講，她和她老公當年搞了本太平洋島國的護照，跑到一個太平洋島國去打工，吃了不少苦，就又跑回來了。除了當年弄個太平洋島國的護照有點本事，在我這兒做個會計，還不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在北美遇到過一個，其父原是某重要地區軍分區司令，戰功赫赫的老紅軍、老將軍，因個人問題跑到歐洲，又跑到北美，除了當時出國有點兒路子，其他的和老百姓又有什麼區別？其他還遇到過駐某大國參贊的女兒，原在中聯部工作，和毛家很熟的當年戰功赫赫的幾個老紅軍、老將軍的女兒、孫女，某軍區副司令的女兒，等等，除了在國內他（她）們辦事走後門有兩下子外，其他的還不是和我們一模一樣，很多還不如我們老百姓。黃炎培的孫子原和我是同事，很一般但非常好的一個人，他家和鄧家好的很，常去鄧家玩，搞點熊貓牌香煙給我們大家嘗嘗什麼的，他給我講：“某某的孩子你和他玩沒問題，他大方的很，但千萬別和他做生意，他可黑着呢！”沒錯，我和父母在關鍵位子上，能幹、能折騰的高乾子弟也打過交道，他們很有教養，很會做人，很講義氣，手眼通天，朋友遍地，能量巨大，在商場上從沖衝殺殺，別說在河邊走，就是下了水，出來鞋也是干的，尋常的遊戲規則對他們根本不適用，大概正是這些少數能人的所作所為使大家對高乾子弟形成了成見。

五、90年後、股市、官僚、國企、歷史人物和政策的歷史局限性

六四以後，大伙兒又迷茫了一段，不知道怎麼辦好了，這才有了92年鄧大人南巡，號召進一步加速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這便有了中國資本化飛速發展的十幾年。90年開始建立證券市場，隨後各國營企業推行股份制、資本化，大規模的官僚資本形成了。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政策造成國外跨國企業大舉進駐中國，形成了規模性的外資和買辦資本。外向型經濟成為經濟主體，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與國際接軌，中國終於加入WTO。醫療體制改革、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教育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是90年後改革對廣大人民生活影響最大的幾項改革。為拉動內需，減少內地與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差別，中央提出了開發大西部的英明決策。到江總、李鵬、朱鎔基退下來，胡總、溫總入主中央後，又提出振興東北、自主創新、科學發展觀等新的路線方針政策。

證券市場建立之初，各國營企業剛推行股份制時，動員甚至是強迫職工買原始股，那時很多職工對這麼幾張紙很沒信心，有心人就開始在職工里收原始股，發了大財。中國股市造就了大批的富人，出現了一個又一個股市神話。陳榮就是當年幾大操盤手之一，身家數億，後金盆洗手投資做了保齡球生意。他家原在我姑姑家樓下，是我姑父的一個學生，我曾和他在上海希爾頓飯店吃過頓飯，人很精幹、平易、低調、有商業眼光，這又是一個讓我對民族資本有信心的例子。

針對國際市場做生意沒什麼問題，但如果某個國家和其他幾個國家約定，你賣給他東西賺了錢不能隨意買他們這幾個國家的東西，你想要的基本上他們都不賣給你，這外幣買不到東西拿回來就成了廢紙，也只能存放在他那兒，這種對外的生意就有些虧本了，就要想想辦法，不能傻做了。

曾經是改革開放成功的標誌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今天似乎又成了建設現代化新農村的障礙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將土地分給農民經營，這不利於農業現代化、機械化、大規模生產。中國農業人口太多，如果要實現現代化，必須減少農業人口，使農村城鎮化，而農業實現現代化、機械化，進行大規模生產則是必由之路，這下一步棋如何走，很值得研究。

大家都公認，90年代中後期起，官員和國企公司人員貪腐成風，規模空前，達到了變本加厲、喪心病狂的地步。一些腐朽的東西如繁榮娼盛、二奶、小蜜、情人正是在大量資本集中到少數個人手裡後泛濫成災的，而官員和國企公司人員是消費這些腐朽的東西的主力之一。我當年在深圳的時候見到不少有頭有臉的人物，個個都有經濟問題，作風問題，還深以為榮。我的香港司機對我講：“現在XX不火了，96、97、98年XX火的很”，當時我看到的是那些玩藝兒遍地都是，居然還不火，那火的時候還了得！相反的我見到的朱寶國等民族資本家給我的印象則是如沐春風，這更令我看好民族資本。國人總希望有“清官”，這簡直是白日做夢，讓一群沒有鏈子的俄狗看着鮮肉，指望它們不吃，怎麼可能！其實國人應該向外國人民學習學習，在國外，政治家就被認為是職業騙子，國民對政治家，股民、股東對經理們就象防賊一樣緊盯着。官僚、經理們必須要用，又必須要防，因為他們直接掌控着資源、利益，再好的人處在這個位子也會瘋狂。毛主席沒準當年就突然發現他那些曾經和他一起浴血奮戰的戰友和學生們仿佛一夜之間就從人民的公僕變成了人民的公敵，立馬氣的半死，這大概是他發動文化革命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大概是他意識到在中國這塊充滿封資修土壤的古老國家，小資產階級思想泛濫成災的危險性、災難性。有人講制度吸引適應這個制度的人，也就是說官僚、國企的制度吸引有犯罪傾向的人去做官、做經理，也許有道理，但我認為制度培養人，人性本無差別，好的制度激發人性中好的因素，能將鬼變成人；壞的制度誘發人性中壞的東西，能將人變成鬼，所以里良好的制度、文化才是國家、企業的生命線。在中國這個不斷改革的國度，法律、法規、監管、執法大概註定是永遠趕不上趟了，總會有人鑽空子、投機取巧，雖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還是要往前趕那，發現問題還是要解決呀，就象美國左翼電影裡說的：“save the world by solving case one at a time”。

有些人講國企要進，有些人講國企要退，但估計大家都承認壟斷性的官僚資本、利益集團是貪腐、腐朽現象的溫床。呼籲國企要進的人的心目中的國企一定不是壟斷性的官僚資本，而是計劃經濟下干好事守紀律的國企。我看有些國企要進，而有些國企要退。憑什麼來判斷進退呢？首先要明確我們國家社會在這個時期應有的社會價值觀、人生觀，明確是非好壞香臭，什麼是最重要的，什麼是不太總要的，什麼是不能放棄的，什麼是可以放一放的，什麼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什麼是錢買不到的。美國人都知道不是什麼都能用金錢來計算的，金錢不是萬能的，中國人怎麼也沒有美國人有錢啊，都用錢來算，哪有那麼多錢啊？關乎國計民生，國家安全、國家民族未來，只有國家有力量操作，不計成本，必須由國家操作的方面就要由國營企事業單位來經營，其他的大可讓民族資本進來競爭，甚至外資進來作為補充。現在民族資本、官僚資本、買辦資本相互利用、相互鬥爭的三架馬車的局面已然形成，對這些資本恐怕不能完全套用當年毛主席的一些論述，因為這些資本也曾是黨和毛主席教育出來的，是在擁有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修煉大乘武功（至少曾經修煉，黨章里也規定了的）、必須照顧廣大民意的、一黨獨大的共產黨控制下的，君不見當年SARS，大家曾一致有意見的醫療衛生利益集團，在當時形勢、黨和政府巨大壓力下，也居然改面革心，發揮出極大的效率和幹勁，成功抗擊了SARS嗎？所以這些資本都有大用，但必須對他們進行控制和調整。

鄧大人曾講：“毛主席三七開，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he might be right。再偉大的歷史人物，也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政策不可能超出當時歷史、社會環境、條件的許可。他們只能做他們那時能做的事，後代的事只能由後代來做，來完成，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毛主席是如此，鄧大人也是一樣，他們以後的事還是要後來人來做，由於他們自己的局限性，他們政策是不可能完全解決後人遇到的問題的，必須由後人來創造、來發現後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