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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在中國的悲哀
送交者: 陶世龍 2002年08月10日16:09:10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科學在中國的悲哀 作者:陶世龍

科學在中國,古已有之?

  新近在網上看到一篇讀《李約瑟文獻50年》記,提到:英國科學 家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問世,使人們發現“被愛因斯坦 判為不具備科學兩大關鍵要素的中國,連馮友蘭都論證為科學不毛 之地的中國,卻原來在近代以前是個富甲天下、璀璨耀目的科學大 國。”

  這種看法在我國早就存在,聽起來很舒服,流傳也就很廣。但在古 代中國,其實無科學可言,科學尚不存在,何來科學大國?

  我說這話,實在煞風景,一講出來就會有人反對,我國古代的四大 發明難道不偉大!還可以舉出張衡的地動儀,自流井的鹽井。以及 孔明燈是航天的嚆矢,爆竹二提腳是火箭的濫觴等等。這些事物, 在當時的世界上確實是無與倫比,所以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航空航天 博物館裡真的陳列着孔明燈。但遺憾得很,都只能稱之為技術,而 不能算是科學,技術和科學相關,但並不能等同,嚴格說來中國古 代那些技術,並非以科學為基礎,與現代意義的技術也是有差別 的,所以有人把那個時代建立的文明稱之為工匠文明,以示區別。

  下面幾個例子,我覺得足以說明。

  冶金史專家朱壽康先生領導的一個小組,曾專門用現代的測試手段 去研究中國的古劍。他告訴我,1974年從葬秦始皇的陶俑坑中 出土的三把寶劍,是直接埋在地下約五、六米深的土中,地上面的 水能夠滲入和它們接觸,可是經歷了兩千多年,出土時仍是光亮如 新,非常鋒利,婦女的辮梢,竟可一揮而斷!後來在一次會上,方 毅同志也談道這秦始皇時代的寶劍,他去參觀時曾要出試過,真的 有這樣鋒利。而這些秦劍是用銅和錫,還有少量的鉛造成,並不是 鋼劍。

  朱壽康他們用測試儀器反覆檢驗,還做了一些模擬試驗,最後查 知,寶劍不鏽的秘密是表面有一層厚度僅十微米的鉻;他們還發 現,在這些劍中,劍身中錫的含量量高於劍刃,所以刃口鋒利,而 整體堅韌。這樣的劍是怎樣造出來的呢?研究的結果是,先澆鑄出 中間的芯條,再澆鑄兩邊的刃而作成的“複合劍”。

  寶劍的物質組成清楚了,製作方法也知其大概,何不造它幾把?有 人試過,但都不成功。因為古代這些奇妙的寶劍,是摸着石頭過 河,憑個人積累的經驗來製造。並不知道煉製寶劍過程中有什麼物 理化學作用,也沒有可以作為規範的工藝流程,造出這一把,下一 把就不一定能依樣畫葫蘆地複製,所以會有這樣的傳說,鑄劍名家 干將和他的妻子莫邪練劍三年不成,最後把頭髮指甲剪了投進冶煉 爐,直至莫邪自己跳進爐中才煉成。而這劍也有了靈氣,成為威懾 邪惡的神物,留下的記載不少,由此可以看出,技術高則高矣,但 與科學風馬牛不相及,超自然的神秘倒是不少。由於沒有上升到科 學,只能靠在實踐中學,師傅帶徒弟,一代一代傳下去,不知到了 那一代,這經驗隨着師傅進了棺材,就完了。

  再如張衡的地動儀,的確值得我們驕傲,西方也無疑問地表示了對 張衡的尊崇,但裡面有多少科學呢?史書的有關記載只有幾行字, 有的專家想複製一台,研究多年,造了出來,發生地震時卻報不出 來,就算是留的資料詳備,能夠複製出來並真管用,但這也僅是提 供了認識地震的一種工具。張衡以後更無人接班,在中國社會中對 地震的認識仍是天人感應那一套,在我們四川,便有一個故事,清 朝同治年間,在保寧府大堂,一天突然陷落一大塊,從地下冒出一 座碑,上刻有“牛鳴地震”四字,據說是諸葛亮留下的預言,大家 理解為牛叫起來地就要震,於是禁牛入城,並規定養牛的人,必須 給所有的牛嘴中加上一小段橫木,讓它叫不起來。誰知後來來了一 位知府姓牛,而知縣姓鳴,兩人還恰好同時到任,就在這一天地震 了,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牛鳴”在此。如此荒誕不經,卻是被 一本正經地記在書中;許多人是相信這類說法的,所以洪秀全還以 地震的發生作為建立“新天朝”的徵兆,而1976年唐山地震 後,當時的宣傳工具還在引用。

  還有這指南針,是中國人發明的,但用來做正經事,恐怕沒有看風 水用的多。到頭來航海或做地形地質測量用的羅盤,在早還得買西 方製造的。中國傳統的羅盤是圓形,磁針周圍加上了些天干地支這 類似乎是神秘的東西,對做地質工作無用,但現在聽說比地質羅盤 值錢了,因為信風水的人還是很多,包括有些單位的領導也信,蓋 房子請風水先生去看風水,收入比干地質強。賽先生潦倒如此,能 不悲哀!

  一個時期出現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宣傳,實際上是不 懂得科學的價值,停留在工匠文明的自我陶醉。在那時的許多影視 和文藝作品中,科學家是最蠢的,不僅無用,還在那裡礙事。

  技術的高超不等於科學的存在,但有人會說,像朱熹對化石的認 識,沈括對河北平原是河流帶去的泥沙淤積而成,徐霞客對喀斯特 地貌的觀察,難道不是科學嗎?十多年前,就遇到過這樣的質問。

這些古人的認識都是很卓越的,但幾句話就等於建立了這門科學 嗎?顯然不是。就是李時珍大部頭的《本草綱目》,裡面有許多可 用的材料,但也不能忽略其中還有生吃狐之五臟及腸肚,可治狐 魅;如以之作羹霍,可治大人見鬼之類的東西。如果說張衡、朱 熹、沈括、徐霞客這些古聖先賢思想中閃耀出來的科學的火花值得 我們自豪,而這些火花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燃燒起來,自然科學的任 何一門學科也不是在中國建立起來的,倒是更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四川有個著名的經學家廖季平(1853—1932),在他 的《地學問答》(1915年,請注意這不是科學意義的地理學, 而是講堪輿即風水的中國傳統“地學”,竺可楨、丁文江翁文灝、 李四光等引進作為自然科學的地學把它取代,可是現在有些人還真 想去認祖歸宗呢)中就發表過這樣的高論:“泰山從海底過脈,當 從閏美洲而來,美在崑崙之西,應屬少昊,從西潛行到東,中土江 河夾其左右,東西合併,乃篤生至聖。”用以說明出生在“少昊之 墟”即曲阜的孔子,成為聖人是得天地之靈秀:中國的風水術竟和 現代的地質學也結合起來了。

  稍微有點地質知識,就知道這是在信口開河,但這位老先生是正兒 八經的,他是按風水術中的龍脈去認識。而現在竟有置人類共有的 先進文化不顧。而以產生的地域為區分,強調未來為西方文化落後 了,東方文化將取而代之,於是不知是些什麼貨色的金人玉符,秘 笈寶典,紛紛從箱底翻了出來,打着宏揚民族文化的旗號,同時不 忘穿上科學的袍服,你方唱罷我登場;孔夫子也不屑一顧的怪力亂 神,竟成了超科學或另類科學,並得到為數可觀的精神俘虜;其心 不可測,還不如廖老先生有幾分書呆子的真誠,另一方面,渲染科 學帶來的負面影響,反對科學主義的聲音也在吠聲吠影,成為世紀 之交的中國的奇觀。這種現象,恰恰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的確 是看看他的現在,就可以了解他的過去。

  我以為,還是愛因斯坦在1953年致斯威策(J.E.Swit zer)的信中說的對:“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 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 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 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不用驚奇的, 若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倒是令人驚奇的。”(愛因斯坦 文集,中文本,商務印書館,頁574。)(商務中譯本末句翻譯 有誤,此處引用時已根據李醒民老師的譯文改正。——劉華傑 注)。

徐霞客的不幸

  還是李約瑟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引出的問題:既然古代中國科 學那麼發達,為什麼後來卻落後了?,被稱為“李約瑟難題”;有 人認為這個問題實際不存在,因為本來在科學上就沒有領先過。或 者說研究這個問題會徒勞無功。都有道理,不過我想,無論原先是 不是領先,現在落後的是事實,認識造成落後的原因,很重要,因 為如果認識不清,就不能去消除那些障礙科學發展的因素,甚至還 可能把它們當寶貝。

  事實上這個問題已討論很久很多了,開了不少會,專家們發表了許 多文章,印出的書一大摞,我在這裡是班門弄斧,講不出什麼理 論,僅僅是就一些具體的人和事,談談我的認識。

  時間是1987年,紀念徐霞客誕生四百周年的活動正在熱鬧地進 行。一天,在侯仁之先生家中閒談。侯先生突然感嘆地說:你想過 沒有,為什麼徐霞客早於德國的洪堡(1769-1859)那麼 多年,但自然地理學並不是中國首先建立?是呀!怎麼過去就沒注 意。我說:侯先生你來一篇。他說,你要有興趣,你寫吧。回去就 查書,把洪堡的經歷和徐霞客對照。

  我發現,就個人的聰明才智、精神毅力而言。中國人決不比西方人 差,徐霞客就是代表;今天在此所見,美國一年一度在高中生尋求 科學人才的競賽結果,前十名一般總有三、四人是華裔;加拿大參 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的代表中也少不了有幾位華裔青少年,都 大大超過華人在這些國家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數,也是證明。所 以,我認為科學未能在中國生長起來,不是個人的基因有問題,而 是他所處的環境,也就是當時中國社會,沒有適於科學種子生長的 條件。將徐霞客的遭遇與洪堡一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兩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有探索大自然的高度興趣和獻身精神, 有高於一般人的觀察記錄能力;多次去野外考察,均有一次長達四 五年的旅行。

  再就是都繼承有豐厚的遺產,不僅不用操心油鹽柴米醬醋茶這些 事,還有錢去做花銷很大的自費旅行。別的方面一比,徐霞客就差 遠了。

  洪堡出去考察前,在弗萊貝格礦業學校上過學,學了地質學;地質 學成為一門課程,就是洪堡六歲那一年在這個學校開設起來的。開 這門課的魏納被公認為地質學的奠基人,儘管他提出的水成論有許 多謬誤。這個學校現在還在德國,老地方,仍使用原來的名字,沒 有“ 升格”成大學或與別的大學合併。

  徐霞客青少年時學的是四書五經,那時程朱理學的道統已經成為主 流,八股文統治文壇並成為進入政壇必不可少的敲門磚,徐霞客算 是看的透,不願去做“舉業”即參加科舉考試,而走向山野,考察 自然,但在知識上做的準備,最多是看點古今史籍、輿地誌、山海 圖經;而且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落進了唐太宗設下的這個圈 套,鑽在故紙堆中苦讀,希望能像范進中舉那樣走上升官發財的道 路,誰會和他一起去幹這種蠢事。因此徐霞客出遊,常只有和尚與 他作伴。而洪堡那次長途旅行則有法國一位植物學家和他同行。

  洪堡從美洲考察回來,住在當時歐洲的學術文化中心巴黎,用了二 十多年時間整理考察所得,不惜巨資自費出版了《1799-18 04年在新大陸熱帶地區的旅行》,計三十卷。

徐霞客則在時間最長的一次旅行結束後,不到一年就病死在家鄉, 江陰馬鎮南煬岐,遺稿未及整理,復經兵禍殘缺,等到他的子孫整 理刊印出來,已換了朝代,是一百三十五年後,即清乾隆五十二年 的事了。

洪堡在他的考察成果出版後,於1827年回到柏林,登上大學講 壇,培養了一批學生,他建立了自然地理學,有人承傳,得以發 展。

  徐霞客無此幸運,即使他不早逝,遊記或許能早點印出,但又有誰 會去從他學習,也就是到他為止。

洪堡的考察成果在歐洲受到高度重視,俄國沙皇也慕名邀請他去考 察西伯利亞的礦產資源;在他逝世後,普魯士攝政王下令為他舉行 國葬,全柏林居民為之服喪。

  徐霞客的遊記刊行後,也曾引起不少文人墨客的驚嘆,但最多不過 是作為奇書以供臥遊而已;他死後二百七十三年,才有地質學家丁 文江發現這本遊記的科學價值。

  也許有人會說,霞客條件不好,那是他比洪堡早生了近兩百年年。 但是晚生一點又如何呢?洪堡出生時是清朝乾隆三十四年,正是八 股文盛行加上文字獄興起的時期,手頭缺少歷史資料,有本剪伯贊 主編的《中外歷史年表》,翻開一找,在洪堡出生後就找到兩條, 乾隆四十三年,洪堡九歲那一年“九月,徐述夔詩獄起。十一月案 結,本身戮屍,子孫斬監候”。三年後,又有“尹嘉銓文字獄起, 旋被處絞 ”。年表能記下的事件是很有限的,按故宮保存的清文字 獄檔案,乾隆年間,有三四十起,對思想的控制比徐霞客時代嚴 酷,再沒有第二個徐霞客出現。

文字獄是大棒,也有胡蘿蔔。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高在何 處?在當官,這叫做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 粟,書中自有顏如玉,都是靠讀書作官來實現的。

  事情就如蔡元培指出的,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開闢了通過讀經可以 做官的“利祿之途”,以後發展為科舉制度,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 數便入其彀中,把聰明才智都耗費在讀死書上了,(中國的新文化 運動,《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1940,良友圖書公司初版, 1982,上海書店影印,第3頁)明、清用八股文開科取士,把 這個制度控制思想,扼殺創造精神的作用,發揮到極度。科舉制度 使出身寒微的知識分子有出頭的希望,誘導知識分子去白首窮經, 讀死書,死讀書,直至到讀書死。

  中國歷史上的大思想家都出現在先秦時代,後世僅能拾其唾餘,一 代不如一代,到了明清,更無足取,都說明獨尊儒術政策的實施, 特別是科舉及與其配套的一系列的制度,對控制思想、維護封建秩 序起了重大作用。

  科學是人創造出來的,學而優者都當官去了。沒有人去研究創造, 何來科學?特別是中國的治學傳統,講究坐而論道,內省以求諸 己。宋代的程顥和朱熹,將《大學》中的“致知在格物”解釋為就 “物 ”的本身去了解“物”,有點到自然世界中去認識自然的意 思。但他們說的這個“物”,是把人的主觀意識也包括在內的,着 重研究的還是人的精神世界,對自然界並不重視,而且也沒有“ 格”的方法。一個引用很廣的故事是明代著名學者王陽明“格”竹 子,他在竹子旁邊坐了七天七夜,什麼也沒得到,就放棄了。而這 個“物”到後來也僅剩下所謂“心”,即人的主觀世界,更與科學 不沾邊了。

  先秦以後的中國學者,最擅長的是就前人的經典做文章,從書本到 書本。在人文學術方面,還有人去做些社會調查研究,為數也不 多。更難得有人肯象徐霞客這樣到山野中去考察自然。難怪德國地 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要說,中國學者做別的學問還行,做地質學不 行,但今天的事實已證明中國人其實是能做的,問題出在這個社會 推行的制度和因而形成的學風。一旦把這些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桎梏 消除,中國學者在探索自然,發展科學上的潛力一定是很巨大的。 徐霞客的不幸,非僅他個人的不幸,也放映了科學不能在中國生長 起來的悲哀。

中國本信巫

  魯迅先生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 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 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中 國小說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書”)

  我感到,魯迅先生對中國的這一特色抓的真准。巫風在中國,六朝 以後也未曾稍減,它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遍及社會底各階層,滲 透在我們生活的各方面,有的已成為風俗,被他潛移默化而不自 知。科學在中國最大的對手不是別的而是巫術,或者說巫教、巫文 化。

  巫的源遠流長,甲骨文中已有巫字,說明在殷商以前就已出現了。 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將巫字的演變歸納如右下圖(據許進雄,古 文諧聲字根,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台北第一版)最早的巫字 是兩個工字的交叉,大概是行法術時所用器物的象形;以後加上兩 個人在跳舞,是巫用形體動作請神靈降臨。

  甲骨文時代的巫,是男巫女巫的通稱,後世女巫才稱為巫,男巫叫 覡,《說文》中對巫的解釋是:“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據說 他們能使鬼神附體,或用其他方式見到鬼神,總之是具有與鬼神溝 通的功能而不同於常人。傳說有個巫咸,能知人生死禍福;黃帝作 戰前,要找他用蓍草來占卜;還有記載說,他的兒子巫賢當了輔佐 殷王祖乙的大臣。論起來,祖乙與黃帝年代相去很遠,他們父子的 壽命真夠長了。但既是傳說就不必那麼較真;不過有一點可以肯 定,那時的巫,地位是很高的,因為他們是那時最有文化的人,又 能將人間事向鬼神報告並把鬼神的指示帶回來。但擔的責任也大, 譬如天不下雨,便將巫脫去衣服放在太陽下曝曬,甚至架起火來 燒,以為這就可以驚動鬼神,下雨來救他,結果燒死了不少;戰國 時西門豹治鄴,將用河神的名義詐騙錢財危害人民的巫,統統扔到 河裡去,說是請他們去通報河神,就是這古法的應用。治病也是巫 的專業,那時得病以為是中了什麼邪。就找巫來驅邪。用唱歌跳 舞,或口中念念有詞及其他奇怪的形體動怍來行使法術;有時也給 病人吃點藥物。巫在表現鬼神附體或作法前,自己也常要吃某些藥 以求得興奮,因為他得表現出與平時不同的癲狂狀態,這些藥是他 們一代一代靠經驗積累起來的,只有他們才有和敢用;還有象占卜 的時候需要將龜甲或獸骨燒出裂紋,一般人不會燒,而巫則能很快 就完成,他們確一些有別人沒有的本事,於是成了“招神,逐疫, 禳災,除不祥”的專業戶,巫是他們的姓氏。

  殷人特別崇奉鬼神,殺了許多牲口還有俘虜和奴隸去祭祀,但最後 被周人滅了。比起來周人不那麼信鬼神,治病也開始有專門的醫 生,巫不那麼重要了。醫是從巫分化出來的,傳說巫彭的是醫的開 山祖。

  儒家的興起並成為正統後,子不語怪力亂神,巫的社會地位變得低 下,加上有些巫(這時一般是女性了)出入宮廷,交通權貴,介入 宮廷權力爭鬥,在政變失敗後受到嚴厲鎮壓;而野心家用巫術來蠱 惑人心,製造社會動亂,歷代都有,皇帝對這種人也很警惕,從社 會的表面看,以巫為職業的人不多了,但要從人的思想與行為來 看,巫風實仍未減,不過不叫做巫而用其他名義出現,以及滲透在 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像黃曆中關於什麼時候出門、嫁取、動土才吉 利,扶乩請神看相算命等等,也都是巫的職能。所以我用了巫文化 這個詞。以巫為職業的巫婆神漢也仍然有,可能因與巫蠱之類害人 之事,名聲不好,但人們實際上還是信的;換個裝束,以什麼高 人、大師之類的面貌出現,更可以風行社會,甚至成為國師了。宣 稱自己能與無形的神仙鬼怪溝通,能預知未來,致人禍福,總之是 通靈不凡之人,是他們共同的特徵,把握住這特徵,要有科學的武 裝,識別他們其實也是不難的。可惜在中國信巫而不信科學,因無 科學而更信巫,形成了一個循環往復的怪圈,要突破實在是太難 了。而且巫風所及並非盡限於市井,往往高層還更熱中。

  在歷史上,隨手拾來就有:

  南北朝時南齊的末代皇帝蕭寶卷,信奉據說是死後成為鐘山之神的 蔣子文,還有個宋徽宗,相信妖人林靈素,都是昏庸的亡國之君。

  漢文帝是個比較好也有文化的皇帝,他在聽取青年思想家賈誼的意 見時聽到半夜,但對鬼神之事比對賈誼的治國之策更感興趣,致使 後人有“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之嘆。

  令曹操嘆羨“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孫權。到了晚年相信一個名叫王 表的神,這位神,“不見其形”而是由一位婢女溝通,孫權把這位 無形的神封為輔國將軍羅陽王,在都城修建館舍迎去請教。國將 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這句名言就是後人孫盛對此事有感 而發的。

  近在清代,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荒唐的事。那是在鴉片戰爭後期, 道光二十一年,林則徐因主張抵抗英軍而皇帝想和而早已被撤換, 這時皇帝忽然又要抵抗了,將主和的欽差大臣琦善撤職換成奕山, 還派去了一位打內戰很內行的果勇侯楊芳當欽差參贊大臣。這位果 勇侯一到廣州,馬上下令“廣收馬桶,排列沿河”,還在城隍廟做 法事,將符水裝入壇中埋在地下,“種種設施,不一而足,其捍患 禦侮之法可謂良且盡矣。”(廣東軍務記,收在近代史資料叢刊, 《鴉片戰爭》Ⅲ,神州國光社,1954)須知這不是在武俠小說 或僅供消遣的影視中,而是面對英軍入侵的備戰行動!

  類似的巫術與科學創製出來的產品的較量,還發生過更大規模的一 次,大家都會想得到。那就是義和團的行為。

  西方科學技術與中國巫術較量的結果,中國方面一敗塗地,於是也 想到應該向西方學習了,但是當時的當權者以為洋人比我們強的, 無非是船堅炮利,想要的僅是西方的技術,叫做“師夷之長技以制 夷 ”;在精神世界中還是“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也就是後來 概括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連最著名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也 這樣認為:

  “吾國人之所以遜於世人者,但在物質而已。物質者至粗之形而下 者也。吾國人能講形而上者,而缺 於形而下者,然則今而欲救國 乎,專從事於物質足矣;於物質之中,先從事於其工藝兵炮之至粗 者, 亦可支持焉。(《物質救國論》,1905)

  此時中國人沒有科學這個概念,連“科學”這個詞也沒有。科學一 詞是日本人翻譯時用的。1902年,桐城派文學大師吳汝綸奉命 籌辦京師大學堂,因中國從未有過這樣的學校,便到日本去取經, 日本人告訴他,日本的興起是因為重視教育,而他們的教育已不是 以中學為體。他們說原先日本也是“專獎勵孔孟朱氏之學,童兒 八、九歲讀書,先自四書始”但是他們在美國的炮艦打開日本的大 門後,便“上下一心,學泰西之學”。他們不把科學當成形而下 者,而是認為這是古代東方所從未考究過的,“其理則天地固有之 理,而世界萬國所通有,決非西人之宜私者也”。他們不贊成“中 學”“西學”的提法,認為你中國人學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國的學, 何必計較用什麼名字。

  對待“西學”的這兩種態度一比,中國敗於日本的原因,也不難清 楚了。日本人是把科學真當一回事來學,而且是作為“普通學”, 全民來學。中國則不然,就要技術,如翁文灝後來所感嘆:“試想 中國自咸同以來,即重洋務,即講西學,也就是現在所謂科學,設 局印書,出洋留學,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謂西學者,僅視為做機器 造槍炮之學,惟其只知實用不知科學真義,故其結果,不但真正科 學並未學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機器造槍炮之實用亦並未真正 學好。而且只知讀他人之書,不知自己研究,結果譯書雖多,真正 科學並未發生。”(科學,第10卷第1期,P1-2 ,192 5)”高級知識分子尚且如此,遑論一般民眾。

  這就是儘管中國巫術在物質世界中的較量失敗了,在精神的領域中 仍能對科學占優勢的原因。所以在鴉片戰爭結束後半個世紀,魯迅 的保姆長媽媽還在一本正經地告訴他,如果婦女們“脫下褲子,一 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 了”。(朝花夕拾,阿長與山海經)

在長媽媽的面前,科學沒有立足之地了。無奈在中國至今恐怕還是 不知科學為何物,不信科學信鬼神的人多。當然不會重複長媽媽講 述的故事,但什麼意念可以動物,發功可以滅掉千里之外的森林大 火,如此等等仍廣有信眾。科學遠不是中國巫術的對手。

  其實巫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早期現象。那時人們對自然 界的威力心存恐懼,對人生感到命運莫測,巫術由此而生,只是在 西方巫的這兩部分職能分別為科學與宗教取代,基督教的一主一上 帝的教義,是不容許白日見鬼,狐狸成精和由什麼大師來扭轉乾坤 的。而在中國,既無科學,又無強有力的宗教,這就使巫的影響在 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始終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中國本無科學,進入也不是明媒正娶,是搭着技術的車混進來的, 清朝統治者不懂得現代的技術是以科學為基礎,就要這技術,於是 科學也隨着進來了,象自然科學的基礎學科地質學的奠基之作萊伊 爾《地質學原理》的選編本《地質學基礎》,便是作為礦學一類翻 譯過來的。也幸虧他們不知道有什麼科學,而科學是衝破歐洲中世 紀的黑暗專制,擺脫神靈的桎梏而發展起來的,它反映客觀存在真 理,不因任何權力的干預而改變;是人作為有了獨立人格的人,在 精神上獨立的標誌。否則早就把他扼殺在襁褓之中了。

  總之,科學在中國可謂先天不足,但也一百多年了,仍處於困難的 境地,常聽到呼籲,需要啟蒙。我以為如對這巫術文化仍無認識, 甚至把巫術當國粹,當寶貝到處推銷。科學在中國的前途,仍然不 妙,儘管崇尚科學已喊得震天價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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