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與思想者（一）－－中國士大夫兩千年清算 　　王文元 一

　　地軸偷轉，紀元文明已經走過了2000年曆程。中國的士－－包括可敬者、可惡者、可悲者、可嘆者－－不管是懿言嘉行上演正戲，還是傍人門戶扮演小丑，都快意恩仇地坐念唱打，進行了充分表演。逢世紀之交，該做一個總清算了。 　　二 　　士大夫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為附庸求生型，沒有孤立人格，心系得失一朝，不顧榮辱千載，諂諛權貴而惟命是從，沽名釣譽而歸降隸附。此種類型自古至今車載斗量，無可計數。中國文化之層累性，在此表現的淋漓盡致。我們權且稱其為諂諛者。第二種為批判思考型，具有獨立人格，心繫天下黎民，不計個人生死，堅持正義敢於面忤權威，彰善癉惡何懼粉身碎骨，他們實士林之圭壁。可惜此種類型非但越來越少，而且依朝代更迭而一蟹不如一蟹。我們權且稱其為思想者。第三種為平庸無為型，談不上人格，也沒有立場，東風來向西歪，西風來向東倒，糊塗搪塞，虛糜俸祿，知識才學全部用在明哲保身上。這一類型本文暫不涉及。 　　諂諛着把良心庋藏高閣，奉迎君主，炮製語鉺，陷害忠良。歷史上一樁樁陷害、一個個冤獄，都是在這些小人協助下完成的。在皇權專制社會，能討君主歡的諂諛者永遠不會人滿為患。發泄某個真理一個人就夠了，掩飾或改易真理，非形成龐大的幫閒群體不可。那些業務精熟、左右逢源的宵小不愁沒有建功立業的機會。拿破崙早就揭示過：四家有敵意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不知拿破崙為何說“四家”，其實有一家就足夠了。如若真出現這家報紙，拿破崙一聲令下，不愁喙長三尺的讒諛者不爭相糜集麾下，唾珠四濺，落筆如刀，對那些給主子帶來威脅感的言論予以回擊。立了功的可以高官任做，駿馬任騎。在這一示範效應的帶動下，有才學無良心的文化人奔赴這條仕祿捷徑，猶蟻之就膻蠅之逐臭。 　　讒諛者人數越多、競爭越激烈，專制就越牢固。原因在於：任何文明都始於神權，歸結與民主（雨果語）。專制權力無一例外都是神權或變相的神權，兗兗聖崽所做的就是論證其永恆與合理，這種論證足以延緩民主的到來。他們搬弄學識，抖露雅博，將話語、常識、邏輯、規律置於股掌之間，翻雲覆雨，混淆是非。甚至對道德與常識也能做出隨心所欲的闡釋－－一切都是為了帝祚永延。本應給這類人一個更鄰真的稱謂，無奈至今無有好事者，事遂告寢。不才不敏，只得以“讒諛者”三字謂之。 　　三 　　讒諛者濫觴於何時，夏之前史料缺如，夏末有“助桀為虐”的記載，幫助桀作惡的就有文化人。但我想把讒諛者的祖師爺定為戰國韓非子與李斯。專事諂媚而又享有“子”的殊榮，25史中惟韓非子一人矣，足見了得。韓非子知天曉地、鑑古知今，確非等閒人物，他的《孤憤》、《五蠹》、《說難》等名篇，綴錦貫珠、別樹學憧，為帝王提供了一新耳目的“法術勢”三位一體統治術。這套統治術成為歷代帝王的御世心法、萬應靈符，其有效性為兩千多年歷史所證明。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國一直是外儒內法，外聖內王，帝王明習孔孟經典，暗則沐手恭讀韓非子帝王之術。總是那些深諳“法術勢”之要者成王，不得其要者為寇。法術勢也常常成為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這就不免出現犧牲者。如北宋蘇軾，無錯無罪卻屢遭貶謫，原因之一就是他總處於士大夫們暌睽監視之下。蘇軾被謫惠州，心理調節得不錯，寫了一首田園詩：白頭蕭散滿霜飛/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此詩傳入章子厚耳中，章說，蘇子瞻如此快活耳！遂向皇帝打了小報告，於是蘇軾再次被貶到海南島。章子厚曾是蘇軾摯友，摯友尚且要告密，法術勢之魔力於斯可見焉。難怪蘇軾感慨到：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斷言韓非子的“法術勢”一直影響到20世紀、甚至波及到外國也不為過。斯大林就深得韓非子之三昧，從其著作中受到啟發，寫下了“受人愛戴不如被人畏懼”的心得體會。按理，韓非子理應排位於孔子之前，享受世代供俸，事實並非如此，除了20世紀70年代韓非子受到空前禮遇外，他一直是坐冷板凳的。秦始皇得其術，不但不予獎勵，反而命李斯將其毒死。李斯諂諛帝王，與韓非一起構成同世之雙，最後得到了與韓非子同樣的下場。然而韓非子與李斯還是有區別的，韓非子的諂諛之策，幾乎適用於一切帝王，而李斯之策多是獻給贏正一人的。司馬遷發出“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的感慨，大概是因為韓非子處於殘殺連環的初端，令人惻隱，也未可知。 　　韓非子之死警示了士大夫：拍馬是需要技術的，非工於權術者不能為也。拍馬是有禁區的，論證“盜亦有道”可以，但絕對不能把盜賊之“道”的底細公之於眾。 　　就如帝王命你去殺人，你就只管去殺，若非要挑破機心問“為什麼？”對不起，你也得被滅口。專制帝王最不吝嗇的就是人的生命。在屠刀的威懾下，士大夫漸漸喪失了問“為什麼”的功能，思想者自然也就鳳毛麟角了。相反，趨炎附勢的諂諛之徒卻車載斗量，如山濤之於司馬氏、劉歆之於王莽、潘岳之於賈謐、解縉之於朱氏王朝、錢謙益之於清庭…… 　　如若說韓非子向君王提供了“治術”的話，董仲舒提供的則是“心術”。他向漢武帝獻“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天人三策”，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起來，形成中國所特有的神學體系。“天人感應”成為帝王與“天”之間的紐帶。“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人與天的關係確定之後，再用“三綱五常”將人性分為上中下三品。始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道統逶逶迤迤，變為龐然大物。偽學術代替了學術。士大夫的活動空間驟然變得促狹起來。撼山易，撼道統難，久而久之，就沒有人敢於撼動道統了。足見，士大夫左右歷史，韓非子之外當屬董仲舒也。他以一人之口封殺了眾人之口，而且一封殺就是兩前年。 　　南宋朱熹（包括之前的二程）是第三位左右歷史的士大夫。他雖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的“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與“存天理，滅人慾”的讒諛之詞卻是最狠辣的。前者把士的行為納入到“讀書”（讀什麼書是規定了的）的軌道，無形中放棄了“思考”這個最重要的手段，臣民皆可因此而雌服專權；後者滅人慾望，無異於釜底抽薪，把人的精氣斷了，變為任人擺布的木偶。從那時起，“士”與“仕”之間出現了一個等號。士而不為官，只有像姜白石那樣作窮困潦倒的“職業作家”了。 　　明末王守仁是最後一位大號讒諛者。代表性言論是“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王文成公全書》卷四，《與楊仕德薛尚謙書》）。防“心中賊”成為專制者阻塞言路的口實。中國專制積深，其罪也大焉。 　　小號讒諛者，首推魏晉的王弼，他拋出了臭名昭著的“聖人有情”說。即聖人們“應物而無累”，聖人們享樂、腐化是符合“自然”原則的，為達官顯貴們的奢侈淫靡提供了理論依據。 　　南北朝的陶弘景，身披道袍，卻阿諛權勢。梁武帝蕭衍篡位，兵至新林，陶弘景派遣弟子戴猛假道奉表，以示支持。他還假造“梁”字圖讖，進呈梁武帝。梁武帝每有軍機大事，都要遣使諮詢。陶弘景被稱為“山中宰相”。 　　唐朝來俊臣，因告密而倍受武則天信任，官至侍御使、左台御使中丞，大興刑獄，族殺一千多家。為讒諛殺手之始祖。 　　要說明大學士嚴嵩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代表，阮大鋮誠則是五毒俱全的士林敗類。他尸祿耽寵，仕不事事，專做壞事：依附權貴－－賣身投靠魏忠賢，排斥異己－－報復東林復社諸人，軟骨附逆－－晚年投入滿清懷抱。 　　明朝韓貞，宣揚奴化思想之大師，喜歡以打油詩的形式闡述其歪說。代表作如“世路多歧未許游，得休休處且休休”（《與東村》）。國人“得過且過”的習性與他的歪說有一定關聯。 　　…… …… 　　讒諛者只有兩件事情好做：一件是把注意力由“窮理格物”轉向“勾心鬥角”，通過排擠同類獲取利益；另一件就是通過討君主歡獲取利益。 　　四 　　20世紀中葉，神州大地發生了幾次大劫難，令人吃驚的是幾乎每一次都有知識分子助陣。那是軟骨病、夜盲症與狂犬症大流行的年代。當政治風暴鋪天蓋地席捲而來的時候，知識分子未有像樣的抵抗便繳械投降了，使得個別獨立思考的人很快便陷入了尷尬的孤境。軟骨附逆的文人還充當了無恥幫閒，無論看到整人、砍樹、吹牛都高聲叫好，醜惡嘴臉纖毫畢呈。 　　“上帝叫誰亡，先使他發狂”。萬萬沒想到，最先“發狂”的多為知識分子，這不能不說是知識分子的奇恥大辱。 　　舒蕪獻書，釀成“胡風冤案”（姑且不評價胡風本人是耶非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冤獄，拉開了以文人為壑、殘酷鬥爭序幕。文字獄使一千多人罹難，雖不絕後亦空前矣。郭沫若、周揚等大牌文人都做過長篇“動員報告”。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俞平伯也未能倖免於難。獻書並非什麼新貨色，為歷史上讒諛者屢試不爽。只不過自胡風案之後，大小報告之風愈演愈厲，以致於知識分子人心惶惶，周圍的人敵耶友耶，非精於心術者不能遽辨。逼得知識分子不得不分心旁騖，最後只有求生之功，全無求知之力。在這種非常場合，知識，非但不能給人帶來幸福，反而成為安身立命的窒礙。 　　1957年，幾個上層知識分子上躥下跳，對上著功厥偉，假讚美之詞，籍為私惠；對下則布下眼線，窺伺構陷，編派故事、羅織政敵罪名，以為整人的炮彈，待炮彈湊齊，猛烈開火，致使50多萬知識分子罹禍，或發配邊疆，或鋃鐺入獄。姚文元等輩上躥下跳，煽風點火。就連根本不理解反右的田漢，也倒戈了，他本是支持吳祖光“提意見”的，而且自己也寫了《為演員的青春請命》的討伐“檄文”，然而當風向驟變時，田漢卻把吳文冠以《黨“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之名拋出，以求自保。這50多萬人多數被自己的同僚咬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本已經少的可憐的知識分子間的信任與合作從此蕩然無存。 　　1958年，知識分子的表現更拙劣到了極點。這一年狂熱的國人大致幹了三件蠢事：一曰跨進“共產主義”，二曰“放高產衛星”，三曰全民煉鋼。這三方面都有知識分子跳出來興風作浪。 　　位於知識分子塔尖的陳伯達，在共產風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把學術這個天下的“公器”當作個人的“私器”，惟上面的意圖是瞻，在非理性的狂熱面前，非但沒有履行批判職責，反而仰仗毛澤東“無政府、無國家、無民族”與“做到吃飯不要錢，在全世界的影響，可比蘇聯放一顆衛星大得多”的最高指示，在北方某縣上演了一出共產鬧劇－－取消貨幣試驗。直到供銷社奢侈品積壓、食品告罄，農民生活無以為繼，鬧劇才被迫收場。這一鬧劇乃其後億萬人挨餓之濫觴。可悲的是，非但無一個思想者站出來履行職責“指鹿為鹿”，揭露彌天大謊，反而有無數幫閒掀唇搖舌論證謬誤，說什麼沒有了私人財產便可以進入天堂。全然不顧寓於家庭之中的私有財產是人類秩序基礎這個鐵的事實。2000多年前的秦人尚有人勇敢地站出來“指鹿為鹿”明辨是非，今人反不如古人，豈不可悲。 　　“放高產衛星”從頭到尾是一出狂熱鬧劇。其動機是為迎合關於建立人民公社的設想，人民公社需要物質基礎，需要足夠的糧食以維持“吃飯不要錢”。毛澤東認為高產衛星比蘇聯的人造衛星意義還要大，有了糧食（和鋼鐵）什麼事情都好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久，來自秀才筆下的喜訊便接踵而至： 　　6月9日，湖北襄陽專區大面積小麥畝產1500斤。6月11日，湖北光華縣幸福社11畝小麥平均畝產32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縣衛星社2·9畝小麥平均畝產3530斤。6月16日湖北穀城縣星光鄉替樂民社畝產小麥4353斤。6月21日，河南輝縣畝產4535斤。6月23日，湖北穀城縣畝產4689斤。6月30日，湖北安國縣畝產5103斤。（以上參見《人民日報》） 　　很快畝產千斤就嫌不過癮了，畝產萬斤、幾十萬斤的喜訊紛紛出籠。廣西環江畝產中稻就達到13萬斤……好事的農民問毛澤東，糧食多了吃不了怎麼辦？毛回答，可以改一天吃三頓飯為五頓。話雖如此，毛澤東還是有些猶豫，不知這樣搞下去會不會遭到科學家的反對，就在毛澤東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一批科學家站出來了，代表人物是錢學森。他及時排解了毛澤東的疑慮。記得薩伊德說過，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孤寂與結盟之間。孤寂的錢學森終於與毛澤東結盟了。錢學森試圖改變毛澤東“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這種成見，證明知識分子自有其用。他於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 　　“……土地所給人們的糧食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年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與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錢氏的高論很自然使人聯想起“一個家當”的故事。既然一個雞蛋能夠讓人發家致富，一畝地為何不能生產4萬斤糧食呢？這篇襲科學之貌而遺科學之神的偽作，也許說它屬於拍馬學、避禍學更諦當些。把讒諛之術滲透到純自然科學中，而又如此輻輳，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可怕的創舉。著名科學家的支持，使得好大言者的腰板更直了，氣更粗了。7月23日分《人民日報》社論竟然放言：“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有把握可以說，我國糧食要增產多少，是能夠由我國人民自己的需要來決定的……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7月28日的社論中進一步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的到，定能做得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 　　意志取代了規律，惟意志論籠罩華夏大地。不幸中之萬幸是意志不能當飯吃，不久就有人被餓死，重現了“衢州人食人”的慘景（只不過並不是因為“是歲江南旱”，否則真不知鬧劇遷延至何日方能收場。古人的“久戰之後必有凶年”一語成讖。據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估算，1960年－－1962年全國共餓死人2158萬人（這一數據一直沒有正式公布）。不堪飢餓泅海出逃喪身魚腹者，更是無以計數，這些冤魂成為這段恥辱的註腳。 　　全民煉鋼的破壞力並不比放衛星小。全民煉鋼也是在《人民日報》秀才們的鼓動下展開的。一個位居二號的大人物事後說：“大躍進的發動，《人民日報》要負一半責任”。秀才們先期就已經論證了所謂“抓主要矛盾”的哲學思想，似乎抓住一兩樣“主要矛盾”，其它便迎刃而解了，這才有了“以糧為鋼”與“以鋼為綱”的行動綱領。5月1日的社論提出“速度快一倍，投資一當二”，為大煉鋼鐵製造了輿論準備。8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土洋並舉是加速發展鋼鐵工業的捷徑》的社論，指出：“一個以鋼為鋼、帶動工業全面發展的工業建設的新高潮已經形成。轉爐高爐遍地開花，鋼水鐵水到處奔流的日子，即將到來”。社論還用問答方式向全國傳達了毛澤東的鋼鐵翻番構想：我國的鋼鐵工業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說，每年產量的增長率不是百分之幾，百分之十幾或者百分之幾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發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問題是我們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們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沒有。 　　結果，就有了用木材煉鋼的笑話。這個笑話讓今人倍感沉重，因為它正是今天江河乾涸、沙塵暴肆虐、沙漠化、石漠化步步緊逼的主要根源之一。時至今日，又有幾個知識分子對此做過反思呢？ 　　我不知道這些文人們是頭腦發熱還是嘴比對心，但有一點我知道：他們不要人格、不講道德。他們一定早也將尼采的“要我們相信道德，就是在譴責生命”的格言爛熟於胸了。 　　1958年的鬧劇合乎邏輯地演繹為文革。 　　臭名昭著的文革自有其發動與策劃者，然肇始其端者乃上海跳梁文痞姚文元。姚文元是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典型代表。1954年年底，正當姚文元寫出讚揚胡風的《論胡風文藝思想》的著作要交給出版社的時候，忽聞北京要批判胡風，立即轉舵，在《文藝報》上撰文批判胡風，把他“胡伯伯”的文藝思想批判成“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理論”（參見《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P150）。 　　1963年姚文元曾給北京出版社上書讚揚《燕山夜話》一書： 　　“編輯同志：準備把自己這三年來寫的雜文、短論，選其在當前現實意義、思想意義較大（即能鼓舞情緒、提高認識）的，編一本類似《燕山夜話》那樣的雜文集，並取一個有趣而有意義的名字（如《蟹的遐想》），想把它寄給你們，不知你們是否接受這樣的稿件？致敬禮姚文元5月30日”（參見《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P136）。事隔不到三年，姚文元搖身一變，成為《燕山夜話》的權威批判者。 　　戚本禹、張春橋、康生、陳伯達、王力、關鋒、聶元梓等一干人也都有類似姚文元的經歷。他們吹吹打打，“你方唱罷我登台”，進行了充分表演。他們都是碩學的權威，一錘定音，世無異詞，由他們打頭陣再合適不過了。蠅附驥後、亦步亦趨，揣合奉迎、翻雲覆雨正是他們的看家絕活。在他們的鼓譟下，阿諛之言孳乳，造神之風驟起。他們發明了“最最最”三字迭用的新修辭格式，製造了“萬歲”與“健康”的比較級，附會了“牛鬼蛇神”的古老比喻，闡釋了不斷置人語死地的全新“理論”，甚至給最原始的醜惡（如血統論）平了反……一時間歌功頌德的文字充斥坊間書肆，批判聲討的聲音震耳欲聾，武鬥狼煙四起。這對懾於反右鬥爭而日益麻木濡滯的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刺激，在這一強烈刺激下，他們紛紛跟着搖旗吶喊起來。就連早已功成名就的郭沫若也不甘寂寞，急匆匆發表宣言：誰見到我的書，請代為焚毀（幾年後又出版了《李白與杜甫》，極盡篡改歷史之能事，給知識分子丟盡了臉面）！於是焚書成風，自責成癖，窩裡鬥愈演愈厲。在“知識越多越反動”與“靈魂深處鬧革命”口號的威懾下，知識分子們不但學會了唾面自乾，而且學會了“整人以自保”。歷史學家楊國榮更獨出心裁，公然為韓非子平反，變“外法內儒”為“外法內法”，讓法術勢理直氣壯地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時把一大批研究儒學的知識分子打入地獄。搞得全國無一人不以“法家”為榮，不以“法家”自居。就連本可裝傻的學術巨擘馮友蘭也坐不住了，公然起揚其法家來。至於初瀾、梁效、石一歌、丁學雷、羅思鼎等炙手可熱的打手，更是筆花飛舞，濁嘴滑舌，勢焰極盛。人們每每從他們的文字或言論中感覺到霍霍磨刀聲。說來也怪，學問真是個奕葉燈傳、蟬聯瓶瀉的事情，昔日刀手，墨瀋未乾，有的卻搖身變為新時代道德文章的楷模，重新讓人們肅然起敬起來。真可謂造化弄人。 　　不必再列舉下去了，黑白顛倒的年代，有多少知識分子參加到推波“訓政”、助瀾“造神”的濁流之中，誰人數得清？有幾個知識分子沒有做過嘴不對心的事情？那時，比的就是看誰能距離知識與真理更遠，比的就是看誰能想出褻瀆常識的新點子，比的就是看誰在自己同類身上發現更多的破綻。餘生也晚，沒有趕上50年代的事情，但是文革，我是自始至終參與了的。我也參加了這一荒唐的競賽，為此，我無時無刻不在反省與懺悔。我為自己曾把意志與靈魂交給他人而感到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