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峻的就業形勢與基礎教育對高層次人才需求的相遇，使越來越多的博士“下嫁”中學。如今，在深圳、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些中學，教師隊伍中的碩士、博士研究生比例，已接近甚至遠遠超過一些地方高校，有的已達30%，有的甚至更高。不過，這場“學歷風暴”背後的直接推手，並非政府，而是來自一場民間的制度實驗。

作為這場民間實驗始創者之一的北京十一學校，不經意間被推向歷史的前台。

不久前，擁有20名博士的北京十一學校再次引人關注：一個類似於博士後流動站性質的研究機構——項目博士後，在該校正式啟動。

新設立的這個項目博士後站，廣納校內外博士“進站”，專門從事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這既是目前國內基礎教育階段設立的第一個“博士後站”，也是博士“下嫁”中學後的又一個變革信號——以教育教學的實證研究，試圖向參與實驗的學校提供實實在在的解決方法。

自2004年博士進中學至今，“下嫁”北京十一學校、人大附中、首都師大附中等中學的博士越來越多，有的多達30人。

博士為何紛紛“下嫁”中學？

當學者、做教授，一直是很多人拼命提高學歷的一種美好願景。讀博士的初衷固然也不例外。但是，近幾年一批批博士先後“下嫁”中學的舉動，確實令人費解。這種“另類”就業選擇，也着實給教育界帶來了不小的震動。

對此，一些人不斷追問：是高校在人才培養上出了問題，還是嚴峻就業形勢下的迫不得已？

繼2004年張美華等4名博士“下嫁”北京十一學校後，2005年北師大歷史系博士王秀青，和其他6位來自不同高校的又一批博士“下嫁”該校。

如今，王秀青是該校高二5個班的歷史老師。回憶兩年前的選擇，王秀青坦承，當時決定進中學，她的一些同學、老師、親朋好友都感到意外，幾乎所有人都建議她慎重考慮。

畢竟，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博士畢業去高校當學者才是人盡其才，很少聽說有博士畢業去中學教書的。

在學者與“孩子王”之間，王秀青也曾有過激烈的思想鬥爭。雖然兩年前，她找過很多單位，既參加過北京許多公司、出版社的面試，也有不少外地高校向她“伸橄欖枝”，但受專業所限，當時要想留在北京高校任教幾乎不可能！因為，北京高校中有歷史學專業的院校不多，即便少數高校有需求，大多也只是作為公共課教師引進，幾乎沒有學術前途可言，而且目前高校教學科研壓力很大。與高校純學術性科研不同，中學的科研幾乎都是應用性研究。應該說，博士在這裡具有相當的優勢。

“像我所學的歷史學科沒選擇去高校，也許是對的。”王秀青說，2006年她的一位同門師妹，雖花了很大精力才“擠”進北京一所文科類重點高校，但現實與理想相距甚遠：作為小學科，歷史並不像經濟、信息、生物等“顯學”那樣受到學校重視。因此，她每周除了上幾堂公共課，其他時間都是坐班，每月也只有3000多元工資。

與王秀青想法相似，該校物理教師鄧靖武博士也有着同樣的感受。2005年，從中國地質大學(京)地學物理專業畢業後，他感覺自己所學專業的就業前景並不樂觀：去高校吧，一般都得去野外勘探，而且這個專業的許多科研項目很難申請下來。即使有大項目，也往往都被該領域頂尖的學者壟斷，難有成就。更何況，自己並不習慣長期在野外工作。

據了解，博士成批進中學，除了就業壓力大，其直接推手還是一些名校悄然推行的教育實驗。在改革實驗的背景下，有些中學提供的豐厚待遇並不比大學差。這也是吸引博士“向下看”的一個重要原因。

鄧靖武回憶，當時選擇中學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由於自己出身在一個小學教師家庭，從小對教學有興趣；二是當時聽說十一學校除了每月4500至6000元工資，學校還給博士解決戶口。除此以外，每月博士不僅額外有1000元學歷補助，而且每月只需花500元，就能在學校住上一套三居室的廉租房。在當時就業市場“僧多粥少”的背景下，這對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已是相當不錯的待遇了。

在人大附中，校長劉彭芝至今仍能記起2003年引進北師大心理學博士宋麗波的情形：當她遇到研究中小學教學10餘年的宋麗波時，便建議她：“您做心理健康研究何不來中學？我們每年都有許多國家級乃至國際課題。”

正如劉彭芝所言，宋麗波去人大附中報到的當天，便代表學校飛往澳大利亞，參加有關超常兒童研究的國際研討會。而在高校，這樣的“待遇”，對於一個剛畢業的博士來說，恐怕很難有資格享受。一邊是高校長達數年的“默默無聞”，一邊是“來了便是寶”的重視。兩者之間，如何取捨，每位博士心中自然有本清晰的賬。

不可否認的是，近幾年，為了引進這些博士，各實驗學校確實在工資待遇、住房等方面，花了不少心思。中學如此高調地引博，而這些博士進中學後到底在怎樣當“孩子王”？他們的表現是否與學校最初的期待相符呢？

博士進中學能否當好“孩子王”？

北京十一學校歷史教師張美華，是2004年畢業於北師大歷史專業的一名博士。她說：“剛來時，由於學校只有4名博士，在一些老師眼裡，我們就像外星人，只是學校高薪買來的‘花瓶’，難以勝任中學教學工作。不過，現在博士多了以後，人們似乎也習以為常了。”

其實，在“應試教育”環境下，博士進中學後也有許多無奈。比如，歷史、語文、政治等課程，其角色就如《紅樓夢》中的襲人，說它重要吧，也確實重要，因為她要照顧主人公寶玉；說它不重要吧，它好歹也是個“妾”。小學科自身的這種尷尬地位，決定了這些課程的教學方式得不斷地推陳出新。因而，這些學科往往總是站在課程改革的最前沿。

雖然小學科經常難逃被人冷落的厄運，但在學生眼裡，高學歷教師似乎還是能喚醒學生的學習興趣。據十一學校初二（四）班學生孟令煒介紹，歷史老師張美華的課講得有味道。他說：“張老師授課很少局限於課本，她總是從中國名勝古蹟入手，不僅向我們講授與名勝古蹟相關的歷史、人事、軍事、經濟等傳統文化知識，而且整堂課就像在講故事，上課想走神都難。有時，對於課本上某些歷史年份的空白，張老師都會額外填充進來；有時，對於同年代的事件，她還會把其他國家的歷史事件加進來，讓我們自己去比較分析。”

談到博士教師，初二（四）班學生崔延一邊做着誇張的手勢，一邊盤點着她的幾位博士科任教師。就連哪位教師從哪所大學、什麼專業畢業的，他都瞭然於胸：“我們數學老師廖琳講課總是用不同方法去解答同一道題，然後在眾多方法中提煉出一種通用方法；歷史課的張美華老師總是先提出問題，再讓我們去查資料、讀課本，然後她在課堂上穿插各種視頻資料，使我們能直觀地了解歷史……”

對於實驗學校來說，把博士“請”進來，並非單純為了教育教學，更重要的，還是希望他們能引領中學的教育教學研究。然而，事實上，中學教學研究相較於科研院所而言，性質完全不同：在科研院所，博士只需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就某一科研項目展開獨立的或團隊式研究。應當說，這是個比較專業的工種：其一研究成果不必讓所有的社會公眾能看懂。其二由於研究對象的專深，從事的工作一般都是高於現實的純學術層面的學理探究。

但是，在中學教學這塊“電腦主板”上，則有着與之絕然不同的另一套“程序”：教學對象都是知識面很窄、思維能力相對較弱的學生；教學任務的繁重幾乎沒有太多可供個人自由支配的空間。這些對於所學專深的博士來說，確實是個不小的挑戰。畢竟，目前我國學歷教育的專門化程度很高。而學歷越高知識面就越窄，專業的深度越深。

無疑，這種現狀，迫使博士教師們走上中學講台後不得不進行轉型，而這個過程又是痛苦和艱難的。

據十一學校一位博士教師介紹，她2005年剛來學校時，教學壓力特別大。尤其是看到身邊那些經驗豐富的老教師嫻熟地駕馭課堂時，總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壓力迫使她每天都要利用課餘時間去聽老教師的課。所幸，為了幫助新進的博士儘快適應中學教學，學校為每位博士分別配備了一位老教師，當他們的“成長導師”。在老教師近一年的指導下，博士們也慢慢對課堂教學有了一個更直觀的認識。

該校教科所特級教師牛玉發稱，他聽過學校幾乎所有博士教師的課。他說，這些博士教師成長較快，一般進校半年後就能較熟練地駕馭課堂，而且一些博士來校後還根據各自研究的領域，開設了類似於傳統文化、科學課等新課程。

當然，除了上課，學校引進博士的另一個目的就是，通過他們的研究，促進學校科研氛圍的形成。

隨着博士教師的增多，實際情況是否能與學校的初衷合拍呢？如果引進博士只是為了和本科學歷的老教師一樣，單純地從事教學，那麼博士進中學被人們視作“人才高消費”，也自然在所難免。

問題的關鍵是，博士進中學的這幾年，到底在教學之外，給這些學校帶來了哪些變化？他們的表現能否消解人們對博士進中學的誤讀？

“人才高消費”還是超現實想象？

對於博士進中學，此前社會輿論一直是口誅筆伐。其中，有種頗具代表性的反對聲音認為，博士進中學是“大材小用”，是“人才高消費”。其立論依據是：國家花費巨大資源培養的博士，目的是既要為社會培養和輸送高精尖人才，又要為各行各業的持續發展儲備相應的人才。不僅如此，這種觀點還認為，博士在技術含量高的高端領域從事研究工作所創造的價值，遠高於在中學教書。

與之相反，一些長期活躍在基礎教育前線的中學校長卻認為，博士進中學，是基礎教育的客觀需要與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規模擴大背景下的必然結果。

“好鋼用在刀刃上，這才是發揮人才的最大效用。與其把博士賦閒在科研院所里無所事事，還不如引導他們進中學，從事基礎教育研究。這樣，無論對博士本人，還是對整個基礎教育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博士在中學是真正的稀缺資源。”十一學校校長李金初說，現在的高等教育研究生培養規模相當大，博士再不像以前那樣是社會的稀缺資源，科研院所已不可能稀釋如此多的博士，這種人才培養規模的變化，客觀上為中學批量引進博士創造了條件。

“如果說，博士進中學是人才浪費，這就低估了基礎教育的潛力和價值。”人大附中校長劉彭芝認為，“基礎教育不僅決定着一個民族素質的高低，而且是學生進入大學、走向社會的關鍵階段，與大學相比，中學尤其是高中階段，更是學生學習方法訓練和養成的關鍵時期，更需要好教師來示範和引領。而當前在我國，博士進中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作為一種民間實驗，博士進中學的意義指向，是否只是一種停留在文本上的烏托邦？如果以學校科研為監測點，檢視此次實驗的成果，不可否認，這幾年的實驗，確實給這些參與實驗的學校帶來了不小的變化。

據不完全統計，2006年度，人大附中和十一學校發表的教學論文數量，分別位居北京市中學前兩位。其中，相當一批論文發表在國家核心期刊上；一些博士教師還利用自身英語基礎好、學術視野開闊的優勢，開發出《中國傳統文化》、《科學》等一批新課程。

與此同時，在這些參與實驗的學校內，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傳統功能，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過去只重教學、很少參與科研的教師，現在幾乎每人都或多或少地參與了校、區、市、國家等不同級別的課題研究。

面對這樣的轉型，李金初興奮地說：“博士的到來，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讓教師在教學中研究、在研究中教學’，也為學校乃至基礎教育的發展，貢獻了一批富有建設性的學術成果”。

但是，與工業領域的眾多實驗一樣，這種實驗也存在一筆高昂的“開發成本”：只有充足的辦學經費和具有吸引力的硬件，實驗才可能存在並順利推行下去。

這些，對於一般學校而言，其實驗模式也許並不具有可複製性，但這種實驗模式留給我們的，既非實驗的結構模式本身，也不是為數不多的實驗成果，而是實驗所產生的目標實現途徑。

然而，實驗過程中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在當前社會對“考分教育”的高需求驅動下，教育內外部的改革實驗，其存在和推廣的首要前提是，“考分教育”的大獲成功。而眾多的民間教育改革所追求的，正是試圖以某種問診弊病式的理想，從源頭上去救贖這種“異化”的教育。如何調和改革理想與現實環境之間的矛盾，將是考驗這場民間變革生命力的關鍵所在。

作為一種民間推動的教育內部改革實驗，博士進中學這種教育夢想，最終能走多遠，仍需時間的檢驗。也許，北京十一學校“項目博士後”的落地，使這場探索實驗站在一個全新的起點上，準備着教育實驗的下一次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