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園裡可讀書？

曾昭奮

今年四月二十四日，清華大學八十三周年校慶。校友返校。冠蓋雲集。清華園裡一派蓬勃歡樂氣氛。

一群五六十年代畢業的校友，流連細語於第一教室樓北側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左右。這是陳寅恪撰文、梁思成擬式、紀念王國維(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立)之碑。由於這三位清華學人在中國學術界中的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使這塊貌不驚人的石碑，成為中國近代碑林中的“三絕”。今天，在碑前瞻仰徘徊、拍照留念的中年人中，有好幾位是市長副市長、部長副部長，也許是級別更高的高級幹部，卻不大見到學術界中的名家和大師。

這景象勾起了我對差不多半年前在一個座談會上那次只有幾分鐘的發言的回憶。言者無心，聞者有意。那幾句話後來變成鉛字在《科技日報》和《新建築》雜誌上亮了出來：“……四十多年來清華大學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學問家、大藝術家……”指名道姓，點了清華。看這白紙黑字的報道，似乎有點說重了，絕對化了。可是，多少年前在大學裡大批特批的“讀書做官”，事實上卻是一種認真的實踐。

近年來，清華的很多校友，走上了中央和地方高級幹部的崗位，在知識分子階層中，顯得十分突出。內行管內行，務實，把經濟建設搞上去，這對於我們民族來說，原也是一種進步。蔣南翔當清華校長時，明確在學生中提倡“雙肩挑”，既要學好功課，又要會做政治工作。當年，學生們一邊學習專業知識(或乾脆停課)，一邊搞運動或參加運動。反對成名成家，拔白旗，斗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書桌並非專為讀書而設，學好業務，似已屬非份；成名成家，哪來的毅力和勇氣。遇有機會，在人民政權中當官，或曰做勤務員，卻是一條正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本是一種方針，卻演化成一種具體操作，演化成一種不大出大學問家的格局。

有一次，南方一位教授朋友談到清華學人北遷的盛況。此老近年來也熱衷於“風水”，亦莊亦諧很分析了一通。五十年代，清華擴大校園範圍。往西擴是圓明園，沒有擴成。結果是往東擴，搬走了詹天佑修的鐵路。他說，要是往西擴入圓明園就好了。清華大學校園占有清華園、近春園故址，那裡曾是皇太子成長、讀書的地方，而當年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校園)占的卻是原來公主們的住所。從風水形勝、地理龍脈看，清華就比燕京來勢。如果當時清華能打進圓明園這帝王駐蹕游豫之地，那麼，清華今天出的大官還要多得多。這當是一席笑話。

今日中國，當大官是可遇不可求的一種機遇，而下海發財卻是可以公開追求、主動接近的目標。六十年代的當官，八十年代的下海。馬克思所說的崎嶇的、必須艱苦攀登的山路，似乎變得更冷清了。去年秋冬時候，聽北京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清華有關部門的一篇文稿。它似乎是為了闢謠。它說，社會上傳說清華的研究生有近半數下海撈錢，但據調查統計只有百分之十幾。當我就此詢問某系一位博士研究生時，他說，大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吧。當然各院系情況有所不同，下海之深淺、時間的多寡也不一樣。有的研究生說，不下海撈幾個錢，哪有錢買書買資料。事實上，個別研究生下海所得，已足以買車買房子，豈止買書買資料而已。苗頭露出，已引人矚目。也許不多幾年，在這群青年中，會湧現出一批大企業家(公營企業)、大資本家(私營企業)，他們不僅比大科學家、大藝術家威風，也許比部長、市長更令人刮目相看。書——海相通。海中自有顏如玉，海中自有黃金屋，海中自有千鍾粟。在這批新的大企業家、大資本家中，還會有一些人要當大官。如今當大官、當大企業家、當大資本家都一樣光彩，科學和知識的巨人，只能在他們這些同窗夥伴的夾縫中走來？——像大官大賈那樣風流，還是仍像老教授那樣窮酸？

除了下海，當前學界中的另一現象叫做流失。近日，上海《文匯報》披露了該市大學生“流失”的數字，說是“每年自然減員的學生數”為“全市招生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四。”首要的原因是“出國熱”。報紙把大學生出國留學叫做“流失”。我們曾把失業稱為“待業”，恥於用個“失”字。這裡則把大學生出國留學歸之於“流失”，愛用一個“失”字。對個失字如此用法，如此親疏厚薄，是多麼嚴酷的文字遊戲。由於學校名氣較盛，學生學業較優，清華學子畢業後從不同途徑出國(“流失”)者比這個百分之十四要多得多。其實，出國留學，那是流而不失。在這個“流失”的隊伍中，還要流回來多少大學問家、大科學家呢。

說到下海，清華園才真是個知識的海洋，是讀書的聖地。這裡，差不多每天都有來訪的洋專家帶來最新的知識和信息。世界上新的重要出版物，差不多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許多本科生、研究生可以自如地閱讀外文書刊，或流利地跟外國專家交談。他們是一批夫子，一批好苗子。每年，全國各省市高考中的狀元、探花、榜眼，很大的一部分都匯聚到這裡。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清華園中一樂。清華園裡有一批好教師。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位抓教學的幹部告訴我，他常常在午夜裡騎上自行車到教師住宅區去轉悠，只見教師們的窗口仍然燈火通明。那時節，一部分教師出於政治責任感、光榮感，一部分教師則出於被改造的贖罪感和報恩思想，一塊兒都在把教學搞好。如今這兩種思想狀態，使命感和贖罪感，都已經淡化了。新一代的人們，似乎都聚到新的起跑線上。昨夜那種備課、批改作業、或與來訪學生長談直至深夜，窗口燈火通明的感人的學園之光，已經完全消失。講師們教授們也下海了，也“流失”了。

好環境，好教師，好苗子。清華八十多年的歷史，可粗分為兩半。前一半，它出了許多大師大家。像陳寅恪、梁思成那樣，他們後來的遭際，是民族的厄運和悲哀。這後一半，它出了許多大官。像上海市副市長倪天增那樣，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是民族的驕傲和進步。都不容易。

老清華的校長梅貽琦說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也可以說，“非出大官之謂也，出大師之謂也。”清華園，應該為大師們擺下更多的平靜的書桌。毛澤東主席《登廬山》詩末尾兩句，似乎有反對“讀書做官”的意思，不免斗膽模仿一下：　陶令不知何處去，清華園裡可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