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麼“逃離”大學？

吳雯

“逃離”大學

　　那天，一位朋友從香港來京，晚上約了幾位新知舊友在城東的一家酒樓小聚。席間，朋友的一位舊友談起了她的兒子，說：“苦熬了十幾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可是沒讀到一半他就跑出來了，連文憑也不要了。他的一個同學，以高分考進上海一所重點大學的計算機專業，只讀了一年也跑出來了。還有我老同學的兒子，在北京上大學，也在鬧着要退學。你說，這些年輕人是怎麼了？就是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想做自己感興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憑啊……”

　　在坐的人聽了，也都唏噓不已。

　　這時，朋友的手機響了。給他打手機的正是他舊友的兒子。只聽他說：“小路，你媽媽也在這裡，你過來一塊兒吃飯吧。我們在滬江香滿樓，你坐出租車過來，快點，我們等你。”他剛關上手機，小路的媽媽就說：“咱們先吃吧，不要等他，他絕對捨不得拿錢坐出租，他要省着錢買影碟呢。”

　　果然，直到一個多小時後，才見一位高個兒，背着黑色攝影包的年輕人推門進來。

　　“這是我兒子小路。”他媽媽給大家介紹說。

　　梳着馬尾辮，穿着大紅Ｔ恤的小路，朝大家微笑着點點頭。因為是母親的老友請客，他似乎也沒有什麼客套，坐下來便狼吞虎咽。

　　母親心疼地看着他，低聲問：“倒了幾次車？”

　　“兩次。”

　　“我就知道你捨不得坐出租，身上還有多少錢？”

　　“20元。”他邊回答着，邊快速地咽下一個包子。

　　“中午是不是又沒吃飯？我知道，給你的錢你都拿去買影碟了。”

　　分手時，小路母親悄悄跟我說：“你是記者，也許他願意跟你談談，你問問他，他是怎麼想的。”

　　這之後，我曾多次給小路打電話，都是他母親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電影就是去法語班聽課或是去酒吧看電影會朋友。

　　不久前的一個深夜，我終於在電話那頭逮着了小路。他答應和我聊聊。

　　
18歲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訴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條，這就是上大學。

　　從小學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學生，雖然初中畢業以幾分之差沒考上重點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絲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滿腦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學。

　　我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雖然他們不像我有些同學的父母那樣將考大學掛在嘴邊上，但是他們每一點細緻入微的關懷，每一句殷殷叮囑的話語，都能使我感覺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還有一位姐姐，她在國內讀了大學後，又留學日本，每逢談起她，爸爸媽媽總流露出掩飾不住的驕傲。那時，姐姐就是我的榜樣，姐姐走的路似乎也是我應該走的路。

　　後來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齡人願不願意，上大學，這似乎是一條規定好了的路，在我們前面，已有無數師哥師姐從這條路上走過，在我們後面，還將有無數的師弟師妹從這條路上走過。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告訴我們，你們人生的路只有一條，這就是考大學，只有考上大學才有出息，才會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學才能端上金飯碗。

　　記得上高中時，一次，語文老師讓我們給一篇課文分段，並寫出段落大意和課文的中心思想。我向來就對這種劃分段落，總結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業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個人閱讀，會有一千種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麼可能只有一種答案。況且，劃分段落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怎麼可能只有一種劃分。我想，如果請文章的作者來做這樣的題，說不定也會做錯，因為，他絕對不會是想好了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才動筆寫的。那次，我的作業得了低分。老師在課堂上嚴肅地說，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試時，必須按標準答案答題。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敢隨心所欲地答題了。因為我知道，如果隨心所欲下去，我也許就考不上大學。

　　記得有一次，化學老師給我們布置課堂練習。我做錯了一道題，是因為粗心大意，而不是不會做。老師將我狠狠訓了一頓，罰我回家後做100道化學題。

　　那天晚上，我做題一直做到凌晨。心裡雖然百般委屈，卻不敢說半個“不”字。如果當時不是一心想上大學，我一定受不了這份委屈。其實這種懲罰在不少校園一直盛行，罰讀一百遍書，罰抄寫一百遍課文，罰去學校操場跑10圈。老師也許是恨鐵不成鋼，可是，這種懲罰在學生心靈留下的陰影和傷痛也許會伴隨一生。老師們以為這樣的懲罰可以讓學生長記性，可以讓學生不再犯錯誤，但是它帶來的後果，也許是學生對學習、對學校的懼怕和厭惡。

　　上小學3年級時，我愛上了攝影。開始，也就是拍拍風景照、人物照。後來，我進行了一種嘗試，就是將正活動着的人或動物拍成一組，有點像動畫片。我將這種反映連續動作的照片給同學看，同學說，你這拍的有點像電影。我一下子很振奮，覺得拍電影也許並不是什麼難事。

　　雖然當時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後來我知道了，我的興趣和愛好其實早在小學時就開始潛伏在身上，只是為了考大學我視而不見。因為上大學與玩攝影比起來，前者似乎實惠得多。

　　但是，上高一時，我又一次產生了搞攝影的衝動。一天，我無意間看到了一篇報道，說由於城市建設，北京的胡同正在逐漸消失。我產生了一個衝動，我想去拍胡同，去將那些正在逐漸消失的胡同拍下來，留下一份“史照”。

　　從上高一那年的寒暑假開始，一直到高二的寒暑假，我都偷空騎自行車出去拍照。那時候，我陸陸續續已經拍下了幾十條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學習壓力終於使我不得不中斷了拍攝計劃。

　　為了考上大學，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愛好，那是我對自己內心欲望的一次妥協。後來我才明白，那種欲望並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強加給我的，因為我並沒有想過：上大學以後呢？以後的路怎麼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6年，其實是糊裡糊塗過來的。我從來就沒有問過自己將來想幹什麼，從來沒有真正審視過自己。因為在那時，上大學似乎已成為我的終極目標。

　　這種隨波逐流，在我填報大學志願時又可略見一斑。1997年，我參加了高考，總算功夫不負有心人，總分超過了重點大學本科錄取分數線。填報學校和專業時，雖然我很想上電影學院，可是聽說電影學院不是重點大學便猶豫了，覺得虧了。父母建議我報考上海一所重點大學。母親是上海人，對上海懷有一份特殊感情，我也很喜歡上海這座城市，於是，學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問我想學什麼專業，我將那所大學所有的專業都看了一遍，似乎沒什麼感興趣的，後來覺得自己化學還可以，就胡亂填報了“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當時我的感覺，就好像一場馬拉松比賽終於跑到了終點，我只知道自己是勝利者，其他我就不關心了。

進了大學才發現我犯了一個錯誤，所學的並不是自己所熱愛的。

　　剛進大學時有一陣子興奮和新鮮。可不到一個月，這種感覺就沒有了，隨之而來的是沮喪、失望、苦悶和彷徨。

　　因為我發現，所學的並不是自己所熱愛的。我對“高分子材料與工程”壓根兒就沒興趣。這時我才知道，當初一個輕率的選擇已鑄成了一個多麼嚴重的錯誤。

　　最初，我也曾試圖說服自己學一行愛一行，也曾嘗試着進入學習狀態，但是，我最終不能說服自己，如果學了一輩子、幹了一輩子，也不愛這一行怎麼辦？我為這個假設的結果不寒而慄。

　　第一個學期我算是硬着頭皮撐過來了，可是到了第二個學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聽課了，同學去上課，我就躲在宿舍讀自己喜歡的書。那個階段我讀了很多書，尼采的、弗洛伊德的、泰格戈的、惠特曼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托爾斯泰的、雪萊的、海涅的、普希金的、孔子的、老子的、錢鍾書的、馮至的……。有許多書都是原來我一直想讀而沒時間讀的。我還開始寫詩，不是為了發表，也不是想當詩人，而是宣泄內心的苦悶。在當時，讀書和寫詩成了我緩解內心苦悶的一種手段。

　　那段時間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腳下的路該怎麼走。如果就此放棄，寒窗十幾年的努力將付之東流，如果不放棄，學一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是一種痛苦，也許會是終生痛苦。

　　就在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計算機系一年級的Ｓ君（請原諒我不說出他的名字）。

　　Ｓ君來自青島，雖然他學的專業令許多人羨慕，可他自己並不喜歡，他喜歡的是音樂，他收藏了1000多張ＣＤ，書桌抽屜里，放衣服的箱子裡、紙盒子裡裝的全是ＣＤ。自從進了大學，Ｓ君就很少去聽課，不是躺在床上聽ＣＤ，就是趴在桌子上寫詞作曲。大一上學期，他每門功課都亮了紅燈。我沒有問過Ｓ君，他為什麼要讀自己不喜歡的專業，也許是父母武斷的決定，也許是陰差陽錯的無奈，也許是像我這樣糊裡糊塗進錯了門。因為在我的同學中，不少人就是這樣進來的。

　　如果在大學生中作一個“你所學的專業是你喜歡的嗎？”的調查，我敢肯定，起碼有一半人會答“不是”。因為當初，大多數人都將考上大學作為底線，而並非將志趣和愛好作為底線，不管是考前填報志願還是考後填報志願，都會有人為了能上大學而做出無奈的選擇。在我的同學中就有些人是因為“服從調劑”被調劑過來的，現在所學的專業與他本人報考的專業風馬牛不相及。

　　如果這個調查結果成立，該是一件多麼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說，大學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學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不知有沒有人對大學生的就業去向進行過追蹤調查，他們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學了4年又干別的去了，對於個人來說，辛辛苦苦拿到的文憑只不過是一塊敲門磚。可是對於教育資源本就短缺的國家來說，卻是一種極大的浪費。

　　當然，我是進了大學以後，才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是進了大學以後才知道，真正理想的專業是建立在個人興趣、愛好基礎上的，只有那樣，學習才是一件快樂的事。可是，我已悔之晚矣。

　　1998年5月，我給父母寫了一封信，態度堅決地提出要退學，並談了退學的種種理由，我說，我不願將生命耗費在我不感興趣的學習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給父母帶來怎樣的震驚和不安。

　　幾天后，母親從北京趕到上海。我以為母親一定會嚴厲地訓斥我、數落我，沒想到，她見到我後平靜地說，你不喜歡現在的專業，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不上大學。那天晚上，我和母親在學校旁邊的林蔭道上一邊散步一邊交談，母親講了許多鼓勵我繼續上大學的話。她說，這個社會是一個重文憑重學歷的社會，沒有大學文憑你將如何在社會立足？她說，我不反對你以後去干自己感興趣的事，但是必須先拿到文憑，即使以後不幹這一行了，有個大學文憑，出去的身份是大學生而不是其他。

　　最後，母親答應讓我轉校，改學文科專業。

　　從不求人的父母，幾乎動用了他們所有的關係，上海另一所重點大學終於同意讓我轉到該校廣告專業。

　　雖然這並不是我喜歡的專業，但我不忍心傷害四處為我奔走的父親和母親。1998年9月，我作為該校98級新生入校學習。

既然結論有了，還是惟一的，還用得着學嗎？

　　剛進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將4年學完，拿到本科文憑後再去干自己喜歡干的。

　　沒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堅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從哲學課開始的。

　　我對哲學一直懷有好感，如果沒有哲學家，人類也許還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學校開的哲學課卻讓人失望。單一、陳舊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學，使這門課變得索然無味。

　　哲學本是引發人思考的學問，本是思想火花的撞擊，可是我們的哲學教材卻已經將自認為正確的觀點和結論告訴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這樣一種現成的觀點和結論。考試時，你的回答也只能是這種現成的觀點和結論，只能是一種標準答案。往往在考試前，老師就告訴我們哪些是重點，哪些內容應該背記，讓我們在教材上劃出來。沒有誰敢斗膽將自己的觀點和結論交上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門課的學分。所以，就是一個學期不去聽課，只要考前背幾個晚上也一定能過。既然別人已經代替我思考了，我還需要思想嗎？這樣的哲學課培養的只會是思想的懶漢和惟命是從的思想奴隸。

　　這個世界一刻也沒停止過思考，每一個時代都有以思考為職業的哲學家。從古希臘哲學到現代哲學，從泰勒斯、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培根、笛卡爾、休謨、康德、到20世紀分析哲學家群體，在浩瀚無邊的思想海洋里該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們的哲學課卻視而不見。這樣的哲學課只會使我們成為井底之蛙，思想神經萎縮。

　　大一上學期臨近斯末考試時，老師讓我們寫一篇論文，我寫的題目是“哲學的末路”，探討的是哲學的危機和困境。幾天后，老師找我談話，說：“你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但是最後評價你的還是考試，如果考試時你這樣答題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答題時，你必須按標準答案做。”當時我心裡就很悲哀，不知是為老師，還是為自己。既然結論和觀點都是現成的，而且還被規定為是惟一的，還用得着我去學嗎？還用得着我去思考嗎？

　　記得哲學家康德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人不應該被作為手段，不應被作為一部機器上的齒輪。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覺、自立的，是由他自己來引導內心，是出於自身的理智並按自身的意義來行動的。”

　　而我們的哲學課，從一開始就不打算教我們如何去思考，從一開始就不打算培養我們具有批評性思考的能力，而是用統一的思想和觀點、統一的訓練手段，讓我們在強大的社會機器上做一個特定的墊片或鉚釘。

　　這樣的哲學課不聽也罷。從那以後，哲學課我基本上不去聽了。

　　有人估計，在校大學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學習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也是一個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數字。這意味着有40％的大學生不是在快樂地學習，而是在痛苦地或無奈地學習。

　　“志願”是什麼，它是一個人喜歡的、感興趣的、願意去學習的知識領域，是一個人向社會公開表明的志向和願望。它應該首先得到尊重和保護。學校要尊重和保護學生的志願，父母也同樣應該尊重和保護孩子的志願。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學生的“志願”常常被學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諮詢會在地壇公園舉行。不到9點鐘，諮詢現場已是摩肩接踵，人聲鼎沸。我驚訝地發現，前來諮詢的大都是學生家長，而作為當事人的學生，卻少有光顧者。

　　報考什麼大學，選擇什麼專業，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這個選擇的權利是學生，而不應該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剝奪了孩子選擇的權利，而且還有可能會扼殺他們的創造熱情和潛能，使本應該幸福一生、快樂一生的他們，終生吞咽懊悔和遺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為有能力、有趣味的他們，成為平庸的、乏味的人。

　　當然，在大學裡發生的理想錯位的悲劇，有的並不是學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學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們，或是因為信息閉塞、或是因為盲目輕率、或是因為幼稚無知而填錯了志願，但是更多的人卻是為了能上大學或出於經濟考慮而不得不做出妥協。

　　（摘自《“逃離”大學》，接力出版社200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