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商務資訊網記者張煒天柏克利採訪報道】在美國學術界，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城市區域規劃系（City & Region Planning）的薩克瑟尼安（AnnaLee Saxenian）教授是高科技區域開發領域的着名學者。她的專着《區域優勢》（《Regional Advantage》）1994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獲全美出版商協會（AAP）頒發的最佳學術專着獎。這本專門分析和研究硅谷的文化及競爭環境的書，被翻譯為中文，先後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發行，在兩岸學術界產生過一定的影響。近年來，薩克瑟尼安教授的重點研究課題之一是亞洲新移民與硅谷高科技行業的關係，並成為這個領域公認的權威。她在1999年發表的長篇研究報告《硅谷的新移民企業家》（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應該稱得上是“及時雨”--恰好趕在高科技人才的H1-B工作簽證數量日益緊缺問題引發激烈爭議的敏感時刻，因而立即得到美國政、學兩界的關注。這份研究報告，是為在朝野兩方面都頗具影響力的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PPIC）所做的一個項目，加上報告的內容詳實而且有說服力，因此文中的一些統計數據和主要觀點也被政治家、亞裔社會活動家、經濟學者和全國各地報章雜誌所廣泛引用。

這份研究報告的核心觀點是：以華人和印度人為主體的新移民，在硅谷高科技專業人員中占了非常高的比重，成為當地高科技產業不可或缺的主力，而且新移民近年來也逐漸成為硅谷創業活動的主要角色，為當地增加了許多工作機會，表現極為出色。從更廣泛的視角看，硅谷新移民不但對當地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也成為美國與其母國之間的橋梁，對美國貿易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大局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有鑑於此，美國聯邦政府和各級地方當局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應該將這種現實情況作為一個重要的依據。

有專家認為，由民間智囊團體推出的這份研究報告，已經影響到美國輿論對亞裔新移民的看法，並可能對聯邦行政當局和國會今後增加H1-B簽證數量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從而進一步加強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爭奪人才的能力。對於在硅谷工作和創業的亞裔高科技人士而言，這份研究報告的結論也具有改善形象的正面意義。

以下是記者在薩克瑟尼安教授在柏克利大學辦公室中的採訪紀要。

記者：在我們e21times，有三位你們柏克利的畢業生：總編輯是MBA，兩位英文編輯分別是歷史系的博士和新聞系的碩士。應該說，柏克利和我們網站挺有緣份。請介紹一下你的教育和學術研究背景。

薩克瑟尼安：我在Williams College獲經濟學學士，然後在柏克利大學得到城市區域規劃學碩士（M·C·P），從麻省理工學院（MIT）獲政治學博士後就來到柏克利教書。

記者：你的《區域優勢》一書的中譯本使你在兩岸學術界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不知道這本書的中譯本發行數量有多少？

薩克瑟尼安：大陸的中譯本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經辦的，發行數量很小。台灣譯本的數量要多一些。

記者：你寫《硅谷的新移民企業家》，大約花了多少時間？

薩克瑟尼安：我的採訪和寫作從1998年開始，到99年完稿，跨了兩年。除了採訪各類人之外，我還參加了許多個硅谷亞裔企業家組織和協會的會議，目的是從社會團體功能的角度來觀察亞裔新移民在硅谷的工作和創業活動方式。在硅谷，我訪問了100多位工程師、企業家、投資人和政策制定者，進行了一系列深度採訪。我還專程到北京、台灣和印度做過研究調查，訪問了60多位當地的政界和經濟界的代表人物。到台灣的次數比較多一些。北京是去年4月去的。不過，我在1977年就第一次訪問過中國大陸，當時我正好在香港教英文，曾到北京和上海去過。

記者：你在這份報告中引用的許多統計數據，都是199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資料。經過最近10年來的變遷，硅谷新移民的人口以及其他狀況肯定都有了非常大的變動。我們是否能夠比較準備地掌握目前到底有多少華人在硅谷高科技領域工作一類的重要數據？

薩克瑟尼安：我在撰寫《硅谷的新移民企業家》這份長篇研究報告時，首先要用國家人口統計局的公開資料來做分析，這是最權威的數據。但是，美國的人口普查是每隔10年進行一次。今年要做一次全國普查，但最終的統計和分析都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估計我們最快也要等到明、後年才能看到。此外，我也使用了專門訂製的數據庫，因此有些最新的數據是1998年的。

目前有多少華人在硅谷高科技行業中工作，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首先就會涉及如何定義高科技行業和高科技專業人才。當然，最困難的是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國家人口統計局的普查資料。另外，也存在着如何界定硅谷範圍的問題。（註：薩克瑟尼安在《硅谷的新移民企業家》研究報告的附錄中詳細說明了“硅谷”的範圍：Santa Clara County全郡。Alameda郡的Fremont、Union City及Newark三市的5個郵政編碼區。San Mateo郡北至Foster City南至East Palo Alto等8市的15個郵政編碼區以及Santa Cruz郡Scotte Valley市的2個郵政編碼區。）我估計，現在硅谷高科技領域的雇員總數大約在35萬，如果把舊金山灣區其他一些地方也算進來，總人數可能達到50萬左右。在這些人中，現在到底有多少華人，還不清楚，只能等人口普查報告。

我在研究報告中引用了上次的普查數據。1990年的人口普查結果是，當時在硅谷高科技業工作的員工總數大約20萬人，移民占三分之一左右。科學家和工程師有五萬多人，移民也占三分之一，其中亞裔新移民有一萬兩千多人，占了三分之二。在亞裔科學家和工程師中，華人占了一半，印度人約四分之一。

記者：你為什麼會對以華人和印度人為主體的硅谷新移民發生如此強烈的興趣？

薩克瑟尼安：我從20年前開始研究硅谷的區域性經濟發展問題。《區域優勢》那本書，主要是講硅谷的競爭力和企業文化等問題。在研究過程中，我越來越感覺到新移民對硅谷高科技產業的重要性。正如我在文中引用的那個流傳很廣的笑話：硅谷是IC建立起來的。I是Indian，印度人。C是Chinese，中國人。實際上，誰也無法否認這個現實--如果沒有華人和印度人為主的這批受過良好教育、並具有高度聰明才智的新移民，就不會有今天的硅谷。進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二十一世紀之後，新移民對硅谷和美國經濟的影響力將遠遠超出國界。從學術角度看，研究硅谷新移民這個課題不但有歷史價值，也有現實價值。各種統計數據顯示：華人和印度人不但在硅谷新移民中占據了最大的份額，他們的創業活動也是最積極、最有成效的。

記者：你覺得硅谷華人和印度人有什麼差別？

薩克瑟尼安：印度人與中國人的差別首先是語言。印度知識份子從小就接受英語教育，在這方面比華人更有優勢。另外，印度長期是英國殖民地，儘管英國人已經在二戰以後撤離了印度，但印度與西方的聯繫還是更緊密一些。相比之下，中國與外部世界隔離的時間太長久了，因此華人對市場，特別是國際市場的熟悉程度一般要比印度人差一些。在硅谷，似乎印度人的創業方向多集中在軟件方面，這跟語言有一定關聯。硅谷華人更傾向於創立IT行業的公司。不過，最近幾年以來，華人也開始打入軟件領域，如BroadVision的陳丕宏和AboveNet的段曉雷就是很傑出的例子。

記者：我看到有統計數字顯示，最近兩年印度人拿到美國H1-B簽證的數量比華人要多。這是否意味着印度人進入美國高科技業的人數有超過華人的趨勢？

薩克瑟尼安：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華人是最早進入硅谷高科技行業的移民，在人數上也一直保持領先地位。（註：《硅谷的新移民企業家》中詳細介紹了華人移民硅谷的歷史沿革。1965年，美國通過了取締嚴厲限制亞裔移民的哈特--錫拉法案，台灣立即掀起了留學美國和高科技人才移民美國的大浪潮。1966年，從台灣移民美國的高科技人才從前一年的47人猛增到1，321人。接下來，在60年代後半部和整個70、80年代，來自台灣的新移民一直在進入美國的高科技人才中占據統治地位。）最近幾年進入美國的印度人高科技人才有上漲的趨勢，但不一定會超過華人。因為早期華人新移民的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比例非常高，進入高科技行業的人數也相當多，而作為美國公民的第二代華人可以直接進入勞務市場，根本用不着申請H1-B簽證。從90年代起，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紛紛進入美國高科技勞務市場，湧進硅谷的人也非常多。只有這一類華人是需要H1-B簽證的。

記者：你接觸過許多來自兩岸的硅谷新移民企業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你覺得他們之間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薩克瑟尼安：我想你們都能夠立即斷定一個硅谷華人是從台灣來的還是從大陸來的吧，因為你們可以從衣着、口音和舉止等非常細微的地方形成一種類似直覺的判斷。兩岸因為歷史的關係隔絕了很久，兩邊的社會制度、經濟環境都不一樣，因此兩岸的華人在氣質上有一些區別應該是正常的。美國的西部人和東部人，南方人與北方人也是有差別的。

硅谷的亞裔在社會團體組織、人際關係網、資本和技術的交流協作等領域都有一種自成體系的傾向，跟主流社會有距離。硅谷高科技領域的華人成立了許多社會團體和組織。但根據我的觀察，來自兩岸的硅谷華人大致上分成兩個大的社會網絡，而且基本上處於彼此不相往來的狀態。不排除有個別人或個別公司，能超越兩岸的政治分歧和文化差異，相互間保持融洽的合作關係。但硅谷華人群體中根據地域劃分出來的這兩大社會網絡，卻很明顯地互不了解。我在兩岸採訪時也發現，雙方的誤解是很深的。兩岸政治上的對立當然會產生影響，有時也會使在美國的華人處於比較為難的境地。中國大陸在最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變化非常快。我最近到大陸訪問時感到非常吃驚，因為跟20年前相比，簡直是兩個世界。希望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雙方的矛盾能有所化解，這對雙方都有好處。

從個人氣質的角度看，來自台灣的硅谷企業家在美國時間比較長，創業時間也比較久，跟美國社會的接觸更廣更深一些，積累了很多商業和社會關係，因而他們就顯得更自信一些。從大陸來的硅谷企業家們到美國的時間較短，年紀比較輕，在語言上還不太流利，也缺乏經驗，因此他們在語言表達方面還有待提高，一些人目前還顯得不是很自信。此外，大陸背景的創業者因為年齡比較小，冒險精神也就比較強一些，求成功的動力也比較強一些。不過，我認為這些問題都和在硅谷呆的時間長短有關係，再過10到15年，兩岸華人在外表和氣質上都會更加靠近，甚至可能會達到很難加以區分的地步。

記者：最近一年多，在硅谷創業的大陸人很活躍，已經有一些公司成功上市了。你認為他們在硅谷的發展機會比起從台灣來的先行者們怎麼樣？

薩克瑟尼安：我覺得，從大陸來的新一代創業者的機會可能要更好一些。首先這和硅谷的整體環境有關，比如現在這裡的風險資金就非常充裕，這是早期創業的硅谷創業家們無法相比的。此外，大陸經濟現在也發展到一定程度，市場經濟的體制也大體上形成了，加上中美兩國的貿易關係越來越密切，這些條件都可能為新一代大陸背景的硅谷企業家提供更多的機會。

記者：在撰寫《硅谷的新移民企業家》的過程中，你已經跟硅谷華人企業界和兩岸許多政、經人物建立了關係。你今後是否會在這個領域中進行其他項目的研究？

薩克瑟尼安：經濟與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以硅谷的華人企業家群體來說，他們的公司在美國，但許多企業在海峽兩岸有重大的生意來往，與當地經濟界和政界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我覺得，在硅谷的華人企業家的身份，有非常特殊的地方。今後，我有可能對來自海峽兩岸的硅谷華人企業家網絡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試圖發掘出這個群體對中、美、台三角關係的潛在影響力。這將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