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7000米，不是高考北大的分數線——從北大罹難五子談起 <轉>

根據媒體報道，這次以在校學生為主而組成的北大山鷹登山社，不是根據山情季節去選擇登山時機，而是根據自己學業空閒的暑期日期而決定了可以當運動健將的7000米以上高峰的時間，最終，這樣嚴重違背高山登山規律的行為導致了悲劇，五名年輕學子在希夏邦馬西峰的6700米處遭遇雪崩而罹難了！消息傳來，人們都在為此事嗟嘆不己。

北大五子罹難消息公布之後，三年前山鷹社的一位同樣在高山遇難的女學生的哥哥在媒體上發了《至山鷹社的庇護者們 》一文，該文作者在痛苦追憶了自己妹妹的事情以後，說了一句很驚心的話，他說：“如果山鷹社把自己的目標定義在業餘愛好，而不是為了那什麼首次... ”，那麼，悲劇就不會發生了。

這位遇難的原北大女學生的哥哥，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導致這次北大學子高山悲劇的一個重要根源，這，就是普遍存在於北大校園文化氛圍中的事事都想爭第一的價值觀。這就是說，北大學子的這種奇特價值觀，恐怕應該值得我們好好反思了。

政 治方面。中國近現代史上，北大一直是個很出風頭的地方。中華民國時代，北大是五四愛國主義運動的主要策源地；陳獨秀與胡適等人曾經在這裡掀起過所謂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北大又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動源之地；當然，1989年，這裡的學生運動也曾引發過一場全國性的社會動亂……

文 化方面。文革前，北大一直就是中國的最高學府之一；文革後恢復高考，中國的教育全面進入了一個應試扭曲時代，在這樣扭曲的應試教育時代中，北大一直就是接納全國各地的“高考狀元”的主要地方。中國教育界的師生們，都以能夠進入北大門為榮；學子們一旦考入北大，他們自己也好象進入了一種“天降大任於斯人也”的奇特心理狀態中，他們總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事事都要爭取全國第一。今年，甚至還爆出這樣一條新聞，說是國內許多因為報考北大而被高錄取線卡下的落選高中生們，都選擇了回高三復讀，他們，大有非北大門不入的人生信念。如果說中國古代社會曾經存在着“忠臣不事二主，節婦不奉二夫” 的社會扭曲現象，那麼，在當今中國的教育領域中，就千真萬確已經出現了“俊傑非北大門不學”的扭曲現象了……

經濟方面。1980年代初期，北大掀掉圍牆，建立了一個中關村，這裡，不僅僅發動了中國商業電子科技事業和民營科技企業的浪潮，還引發了中國經濟改革領域裡的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新經濟現象，甚至還為中國栽培出了一大批自視甚高的“中產階級”來……

百年來，由於中國的種種歷史原因，北京大學，這樣一所僅僅就是地處於北京地區的文理大學校，就這樣奇奇怪怪的充當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裡的一個標誌、領頭羊、旗幟，把一個大中國總是搞得一楞一楞的。

其實，細心人只要一考證北大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奇特地位，不難發現，許多事情，並非北大人真的就走在了時代的先進行列。這就是說，北大的奇特歷史地位，本質上是在中國的政 治、經濟、文化還處於混沌轉型時代，由一些混沌的中國人所炒作出來的！或者說是由一些思維方式不自然的人通過種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權力手段而操作出來的！這，就和現在社會生活中存在的追捧明星的經濟文化現象及“抓典型”的政 治文化現象，是一樣的道理。

百年來，中外人士總是習慣把近現代史上的北大，看成是帶動中國“破舊立新”的的社會象徵，但是，當我梳理了北大的許多事情以後，就不能不發問一個問題，這就是：近現代史上的北大的敢當人首的文化價值觀和其在中國影響全國的特殊地位，是不是已經成為了阻礙中國真正實現現代化的一塊病痛？！

中國在秦漢以後，就全面進入了一個以士大夫為國家運轉中心的國度。隋唐之前，中國的士大夫大多還是“一貫三為王，推一合十為士”（《孔子集語》卷上）之人，也就是說，那時候的中國士大夫們還是一個以探索各種自然和社會問題為自身樂趣的群體。但是，當中國在隋唐時代產生了科舉，而且，當這樣的科舉制度極大衝擊了過去的受教育不平等的社會現象以後，也同時異化了一大批中國的文人，給中國社會直接帶來了功利主義的文人觀。縱觀中國歷史可以發現，科舉時代，中國的文人階層中開始出現了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集體主義同時並存的奇特歷史現象，甚至，他們將自己的功名效應波及到了家族和地方政治社會生活中。那時，中國社會在出現了一批象范仲淹那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之士的同時，也同時孕育了一大批終生都在追求個人人生中的“金榜提名時，洞房花燭夜” 為兩大快事的異化文人。

中國本土中歷來就存在着道家和儒家的兩種人生價值觀，道家提倡無為自然，要求人們在道德上回歸自然和本心，不斷“得魚忘筌”的向前進。所以，中國道家的人生價值觀，是教導人們通過社會理論與實踐，去追求一種當事人與自然及社會的和諧快樂。中國儒家提倡仁智勇，要求人們在社會理論實踐中去勇敢實現博愛和智慧。應該說，中國早期道家和儒家的人生價值觀都是很不錯的，都符合現代化的人生價值需要，也沒有什麼極端的集體主義理念和極端個人主義理念同時並存的異化現象。

但是，自中國宋朝產生了排異自尊的程朱理學，且中國的科舉在宋朝取消了科學技術行業人才的選拔，僅單取通曉政治大學的進士科以後，中國的社 會文化氛圍便開始全面出現了異化情況！一大批中國的文人在這樣的有嚴重缺陷的科舉制度下，出現了極端利己主義和極端利他主 義同時秉承一身的奇特行為心理現象。

凡是考證過中國歷史文化現象的人都可以發現，中國在科舉昌盛的明清時代存在着許多文化悖論情況，這就是，一邊，科舉本身壓抑和限制了中國的文人種種自由思想和行為，遏制了他們的個性發揮，但與此同時，一些中國文人也在科舉功名制度下變異得十分放肆，他們總是將自己看成為是什麼“文曲星下凡”，本事不大，過場卻不小。比如，明朝時期出現了許多象《儒林外史》中的范進那樣的科舉奴隸和科舉貴人，同時，也出現了許多象將自己終身泡在美色和結社空談之中的各種清高黨徒。這就是說，中國在宋朝以後，中國文人社會中的極端個人功 利 主 義和極 端集體主 義現象，總是扭曲得就象一根“天津大麻花”！

民國時代，中國的許多文人打着旗號要“破舊立新”，要徹底埋葬什麼這個舊文化和創造什麼中國新文化，但是，綜觀他們這些新文化運動健將的一生言行，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這些人其實在自己的一生中並沒有超越出以上所說的中國宋朝以來的扭曲文人現象！這就是，他們依然還是一批將極端利己主義和極端集體主義理念集合於一身的“怪物”！陳獨秀如此，胡適如此，魯迅亦如此……

中國科舉制度造成的這種將極 端個人主義和極端集體主義奇特集合一身的社會文化機制究竟是什麼呢？其實，考證這個問題並不高難，因為，這個問題的本身，就在“科舉取仕” 的本身上。因為，社會文化文明的本性是多元和諧並存的，但是，科舉制度卻總是要根據什麼什麼條件去分出人中的高低來，且以這樣的科舉標準去決定人的社會身份，這樣，當然就背離了人類文明文化多元和諧共存的本質，從而使得處於科舉選拔之中的文人的人性也相應發生了異化，他們在什麼場合都試圖引起別人的注意，這樣，好大喜功，出風頭，重名輕實，炒作做秀，追求極端等一系列扭曲情況也將隨之發生！

早就有社會學家指出，當一個社會的哲學出現了“一與多”的長期糊塗，當一個社會在經濟、文 化、政 治領域裡出現了森嚴等級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已經僵化了，其必然走向衰退！

一個處於自然無為狀態中的人，往往是最容易激發出個人潛能的，也是最具有自我危機意識的人，這樣的無為自然的社會，也必然是個整體能量很大和自我安全意識很強的社會。我這裡舉兩個例子來說說明這個問題，心理學家曾經做過這樣的實驗，他們將一群僅僅能夠爬行的嬰兒放置在一塊大玻璃上，他們在該玻璃下挖了一個深坑，結果實驗發現，這些嬰兒一旦爬到這個深坑前，他（她）們全部自動轉移了自己的爬行路線，因為，只要人的天性不被種種社會理性所壓抑和限制，他（她）們自己往往天生就有一種自我判斷危險和自我保護的知識能力。

而另外一種例子就是，著名乒乓球運動員鄧亞萍在評論外國一些球員之所以經常出現先贏後輸的情況的時候，很幽默的說了一句話，她說，一個真正的競爭者應該是心態自然的，只要當事人一產生要當什麼當什麼的想法，他的動作就會扭曲變形，結果當然就不好。其實，鄧亞萍說的這個道理在戰爭和科技中也是這樣體現的，戰場上，被打死的往往是那些怕死和想當英雄的人；而科技發現和發明，也大多出於那些名利思想很淡泊的人中。

最後，筆者認為，“我想探險”，和“我想讓別人知道我探險”，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理念，過程與結果，自然也是完全不同的！

中國人還是給北大減點壓吧，不要把北大看得如何尊貴，這樣，北大也許就不那麼浮躁了，也許北大人今後也為中國做出更大的貢獻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