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好官同好人的背離
北宋晚期土大夫階層的墮落雖非全部，但實屬整體性墮落。儘管如此，也不
可一概而論，應作具體分析。就其地位來說，有層次高低之分；就其狀態來說，
有稍好、較差、極壞之別。據《曲洧舊聞》記載，蔡京公然聲稱：“既作好官，
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兼耶!”(26)（卷六）此言可謂不打自招。好官當中無
好人，好人與好官的背離正是北宋晚期官場的實情。當時人指出：“崇寧以來，
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干敏。”(7)
（《葉夢得傳》）換而言之，誰善於阿諛奉承，誰甘願厲行苛政，誰才有晉升的
可能。在這種惡劣的政治環境下，不願說假話，不會瞎吹拍，關心民眾疾苦的正
直忠厚之士很難做高官。於是，士大夫階層的層次與狀態竟大致成反比，地位越
高越墮落越無恥。
下層士大夫可以太學生為代表。他們還只是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士大夫。
蔡京對太學特別感興趣，他在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拜相，八月便提出一
整套以發展太學為重點的振興教育方案，並得到徽宗認可。徽宗時期，太學規模
明顯增大。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太學生的名額為上舍100人，內舍300人，
外舍2000人，共2400人；徽宗崇寧元年增加為上舍200入，內舍600人，上舍3000
人，共3800人。徽宗及蔡京對大學生採取利誘與鉗制相結合的方針。當時，太學
生的確得到某些實惠，如每月的餐食錢即膳食補貼金由元※年間的900文增加到
1300文。豈止太學生，即使州縣學生也“復其身，內舍兔戶役”，（7）（選舉
志三：學校試），上舍享受“官戶”待遇。從崇寧五年到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
這18年間，廢除科舉考試，太學上舍考試合格即等同於省試中第。在太學生地位
提高的同時，他們的思想與行為受到更為嚴密的控制。蔡京“不許土大夫讀史作
詩”，“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為諱”，（22）（四筆：陳簡齋葆真詩）“士人程文
有用《史記》、西漢語者輒黜落”，（27）（卷十二）‘指士庶習詩賦者杖一
百”。（28）（《詩道否泰》）不少重要歷史文獻乃至優秀文化遺產被列為禁書，
徽宗公然下詔“毀《東坡文集》、《唐鑒》、《馬子才文集》、秦學士豫章、三
蘇《文集》、《東齋記事》、《豫章書簡》、《湘山錄》、《眉山集》、《別
集》、《東坡詞》、《劉貢父詩話》、晁、張、黃先生《文集》、秦學士文。”
（29）（卷十四，崇寧二年四月乙亥）甚至引用某些儒家經典中的詞句，如“大
哉堯之為君”，也被列為“時忌”，明令禁止。禁止的理由是“‘哉’音與‘災’
同”。禁令並非一紙空文，“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22）（三筆：政
和文忌）禁止的重點在於所謂“謗訕朝政”，當時“學規以‘謗訕朝政’為第一
等罰之首”，（30）（《學校》）懲處的辦法是拘押於自訟齋即反省院。朝廷
“令郡縣置自訟齋，以拘誹謗時政之人”。徽宗親自下詔：“三捨生言涉誣訕並
異論者，悉遣歸其鄉自訟齋拘之。”（23）（學校考七：郡國鄉黨之學）當時人
指出：“自崇寧以來，（蔡）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
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宮，以黜免廢錮之刑待
之。”徽宗及蔡京對太學實行軍法統治，基本上達到了所謂“士無異論，太學之
盛”的目的。（31）（《論馮※》）太學生們“志於進取，放過有拘忌”。豈止
拘忌不言，甚至“惟有迎逢謅佞而已”（23）（學校考七：郡國鄉黨之學）徽宗
“幸學，多獻頌者”，（32）（《葛公行狀》）太學生們紛紛著文大頌特頌昏君。
這正好說明，徽宗時期太學生人數雖然增多，但其整體素質下降。
儘管如此，徽宗時期畢竟出了幾位仗義直言的太學生，如陳朝老因上書論蔡
京之奸而編管道州（治今湖南道縣）、鄧肅因上書論花石綱之害而放歸田裡，朱
夢說因上書論宦官之權太重而編管池州（治今安徽貴池）。但在為數眾多的太學
生中，真可謂寥若晨星。欽宗繼位，國難當頭，長期沉默的太學生們終於敢怒敢
言。他們在陳東的帶領下，多次伏闕上書，請求嚴懲“六賊”，留用李綱。某些
高官仍打算沿用徽宗時期的辦法，“盡致諸生於獄”。（7）（《陳東傳》）。
好在右諫議大夫楊時終究是位學者，出面為太學生辯解：“諸生伏闕紛紛，忠於
朝廷，非有他意。”（7）（《楊時傳》）由他出任國於祭酒，陳東的性命才暫
時得以保全。太學生們在關鍵時刻，表現出很高的政治熱情。足見，在土大夫階
層中，太學生地位雖低，狀態較好。
中層士大夫可以台諫官為代表。所謂台諫官是御史台與諫院官員的合稱，他
們作為監察官員，在北宋中期，“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
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對防止朝政迅速走向腐敗，曾發揮了重要作用。然
而“紹聖、崇寧以後，此風遂泯。”（33）（《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這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於台諫官任命制度的變化所致。按照北宋舊規，台諫官由皇帝親自
任命，“宰臣、執政官勿預”。（34）（選舉二十八之二十八）徽宗即位後，居
然下詔“宰臣、執政、侍從官各舉可任台諫者”，（7）（《徽宗本紀一》）為
宰相操縱台諫官任命大權大開方便之門。於是，徽宗時期台諫官大多出自宰相之
門，台諫官獨立言事、風聞言事的原則也隨之有名無實。蔡京“久虛諫院不差人，
自除門人為御史”。（35）（卷十一，崇干五年二月丙寅）如御史中丞朱諤“出
蔡京門，善附合”，（《朱諤傳》），因而官至執政。許敦仁因系蔡京故里舊交，
蔡京“倚為心腹”，被舉薦為御史中丞。他“凡所建請，悉受京旨。”（7）
（《許敦仁傳》）如果說仁宗時期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36）（《上
皇帝書》），那麼徽宗時期台諫官往往“伺大臣風旨以為鄉背”。（34）（職官
五十五之十六）
應當承認，徽宗時期台諫官的墮落有個過程。在其初期，台諫宮中不乏正直
之士。“（張）庭堅與鄒浩、龔※、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
然稱得人。”（7）（《張庭堅傳》）在這五人之外，還可補充陳師錫、孫諤、
張舜民、沈畸、張汝明等人。他們的諫言未必正確，但仍大體保持北宋中期台諫
官“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強御”的風格。（34）（職官五十五之十四）可是他們
幾乎都無好下場，鄒浩、任伯雨、張庭堅、龔※、江公望、張舜民、沈畸長期遠
貶險惡之地，陳師錫含冤死於貶所。徽宗身為皇帝，其地位和角度與蔡京不同，
對付台諫宮的手段也與蔡京有別。台諫官的上疏，他或留中置之不理，或轉交宰
執處理。如果說轉交宰執處理已有借刀殺人之嫌，那麼更惡劣的手段是明加稱讚
而暗加懲治。如左正言陳禾彈劾宦官，他“論奏未終”，徽宗已厭煩，“拂衣
起”。陳禾“言愈切”，“拂上衣”，“衣裾落”。徽宗雖然當面稱譽他為“直
臣”，但御史中丞盧航次日便上奏指責陳禾“狂妄”，（7）（《陳禾傳》）陳
禾因而慘遭貶黜。如此處罰陳禾，顯然出自徽宗授意。徽宗初期以後，台諫官除
陳過庭、蔣猷等寥寥數人仍盡職盡責而外，大多“有所畏忌，受制於人。”（34）
（職官五十五之十四）他們或身為言官而“不能有所建白”，或只言“細故”以
塞其責，（7）（《朱諤傳》）甚至墮落為宰執大臣抬高自己的吹鼓手、打擊政
敵的馬前卒。如許敦仁剛出任御史中丞，即依照蔡京指使，上章請求徽宗“五日
一視朝”，以便蔡京“顓竊國命”，連徽宗也認為“其言失當”。（7）（《許
敦仁傳》）蔡京授意御史錢※、石豫、左膚，相繼彈劾韓忠彥、普布，以致韓、
曾二人先後罷相。黃葆光等台諫宮雖敢於彈劾蔡京，但並非獨立言事，而是秉承
其他宰執的旨意。如“（黃）葆光、（張）克公主鄭居中，（石）公弼、（毛）
注朋張商英，皆非端士也。”（7）（《洪彥升傳·論》）。而王安中則“締合
王黼”，他在御史中丞任上，多次聲討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7）
（《王安中傳》）言辭雖剴切，但無非是王黼與蔡京爭權奪位的反映。徽宗退位
後，統治集團在反省朝政腐敗的教訓時，才由欽宗下詔重申：“台諫者，天子耳
目之臣，宰執不當預，當出親耀，立為定製。”（34）（職官五十五之十六）一
時之間又湧現出一批敢於揭露弊政、彈劾奸佞的台諫官，諸如崔鶴、余應求、許
景衡、陳公輔、李光、胡舜陟等人。然而好景不長，他們很快即遭貶黜，北宋王
朝也隨之覆滅。
三、昏君加佞幸的格局
上層士大夫誠然應以宰相為代表。可是，他們地位雖高，總體狀態極差。在
台諫官中畢竟還有一些直臣，而在徽宗所任命的12名宰相中無一人堪稱賢相。大
觀年間，太學生陳朝老上書稱：“陛下即位於茲，凡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
懦，曾布之贓污，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何執中，是猶以蚊負山
也。”（35）（卷十二，大觀三4年六月辛已）對於其他幾名宰相，《宋史》本
傳的評價都不高乃至極壞。如張商英“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飢者易為食，
故蒙忠直之名”；鄭居中“向背離合，視利所在”；劉正夫“能迎時上下，持祿
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財”；余深“諂附蔡京，結為死黨”。陳朝老及《宋
史》本傳的評論未必完全準確，然而即便是曾布，儘管他當年曾經是王安石推行
變法的得力助手，這時也不配以賢相相稱。至於蔡京與王黼，則屬於“六賊”。
當金軍南下攻打開封時，白時中與李邦彥並相。白老謬無用，李尤其無恥。靠他
們組織、指揮抵禦金軍，只能是南其轅而北其轍。
按照常規，北宋的最高統治集團理應由皇帝及士大夫出身的宰相組成。然而
晚期則不然，由徽宗及其寵信的“六賊”組成。六賊中人即便不是宰相，其權勢
也非一般宰相可比。六賊實指蔡京、王髓、童貫、梁師成、李彥、朱※，泛指徽
宗的寵臣，還應包括楊戩、譚稹、高俅、蔡攸、李邦彥等人。其中，朱※、高俅
出身市井，並非士大夫。朱因進奉花石綱而得寵，高因擅長擊球而“日見親信”
（19）（後錄卷七），以致掌管禁軍。他們“專為謅媚，以導人主，競作淫靡，
以盪上心。”（14）（卷四，靖康元年三月十八日）《宋史·佞幸傳》有朱※，
十分恰當；無高俅，是個失誤。所謂佞幸，指因諂媚皇帝而得寵幸之人。除此而
外，六賊之中，一半為宦官。童貫、梁師成、李彥、楊戩、譚稹性巧媚、善奉迎，
不足為奇。但凡皇帝寵信的宦官，原本即是標準的佞幸。
六賊之中，土大夫大約也占一半。奇怪的是他們無不墮落為佞幸。士大夫的
地位、角色、處境乃至生理、心理都與宦官同。大臣系天子的輔佐，宦官為皇帝
的奴才。依照當時的觀念，士大夫的行為理應有別於宦官：“宦者以承順為事”，
“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37）（本朝六：中興至今日入物下）如大臣居然
與宦官一樣奴顏媚骨，人們將嗤之以鼻，“真奴隸之材也，何以士大夫為。”
（13）（諸錄雜記：朝野僉言）王黼不僅出身進士，而且身為宰相，他“每人禁
中，為柔曼之容，效徘優渾話，以悅上意。”（13）（卷三十一，靖康元年正月
十四日）。《宋史》將他列入《佞幸傳》，實屬準確無誤。王黼善佞，說怪也不
怪，這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已經成為風氣。蔡京作為資深士大夫、老牌大官員，
“日請上游宴，以酒色困之”，（13）（卷四十九，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同
樣是個十足的奸佞。李邦彥雖自號“李浪子”，但畢竟上舍及第，躋身士大夫行
列。他拜相後自稱：“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球，做盡天下官”，在相位“惟以
謅佞取容”，（13）（卷二十八，靖康元年正月六日）與宦官者流並無二致。宣
和年間官至領樞密院事的蔡攸，起初無非“垂髫一頑童爾”，但已獲得賜進士出
身。其父蔡京叫他“日與陛下游從嬉戲”，諸如“花栽怪石。籠禽檻獸”之類，
既讓徽宗“不知天下治亂”，（35）（卷十一，崇寧五年二月丙寅）又使蔡攸博
得徽宗歡心。蔡攸得寵後，“其家為復道曲河，暗通禁中，邀上每私幸其第，連
夜不止”。當時人指責蔡攸“長於柔佞，自幼出入宮禁，與內侍無異，專為優伶
之態。”（13）（卷五十六，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有人更是一語破的：“攸
蓋弄臣。”（14）（卷九，靖康元年七月十日）弄臣者，皇帝所親近玩狎之臣也。
足見，北宋晚期最高統治集團的結構已由從前皇帝加大臣的局面蛻化為昏君加佞
幸的格局，這在北宋歷史上是從來不曾有過的。
總之，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階層總體上已墮落。一旦國難當頭，難以肩負天下
重任。楊時在宣和年間就指出：“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7）（《楊
時傳》）北宋行將覆滅之時，人們不禁喟然長嘆：“中國（指北宋）無一男子。”
［14］（卷十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無一”二字雖然言過其實，但此言大
體屬實。而其上層特別是最高統治集團將正直的士大夫幾乎完全排除在外。當時
人羅從彥強調：“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
下無嗟怨。”（38）（《議論要語》）北宋晚期，奸佞橫行，其結果必然是朝廷
決策失誤甚多，天下嗟怨之聲四起。徽宗狎近佞幸，佞幸誘惑徽宗，徽宗昏庸日
甚，佞幸權勢日增，“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7）
（《徽宗本紀·贊》）
四、理念和基業的脫節
有必要指出，北宋士風極壞這一論斷儘管出自日本漢學名家宮崎市定筆下，
但僅適用於北宋晚期。他甚至對范仲淹橫加指責，則極不公允。（39）（46－47
頁）對此，已故美籍宋史專家劉子健在《梅堯臣＜碧雲※＞與慶曆政爭中的土風
＝（40）一文中，已予駁正。力主北宋士風較好的學者高度肯定土大夫階層“以
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入世苦行的精神與崇尚氣節的情懷。（41）（1－
42頁）（42）（441－579頁）這些肯定性的論斷並非向壁虛構，並且很有見地，
但僅實用於北宋中期，至多包括北宋前期。北宋的士大夫階層的確曾經頗有生氣，
他們對北宋建國百餘年的長期穩定發展並成為當時世界上首屆一指的先進國家，
確實貢獻不小。然而時至北宋晚期，土風大變。北宋晚期士大夫階層竟如此墮落，
原因究竟何在？
前面已經講到，土風從入世到出世的轉變在很大程度根植於政治黑暗、天下
將亂的時局；奔競之風愈演愈烈與員多闕少的矛盾有增無減關係極大；太學生整
體素質的下降是朝廷實行利誘與箝制相結合的方針的結果；台諫官墮落為宰相的
工具是由於宰相操縱其任命大權；好官無好人、昏君加佞幸格局的形成是徽宗寵
信佞幸的惡果，加之昏君與佞幸惡性互動，以致朝政腐敗混亂到極點。然而所有
這些，均屬外在原因。
北宋晚期士大夫階層的墮落，更有其內在因素，關鍵在於士大夫階層自身具
有兩重性。他們既在理念上追求高尚的人格，又在經濟上依附於皇權。“以天下
為己任”這一精要之語，簡潔地概括了北宋士大夫特別是其佼佼者的人格追求。
何況在他們看來，“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43）（《孟子·
萬章章句上》）並且強調：“從義不從君”，“君有不義，不從也。”（44）
（卷三，貞觀十六年“臣祖禹曰）正是出於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高尚的人格追求，
士大夫們往往以道義的承擔者自居，不惜面折廷爭，力圖以道馭君。在他們當中，
被稱譽為“魚頭參政”、“鐵面御史”、“獨擊鶻”、“殿上虎”者大有人在。
這些綽號將北宋士大夫的氣節與風格和盤托出。他們一旦出任翰林侍讀、侍講學
士一類的職務，往往將自己與皇帝的關係既在政統上定位為君臣關係，更在道統
上定位為師生關係。程頤在崇政殿說書任上，對哲宗敢於嚴格要求、勇於直言規
諫，即是其例。他們一旦拜相，力求將自己的政治理念變為現實。如據馬元卿
《元城語錄》記載，王安石在相位，與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必面折之，
反覆詰難，使人主服若乃已。”（45）難怪以敢作敢為著稱的神宗也曾嘆息：
“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在場的士大夫居然說：“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46）志在天下的王安石與志在逢君的蔡京，恰好形成鮮明對照。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士大夫階層的人格追求並無深厚的經濟基業作保障，他
們不得不在經濟上依附於皇權。當時出身“措大”即寒士的士大夫為數不少，其
生活來源主要仰仗於朝廷給予的俸祿。如杜衍雖在仁宗時官至宰相，但仍說：
“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
之，卻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47）（《丞相祁國杜正獻公》）仁宗、
哲宗時三度拜相併官至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的文彥博，其情況與社衍相似：本
“一書生耳”，皇上“一日欲罷之”，則又“一匹夫耳”。（22）（《文潞公平
章重事》）名公巨卿尚且如此，其他官員更不足論。對於大多數既無多少基業，
又無任何技藝的士大夫來說，難免將朝廷觀為衣食之源、將皇上視為衣食之父，
很難不看皇上乃至權貴的臉色行事。為了擺脫這一尬尷境地，某些士大夫深感沒
有獨立的經濟就沒有獨立的人格，力圖創基立業。他們頗有感觸地說：“人生不
可無田。有田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俯育，粗了伏臘，不致喪
失氣節。”然而時至北宋，求田問舍，談何容易。其時，土大夫為官“三十年，
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者不乏其人。（48）（卷十一）這種現象出現在
“貧富貴賤，離而為四”，（49）（卷二）富與貴、錢與權趨於分離的宋代，絕
非海外奇談，完全可以理解。（50）
綜上所述，北宋的士大夫階層在皇權面前，既有倔強的一面，更有軟弱的一
面。何況他們好名太甚。宋人曾經作過比較：“漢人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
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貪。”（51）（卷下）尚名好貪的士大夫極易滑入
“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2）
（《滄州精舍又諭學者》）貪利祿實可視為北宋士大夫的劣根性。如果說其劣根
性與軟弱性在北宋初期及中期尚處於時隱時現的狀態，僅突出地表現在少數人身
上，那麼到北宋晚期，本來就具有軟弱性的士大夫階層在迭經打壓之後，大多屈
從於專制皇權，而其劣根性則在朝廷的利誘之下暴露無遺並惡性發展。從某種意
義上說，北宋晚期士大夫階層的墮落實屬勢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