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來到了浙大，成為浙大的名譽教授，並且做了一場名為《膜的美麗新世界》的公眾演講。這引起了浙江及周邊省份的一個霍金熱。報紙在頭版作霍金專題，電視新聞連篇累牘是對霍金的報道，街頭巷尾，只要認識幾個字的，都會聚在一起討論霍金。而那場在浙大邵逸夫體育館舉行的授銜及演講儀式，由浙江教育電視台做了現場直播，場面熱烈，氣氛空前，不少大學生齊聲呼喚着霍金的名字，激動不已，甚至超過李玟、林憶蓮、張學友的個人演唱會。

我是鄉下人，沒有福氣到浙大現場聆聽霍金先生的演講，但是我以前看過《時間簡史》這本書，知道霍金是繼愛因斯坦之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於是直播那天，我就呆在電視機前，一睹大師風采。

大師自然是大師，他的演講，對於我這個文科畢業生而言，理解起來還真有難度，我想這是尖端的科學理論，能理解一點就理解一點吧，還是努力聽完了。但是當現場記者採訪了幾位頭面人物以後，我就不那麼舒服起來，也就是說，我覺得他們誤解了霍金先生，如果在場的人們都是這樣的看法，我想，霍金先生這是明珠投暗了。

原來幾位頭面人物都把霍金看成了一個身殘志堅的人士，強調我們要學習霍金這種精神，用到自己的學習研究中去。這樣，我想，不如不要請霍金先生了，還是請張海迪吧，她一直是這樣的一個標兵，再來演說一次，大家溫故而知新，不負孔老夫子的教導，何苦不遠萬里到英倫請霍金先生呢？霍金先生身體不好，行動不便，冒着千辛萬苦來到浙大，據說，從賓館到邵逸夫體育館這段路，霍金執意要步行前來（就是讓推車人步行），表示重視，也夠難為他了，要是僅僅表揚他身殘志堅的話，不值得。

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叫我們學習他身殘志堅、省府要人叫我們學習他身殘志堅、浙大學生也說要學習他身殘志堅。那位代表浙大學生獻花的幸運小女生口口聲聲說霍金是她的偶像，唉，霍金來到浙大，竟淪落到了郭富城、周杰倫之類藝人的地步，真是替他感到不值。

想來想去，我明白了，可能大家還是把這次活動看成了一場“秀”，就像巴黎的時裝展示，或者某位明星的見面會。魯迅早就說過了，我們中國多的是“看客”，霍金面對的，也仍舊是眾多的看客。他的理論是尖端的，因而懂的人就不多，我想浙大的潘雲鶴校長應該是懂的，可惜沒有採訪他。但是我們不是喜歡總結意義麼？霍金到來的意義，毫無疑問，只好從身殘志堅上來做文章。什麼叫身殘志堅，只要內心堅強，努力拼搏，一定能夠取得好成績。這還不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現代版本？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人來說一句，哪怕僅僅一句，霍金身上體現了真正的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是什麼，是一種純粹的探索未知的求真精神。這恰恰是我們中國人所缺少的。李約瑟說我們只懂得技術，而不懂得科學，說的很對，這要從我們傳統的哲學裡來找根源。李澤厚概括儒學是一種實用理性，於是我們做事，總是講究實際，能夠獲得什麼好處，什麼現實的利益，功利性總是放在第一位的，於是，我們從來不會去追究沒有實用價值的空洞理論，做一件事之前，先要詢問：“有沒有用？”而科學，恰恰是一種無用之用，我們知道科學推動人類進步的偉大力量，但我們不知道推動科學進步的更加偉大的科學精神。

五四時期，陳獨秀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旗幟，進行啟蒙，這自然不錯，但是那個時代人的局限在於，他們內在的心理結構，仍然是儒家傳統的，於是他們註定達不到伏爾泰、盧梭的那個時代。我們一直確服於一個結論，就是“救亡壓倒啟蒙”，這個說法值得商榷，救亡難道就一定跟啟蒙矛盾麼？難道為了不做異族奴隸，我們就甘心做本族的奴隸？甘陽指出，五四那一代人，僅僅是將“民主”作為一個手段，而遠遠不是目的，那麼，科學就更加如此，我們深沉的心理結構，仍然是實用的，於是，純粹的，為知識而知識的科學精神，便不能夠在中國真正生根。

法國人佩雷菲特寫了一本《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碰撞》，湯因比在《歷史研究》裡也講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中國從唐末到公元1840年的1000多年間，社會進步停止了，我們一直重複着原來的生活，而政治上卻日趨僵化。黑格爾指出，中國沒有歷史，有的只是一個暴君推翻另一個暴君進行統治而已。我們自己的話叫做“彼可取而代之也”!而西方文明，直到現今還在生長。在科技上，他們將眼光伸展了目力所不能涉及的遙遠的宇宙，政治上，甚至一個統一的歐洲的出現，都指日可待。根源在哪裡？還是要從我們的社會的根基，哲學上去找原因。列文森在《儒教中國極其現在命運》一書裡指出：“這些帶有經驗論頭腦的的清代儒者，也具有唯名論者的良好素質，對科學精神不感到困惑，但這絕不意味着他們與其前輩相似，就能導致科學的產生。”

霍金來了，帶來了科學精神，他的演講對於我雖顯得不那麼好懂，當我還是聽出了他的人文關懷，他無處不在的幽默。他離開了，我卻不知道會有什麼留給我們這些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