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訪科學大師霍金：年青時愛跳舞也愛逃學 |
| 送交者: gmd 2002年08月12日17:39:07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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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17點20分，香格里拉東樓的兩部電梯，同時從6樓徐徐往下降，停在了2層會議室門口，霍金的妻子和翻譯首先走出了電梯。這時，記者看到另一部電梯裡出現了輪椅的背影，隨後在機械師地幫助下，慢慢地推近了記者——瘋狂的“零距離接觸”開始了。 預計17點開始的記者招待會，推遲了20分鐘，不過來自全國各地的心急的記者下午1點多就來占據有利地形了，4點多會議室里便已擠滿了人。 16點40分，幾乎所有的記者都擠在了門口，深怕錯過這千載難逢的親密接觸。記者在門口站了1個多小時，腿已發酸，但為了來自不易的“有利地形”，記者手撐腰板等到了17點20分。隨着心速加快，霍金的臉與記者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看清了，終於看清了這張偉大的臉，看清了這顆世界上智慧的頭顱，黃黃的漂亮頭髮，大大的眼睛和嘴巴，紅潤而天真的臉，就像個天真無邪的小孩，懶散地斜躺在輪椅上。記者發現他左手放在胸前，右手卻始終掌握着他那神奇輪椅上的按鈕，想必這就是他的運動神經中樞。 就在霍金輪椅從記者面前轉彎時，記者終於看到了輪椅前安置的顯示屏，看到未滿屏幕的字符。 “你們能聽到嗎？”在現場鬧哄哄地情形下，霍金的“說”出了第一句話，在場的記者立即安靜了下來。 雖然，早在10多天前，霍金便已拿到了全國各地記者所提的問題，但他每調一個答案時，仍需要1分左右的時間。丘成桐告訴記者，目前，霍金只剩下右手的一個大拇指能夠操作了，說話速度慢，是意想當中的事情。 隔着茶几和輪椅，自霍金上了講台後，記者再也看不到他的手，只見他時不時呶呶嘴唇，眨眨眼，聽到自己得意的回答時，還會抽動一下嘴角邊的肌肉，來個微笑，或者索性咧開大嘴，來個無聲的大笑，坐在那兒，記者看他就像是個貪玩遊戲機的小孩。 經過一個小時左右，霍金一口氣回答了10多個問題，雖然是通過沒有感情的揚聲器，不過絲毫沒有淹沒霍金的幽默感，不時博得一陣陣掌聲。當時氣氛相當地輕鬆，只是被各位同行擠得有點累。一個多小時的記者招待會，沒有一位記者是坐在座位上，都是或站、或蹲、或趴地靠近霍金，誰也不願退後半步。丘成桐告訴記者，這次的記者招待會對霍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對記者來說是幸運的，對杭州來說是難得的。
記者：您曾就讀於牛津、劍橋，又在劍橋工作。現在中國許多大學都在努力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您認為中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還差多遠？ 霍金(未眨過一下眼睛，盯着屏幕不放，經過了49秒的″思考″)：我對於中國的大學了解並不多，但我認為有些大學已經是世界一流的。而且，因特網已經把世界各所大學聯繫起來了。 記者：是什麼原因促使您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杭州參加這個會議？未來在科學研究上您還有什麼目標？ 霍金：理論物理學家分布在全世界，我們之間需要交流。世界一流的會議能在中國召開，是件很高興的事情。(再經過15秒，答出了對未來科學研究的心願)我想了解宇宙。 記者：您是否會鼓勵一些優秀的年輕人將理論物理、天體物理研究作為他們奉獻終身的事業？如果是，您對他們有什麼樣的建議和忠告？ 霍金：我發現真實的宇宙甚至比電影《星球大戰》更吸引人。(現場記者一陣狂笑)我鼓勵年輕人走上這條道路。如果要走這條道路，我建議你們要先學好理論物理學。 記者：您所經歷的磨難是常人難以承受的，而您對人類的貢獻也是超越常人的，除了享受科學研究成功的快樂之外，您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霍金：我非常喜歡生活、熱愛生活。在工作和家庭中得到了很大的快樂。(說到這兒時，嘴巴呶了幾下後，咧開了嘴，露出了孩子般地笑臉) 記者：聽說您正在寫兒童版、青少年版的《時間簡史》？《時間簡史》在世界上的發行量已經那麼大了，為什麼又要把它改寫成青少年版？這本書什麼時候能和中國的小朋友見面？ 霍金：《時間簡史》是我第一部為大眾寫的科學著作。但是我後來發現，沒必要寫的那麼複雜，所以我準備寫一本書，讓所有人都能讀。這本書大概還要一年時間。(問題比較長，霍金用了50多秒才答上來) 記者：您能否預測一下，下一個世紀最偉大的發現將會是什麼？ 霍金：如果我要是知道100年會發現什麼，那麼我就已經做了。(還沒等揚聲器播出聲音，霍金自己便先咧開嘴笑了，隨後又引來一陣哄堂大笑)我想把想象留給大家，科學發明是一個過程，是無法預料的。 記者：您願意讓更多的人了解您的生平嗎？ 霍金：我已經出了一部影片和一系列電視劇，在一本書中，我不能記錄太多的東西。 記者：人們總是把您和愛因斯坦、牛頓相提並論。您對這兩位科學巨匠有何評論？ 霍金：在《星球大戰》中，愛因斯坦的…有一段……(現場突然一陣哄亂，被擠在人牆後的記者實在無法聽到後來的回答) 霍金：不。我不認為我的殘疾對我的科學研究有很大的影響。事實上，自從我的《時間簡史》發表以後，我的科學地位確實有某些發展，但是，我的科學想法並沒有很大的變化。(由於是現場臨時提問，霍金整整用了20多分鐘，才準備好) 記者：您十多年前曾經來過中國一次，這兩次來訪感覺有何不同？ 霍金：當時這裡大多只有自行車，現在，已經會有交通堵塞了。(笑。)
霍金被當作一個傳奇，能夠與霍金“零距離”的“他們”也多少帶上一點神秘色彩。這個來自荷蘭的帥小伙躲過了媒體的“追殺”。也許以為站在發布會記者區的他是記者吧，至少在得知他的身份以前，我就是這樣認為的。 “你知道嗎，霍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只能用一個手指逐個地敲擊單詞來表達他的意思，所以他需要很長的時間。”馬丁注意到霍金不是每個問題都回答，幾個問題已經耗去了近40分鐘。不過，我注意到的是馬丁觀察霍金的角度顯然不是出自一個記者的視角，但是我知道他有我感興趣的東西。雖然我還不知道他是誰，但是對於霍金的好奇心，讓我決定還是繼續聊下去。 “既然他回答問題這樣的不容易，而且對於像他這樣一個身體有殘疾的人來說，出門尤其是出這樣的遠門豈不是更難？”我問馬丁。“不！一點不會，他出門跟在家裡沒有什麼區別，總會有4個人在他周圍無微不至地照顧他。”馬丁的回答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他接着補充道：“他只用坐在輪椅上就夠了。”不過，馬丁告訴我霍金一行到杭州已經有一些日子了，這期間霍金哪裡都沒有去，只是從房間的窗戶看了看西湖。 我想24小時的長途飛行對於一個正常人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何況對於這個全身只有三個手指能動的人。雖然他回答是這樣的不容易，然而記者們仍然不斷有問題問他，有證沒證的記者，當然還有一些慕名而來的市民，都衝破了警衛的封鎖，全部擁進了發布會現場。馬丁和我又被往後擠了一些，不過馬丁倒是不介意，因為他不懂中文，雖然很多年以前學過一些，現在是一點都想不起來了。我順勢問他是誰，他很不好意思地說：“忘了自我介紹，我叫馬丁。”他的名字很難發音，他說荷蘭人的名字都是這樣。原來他是霍金的機械師，毫無疑問，我找對人了。愛現代音樂的霍金在輪椅上跳舞 看着台上被記者包圍起來的霍金，我很好奇如果霍金沒有癱瘓，他會是什麼樣子呢？馬丁顯然發現了我對於霍金現狀所表示出的一種遺憾，他的話改變了我的觀點：“霍金是一個非常會享受生活的人，別看他只有手指能動。雖然他身體癱瘓了，但是他的腦子非常清醒，他知道他需要些什麼。你肯定想不到他喜歡現代音樂吧？” “天哪，現代音樂？！”我又重複了一遍，馬丁肯定地點點頭，讓我更驚訝的還在後面，“他還喜歡跳舞”，馬丁繼續給我爆料。這個我說什麼也不相信了，“他怎麼跳？”這樣的疑問我想是最正常的反應了，“在輪椅上跳？”馬丁再一次點頭。天哪，霍金真是讓人不可思議！ 馬丁告訴我，在哈佛的時候，霍金會到外面的餐館去吃飯，但是到了杭州以後他好像還沒有機會出去。 Martijn Wijnbolt馬丁.威金波特 荷蘭人，畢業於美國的哈佛大學 作為史蒂芬.霍金的機械師跟隨霍金到世界各地 霍金的華裔弟子吳忠超專訪
不過就在吳忠超吃盒飯的時候，他抽空與記者聊起了他的霍金老師。 “霍金，他的頭腦始終在工作，是生活中的強者，而且還是一個非常有感情的人。”一口氣，吳忠超似乎把霍金全概括出來了，說話時雖然嘴裡還咬着個雞腿，不過還是自豪地抬了抬頭。 他說，這次陪同霍金來杭州，算是怕了國內狂熱的媒體了。追求明星，可以說是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了，從上海浦東機場下飛機直到現在，他們一直都在刻意避免記者的“騷擾”，這是他陪同霍金到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碰到過的事情。不過，他告訴記者，看得出來霍金是非常喜歡中國的。
“Thank you?very much！”是霍金來中國目前為止說得最多的話，據說這是霍金那輛會說話的輪椅中，最常用的固定語之一。 到了中國以後，霍金用餐一直都是“中西合璧式”。據透露，在前天的晚宴上，霍金曾說過一句話“1985年我來過中國，現在的中國變化太大了！”聽到這句話，當時在場的人都大吃一驚——事情已經過去17年了，他對中國的記憶還是如此地清晰！就是在昨天下午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再次提到當年的情況。 鏈接 吳忠超教授：世界著名科學思想家和理論物理學家霍金的學生、《時間簡史》中文譯者。1979年，吳忠超被英國劍橋大學接收為霍金領導的廣義相對論小組訪問學者，而後又受他指導，攻讀引力論和宇宙論。1988年2月，他收到霍金有關將此稿譯成中文的信件，以及定名為《時間簡史》的首版贈書。他和一位同事花幾個月的時間將它譯完，於1988年下半年將手稿交湖南科技出版社。《時間簡史》中文版1992年問世。去年初，霍金在寫科普新著《果殼中的宇宙》時，再次邀請他擔任中文翻譯。
他對霍金最深的印象是，霍金這人有點倔，只要是自己做得到的事情，就絕不讓別人做。而且，霍金是一個很喜歡熱鬧的人，當然不喜歡太熱鬧。
最後丘成桐向記者透露，17年前長城上曾留下霍金的腳印，17年後的霍金還有可能上長城。當然，西湖邊也肯定得走走了。 丘成桐：今年53歲，是世界微分幾何的新一代領頭人，是當今世界最傑出的數學大師。1981年，32歲的他就獲得了世界微分幾何界的最高獎維布倫(Veblen)獎；1983年，他被授予菲爾茲(Fields)獎章，這是世界數學界的最高榮譽，也是這項被譽為“數學諾貝爾獎”的大獎第一次授予華裔科學家；1994年，他又榮獲了克勞福(Crawford)獎；他還獲得過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和加利福尼亞州最優秀科學家的稱號，是美國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名譽博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博士。 霍金小傳
我的小姑說：“你做這件事情真是未卜先知。” 史蒂芬在某些方面肯定是非常能幹的，但不是所有方面。他相當晚才學會閱讀，但他總是很多話；他也非常富有想像力，在這方面比數學方面發展得更快。 我們比較注意的是我丈夫的才幹而不是史蒂芬的。儘管如此，史蒂芬一開始就是個自學者。如果他不想學什麼東西則多半是他不需要。他大體上像是一張吸墨紙，把什麼都吸收進去。我們經常把他和妹妹帶到南肯辛頓的博物館去。我把他留在科學博物館，把瑪麗留在自然歷史博物館。
儘管我的父母親在倫敦生活，我卻是在牛津誕生的。這是因為牛津在戰時是個出生的好地方：德國人同意不轟炸牛津和劍橋，英國以不轟炸海德堡和哥廷根作為回報。可惜的是，這類文明的措施不能擴及更大的範圍。 我上學時，牛津物理課程的安排，使得大學很容易逃避用功。我上大學前考了一次，然後在牛津過了三年只在最後考一次畢業考。我有一次計算過，在牛津的三年中，我大約總共學習了一千小時，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時。我並不以那時的不用功為傲，我只不過是描述當時的想法而已，這就是我和大部分同學共同的態度：一種百般無聊的心態，而且覺得沒有任何事情值得爭取。
我意識到我得了一種可能在幾年內死亡的不治之症，這確是一大打擊。我怎麼會那麼倒霉呢？怎麼這種病會發生在我身上呢？ 肌肉萎縮性側面硬化病在美國被叫做廬伽雷病，這是以患該病而死於1941年的紐約洋基隊一壘手命名的。該病引起神經細胞逐漸瓦解，這些神經細胞位於脊柱和頭腦內以控制隨意肌肉的活動。頭腦思維不受影響。通常呼吸肌肉失效，導致肺炎或窒息而死。 因為我估計自己活不到完成博士論文，所以看來做研究已沒有什麼意義。然而，疾病隨着時間流逝似乎緩和了下來。我開始明白廣義相對論，並在研究上獲得進展。但是真正使我生活改觀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簡.瓦爾德的女士訂的婚。這下我有了活下去的目標。也就是說，如果我要結婚就必須有一份工作。 1965年史蒂芬.霍金申請劍橋凱爾斯學院，他得到一份研究獎學金。同年7月他和簡.瓦爾德結婚。他們的第一個兒子羅伯特出生於1967年，女兒露西出生於1970年，而第二個兒子提莫西出生於1979年。
但是他同時卻是井井有條的：例如有一回他提議晚上跳蘇格蘭舞。我們有許多空間和一間大廳，我們買了一些唱片和一本書教我們怎麼跳，史蒂芬負責此事。他堅持大家要穿西裝和打領帶，因為他是孩子中最大的。他是全過程的總管。我已記不得我們多久跳一次舞，但是大家的確非常快樂。史蒂芬對此非常認真，你知道那時他愛好跳舞。 諾曼.狄克斯(賽船俱樂部是大學學院的主要活動。當史蒂芬.霍金在那裡念本科時，諾曼.狄克斯是學院船長。他在牛津工作了四十多年。)：他有一副相當嘹亮的好嗓門，雖然不是軍官的嗓門，但也夠威風凜凜的。 我們可以相信當他所熱愛的東西都失去時，他不僅堅強地活着，而且偉大地活着，那麼他所帶給我們不僅僅是科學的智慧，還有人類最可貴的精神。
我在大學學院的那一年共有四名學物理的：史蒂芬、高登.貝瑞、里查德.布雷安和我自己。 我認為那時我們沒有人知道史蒂芬到底多聰明。直到第二年我們才發覺到這一點。我們在個人指導時被分成兩對，這兩對的進度完全相同。有一次四個人做同樣的作業。我們被指定讀《電磁學》第十章。這是由很特別的作者組合布里尼夫婦合寫的。該章結尾附有十三個問題。我們的導師玻比.伯曼說：“儘可能完成。” 我們嘗試一下以後，我很快就發現一題也做不出來。里查德是我的工作夥伴，那個星期我們一起設法解出了其中的一題半，為此我們感到很得意。高登拒絕任何協助，自己設法解出一題。史蒂芬和往常一樣還沒有開始。他上學時不甚用功。 他從來不吃早飯，這對他來說似乎是件大事。我們對他說：“這習慣不好，史蒂芬，你早晨應該起床吃早飯。”他沉思地盯着我們，第二天早晨他真的起床吃早飯。那天上午我們這些乖小孩跑去上九點到十二點的三堂課，史蒂芬沒去。我們走時大概九點或者差五分九點，因為從大學學院到實驗室去上課只要五分鐘的路，史蒂芬也在那時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我們十二點左右回來時，史蒂芬剛好下來。我們在學院的門房相遇。 “啊，霍金！”我問道：“你做了幾題？” “哦，”他說：“我只來得及做這前面的十題。” 我們所有人都大笑起來，而他卻滿臉狐疑地對我們凝視，這使我們全都呆住了。我們立刻意識到，他的的確確做了這前面的十題。我想，這時大家才意識到，我們和他是不可能同行並進的，我們就像來自於不同的星球。 他是我教過學生中歸聰明的，我不能自誇曾經教過他任何東西(羅伯.白曼曾在劍橋學習，後來在牛津的物理系得到一個教職，在牛津時為史蒂芬.霍金在大學學院的學監和物理學導師。? 他顯然是我所教過的學生中最聰明的。我從那時開始教過大約三十名學生，他的最後考試並不比其他學生好，當然考得好的學生不僅是聰明而且非常用功。史蒂芬不僅僅是聰明，他甚至不能用聰明來衡量。按照正常標準不能說他非常用功，因為這實在沒有必要。他每一周都完成輔導的作業。我想我真正的作用只是監督他學習物理的進度。我不能自誇曾經教過他任何東西。
貝西爾.金(史蒂芬.霍金在聖阿爾班斯的同學和好朋友)：我們討論生命自發產生的可能性。我想史蒂芬提出了一種看法不僅表明他思考過這問題，而且甚至計算出它的過程要多久。那時候我曾對我的朋友約翰.馬克連納漢說：“我認為史蒂芬會成為非同尋常的能人。”約翰不同意。所以我們孩子氣地用一包糖來打賭。而且，順便提及，我斷定我賭的已被證明是正確的，我應該得到報償，但至今尚未得到。 約翰.馬克連納漢(十歲時是同班同學後在劍橋又成為朋友)：我們三個人打了一個賭，其內容是我們之中沒人會成大器，或者是其中有人會成材。我已記不清這賭的細節了。但是史蒂芬仍然堅持說，因為他出名了，而我還未送給他一包糖，所以我還欠他的。母親眼中的霍金 伊莎貝爾.霍金是史蒂芬.霍金的母親。1930年，伊莎貝爾在牛津研究哲學、政治和經濟學。 1942年1月，納粹空軍正狂轟濫炸英格蘭，倫敦遭受到幾乎夜夜不停的空襲。這迫使霍金一家，搬離海格特的家園，而遷到牛津避難。他們在史蒂芬誕生後又回到了倫敦，一直在那裡住到1950年。 青年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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