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80年代，他們作為中國最優秀的一批人才湧出國門，這在當時被很多人痛心疾首地稱為是一次人才的大流失。但現在看來，壞事仿佛變成了好事，這些鍍了金的“鳳凰”們又紛紛“展翅東南飛”，回到中關村來創業。據了解，去年1～11月，僅到中關村科技園區留學人員創業服務部諮詢回國創業有關情況的就達到4360人。那麼，中關村政府為吸引留學人員回國創業所實施的一系列優惠政策，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這些“海歸派”的眼裡，北京的中關村同美國的硅谷相比，差距到底在哪裡？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千里迢迢回國創業，萬一失敗，豈不是雞飛蛋打，他們將怎樣面對？

規則和人情：理念的天平應該傾斜在哪一方

“在國外，做事情相對簡單一些，因為無論工作還是生活，‘按規則辦事"已經作為一種理念深深滲透在西方人的思維中，”北京捷通軟件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張連毅是1998年從美國回到中關村創業的人之一，他頭髮略顯凌亂，臉瘦削，衣着很隨意，但在談話時炯炯的目光卻顯示出一個優秀企業家的果斷和智慧，“中國則不同，是一個非常講究人情的國家，這裡就蘊藏了很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但是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逐漸向國際靠攏，尤其是在加入世貿組織後，‘大眾化的規則’這個詞在國內各行業中就變得頗為流行。國內也開始講規則了。”

在創業的過程中，張連毅感到，我們的社會仍然處於一種規則與人情相互混雜又相互矛盾的狀態中。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西化教育的他，也曾和一起回國的同行們激進地提倡完全擯除‘人情"，只剩‘規則"。但是，很快他們就發現，在經過漫長的五千年的發展過程，這種人文觀念早就鏤骨銘心地混入國人的骨骼和血液中，如影隨行。要想改變，那一定是傷筋動骨的。所以在很多事情面前，他，他們，不得不重新思索，將人情味兒剔除得一乾二淨，然而一切就都OK了嗎？也許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會適得其反。

張連毅認為，中國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在人情和規則之間找到一條符合自己實際的道路，而不是非此即彼。因為在美國的“規則”里早已經融合了美國本土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規則”背後更多的是西方人的觀念、道德水準以及他們獨有的文化和歷史沉澱等等。

張連益對“規則”和“人情”的感觸幾乎是所有歸國創業人員的共同感受，國人對“人情”的態度幾近麻木，而那些接觸了中外兩種文化的人才有可能對此進行詰問。國外一些大學中甚至已經開設了一門課程：Kuanxi Knowledge，主要內容就是研究中國人“人情”的“關係學”。

人才＋理財=發財

中國對人才的重視，古已有之，“禮賢下士”、“三顧茅廬”、“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此種事例數不勝數。但在21世紀的今天，傳統的人才管理方式已經同國外有一定差距。去年從美國回到中關村創辦企業的北京藍德世通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總裁鄧孝賢對此頗有看法。

雪白的襯衫，考究的領帶，洋味兒十足的吊帶褲，鄧孝賢完全是人們心目中典型的資本家的形象。他認為，在很多時候，思維方式幾乎決定一切。“僅僅少數優秀人才對於社會的發展只是杯水車薪，我們需要的是整整一代高素質的科技人才，而我們現在所欠缺的就是對整體人才的培養、組織、管理和運用；同美國相比，他們對人才的管理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來進行的，更注重對整體人群素質的提升。”

人才，是企業發展的靈魂，那麼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經營的側重點應該放在哪裡？

在國內，眾所周知，銀行和投資者往往看重的是企業擁有多少地產和固定資產，所以國內的一些企業，往往是先花幾千萬元圈地，然後再按部就班地蓋辦公樓或廠房，這樣就極有可能造成生產資料的閒置，不能很快投入生產運作並在其中創造價值。

在美國也有企業的鄧孝賢說，國外的狀況是：租賃政府根據企業不同的發展需要所提供的不同面積的廉價廠房，這樣公司就可以將有限的資金集中投入到市場開發當中去。所以，在西方一個成功公司的價值，更多的是指它擁有成熟的市場、良好的業績和信譽程度以及知識產權、實際的營業能力等等一些無形資產。也許廠房都是租來的，但卻擁有固定的經銷商網絡，或者是某種含金量較高的產品，資金可以得到最大效率的利用。

鄧孝賢的辦公桌上，很醒目地擺着一個像架，上面是他的太太和一雙兒女。“他們在美國，衣食無憂，很多國內的朋友認為我賺錢很容易，我覺得關鍵是怎樣去思考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可以很明了地區分中西方在投資方面的不同思維方式。比如一套50萬元的房子，很多中國人往往認為貸款買房是不合算的，因為在全部還完貸款後，可能會多花幾十萬元。其實，按照西方成熟的投資思維來看，一次付清50萬元只是住了一套房子，但如果首付10萬元，可以分期付款先買下4套，這樣就還剩餘10萬元，自己住一套，其他的出租，用房客的房租來支付分期付款的錢。5年或10年後，房價肯定會升高，賣掉其餘三套房後，不僅自己手裡有了一套房，還得到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的收入。

中關村離硅谷有多遠

曾經在加利弗尼亞拿學位的張連毅談到硅谷在他心目中的印象時，說：“硅谷的誕生有很多因素，不是把一些優秀人才、高科技企業集中起來就可以完成的。它依託在美國這樣一個世界市場的中心，創造的技術和產品可以迅速在美國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為全世界創造價值和利潤，推動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拋開眾所周知的原因，北加州氣候宜人，是移民聚集的地方，這群人更具有開拓、冒險和創新的精神。簡單地說，硅谷不是蓋出來的，它的產生自然而然，它不能同加州隔離、不能同美國隔離。”

曾在英國留學，然後又到新加坡尋求發展的廣維通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趙敏哲結合國外一些高科技企業聚集區的情況，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對於中關村，借鑑硅谷成功經驗值得提倡，例如，我們應該引進風險投資機制、開放國家的二板市場等等。但如果盲目克隆，一味效仿，就會失去自己生長的土壤和特色，我們要給中關村下新的定義，使中關村同美國硅谷的距離逐漸縮小。當然僅僅靠中關村政府是不夠的，這需要整個社會向中關村注入更深刻的內涵。”

張連毅還指出，“在美國，從來沒有聽說斯坦福大學某某企業、伯克利大學某某上市公司，大學就是大學，只是一個教育的地方，它們同硅谷的關係就是向硅谷輸送大量高科技的尖端優秀人才；而硅谷又使各大學充分了解了產業發展的需求，為大學提供了豐富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這應該是硅谷和我們中關村一個比較明顯的區別。”

在趙敏哲眼裡，中關村更多的只是IT產品的集散地，“在硅谷，很容易形成規模完善、體製成熟的國際型的大公司，例如Cisco等等。而在中關村卻一直沒有出現這樣的公司，主要原因一是沒有形成堅實的資本積累，二是產品創新的基礎不高，從基礎建設到產品銷售都處於一個畸形的發展狀態。現在政府以及社會各方面都在試圖改變這種狀況，包括吸引海外留學生回國、引進國外高新技術，來加強中關村的創新能力。在硅谷，有很多風險投資，找准目標之後就很果斷地投進去。但我在中關村是10萬元起家，到目前為止已經發展到1000萬元的規模，裡面卻沒有風險投資的蹤影，這就說明我們國內的風險投資還欠缺經驗或是敏感度還不夠強。在新加坡創業相對比北京要容易，北京只是給了政策，但政策的好處需要時間才能慢慢體現出來。”

我們不是客人，我們只是回家了

厲帆，北京江竟帆科技有限公司的總經理，2000年從韓國回到中關村創辦企業，她有一個女兒和一對雙胞胎兒子，現在三個孩子都在北京大學的幼兒園上學。“給他們找學校費了一番周折，託了很多人才把他們送進北大，並且學費比北大教職工子女學費高一倍。”

說這番話時，厲帆的眼睛裡沒有絲毫抱怨，她微笑着，很從容，“不謙虛地講，中關村政府出台了很多優惠政策來吸引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創業，這足以說明政府對我們的重視，但我認為留學人員並不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我們不是客人，無論從哪個國家回來，依然應該站在公平的起點上。”

“我不會要求降低學費，別的沒有北京市戶口的孩子同樣也是這個價錢。這都是自己的事情，包括房子，在韓國也沒有人給我房子，回國同樣要靠自己。創業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在全世界都會不容易，它需要白手起家。”

在回國創業的留學生中，有很多在國外已經作出了一些成績，現在在國內重新開闢一塊新的天地，有希望，同時也面臨着失敗的危險。

“當年我到英國留學，在交完第一個月的房租後就只剩下80英鎊。後來到美國創業，最艱難的時候，我的公司的營業額每天都是負增長。開着車穿過高速公路，心情絕望到幾乎就想把自己毀滅在車流中。但我終於挺過來了，我想，在經過那樣的考驗後，沒有什麼能把我嚇到了。既然回國創業想成就事業，就沒有權利再瞻前顧後，只能向前，再向前。”現在已經成功在國內國外創辦三家企業的鄧孝成先生對自己的未來顯得堅定沉着。

廣維通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趙敏哲說：“在世界任何國家創業都會有風險，創業本身就意味着艱辛、挑戰和失敗，既然我的人生選擇了創業，我就會走下去，如果失敗了，我會重新回到大學教書，做生意不行，總還會有別的行當適合我。所以回國創業，有壓力，但絕不會因噎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