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大學還算是大學？ 2008年07月02日10:54 來源：搜狐教育 　　 陳丹青：大學還算是大學？ 　　熊丙奇此前幾本書，我曾勉為其難，寫過兩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賤教育的好漢誰在乎批評？誰讀這類書？且看過去數年他所揭示的種種問題，只見得變本加厲，逾演逾烈，然而丙奇不知吃錯什麼藥，他對教育的批評也竟逾演逾烈而變本加厲了。 　　這不，新書《教育熊視》又寫成了，二十多萬字，電話里要我再來說幾句。 　　我討厭丙奇的書。辭職那一陣，我多少是在憤怒中，看了他的書，轉為驚異與恐懼：原來大學教育這筆爛帳爛到這步田地，大學還算是大學？教育還能叫做教育？可是再三再四翻閱這等層出不窮千奇百怪的爛帳，無異於苦刑，說實話，我不打算閱讀這本書。這書雖是新寫成，其中列舉的罪孽還不都是教育的舊病與頑疾，丙奇只是剝皮抽筋從中挖出新的創口與潰爛，攤給我們看。我不要看，然而我不忍回絕丙奇的懇求。 　　好在另有教育界幾位同志對此書先有評論在：劉道玉、楊東平、顧海兵、張鳴，我一一讀過，從中或可找點話來說： 　　譬如張鳴教授指出：“熊丙奇先生是內行人，不出手便罷，一出手，便點中要穴死穴，讓對方反駁不得。”這末一句，其實不然。諸位可曾見全國上下層層疊疊的教育主事者曾在公開場合、大小媒體、各種文本中對任何批評觀點與批評者予以反駁麼？沒有。這教育界的龐大“對方”不是“反駁不得”，而是不屑於反駁。為什麼？因為真的權力乃是怡然沉默。你有什麼權力？“對方”又是什麼權力？且看前年張鳴鬧事，言語不好聽，大前年本人辭職，態度很囂張，除了若干媒體網絡出現過零星同行的議論、問難，甚或嘲笑，此外不見一位教育官員出面反駁。沒有，一句話也沒有。而權力之外更有勢力，這勢力不僅指盤根錯節的權力集團，更兼廣大無邊的無權者：家長、孩子、職工、社區，密密麻麻都是些靠教育利益鏈吃飯的卑微者，他們也是丙奇書中的主角，參與這大荒謬，構成這大勢力，目的不是為了教育，而是討生活。 　　所以熊丙奇的“出手”只是掄空拳。他的書即便大學領導人手一冊，亦如闖進無人之陣，最高禮遇，頂多是會議桌上心照不宣的集體沉默——我們總算告別了封殺、禁書、揪斗、批判的年代，如今，逆種如熊丙奇將會被另一種溫馨的現實所淹沒：叫囂吧，但休想得到一句反駁。 　　資深教育研究者楊東平先生是溫和的批評者，尤擅觀察與評析。“教育作為重要的民生問題備受關注，”他說：“充滿着奪人眼球的新聞，具有了很強的‘觀賞性’和‘娛樂性’。”這一層，怕是比“沒有反駁”的處境還要美妙——“觀賞”，即圍一堆袖手的公眾看你叫囂，看你跳，他們可能喝彩，心裡以為解恨，但現實肯定改變不了。媒體則作為圍觀的場所，每天需要“猛料”，隔三差五的教育圈負面報道於是和種種時尚與社會新聞混成一片，“娛樂”大眾。是的，如今所有嚴肅的問題均被精心劃分為兩端：一端給悶在體制里，動彈不得說不得；一端，是經過篩選而扔給媒體去放大，供應給大眾盡情觀賞、消費，形同“娛樂”。你以為中國教育沒人反思批評嗎？請看媒體多麼熱鬧！你以為輿論會監督體制，革除積弊嗎？請看校園內何其平靜，權力的齒輪運行無礙，根本不理你牆外的喧囂。真的，權力不但不反駁，而且多麼寬容：不服氣麼？請上媒體去鬧——這是國中教育新世紀以來的新策略、新劇情、新形勢，它甚至比沒有批評還要糟糕。它將真實的危機經由批評而轉換為媒體的版面狂歡，構成諸般“民生”問題的奇異景觀，在這景觀中，現實問題被成功地和滔滔輿論相區隔，猶如同一容器中的水和油，相偕旋轉，不相干。 　　劉道玉先生的長篇評論，讀之令人肅然起敬。他曾是教育界高層主事者之一，親歷其中三十年，徹底看穿。看穿者不少見，而凜然說破者幾稀，劉道玉先生正是有膽魄、更有資格說出真相的人。他直斥當今主掌教育的高官“不懂教育”，戳穿教育部宣稱“義務教育”的“巨大成功”是“地地道道的偽命題”，是“有意誤導”，是“欺人之談”，是對義務教育的“褻瀆”，因為他很清楚——人民也很清楚——“我國的假義務教育”推行了20年。他提醒眾人：早在二十三年前的1985年，中共中央就在相關文件中明確指出：“必須從教育體制改革入手，有系統地進行改革……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而今天的現實是什麼呢？“教育部集權超過了過去任何時期。”有誰會反駁這位教育界的老上級、老校長、老同志麼？我相信教育部後任對這類黨內異見的良策，還是世故而有效的沉默。 　　此刻我願替現任官員們以反駁的方式提醒大家：劉道玉先生正是這泱泱官場權力遊戲中的失敗者。誰都知道，在“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的權力市場中，秉承公意的官員十九歸於無聲的失敗，那僅存的十分之一也只能在退休之際，也即喪失權力後，始得一逞良知，吐露真言。不是嗎？如今，除了最後這點言說的權力——在中國，“言說”即意味着喪失權力——劉道玉先生不再有權力從國庫的億萬款項中，為窮孩子劃撥一分錢。 　　在為此書出言相助的四位同志中，我比較認同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的反問、追問、詰問： 　　“中國有真正的大學嗎？” 　　是的，以顧海兵列舉的歷史標準與世界標準，他有理由質疑中國目前的大學不是“真正的大學”。但我忍不住又想反駁他——有沒有大學，不重要，重要的有沒有真正的教育和教育者。抗戰八年，西南聯大失去京津兩地莊嚴體面的校舍，論規模、論條件，根本談不上一所現代國家的大學，可是教育者的意志和教育自身無可遏制的能量，不但不曾挫敗，反而發揚光大，不然，哪來日後出自西南聯大的幾位諾貝爾獲獎者；再看文革十年，大學停辦，然而出於對教育的渴望和教育那點最後的尊嚴，教育，曾以無法置信的潛在方式頑強潛行於遍地浩劫的中國，多少人私相傳授種種思想、技術、學科、文藝，不然，哪來1977年恢復高考後那群迄今最優秀的考生？ 　　有沒有大學，沒關係，甚至是不是大學，也非要點——中國從前遍及民間的私塾和書院，並不是今日的中學大學，而一代代文人士子便從那裡走出；歐洲中古守護知識傳遞文化的修道院，全歸僧侶把持，也不是今日的大學，而顧海兵列舉的西方大學史正脫胎於無數寂靜的寺廟——不消說，顧先生強調的是對當今大學教育的普遍質疑，即學術行政化、大學衙門化、權力市場化，以至於校園官員多到“處級幹部一禮堂，科級幹部一操場”，而且級別荒唐：“校長等於副部長”，更兼權限曖昧：“又管學校又辦學校”……等等等等。於是問題來了：當所有大學的實質蛻變為政府架構，教育的主宰分明是官僚階層，行政管理的模式無異於黨政機關，招生辦學的宗旨演成公然的利益遊戲，那麼，大學之所以是大學的神聖職能，已在大學校園內被就地褻瀆，教育之所以是教育的價值核心，已在教育過程中被粗暴遞奪——然而這還不是最荒謬的事相，事實是，如此畸形、劣質、有名無實的大學，仍舊被稱為堂堂“大學”，如此劣質、敷衍、濫竽充數的教育，仍然行使着國民的“教育”，一如北大清華南開中山，早已不是歷史所銘記的名校，但仍然號稱北大、清華、南開、中山，而這些大學的“名”，這些大學的“牌”，被無限誇大、被刻意抬高、被無恥利用，以之吸引考生、申請經費、占據資源、換取利益，誰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為大學服務，而是大學為行政官僚服務——這樣的大學，真不如沒大學，沒有大學的時代，渴望教育的人們還有營造大學的可能，一旦遍布以上這樣的“大學”，則當前謦竹難書的偽教育便只剩一項是“真”，即過去的校名。 　　所以顧先生的詰問“中國有真正的大學嗎？”，似應改為“中國有這樣的大學”。熊丙奇的第一本書叫做《大學有問題》，問題是，如今中國只有“這樣的大學”——怎樣的大學呢？我想不出名目；倘若我將要投考大學，我別無選擇。這才是“真正”沮喪的事實啊。 　　臨了請熊丙奇明鑑：以上敷衍之辭也該算作“偽評論”，因為這本新書我真的一個字也沒有讀。 　　2008年4月6日寫在北京 (責任編輯：馬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