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題目：人文主義和科學技術

河海大學教授 陳鋼主講

　　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原本不是這個，我覺得太大了，說起來太麻煩了，便臨時改了這個題目。當我聽說你們公司給你們開這麼一個課程後非常的激動，上一次這樣的課程還是在二十年前，在中國科學院，我被邀請去講課，台下的聽眾40個，幾十個博導和幾個院士，全部都是理工科學科的專家，當時我在台上腿都軟了，不是因為他們的學歷都太高了，而是因為我覺得和他們對話很困難，我若不用自己的語言來和他們溝通，他們就不理解我，我用他們的語言來講，我又講不清楚；當然了，這次我是不會腿軟的了。（大笑）

　　我們想要說的是什麼是人文，我們為什麼要說人文，我想先說說三個人。

　　本人出生於一個標準的理工科世家。父親母親弟弟以及所有的親戚幾乎都是學習理工學科的。爸爸是壩工專家（大笑），人家一聽都會大笑，不是下崗的那個罷工啊，是大壩的壩，他是大壩工程的專家，媽媽是材料力學專家。

　　我想先說說三個人，我的父親，我的舅舅還有我的弟弟。

　　1978年恢復高考，（陳鋼的手機大約是震動了，他說着話，突然欠身從褲子口袋裡掏出手機，略帶歉意的關掉，便放在了桌上）。79年時候我和我弟弟一起參加了高考，弟弟是江蘇省理科總分第一名，各科成績平均94分；我是江蘇省文科第二名，各科成績平均90多分，第一名是大名鼎鼎的童心（我沒有聽清楚，也沒有聽說過這個人，孤陋了），他總分比我高0.5分，我當時對他說，“你太笨啦，你比我大二十多歲，才比我高這麼少麼！”我們兩個成績還是相當的高的哦，當時報考志願都只填了一個，就是北大，當然，都考上了。我讀了經濟系，畢業後，在外地工作了一段時間被拉回了南京，準確的說應該是被拉回了河海大學。在河海大學，有一個理髮店，我們稱之為第一信息中心，這個理髮店歷史可悠久了，從河海大學存在之日似乎就有了，有什麼事情，只要到這個地方，准能得到答案，比計算機還要厲害得多，我就在理髮店聽說了當年的一件事，我父親對我考上了北大一點都不開心，他說陳共麼還不錯，陳鋼那算是什麼東西麼！別人很奇怪的問，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喲？爸爸說，有什麼用，文科！打個比方吧，張春橋和姚文元就是搞文科的（大笑）。

　　父親是個非常優秀的水利專家，葛洲壩，劉家峽，他都是主設計師。壩建在這兒，魚兒能回遊麼，是不是影響地殼，誘發震動，軍事上是否會成為敵人轟炸的目標而導致毀滅性事故，是否會影響旅遊者對這個地方的感觀，父親均不理，而這些卻偏偏是我們在這裡要談到的。父親慣於與水對話，是個水火無情的人，做教授也是一樣，像水一樣，朱教授是父親的學生，若是父親還在世的話，朱教授一定會被氣死的（大笑，還沒有聽完呢就笑出來，由此看出陳鋼的感染力之強），因為父親最喜歡罵人了，罵人是他最大的嗜好了，曾經有個學生用草繩綁行李，父親大罵：放下！怎麼可以這樣麼，這都是國家的財產呀！（又大笑）父親是1984年去世的。追悼會那天，來了五千多人，簽到的本子簽了九本，我估計還有人漏簽，我們有句俗話，叫蓋棺定論。他死的時候，很多人說，他還是不錯的，很多人都在哭，父親一生沒有用過空調，冰箱彩電都是特別的仔細，愛護得不得了，我最後悔的是沒有向父親多灌輸一些人文思想，那樣大壩會建的更加美觀實用。

　　我還要說的一個人是我舅舅，林群。他是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所所長，數學研究院的副院長，與陳景潤是一生的至交，還是一輩子的鄰居，他們的門牌號只隔三個，他們曾經在廈門大學教室，跪在地板上發誓一輩子不結婚，不過這兩個傢伙後來都反悔了，分別在43歲和44歲的時候結婚了（大笑）。每天下午4:30的時候陳景潤就下樓來找林群，很粗魯的砸門，聽起來肯定不是用手，開開門一看，是羽毛球拍。我說幹什麼，就說5:15是我倆打羽毛球的時間。他們兩個打羽毛球，陳景潤就從這邊啪的把球打過去，那邊林群呢，就高抬着他的拍子揮啊揮的，他知道他打不到球的，所以也不接，就這麼揮拍子，陳景潤就這麼在打過去。我說你們兩個不要打了好啊，這叫什麼打球呀，林群說我們打的時間短麼，才打了兩年多（大笑），你看我們數學都研究了幾十年了呀，怎麼能比的呢！

　　林群早期做的FF分析（不懂，也沒有聽清楚），還有迭代近似解的解法，他當時已經是三十多個學院的兼職教授了。他的迭代近似解法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解法，因此而一下子成名，那時候他三十多歲。我們問他迭代的意義，他說，我也不知道，沒什麼意義，我想唯一的意義其實就是向外國人證明中國人的腦筋也很聰明（大笑）。80年代中期他的外攤技術是他被外國學術界稱為外灘技術創始人。父親建大壩，大壩內要澆鑄進一個____，監視系統，將需要的數據回傳給主控台，這裡又一個精度問題，精度低了不成，太高了成本又太高，各國對此技術都已經無法進步了。他的方法可以將節點減少100 倍，而計算精度保持不變。也就是說節點保持不便，計算精度提高了100倍。有人評價，林先生將暗淡的外灘技術領域搞的一片光明。

　　北大的陳家爾曾經邀請27位校外院士來講座，一次，陳家爾指着窗外的一排平房說，真正的精英就在這裡。他的這句話對我們震動很大。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熟知的燕南園，這個地方住的幾乎全是人文方面的專家，只有一個例外，周培元，住在這裡。（這裡面還有個故事，待會兒告訴大家）很早就知道，這裡是北大的聖地，一大批影響中國以至世界的人都是在這裡，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最好的校長，季羨林、馬寅初，和其他的科學家們比，責任感不同，胸懷不同。林群只對數字負責，父親只對鋼筋、混凝土負責，而他們要對社會負責，對未來負責。林群說，我們不如他們。

　　說說我的弟弟吧。我的弟弟原本叫做陳與林，我呢，則叫做陳和林，一看就知道，我媽媽姓林，我和弟弟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爸爸和媽媽。那時候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一聽，什麼？爸爸和媽媽，大罵：肉麻！小資產階級情調！當即把父親押回了牛棚。父親想了很久，覺得很對，小資產階級是什麼，就是纏綿，就是不革命，革命性不徹底，有問題就改，那就改個硬的！父親在紙上寫了許多硬的，有的還真硬，如陳金剛石什麼的，可是也不好聽呀，就叫了鋼，很簡單，給弟弟的名字很革命，也很特別，我很佩服老爸，就一個字，共！

　　陳共和我一起高考，大家一致認為他應該學數學，父親學了水利學是因為家裡窮。在高考物理考試的時候，陳共看到一題，他說明明沒有解麼，便刷刷的寫上了如果加上某個條件，則解為。。。閱卷老師一看很緊張，也沒有仔細看，便交到張文豫手上。張文豫一看，就有一通電話打到了父親的辦公室，說我看了您兒子的試卷，我們誠心的邀請他來中科大近代物理學系學習物理。於是，弟弟就去了，他用了一年零九個月完成了本科課程，又用了一年半讀完了博士，他就整天沒事幹了。一次楊振寧來給教授們講課，他見了，也坐到教室最後面聽起來。楊振寧講着講着，突然看到一條又細又長的胳膊高高的舉在半空中，就是我弟弟。我弟弟小時候的了軟骨病，後來拼命的給他補鈣，大概是有點補過了，成了鈣沉澱。他說，我認為你是錯的。楊振寧說，好，你來講講。陳共就上去把楊在黑板上的筆記先擦了個乾乾淨淨，也用英語講了一通，講的對不對我也不知道，我想，他那時候那麼小，只有十幾歲不到二十，怎麼說楊振寧也不太可能被他找到錯誤吧（大笑），不過楊振寧下課後對校長說，這個教授很年輕麼。校長說，他不是教授，他是我的一個很不錯的學生。於是，楊振寧將他帶到了美國，在之後的12天內就辦好了一切手續，走了。跟着楊振寧讀了物理系，讀完了，楊振寧說你這麼聰明，只讀物理可惜了，建議你去學醫，陳共搖頭，我怕血。沒想到，半年後，陳共考上了哈佛大學，讀了4年，取得了法學博士。幫柯達打了一場官司，使得柯達少損失了8億美金，一下子成名，進入了Intel公司，做首席律師。陳共1961年出生，沒有談過戀愛，條件蠻不錯的人，1.91米的個頭，我都搞不過他了，原來我只用兩個指頭就能把他釘在牆上（大笑），他說，競爭太激烈了。回南京的幾天，電話打了46個小時，AT&T公司竟然打來電話，告訴陳共懷疑有人盜用陳先生的賬號。陳共說，不錯，我們是很忙，不過還有一個原因，我是要給他們一個印象，離開我不行！讀了兩個博士，經歷了兩種科學的薰陶，理科要求收斂，深，專，文科正好相反，譬如做律師，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不同的。陳共說，我也認為自己的思維方式很優秀，受了兩種影響麼。

　　我也有我的諮詢公司，我們不作技術的，大多數人都是文科出身。

　　有一本很不錯的書《兩種文化》，一種是科學文化，一種就是人文文化。人文文化，百年前就有人研究過了，不過不是中國來的，是外來的，有人說中國歷史上什麼什麼就是人文，我認為很牽強。

　　我高考報志願的時候，因為我的分數很高，幾乎是哪裡都可以去的。我要報復旦大學的新聞系，父親不同意；好，那就中山大學的歷史系考古學，我一看到這個就想到了掘墓，很是興奮，至今朋友還會打電話來說哪裡有挖墓啦，還是不同意；那就學中文好啦，父親又不同意，我說那好，你選好啦，父親翻了半天，突然眼睛一亮，哇，這個好這個好，有高等數學，物理學，數值分析一大堆，我一看，北京大學經濟系，於是我就學了經濟。

　　我覺得北大的人文氛圍很不同的，理工科學生也會受到較之其他院校更多的人文薰陶。末代的儒家梁漱敏，一次在北大校園裡碰到了蔡元培，就和蔡攀談起來，於是，蔡就說，你應該來北大，梁漱敏說好。北大是自己考試的，半年一次，一年半後，蔡還惦記着梁漱敏，就跑到教務處問有沒有他，教務說，有到是有，就是成績不行（大笑），蔡站在門口想了想，說他要是再來，你告訴他，他考不上就不要考算了，來北大作教授吧（大笑），梁漱敏就真的來了北大。11個月後他就出了一本書，《論東西方的文化及其哲學》，一夜之間成了北大的大家。後來有人說是假的，梁漱敏考到的。我們就想，為什麼又那麼多人都相信了，如果是河海大學說，陳鋼，你考不上就來做教授吧，沒有人會相信的，北大就是有這樣的人文背景！陳岱蓀，北大經濟系主任，我的老師，與周培元在英國劍橋留學的時候，兩個人談戀愛談到了一個人身上，談出了個三角！約定兩個人選擇一天同一時刻作博士論文，誰先完成，誰先去找女孩子。大概經濟學比較好寫，陳先生先出來了四十多分鐘，他貪杯貪煙，跑去喝酒了，喝到一半突然想起來早上的約定，撒腿就跑，到了女孩子樓下，看到了周培元的自行車，倒在地上，看來周培元好心急的，陳便掉頭走了。陳後來一生無婚，100年的單身呀，從此，周培元家裡就像多了個人似的，逢年過節必是會到周家探望。周培元之所以住在燕南元也就是為了和陳作鄰居，方便喊他吃飯。

　　現在我們講講什麼叫做人文主義。準確的說，人文主義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有些人拿一些中國的歷史來說是我們最早產生了人文主義我覺得很沒有意思。雖然如此，還是讓我們先回頭看看中國歷史，看自己的人文主義吧。

　　在漢語中，“人文”與“天文”相對。人文是別於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人與社會的事物，核心是貫穿在人的思維言行中的信仰、理想、價值、人格和審美情趣，人文的核心就是人們常說的“人文精神”，是人文的精髓。

　　孔子辦學首先就是兩個條件：有強烈的求知慾、有持久的刻苦精神。富人的孩子上學要交雙倍的學費，窮人的孩子上學就可以免費了。這個辦學的過程首先就展示了人文的核心。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西方的人文主義產生過程。西方思想的三種模式：1。超越宇宙的模式，以上帝為重心（宗教）2。人文主義的模式，以人為重心3。科學模式，以自然和技術為焦點

　　要研究西方，研究美國，首先就要研究基督教，要讀聖經！基督教是世界上影響最深遠的東西，任何思想似乎都有壽終正寢的日子，基督教則未必。我曾經寫過一本書，《聖經和現代企業管理》，從聖經中能夠得到很多啟發。在扉頁上有一句話，就是聖經第__頁：你想別人怎樣對待你，你首先就要怎樣對待別人。

　　還要向大家推薦一本書，《科學界的精英》。一位女科學家的作品。寫的是關於361位美國諾貝爾獲得者。他們全都是自然科學家，書中提到了他們的血統、出身、童年、師傅（很多諾貝爾獲得者的師傅也恰是獲得諾貝爾獎）、宗教背景等。在他們中，有着比例更高的基督教信徒和猶太信徒。有人懷疑在基督教中有一種非常有益於科學的東西。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反對神權、以人為本成為至高，當時著名的人物有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等。那個時代的主題是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將人提高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將關心人的思想稱為人文主義。一本比較可讀的書是《鄰家的百萬富翁》，和《科學界的精英》一起讀是非常好的。

　　到了十九世紀，人們發現，和基督教想比較，人是那麼的微不足道。昨天，從電視中聽到（我們這種人從來不看電視，聽電視，不斷的聽着音樂，我們的生活中不能沒有聲音）棋手卡斯帕羅腐敗於深藍，大家齊聲大罵。後來想，這並不說明人輸掉了尊嚴，深藍機器本身就是人的尊嚴！

　　真正的人文學者其實都是搞自然科學的。反納粹要納粹來反，反共產要共產來反，人文主義是自然科學者在拼命的叫要搞人文。

　　我們的專業，關鍵是“眾說紛紜”。勾股定理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有寬容，可以找到反例，但，是少數就行。而經濟學家對經濟的定義都不同了。

　　人文科學叫“唯人論”，研究人做一切事情最終目的是什麼，如克隆為了什麼，免於生育之苦？滿街一樣的人，什麼心情？人間最大的樂趣就在於差異，沒有差異的年代我們經歷過，那是一種切膚之痛，好沒意思的。

　　還有套用物理學名詞，“人學”。湯大佐，喜歡旅遊，與人對話。與湯因比的對話集通篇是這個思想，後來有了《我的人學》。

　　說起我的母親，她就認為女孩子就要按部就班，男孩子就要重重殺殺。我的兩個小孩，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同樣大，女孩子就規矩的上學的，男孩子就跳了很多級，12歲已經要中考了。我就不同意母親的教育思想，經常和她辯論教育問題，沒有用。兒子考試完了想和朋友開車出去玩玩，母親卻說，我給你準備了20道化學題，30道數學題，你怎麼可以出去玩呢。我就說，你一點兒人文主義都沒有。生活為了尊嚴，自由，幸福，而技術越高超，這些就離人越遠了。

　　日本曾經有的一種仿真機器人，極其逼真，放在商場門口做着標準的手勢，鞠躬，微笑，還有說着“歡迎光臨”，所有所有都完全一樣的。開始的時候人們覺得非常好，似乎受到了很好的服務，後來便覺得沒意思了，於是它們被拿掉了。相對應的，鄭州亞細亞，倒閉之前去過一次，在每個電梯拐彎處都有一個台子，上面站着一個“很逼真的”活人，卻和機器人一樣，一動不動，我很不喜歡。這些人如果在商場內流動，做做導購，不是更好麼？他們就不知道顧客來商場是做什麼來的！

　　提起《TIME》大概諸位都知道的吧，是美國最著名的時事雜誌。不知道有沒有人讀《三聯生活周刊》，雖說是周刊，其實是半月刊。它被稱為“中國的TIME”。建議大家讀一讀。

　　。。。。。。人類和將近三千萬種生物共同分享這個星球，我們曉得自己有生存的權利，也應該曉得蚊子同樣有這個權力，就連艾滋病也有它存在的理由。人們應該把人類放在人的位置上，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極至。

　　詩人是感性的人文學者，譬如盧梭；科學家則是理性的，像德國的海德格爾，他們是哲學家。技術過頭，不要人文，就會導致生態失衡，政治自殺，最嚴重的是產生形而上學的意識，認為只要有困難就有我們技術在，這只會是一種破壞。

　　人文精神：

　　第一階段：人文主義從封建和宗教的重壓下解放了人的科學技術。1982年，陳共和楊振寧參加全世界物理學年會，第二個發言的是保羅二世，當時的教皇，他說，曾經，教會給科學帶來諸多阻礙，在此我深深的道歉。在今後的歲月里，我本人表示會盡最大努力，支持科學，達到一個境界：宗教和科學“相得益彰”！此時，台下所有人起立鼓掌五分鐘。

　　科學是人無可奈何的產物。科學之刀將世界切成了許多塊。做科學的人，都是在做“抽象”研究，在社會上是找不到純粹的某個問題的。真正的大師肯定不會是局限於一個學科的，而要了解學科之間的關聯，各個學科內部肯定有聯繫。科學的短處就是將世界割裂了。有人說，醫學越來越深刻，卻越來越不合理了。你肚子痛去看醫生，他只會把你看作一副大腸加肚子，別以為他還當你是個人呢。在醫生面前，人只是割裂了的人。有一個有名的醫生，他一生鑽研人的四分之一心臟，如果你去找他看心臟病，他還會讓你去找其他的醫生，並對你說，我只負責這部分。

　　醫學是從1937年才有的，那個時候人類發現了磺胺類藥物，而以往則都是安慰劑。醫生給你看病，辦法多是諸如“心貼心的長談”，諸如撫摸，病人要躺着，這些都是一種安慰，現在的醫生有了藥物了，可以真正的治療疾病了，可是卻忽略了他們應該做的，醫生不是技術動物，而應該是心靈動物。

　　我每年都要高燒一次，朋友都說，好啊，發燒可以把你體內的毒素排出去，你以後就堅持高燒吧（大笑）。去年的時候，我照例是高燒了，就去了醫院，以為非常溫柔儒雅的女醫生接待了我，給我開了藥，後來我一直都不好，又去找這個醫生。醫生說，你拿來藥方我看。我給她，她看了看，笑着說，哦棗原來是這個樣子哦。我忙問，什麼樣子？她便很有些不好意思的說，我忘了加上退燒要啦！又給我掛水，比以往給我多掛了四天，都是讓她給氣的。後來再去找她，她再也沒有露過面了。

　　許杏虎犧牲了，舉國上下都是非常的憤怒。這就體現了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當時我在河海大學的課堂上就是這麼說的。學生們聽了都很不服氣。我並不是說出了這種是我們中國人還要涵養，要忍耐。前一陣有一個人死了，是非常令人悲痛的，我就看有多少人有反應，結果呢，河海大學裡面似乎沒有人知道似的，靜悄悄的。可是與此同時，北大裡面，學生自發組織，有很多條幅，表達了學生們的心情。這個人就是錢鍾書，這樣的大家去世了，河海大學卻沒有反應。所以當人群紀念許杏虎的時候，北大的學生和河海大學的學生的心情肯定是不同的，這就是氛圍、層次的不同了。

　　宗教的長處就是重視“心態”。說一個例子吧。雲門和尚曾經問了一個問題：那個四季最好？學生們都搖頭說不知道。雲門很生氣，吟道：夏有涼風冬有雪，春有百花秋有月；若是無事掛心頭，季季都是好時節。所以說，做任何事情都是反應了自身的心態。韓國第三大企業三美破產，老闆翻報紙，找招聘信息，最後應聘到一家酒店做服務員，每天早上，51歲的老人，都要站着聽30歲主管的訓話，還要端着盤子上菜。要是我呢，要是河海大學不要我了，要是我的公司也破產了，我怎麼辦，我肯定會抱着校長從大廈上面跳下去的，真的，我受不了。

　　宗教還交我們看世界想問題的方法。淨空法師大家知道麼，國民黨不歡迎他，大陸也不歡迎他。那次來上海，他說給母親奔喪，政府勉強同意了。在上海講課時候，學生課間問他，小時候的豬肉為什麼河現在的豬肉的味道不同(大笑）？淨空面無表情，搖搖頭，說豬肉的味道我不知道棗但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卻知道。以前養豬是放養，豬自己到外面去找食物。公豬和母豬結伴同行，找的辛苦，可心情也愉快呀。這也算是花錢月下了。後來呢，是圈養，三室一廳，也還算舒適了。現在呢，現代化養豬槽裡面，豬動也不要動一下，站起來張開嘴就有吃的，累了，腿一軟就坐下了睡，想動也不行呀，左右都是豬。囚徒一樣的日子，心情能好麼，心情不好，肉的味道能好麼！

　　經濟學家定義：犯罪（非衝動性的）就是為了利益；所以減少犯罪就要減少利潤，就要增加犯罪的成本（大笑）。美國的罪犯的犯罪成本就很高，又要有語言訓練，財務訓練，體質訓練，電腦訓練，等等，成本是非常高的。美國的警察很厲害，因為他們的罪犯素質高呀；中國就一個農民偷了東西，要那麼多警察，花那麼多時間才抓到，不同的。

　　社會學家不同意了：家庭成員有人有犯罪前科，或是家庭不合（比家庭離異還糟糕），以及家庭成員文化程度普遍偏低，都是造成犯罪的原因。那麼，犯罪的根本問題就是環境問題了。於是，就要政府改善環境，要修建市民廣場，組織老年DISCO，辦英語角，要普及教育，多讀書。

　　他們的說法其實都對，只不過都是從自身的角度去看問題的。學科的思維就是這樣的，很精緻，品質很高，就好像一個精緻的房梁；而宗教的思維則是相對粗糙的了，也許不牢固，但畢竟是完整的，好像一間簡陋的草屋。學科是注重收斂、深刻、專一的，宗教則注重寬泛、逼近現實。我們完全可以吸取兩種思維的長處。

　　著名的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在一次課堂上，宣布每個學生的考試成績，念完之後補充道，每個白人加十分，每個黑人減十分。此時，每個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學生和家長都非常震驚。一個黑人孩子起來質問他，他就撿起一支粉筆扔了過去，於是，教室裡面馬上就混亂起來，學生們瘋狂的打了起來。突然，馬丁跳到桌子上，高舉手臂，喊道“Stop!”。教室中頓時靜了下來。他緩緩的說道：現在大家都看到了，四十年前，美國就是這個樣子。

　　Intel總裁格羅夫寫過一本書《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他的一句話很有名：大企業做人，小企業做事。陳共在Intel是首席律師，他的辦公室非常豪華，有幾百平方米，幾十部電話。再看格羅夫的辦公室，不用說，也非常的大，但是，裡面卻用隔板，就像你們公司的一樣的那種隔板，隔出了很多格子，格羅夫就做在最後面的一個格子裡面。他說我沒有什麼可以隱瞞的，技術人員要保密，我沒有什麼可保密的。

　　我的兒子非常酷，有一次陳共從美國來電話，兒子就問，叔叔，聽說你修的了兩個博士學位？陳共說，是的。兒子又問：並且還都是名人名校的？陳共說是。兒子又問，你是不是很得意呢？陳共回答，有一點點啦。兒子說，你知不知道，胡適如何呢？陳共說不知道。兒子便接着說，胡適博士頭銜有37個。然後，兒子就把電話交給了我，說，爸爸，你說吧，他現在已經沒話講啦（大笑）。我說你怎麼知道的呢，他說，我在你床頭的書上面看到的，覺得很有趣。還有一次，老師和我講，你們兒子的作文不行啊，以後得好好跟他說說。我看了看兒子的作文，題目是《我印象最深的棗》，兒子寫的是一則故事，一則曾子為了不違背妻子對兒子的諾言，將家中唯一的大母豬殺掉了的故事，妻子知道了，和曾子吵架，曾子說，做人要講信用，對兒子都不講信用，兒子長大了又怎麼會是一個講信用的人呢。我說寫的蠻好的呀，老師說，他寫的作文太怪了，老師都看不懂，不會給高分的。我聽了覺得非常詫異，這麼簡單又寓意好的的故事，老師竟然說看不懂！曾子的這種意識體現了人文素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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