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北宋晚期的士風
張邦煒
士大夫作為北宋時期的執政階層，其風氣與狀態究竟如何，關乎北宋王朝的
盛衰成敗。難怪不少學者對此格外予以關注，至於其估計則很不一致，力主北宋
士風極壞者有之，稱頌北宋士風甚美者亦有之。然而這類通論性的論斷難免欠周
延。長達160多年的北宋時期，不同階段士風有別，乃至迥異。本文僅以北宋晚
期的士風作為考察對象，認為當時士大夫階層已墮落甚而至於無恥，而這正是促
成北宋王朝覆滅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實，早在北宋王朝覆滅之初，當時人便不止
一次地指出：“宣（和）、靖（康）間，誤國者皆進土及第之人”（1）（卷一
百二十七，紹興九年三月已亥）。
一、隱逸與奔競的風氣
無可否認，即使在北宋晚期，仍有志在天下、敢說敢為的士大夫，如人所熟
知的李綱、陳東和歐陽澈，然而他們實屬鳳毛麟角。當時在土大夫中頗為盛行的
隱逸與奔競之風，即是北宋晚期士風極壞的明證。
人們論及北宋的隱逸之風，往往着眼於初期的陳摶、种放、魏野、林逋四大
隱士。其實，此風在中期雖然明顯減弱，但到晚期又特別盛行。如大致生活在其
時、被稱為“南劍三先生”的理學家都有隱逸行為，楊時杜門10年，羅從彥築室
山中，一生未曾入仕，李侗“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
（2）（《延平先生李公行狀》）。在被稱為“江西詩派”的26位詩人中，除兩
位僧人之外，至少還可以舉出10位是隱士或曾隱居之人，如潘大臨、謝逸、謝※、
饒節、林敏修、林敏功、李彭、晁沖之、江端友、王直方（3）。可見，隱逸者
在當時的士大夫中所占比例較高。雖未列入“江西詩派”、但與李彭齊名的蘇庠
也隱居廬山，“以琴書自娛”。（4）（《李彭傳》）。比潘大臨等人名聲更大
的詞人賀鑄在徽宗時，“退居吳下，浮沉俗間，稍務引遠世故”，自號“慶湖遺
老”（5）（《賀公墓志銘》），“杜門將遂老”（6）（《賀鑄傳》）。早年深
受蘇軾賞識的李昭※，從崇寧初年起，“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寧肯與
書為友，不願與人為朋。他將書畫儲於十囊，稱“燕遊十友”。其《燕遊十友序》
云：“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7）
（《李昭※傳》）
隱逸者多，與政治黑暗、天下將亂的時局關係極大。如邵雍果真早在北宋中
期使預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7）（《邵伯溫傳》），實有危言聳聽
之嫌。而士人黃安時在宣和年間所說：“亂作不過一二年矣”（8）（卷四），
已是不少士大夫的共識。“時天下多故”，人們普遍認為：“事至此必敗”（7）
《楊時傳》）。問題在於：面對這一危局，是奮爭還是躲避？不少土大夫不是選
擇前者，而是選擇後者。至於隱逸的具體原因，多種多樣。有的是遭受政治迫害
所致。如饒節先退居山中，後削髮為僧，更名如壁，自號倚松道人。他還只是遭
受挫折，晁補之則是受到迫害。他罷官後，“尤好陶淵明之為人，其居室廬、園
圃，悉取淵明《歸來詞》名之”（9）（《晁太史補之墓志銘》），自號“歸來
子”。有的由於懷才不遇而退隱。如謝逸兄弟雖“博學，工文辭”，但“舉進士
不第”。他們“以琴奕詩酒自娛”（4）（《江端友傳》），謝逸自號溪堂，謝
※自號竹友，以布衣終其生。有的因為不滿現實而遁世。如唐恕、唐意兄弟目睹
“群閹恣橫，凌駕縉紳”，“即相約棄官歸鄉里，杜門不復出”（10）（卷下），
唐意餓死江陵（今屬湖北）山中。江端友與其弟端本，隱居於開封東郊封丘門外，
躬耕蔬食，“蔡京欲辟之，不能致。”（4）（《江端友傳》）他曾作《牛酥行》
詩，揭露盛行於官場之中的行賄受賄歪風。照此看來，江氏兄弟歸隱田野，也是
出於對政治黑暗的極度不滿。孔子曾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或許是
遵從夫子遺訓，朱敦儒在北宋晚期遠離城市，自號岩壑，隱居山林。他說：“糜
鹿之性，自樂閒曠，爵祿非所願也。”（7）（《朱敦儒傳》）有的由於避禍遠
害。據《宋史·隱逸傳》載，南安（今屬福建）翁避亂山野，“種園為生”，
“十五年不出”。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躲避於洛陽山中，據說此間是個
類似於“桃花源”的去處，“惟計口授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11）。
有的原因不詳，大致是多種因素兼而有之。如東川布衣崔子方“隱居真州六合縣
（今屬江蘇）”，“雖衣食不足而志氣裕然，杜門著書三十餘年而死”（1）
（卷十六，建炎二年六月戊辰）。安定（今甘肅涇川北）劉卞功“築環堵於家之
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他說：“常人以
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
快哉！”徽宗聞其名，擬召其入朝。劉卞功婉言謝絕：“吾有嚴願，不出此門。”
徽宗“知不可在，賜號高尚先生。”（12）（卷一）這些隱士不願與統治者同流
合污，僅就此而言，其道德可謂高尚。然而他們放棄應盡的社會責任，逃避現實，
非但不利於改造社會，反而有利於腐敗政權。徽宗對隱士褒獎有加，奧妙正在於
此。
除隱於野者而外，既有隱於市，也有隱於朝者。北宋晚期整個社會雖然陷入
危機，但表面上空前繁榮，吃唱玩樂，花樣百出。毛滂《憶秦娥》詞云：“醉醉，
醉擊珊瑚碎；花花，先借春光與酒家。夜寒我醉誰扶我，應抱瑤琴臥。清清，攬
月吟風不用人。”此詞即是他本人以及當時不少士大夫醉生夢死頹廢生活的如實
寫照。他們對社會失去信心，對前途感到渺茫，縱情聲色，花天酒地，其內心世
界甚至比隱於野者更空虛，實屬隱於市。靖康年間，國難當頭，即便朝中大臣亦
置朝政於不顧。如尚書左丞蔡懋“不恤民情，不憂邊事，日用妓樂飲燕，廣造舞
衣戲衫，酣醉優雜，殊無體國之意。”（13）（卷四十八，靖康元年六月十八日）
宰相吳敏“略無憂國之心”，置朝政於不顧，“重造金器數百件，置婢妾二三人，
以共娛樂”。並聲稱：“宰相事業，如斯而已。”（14）（卷十一，靖康元年九
月九日）宋代俚語稱：“聞事莫說，問事不知，閒事莫管，無事早歸。”（15）
此語最早出現於何時，雖不可考，但北宋晚期照此行事的士大夫為數甚多。他們
少說為佳，體談國事，可謂隱於朝。豈止一般官員，不少言官也不說話。除徽宗、
欽宗即位之初而外，“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
以為得計。”（7）（《崔鷗傳》）這對個人確實“得計”，不僅可以保官，甚
至還有升官的可能。如李會、李擢在徽宗時“迭為台官，禁不發一語”，到欽宗
時又“被召用，復預諫淨之列”（7）（《李光傳》）但對社會危害甚大，權力
因而不受約束，腐敗越發不可收拾。
對於北宋晚期的奔競之風，當時人描述道：“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
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
或止。”（7）（《陸佃傳》）他們仿佛意氣風發，然而並非以天下為己任，而
是為利祿而奔忙。此風在北宋中期已見端倪，這與員多閾少的矛盾有關。（16）
所謂員是指已進入官僚隊伍的人，而闕則是指有待填補的空缺職務。仁宗末年的
情況是：“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有一
官之缺，延頸望遷者眾。”（17）北宋晚期，員額與閱額的比例超過三比一。如
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吏部所掌握的員額為43000餘員，闕額僅14000餘員。
（18）於是，奔競之風愈演愈烈。士大夫們為了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不惜採用
各種卑劣手段。
其一，巴結宦官。如蔡京東山再起，以童貫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師
成為後台。王安中作詩吹捧梁師成，“師成讀之，大喜”，“薦之於上，不數年，
登禁林，入政府”（19）（余話卷二）李邦彥因討好宦官而平步青雲，直至拜相。
當時的情況是：“士夫相習成風，皆以附麗內待為榮”；“政和、宣和所除宰執，
盡出其門。”（14）（卷十五，二年正月四日）童貫、梁師成等宦官以及蔡京、
王黼等權貴，公開賣官鬻爵，官職各有定價。開封民諺稱；“三百貫，直通判；
五百索，直秘閣。”（13）（卷三十一，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其二，奔走權門。北宋晚期禁謁法即禁止有關官員會見賓客的法令雖然存在，
但近於名存實廢。“土大夫動以造請為勤，每遇休沐日，齎刺自旦至暮，遍走貴
人門下。”儘管很難會見“貴人”，只能在其《見客簿》上留下姓名，可是有時
也能收到升官發財的奇效。如蔡京“因閱門下《見客簿》，有一朝士，每日皆第
一名到，如此累月”，他“異之，召與語，可聽，遂薦用至大官。”（20）（卷
一）由於奔競成風，出現了不少新詞彙。如“託身之初，腹心盡布，謂之‘納
忠’。被用之始，先加約束，謂之‘受記’。前出某氏之門，一不滿意，又轉而
之他，謂之‘投換’。陰與之合，而陽背之，以陷害異己，使之不測，謂之‘擺
蹤’。”（13）（卷八十七，靖康。年三月。十九日）余深、林濾、薛昂在“納
忠”、“受記”之後，未曾“投換”、“擺蹤”。他們與蔡京“同惡相濟，始終
附會，指天誓日，而不相負”，（14）（卷十一，靖康元年十月二日），因此官
至執政。當時人說：“蔡京得力之多者，（余）深為第一，（林）攄為第二。”
［14］（卷十，元年七月二十九日）而薛昂最無恥，他“平日媚事蔡京，無所不
至，舉家為（蔡）京私諱其名。（薛）昂語誤及‘京’字，即自批垂其口。”
（14）（卷十一，靖康元年十月二日）
其三，看風使舵。與余深等人不同，趙挺之、王黼不是死黨，而是“活”黨。
趙挺之“始因章※進，既諂事蔡卞。及卞黜責，又諂事曾布，出入門下，殆無虛
日”。人們“以其觀望險詐”，稱他為“移鄉福建子”（21）（《任伯雨》）。
所謂“福建子”是宋人對奸狡之徒的代稱，趙挺之雖非福建人，但其行徑與“福
建子”無異。王黼起初因巴結宰相何執中而出任左司諫，不久聽說蔡京將復相，
立即上疏稱讚蔡京，從而晉升左諫議大夫。他“既驟遷，遂背（何）執中”。鄭
居中與蔡京並相，二人相互爭鬥。王黼轉而“投鄭居中黨中”，鄭居中多次向徽
宗“稱薦（王）黼有宰相才”。王黼得以升任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但激怒了蔡
京。王黼畢竟善於鑽營，很快找到新後台。他“特事宦者梁師成為父，與折簡，
必呼之為‘恩府先生’。”（13）（卷三十一，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在梁師成
的力薦下，王黼終於拜相。與王黼這類變色龍相比，趙野手段更“巧妙”，他特
別擅長腳踏兩隻船。徽宗後期，“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莫有能兩全
者”。而趙野“處之皆得其心，（蔡）京、（王）黼亦待之不疑。”（7）
（《趙野傳》）。他因而官運亨通，中進士僅十餘年，便官至執政。
其四，爭權奪位。徽宗時期，如與蔡京無關係，很難出任宰執。一旦官居宰
執，又大多與蔡京作對。蔡京與趙挺之、鄭居中、劉正夫等人先後並相，莫不相
互排擠。當時的執政也幾乎無不與蔡京勾心鬥角。如張康國曾是蔡京的黨羽，出
任知樞密院事後，“浸為崖異”。徽宗對蔡京並不完全放心，他密令張康國“狙
伺其奸”，並“嘗許以相”。（22）（四筆：徽廟朝宰輔）於是，張康國為爭奪
相位，不時與蔡京頂撞。但他不久便仰天吐舌而死，據說是蔡京暗中派人投毒所
致。徽宗後期，情況更嚴重。“王、蔡二黨，階（蔡）京芘京，締（王）黼者右
黼，援麗省台，迭相指嗾，徼功挑患。”（7）《耿南仲傳·論》）豈止官員之
間，蔡京家庭內部也因權力之爭而兄弟相爭、父子反目。其弟蔡卞外號人稱“笑
面夜叉”，其於蔡攸在宣和年間灸手可熱。蔡京先與蔡卞，後與蔡攸爭權。蔡攸
更是心狠手毒，甚至請求徽宗將其骨肉兄弟蔡※處死。可見，其時統治集團內部
鬥爭之激烈。
其五，粉飾太平。徽宗“務以符瑞文飾一時”，士大夫則“相與附會而為
欺”。（7）（《五行志序》）所謂符瑞或祥瑞是迷信的說法，指好事的兆頭或
象徵，諸如所謂黃河清、甘露降、祥雲出、膝磷現等等。徽宗即位後，壞事太多，
好事極少。難怪當大臣在大觀年間稟報都省門前甘露降，徽宗興奮不已，既下詔
又吟詩。宣和初年，天下將亂，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地方官員進奏，在木材之
中發現“天下太平”四字。徽宗得奏，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於是，“天下爭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7）（《王安中傳》）士大夫紛紛
藉此向皇上獻媚邀寵，以便升官晉職。如知密州（治今山東諸城）李文仲派人
“采（芝草）及三十萬本，每萬本作一綱入貢”，（23）（物異考五：芝草），
因而升任京東東路轉運使。白時中按照徽宗聖旨，“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
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他因進《政和瑞應記》及《贊》，升任執政，直至
拜相。此後，他為穩固相位，多次“表賀翔鶴、霞光等事。”（7）（《白時中
傳》）每當所謂祥瑞出現，王安中即刻著文歌功頌德。在其《初察集》中即收有
這類賀表43篇，如《賀甘露翔鶴表》說什麼“共欣不世之逢，是為太平之象”，
並歌頌“皇帝陛下高厚配於天地，孝悌通於神明。”（24）（卷五）寵信阿諛奉
迎之臣的徽宗“觀所作，稱為奇才。”（7）（《王安中傳》）王安中很快被任
命為中書舍人，歷任翰林學土、尚書左丞等職，成為徽宗的主要御用文人之一。
如果說隱逸之風表明士大夫缺乏社會責任感，僅意味着士大夫的墮落，那麼
奔競之風則將土大夫一心升官發財的醜態暴露無遺，顯示了士大夫的無恥。當時
人所說：“百物踴貴，只一味士大夫賤”，（20）（卷一）是句雙關語。所謂賤，
既指經濟上俸祿微薄，又指道德上人格低下。有人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天下
之患，莫大於土大夫無恥”；（25）（《論士風奏疏》）“士大夫汨喪廉恥，乃
至是耶。”（10）（卷下）連徽宗也供認不諱；“今士大夫方寡廉鮮恥。”（7）
（《毛注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