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山鷹社辯護

　　趙 牧

　　全世界每年死於游泳的人數大約有30萬（80年代末的一個統計），但沒見誰談論過“死於游泳有什麼價值（或意義）”？

　　你到錢塘江弄潮試試？一定會有人來和你討論，這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在唐代就被韓愈提出來過。這是人的普通的“驅利避害”的思維模式的習慣性反應。探險運動（或者說是冒險）就像一個意義思考的天然激發器，但你不要想指望從中能夠尋找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答案，因為每個生命都是獨特的，每個從事帶有風險性運動的人的動機都可能不同。

　　雖然如此，我認為在所有的價值學說里，最令我心儀的是“興趣是一切價值的本源”。當然，這個價值被允許存在的一個正當的前提是，不損害他人的利益。

　　在中國，探險運動的民間化過程，也是意義和價值取向多元化的過程。

　　中國有過“不惜代價給我拿下某某峰”的歷史，人——活生生的個體，在這個坐標系裡成了一個完全沒有獨特個性的符號，我們曾賦予其崇高的意義。但在這個時代，一元獨斷的精神所造成的對全民族的綁架不也彼彼皆是嗎？當時有幾個曾經站出來說過：我不去！我認為這沒有意義！

　　當民間探險逐漸成形，當人們大體上已經能夠掙脫集體無意識，許多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自己的道路時，意義和價值的判斷為什麼反而成了難題？

　　大學生為什麼就不能登山？這是個奇怪的問題。

　　人類的歷史明白無誤，而且是連篇累牘地書寫着：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探險史，而寫出最出色樂章的，恰恰是那些在某些領域裡有着豐富知識和行動果敢的勇士。

　　一千多年前，唐三藏西天取經的路上，曾越過海拔六千的雪山（穆索爾嶺）。那時沒有輕暖的羽絨服，更不用說什麼GPS（衛星定位儀）。

　　我第一次看到中國登山家使用GPS，是在1996年攀登窮母岡日和冷布岡日峰。

　　有人問，北大學生為什麼不用海視衛星電話？問這話的對登山運動了解多少？去調查一下吧，在阿爾卑斯、在喜瑪拉雅、在安第斯山脈活躍着的登山者是不是每支隊伍都一定要帶着海視衛星電話？

　　它的費用太高了。

　　就探險裝備而論，現在的都市人，很容易武裝到讓唐僧羨慕不已的程度，但自古及今又有多少人具有唐僧那般堅韌和冒險的精神？

　　1760年，來自日內瓦的年輕科學家德.索修爾在考察阿爾卑斯山脈的最高峰——勃朗峰時，對這裡的巨大冰川發生了濃厚興趣。但他卻沒有能力攀登。於是，他在山腳下的夏蒙尼村口貼出告示：“為探明勃朗峰頂峰情況，誰要能夠登上頂峰或找到登頂道路，將以重金獎賞。”這個布告一貼就是26年，直到1786年，夏蒙尼村才出了兩個勇士：醫生帕卡爾、當地石匠巴爾瑪。他們結伴同行，於當年8月8日登上了勃朗峰。

　　一年後，德.索修爾帶着儀器，由巴爾瑪為嚮導，率領一支20多人的隊伍登上了勃朗峰。現代登山運動便由此誕生。由於現代登山運動興起於阿爾卑斯山區，在世界各國，登山運動便又被人們稱之為“阿爾卑斯運動”。但這段歷史更讓我感慨的是，索修爾這些科學家是何等執着！以今天探險裝備的水平衡量，他們不該冒這個險。`

　　在人類歷史上，在探險領域取得過重大成就的，恰恰大都是某個領域內具有豐富知識的人。無論是古文化遺址（如樓蘭、敦煌的發現）、民俗的（比如《金枝》的作者）、自然地理的（諸如航海、遠征極地、天坑考察的先驅，如徐霞客）的探險都是如此。難道文盲能寫出一部《徐霞客遊記》？文盲能寫出一部《水經》和《水經注》？

　　的確，目的性常常是探險運動的價值判斷的分歧點和難點。

　　哥倫布環球航行是為了發財；

　　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宣揚帝國聲威；

　　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裡，曾充滿激情地描述過人類探險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一幕——挪威探險家阿蒙森與英國探險家斯科特船長南極點的爭奪史。1897年，阿蒙森中斷醫學院學業，以大副身份加入比利時船隊奔赴南極時，是不是也可以問問他，你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和價值？第一個站在南極點上的名聲，比行醫濟世有更多的實在的價值嗎？

　　全世界有那麼多人可以僅僅為了興趣登山，中國只有幾個熱愛登山運動的大學生，就會遭到如此的價值質疑？為什麼價值不能是純粹的精神享受和人生體驗？

　　據中國登山專家介紹，高山探險活動能在中國的高校形成一些傳統也是有原因的。這裡有兩個主要成因，一是中國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山峰資源，這是最大的地利；二是中國自開展登山運動以來，都有意識地安排大氣、地質等科考項目活動，因此需要相關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人力介入，傳統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在這方面，武漢地質大學和北大尤其突出。

　　在中國西藏，有上百座海拔海拔七千米以上的山峰，其中大多是“無名山峰”，常有外國登山者到中國來，拿着地圖，指着中國境內的一座無名山峰要求批准攀登。我們面對着自己的山峰，除了經緯度和海拔高程，對其冰川資源，當地有何動植物種類、當地的民俗情況如何幾乎一無所知。對此你又會有何種感受？

　　80年代末，中國登山界的有識之士曾有心對中國的山峰資源進行全面調查，可惜卻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不過，話說回來，在這個極端功利的時代，就算有這種經濟實力，又有多少人願意和有能力吃這份苦？如果中國需要進行山峰資源調查，是不是更需要有知識有勇氣的群體？

　　大話王牟其中當年宣稱要“炸平珠穆朗瑪”——讓印度洋上空的暖濕氣流覆蓋中國西北的乾渴大地，有些媒體跟着吆喝時，有幾家媒體真正關注過對這些問題考慮更多的地質學家、氣像學家、水利專家、涉及雙邊關係的國際問題專家的看法？

　　山鷹社的學生從事的登山活動雖然沒有科考內容，雖然他們的不幸遭遇中有許多值得記取的教訓。但他們畢竟是有勇氣的一群。中國之大，為什麼不容這樣一個群體存在？為什麼還有許多人對他們的不倖幸災樂禍？這些學生損害你的利益了嗎？這裡已經不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了，而是良知出了問題。

　　2002/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