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撈魚摸蝦，誤了莊稼——胡適的學問是怎麼來的？
信源：亦明博客｜編輯：2008-07-02｜ 網址：http://www.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鄭重聲明：本則消息未經嚴格核實，也不代表《》觀點。
http://www. 對於中國的老百姓來說，“胡博士”這個名號就象是一個歇後語，他後面跟着的是“有學問”這三個字。事實上，對中國的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認識也是相當普遍的。不說別的，胡適的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還能有假嗎？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不都是“開山之作”嗎？他的弟子唐德剛不是稱他為“十項全能的學人”嗎？確實，這一切都是真的。我們且不管雖然胡適的三十五個榮譽博士學位都是真的、但他憑自己學習得到的那個學位卻半真半假；也不用提《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儘管都是“開山之作”，但卻都是半部書。你看他，一會兒實驗主義、科學方法，一會兒生物進化論、科學人生觀；一會兒和別人辯論井田制、封建制，一會又和人辯論墨子、老子；一會兒研究《紅樓夢》、《水滸傳》，一會兒又研究《詩經》、《水經注》；一會兒“漢學”、“宋學”不絕於口，一會兒又大談禪宗和佛教。這簡直就是一副指東打西、京昆不擋、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架勢。
但是，我們如果認真地想一想，就會感到有些奇怪：胡適在上海讀書期間，並未能夠扎紮實實地讀書；他在留學期間，也沒有認認真真地學習。唐德剛說胡適“撈魚摸蝦，誤了莊稼”，就是這個意思。那麼，胡適那麼大的學問到底是怎麼來的？
1 “學藝不如偷藝”
胡適晚年在其《口述自傳》中，曾主動承認了自己早年的一樁抄襲行為。他說：
今日回看我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上所寫的第二個長篇《論訓詁之學》；讀畢覺得有趣而值得一提的，那便是這整篇文章實在是約翰·浦斯格 (JohnP.Postgate)教授為《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Britannica)第十一版所寫的有關‘版本學’ (textualcriticism)一文的節譯。這篇文章今日已變成[版本學界]有權威性的經典著作了。今版《大英百科全書》所採用的還是這一篇。假如我不說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節要，世上將無人知道，因為我那篇節要並未說明采自何書。我文中所舉的也全是中國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舉的第一版雪萊詩集上的例子。浦文之所以對我別具吸引力的道理，便是中、西兩方治校勘學的相同之處。所以我能夠用中國古典哲學中的例子，去替代浦文中原舉的例子。
(《胡適口述自傳》140-141頁)。
現在，我們很難理解胡適在留學期間的這種行為。因為根據他的這段回憶文字來分析，胡適在當時就已經意識到這個行為不合乎學術道德，因此他採用了兩個方法來掩蓋它：第一，“我那篇節要並未說明采自何書”，所以他以為“假如我不說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節要，世上將無人知道”。第二，“我文中所舉的也全是中國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舉的第一版雪萊詩集上的例子。”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胡適在當時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留學生，而且也只是在日記中寫一篇供自己日後參考的讀書筆記，這就更加讓人感到困惑。作過讀書筆記的人都有體會：利用書中原有的文字作筆記，要比把書中的意思變換成自己的語言省力得多、快得多。而註明筆記的來源，更可以為日後的查詢及深入學習提供極大的方便。但是，胡適卻要干費力、費時、為以後學習製造障礙的事情。這是為什麼呢？唯一的解釋就是，胡適在當時，也就是1916年底，他就已經在為當“國人導師”做準備了。但這個準備不是真槍實彈，而是銀樣臘槍頭，或者說是要把別人的東西當成自己的東西。實際上，胡適回國後發表的許多文章，都是以他的《留學日記》中的相關材料為主要內容的。了解到這一點，就不難明白胡適在四十多年之後，還能夠記得這麼一樁小事，可見它是胡適的一塊心病。
胡適在《口述自傳》所說的《論訓詁之學》，實際是指《論校勘之學》，它們都是作於1916年12月26日。(《胡適留學日記》下冊326-329頁)。根據後一篇札記，胡適在在 1934年寫成《校勘學方法論》，最初題為《〈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序》。胡適對這篇文章很得意。在他的《一九三四年的回憶》中，胡適說：
在學問方面，今年的最大成績要算《說儒》一篇。……《說儒》之外，第二篇論學文字要數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序》了。此序長八千字，實在是一篇《校勘學方法論》。(將來此文重登《國學季刊》，即改題此名。)大概中國論校勘學的方法的書，要算這篇說的最透闢的了。此文的意思是要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是要重新奠定中國的校勘學。……
我在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夠不上科學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漸漸明白校勘學的真方法被王念孫，段玉裁諸大師的絕世聰明迷誤了，才漸漸明白校勘學必須建築在古善本的基礎之上。陳垣先生用元刻本來校補《元典章》董康刻本，校出訛誤一萬二千餘條，缺文一百餘頁。這是最明顯的例子，所以我發憤為他寫這篇長序，重新指出校勘學的方法真意。這也是我自己糾謬之作，用志吾過而已。
(《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冊425-426頁)。
將這篇《校勘學方法論》與胡適十七年前的《論校勘之學》相比較，就不難發現前者不過是後者的擴展而已。比如，胡適在《校勘學方法論》最後說：“他這部書[指陳垣的《元典章校補釋例》──引者注]的教訓，依我看來，只是要我們明白校勘學的最可靠的依據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決的疑難，只有最淵博的史識可以幫助解決。”這個中心意思，實際就是《論校勘之學》的全部內容：它包括三部分，(一)、求古本。愈古愈好。(二)、求旁證。(三)、求致誤之故。胡適在這篇札記的末尾說：“校書以得古本為上策。求旁證之範圍甚小，收效甚少。若無古本可據，而惟以意推測之，則雖有時亦能巧中，而事倍功半矣。此下策也。百餘年來之考據學，皆出此下策也。吾雖知其為下策，而今日尚無以易之。歸國之後，當提倡求古本之法耳。”(《胡適留學日記》下冊329頁)。
所以說，胡適在留學期間“偷來”的知識，直到他成名之後還能夠派上用場。
也許有人會對胡適的不打自招感到困惑不解。其實，原因很簡單：第一，他的生命已經接近尾聲，那些早年的荒唐行為早晚會被人發現的。與其讓別人揭，莫不如自己揭，既顯得自己光明磊落，也表明自己並無做賊之心。第二，胡適的《口述自傳》是用英語口述的，他或許以為國人接觸到這本書(在當時只是錄音帶)的機會很小，但講英語的外國人將很容易發現他的“校勘學”知識的來源。這兩個理由也同樣可以解釋他在《口述自傳》終於承認他並不是“漢學世家”的後代──在冒名頂替了四十餘年之後。
2 向前人“借鑑”
有證據表明，胡適的很多“學問”是靠道聽途說、東拼西湊得來的。根據胡適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說，一次，清末翰林、民國初年的國務院秘書長陳仲恕慕名前去聽胡適的講演。他越聽越覺得耳熟，後來發現講演內容是胡適從明末清初學者顏元的書上搬來的，但卻未加說明。還有一次，胡適趕場作學術講演。錢玄同親眼看到胡適在講演之前，匆匆到琉璃廠買了一本舊書，“大約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顏習齋著作之類吧”，在洋車上翻閱了一遍。(沈尹默：《我和北大》)。1922年7月 10日，胡適到濟南講學，在火車上“看見蔡先生為爾和寫的扇子，寫的是趙翼的三首白話絕句，內有一首云：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我看了大驚喜：我生平不曾讀甌北詩，不料他有這種歷史的見解！”胡適馬上找來趙翼的《甌北詩集》，細讀起來。(《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723頁)。
胡適在寫作他的成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時，大量參考了孫詒讓、章太炎的著作，比如，是孫詒讓最先發現《墨經》中含有科學內容，也是他把《墨子》中的文章進行了分類。但胡適在寫這兩部分內容時，都沒有提到孫詒讓的名字。據毛子水回憶，胡適“在西齋時，即將章氏叢書，用新式標點符號拿支筆來圈點一遍，把每句話都講通了，深恐不合意，則詢錢玄同，玄同不懂時，則問太炎先生自己。”“據我所知，胡先生之墨子，系取太炎先生的說而發揮之（在港遇錢賓四，賓四亦以為然），其實豈只墨子，胡先生乃惟一能發揚太炎子學的人。” （毛子水：《師友記》）。但是，在《大綱》中，胡適總共提到章太炎約二十餘次，多數情況下是作為批駁對象才把對方提出來的。
1923 年12月16日，胡適第一次拜訪國學大師王國維，兩人交談了一個多鐘頭。王國維談到清代的大學者戴震的哲學時說，“戴東原之哲學，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幾乎及身而絕”。(《胡適日記全編》第四冊131頁)。王國維的議論並非隨意為之。就在這年1月，已經成為中國哲學史權威的胡適在《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 中說，清朝“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雖然胡適在說這句話的後面，還加了句“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真實了。”但是，第一，胡適此時把戴震與章學誠、崔述並列，其地位遠沒有胡適後來推得那麼高；第二，這三人之中，胡適更推重章學誠，因此不惜花費心力為他寫年譜。實際上，胡適在寫《<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時，剛剛讀過戴震不久。1922年3月26日，胡適從劉文典處借得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看完一卷之後驚嘆“此書真厲害！”(《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594- 595頁)，可見當時他尚未考慮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這個問題。王國維的話使胡適重新考慮這個觀點。見到王國維的當天晚上，胡適就開始作文論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今晚試作此文，成千餘字，未完。”(《胡適日記全編》第四冊133頁)。1924年1月6日，胡適發表《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一文，推戴震為中國近八百年來三大哲學家之一。
3 向後人“學習”
對於上面的幾個小例子，有人也許會說，那說明胡適善於向別人學習。但是，向人學習而不道出學習來源，就難免有抄襲之譏。確實，胡適的“學習方法”是比較巧妙的，他不學習人家的形式，而專學人家的“精神”，並且將人家的“精神”加以發展和引伸。因此，別人是很難抓住他抄襲剽竊的確鑿證據的──除非他自己承認。無論如何，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而不向腳下的人致謝，不公開承認人家的功勞，實際上自己的功勞也要大打折扣。下面，請繼續看看胡適作學問的方法。
1919 年3月，傅斯年曾說：“清代的學問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不過西洋人曾經用在窺探自然界上，我們的先輩曾經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的研究不同，雖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轉引自：羅志田：《從治病到打鬼：整理國故運動的一條內在理路》)。而胡適在1918年夏天完稿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說：“清代的訓詁學，所以超過前代，正因為戴震以下的漢學家，注釋古書，都有法度，都用客觀的佐證，不用主觀的猜測。”(第20頁)。也就是說，在1919年之前，胡適尚不認為清代的考據學方法是科學方法。(胡適只說清代校勘學是“合科學的方法”，見第19頁)。
但是，從1919年8月起，胡適就研究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結果對它們的評價逐步升級，說清人懂得運用“歸納的方法”，“演繹的方法”，能夠提出“假設”，知道通過尋求“證據”來證明假設。最後，胡適把音韻學說成是“有系統有價值的科學”，之所以如此，“正因為那些研究音韻的人，自顧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這種科學的方法。”“凡成一種科學的學問，必有一個系統……清代的校勘學卻真有條理系統，故成一種科學。”總之，胡適的結論就是，清代學者的研究方法就是 “科學家常用的方法”。
其實，比胡適早十五年，梁啓超就已經指出清儒使用的邏輯方法：“考證之學，其價值固有不可誣者。何也？以其由演繹的而進於歸納的也。”(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近世之學術》)。不論胡適的觀點是不是來自傅斯年或梁啓超，他都毫無疑問地知道這些觀點的存在，但他卻都沒有把這些說出來。另外，傅斯年說的中西學術，西洋人用科學方法窺探自然界，中國人則用來整理古事物，因此造成結果不同。這個觀點被胡適在作於1928年9月的《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毫無保留地採用。
1919年5月，北大學生毛子水在《新潮》上發表《國故和科學的精神》一文，認為對國故的研究，應該用“科學的精神”對之加以“整理”。在這篇文章的末尾，傅斯年附了一個 “識”：“研究國故有兩種手段，一，整理國故；二，追摹國故。由前一說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國已往的學術，政治，社會，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統的事物來”。1919年12月，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雖然胡適對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觀點有所發展，但誰都知道，一個觀點的最先提出，其價值要比這個觀點的完善和充實要高得多。但是，由於胡適的地位，“整理國故”這個口號一直都被當作胡適的專利品。
確實，有人說，胡適的一生學術事業都是“整理國故”。本來，“整理國故”的口號是針對北大教授劉師培等人創辦的《國故》月刊才提出來的，那麼，胡適的“整理國故”和劉師培的“國故研究”有什麼區別呢？胡適雖然在《新思潮的意義》中說是要“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但具體到底應該怎麼辦呢？應該說，在當時，連胡適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到了1921年，胡適好象突然間開了竅。這年夏天，胡適在東南大學講演《研究國故的方法》，其中說：
整理國故的條件，可分形式內容二方面講：(一) 形式方面：加上標點和符號，替它分開段落來。(二) 內容方面：加上新的注釋，折中舊的註解。並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證，還要講明書底歷史和價值。
(胡適：《研究國故的方法》，原載1921年8月4日《民國日報覺悟》，轉引自：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93頁) 。
在此之前的7月21日，胡適曾到商務印書館“考察”。他無意間看到了一篇《改革編譯所芻議》，於是把它抄到了日記本中：
到編譯所。……華超君做了一篇《改革編譯所芻議》，內分：
(1) 設備。……
(2) 時間。……
(3) 人才。……
(4) 審定。……
(5) 整理舊書。‘照原書印成，沒加上整理、考訂、校誤和說明，不能算作大貢獻。以後印行舊書，宜聘專家來整理。可另置舊書整理部以統其事。’
(6) 擴充圖書。……
(7) 編輯詞典。……
(8) 提高生活程度。……。
(《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387-388頁)。
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陳以愛女士在她的博士論文中寫到：
這可以說是胡適談到整理舊書時，第一次有比較切實的主張；至其內容，則明顯以華超的建議為底本而發展出來的。
(陳以愛：《學術與時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行》41頁)。
實際上，胡適從商務印書館“學”來的東西不止這一處。看他同年7月25日的日記：
到編譯所。與方叔遠、馬涯民(瀛) 兩先生談論他們現在編纂《大字典》的計劃。方先生擬有《商榷書》，內有一段說：
字典辭典者，當以結賬為主義，舉數千年來一切事物訓故，為之歸納，為之斷制，不可偏舉一家之說及為游移兩可之詞，俾檢查者如習算數，得其答數，無煩更為之覆核。
(《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397頁)。
這實際上就是胡適在他那著名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所講的“系統的整理”的三大方法之二，──“結賬式的整理”──的來源。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發表於1923年1月。在相當程度上，這篇文章奠定了胡適在“整理國故”運動中的領袖地位。在這篇文章中，胡適為國學研究指點古人，謀劃未來，實在是繼往開來之作。它指出“整理國故”的三種方法：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結賬式的整理；丙、專史式的整理。
胡適的“結賬式的整理”顯然來自商務印書館方叔遠的《商榷書》。他的“索引式的整理”是怎麼來的呢？1917年7月，胡適在留學歸國途中，到達日本東京，買到《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胡適在日記中寫到：
又有日本人桑原氬夭┦恐噸泄а芯空咧撾瘛芬晃模浯蠼訹旨]以為治中國學宜採用科學的方法，其言極是。……末段言中國籍未經‘整理’，不適於用。 ‘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舉例，如《說文解字》之不便於檢查，如《圖書集成》之不合用，皆極當，吾在美洲曾發願‘整理’《說文》一書，若自己不能成之，當教人為之。
(《胡適留學日記》下冊393-394頁)。
這就是“索引式的整理”的來源。根據胡適自己的說法，他要對《說文解字》和《圖書集成》做“索引式的整理” 早在讀桑原氬氐奈惱輪埃虼宋頤薔桶顏庀睢骯汀憊櫚膠實拿隆５牽實摹白ㄊ肥降惱懟崩醋閱睦錟兀
胡適在1948年底逃離北平，留下了大批來往書信。這其中，有一篇顧頡剛在1920年5月5日給羅家倫的信。在信中，顧頡剛談了自己的學術計劃，即要寫三部書：《世界文明史》、《中國文明史》、《中國書籍目錄》。如何達到這個宏偉的目標呢？顧頡剛說：
我再想，第一件着手的事業，應是《中國書籍目錄》。這書目裡頭，用學術上的分類分，再用國故上的分類分，大概用學、派、時、地、人等來分，可以成二、三百卷的光景。……我想有了這部《書目》，才可以成一部《中國文明史》，有了一部完備的《中國文明史》，才可以做‘中西學術溝通’的事業。──這也是整理國故的具體計劃。
(《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520頁)。
看看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怎麼說：
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賬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
十分明顯，胡適上面這段話的中心思想都已經包含在兩年多以前顧頡剛的信中。那麼，這封信是怎麼到了胡適的手中的呢？原來，1920年5月31日，羅家倫給胡適寫信，請求胡適給顧頡剛找一份工作。在信中，羅家倫說：
頡剛的舊學根底，和他的忍耐心與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極佩服的。所以使他有個做書的機會，其結果決不只完成他個人求學的志願，而且可以為中國的舊學找出一部分條理來。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97頁)。
顧頡剛的那封信，很可能就是羅家倫在這時轉給胡適的。難怪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還莫名其妙地說了這麼幾句話：
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象。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象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材料這麼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
這實際上就是在敲打顧頡剛呢：不要不自量力！
也許有人會說，當時胡適剛剛成名，學識不足，搞一點“順手牽羊”的小花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比如，唐德剛就為胡適假冒了十年洋博士的事這麼開脫：“當年的北京大學──這個擠滿了全國鴻儒碩彥的太學，豈可隨便插足？以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標新立異，傲視士林，胡適多少有點膽怯。‘夜行吹口哨’，壯膽嚇鬼”。(唐德剛：《胡適雜憶》75頁)。但是，進入二十年代之後，胡適不僅已經“名滿天下”，而且有“一言九鼎”之勢，我們還能用“夜行吹口哨，壯膽嚇鬼”這個理由來為他開脫嗎？實際上，胡適“向學生學習”的活動一直持續到二十年代的後半部分。
1926 年，胡適與傅斯年在巴黎會面時，在交談中，傅斯年向胡適闡述了自己的文學發展觀，這就是，文學的生命最初來自民間，後來被文人借用了，而有的文人將之修改、完善，最終雖然形式完美了，生命力卻逐漸喪失。就在這次見面的十天之後，胡適為自己編撰的《詞選》作序，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但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採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淺薄的內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術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到手之後，劣等的文人便來模仿；模仿的結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術，而丟掉了創作的精神。
如果用胡適“歷史的態度”來判斷胡適這個文藝觀點的形成，人們很容易得出結論說，它來自傅斯年。看看胡適1926年的日記(《胡適日記全編》第四冊)：
9月1日：
傅孟真來，我們暢談。……晚上還是大談。在吃飯時背後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頭看時，乃是梅迪生。他自美洲來。別後兩年，迪生還是那樣一個頑固！(273頁)。
9月2日：
這兩天肚子很不好，今天沒有吃飯，但孟真來了，我們還是大談。孟真今天談的極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詳細記下來。
(273頁)。
9月30日：
十點將睡了，忽然想起《詞選》將出版，應有小序。就趕作一序，共寫了十三頁，校畢已是兩點鐘了。近年作文，此文要算最快的了。客中無書，竟不能作好文字。
(367頁)。
胡適1926年7月赴歐洲，年底赴美，1927年4月回國。在歐洲的半年時間裡，胡適寫成的唯一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就是《〈詞選〉自序》。(見：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編：《胡適著譯系年目錄與分類索引》47頁)。在“客中無書”的情況下，能夠以“近年最快的”的速度作成此文，真似得到了神助。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說：“就在胡適與傅斯年見面大約十天后，當胡適為自己所編《詞選》寫《序》時，便沿用了這個說法”，“胡適《白話文學史》基本上發揮這一想法。”(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所謂“沿用”、“發揮”，本文稱為“學習”。
1950 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的消息傳到美國的當天，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做學問，功力不同，而見解往往相接近。如我作《詞選》序，指出中國文學的新形式，新格調，往往來自民間，遇着高才的文人，採用這種新方式，加上高超的內容，才有第一流文學產生。後來低能的文人只能模仿，不能創造，這新方式又往往僵化，成為死文學。孟真有‘生老病死’的議論，與我很相同。”(《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85頁)。胡適與傅斯年交往三十多年，共同經歷的大事何止千萬，而在對方去世的當天，胡適卻單單記起了這件小事，可見對胡適來說，它並不是小事。
4 《讀〈楚辭〉》讀出的疑團
其實，胡適在學術研究中，不僅僅有搶奪自己學生的功勞之嫌疑。1922年8月，胡適寫成《讀〈楚辭〉》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寫道：“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胡適寫道： “《史記》本來就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很明顯，胡適把自己當成了對屈原身份質疑的第一人。
但實際上，最早懷疑屈原身份的人是四川經學大師廖平(字季平，1852—1932)。根據謝無量1923年出版的《楚詞新論》，
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見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楚詞新解》給我看，說‘屈原並沒有這個人’。他第一件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屬。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跡，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第二件，拿經學的眼光說《楚辭》是《詩經》的旁支。他那經學上的主見，以為《詩經》本是天學，所講都是天上的事。自然《楚辭》也是一樣，所以有那些遠遊出世的思想，和關於天神鬼魂的文詞，也是適用《詩經》應有的法度。……第三件，說《離騷》首句‘帝高陽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史記》‘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
(轉引自：聞一多：《廖季平論離騷》)。
實際上，廖平的《楚詞新解》作於1906年，當時並未出版。在出版於1914年的《經學四變記》中，廖平說：“《楚辭》為《詩》之支流，其師說見於《上古天真論》，專為天學，詳於六合之天。”1915年，廖平的《楚詞講義》出版。在這本書中，廖平說：“《秦本紀》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即《楚辭》也。”《楚辭》 “最不可解者，莫過詞意重犯。”“《屈原列傳》多駁文，不可通，後人刪補。”1918年，廖平完成《五變記》，觀點又有發展，說“《詩》如仙家之嬰兒煉魄，神去神留，不能白日飛升，脫此軀殼，《詩》故專言夢境，魚鳥上下。《內經》、《靈樞》、《素問》、《山海經》、《列子》、《莊子》、《楚辭》古賦、《遊仙詩》各書，以為之傳。(當引各書以注《詩》。)”廖平的學生黃鎔為之作注說：“《楚辭》意義重複，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為始皇所作《仙真人詩》，采《風》《雅》之微言，以應時君之命。史公本《漁父》、《懷沙》二篇為《屈原列傳》，後人因以《楚辭》歸之屈原，誤矣！”
所以說，早在胡適的《讀〈楚辭〉》之前，廖平就已經就“屈原是誰？”這個問題首先發問過了，並且形成了一整套理論。
胡適的《讀〈楚辭〉》“改定”於1922年8月28日，發表在《讀書雜誌》第一期上 (1922年9月3日出版)。但胡適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十年六月，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要我講演，我講的是我關於《楚辭》的意見，後來記在日記里，現在整理出來。”換句話說就是，胡適暗示他的這個觀點(懷疑屈原的存在)形成於1921年(民國十年)6月。由於1921年恰恰是胡適與廖平的學生吳虞頻頻接觸之際，而廖平的《六譯館叢書》(含《楚詞講義》)也在這一年出版，因此，一個十分微妙的問題就是，胡適關於屈原的觀點是自己在讀《楚辭》時獨立自主地得到的呢，還是來自廖平？
關於這個問題，目前幾乎已經不大可能得到直接的答案，但是，間接的線索卻很多。
(1) 神秘失蹤的日記
根據《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胡適在1921年4月27日(星期三)和5月5日(星期四)的日記中分別記有“晚間為思永們的讀書會講演《詩經的研究》，約兩小時”，“為思永們談‘中國上古史的史料問題’”。(227頁和244頁)。在此之後，再就沒有關於 “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的記載。(胡適在這年5-6月間幾乎天天記日記，僅缺5月22日一天)。胡適的幾種年譜，如耿雲志的《胡適年譜》，曹伯言、季維龍的《胡適年譜》，對1921年6月的那個讀書會和講演均無記載，而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冊中，胡頌平只是根據胡適的《讀〈楚辭〉》，在1921年6月間加注一條：“是月，先生在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上講演關於楚辭的意見。(見‘讀楚辭’，文存二集)”。因此，這個讀書會究竟開沒開，什麼時候開的，到今天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其次，1922年9月19日，也就是在那個莫名其妙的“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的十五個月之後，胡適“補記”了1921年6月20日的日記：
這一天的《日記》，因為有一篇《楚辭》的講演，被我抽出修改付印在《讀書雜誌》的第一期上了，原稿割裂不能收回，故將印出的本子附在這裡。十一，九，十九，胡適。
(326頁)。
胡適一生根據日記改寫文章的例子很多，他早期發表的文章大多都是根據他的《留學日記》整理出來的。但“原稿割裂不能收回”的例子幾乎沒有。由於胡適說這篇日記是在“後來記在日記里”的，因此可以肯定這個講演是在6月20日之前。現在看來，這個講演沒有記載，這篇日記又不翼而飛，難免讓人心中疑竇叢生。
第三，胡適在1921年6月21日的日記中，先寫了“與二哥、思聰、思永同去圖書館參觀”，然後寫中午“到西車站吃飯”，再寫“下午，孫伏園來談。”接下來，就有“補作昨日日記”這六個字。然後又說：“晚到夢麟家，我與他及孟和三人公餞畢善功先生。畢先生帶來英國教育家R.F.Scott擬的英國輔助中國教育發展計劃書，要我們討論。……故今晚討論此事。”關於英國這個計劃的記載在日記中長約千字。
這個“補作昨日日記”六字十分讓人費解，它即可以解釋為胡適在6月20日作有日記，而6月21日在此六字後面的文字是“增補”昨天的內容；也可以理解為胡適 6月20日的日記是胡適在6 月21日“補作”的，而關於英國庚款計劃的討論發生在6月21日。(曹伯言、季維龍在《胡適年譜》中認為，討論英國計劃發生在6月21日，見該書201 頁)。由於胡適寫日記用的不是活頁日記本，因此如果出現第二種情況，胡適就必須預留空白紙張，或先“補作昨日日記”，再寫6月21日的日記。在日記本中預留空白紙張似乎不大合理，而根據《讀〈楚辭〉》，關於《楚辭》的文字是“後來記在日記里”的，因此胡適似乎沒有必要非把這篇文字在21日“補記”為6月 20日。如果是第一種情況，則在6月20日晚，胡適又是餞行，又是討論英國計劃，時間必然非常緊張，緊張得連當時討論的主要問題都沒有記下，那麼，他怎麼會突然想起要先整理關於《楚辭》的講演，而把討論庚款計劃的問題留到第二天再記呢？總之，關於那篇6月20日的日記到底有沒有，如果有，內容到底是什麼，都讓人感到疑慮重重。
(2) 突兀的《楚辭》研究
通觀《胡適日記全編》，胡適寫日記(他稱之為札記)的習慣始於1910年留美之後，1917年回國後中斷了大約兩年，從1919年7月10日起“又想作雜記了”。(第三冊3頁)。但胡適的這段日記只作了大約40天，然後就斷斷續續地用日程表來頂替。從 1921年4月27日起，胡適又決心寫日記，他說：“我這三四年來，也不知被我的懶筆斷送了多少很可能有結果的思想，也不知被他損失了多少可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事實。……這是我重做札記的緣起。”(第三冊225頁)。在此之後，胡適確實堅持作了很長時間的日記，並且都非常詳細。但在，從現有的出版物來看，如果不算1921年6月20日那篇“原稿割裂不能收回”的日記，胡適在1921年4月27日到1922年8月26日這一年零四個月期間的日記中，沒有一次提到過“屈原”或“《楚辭》”。在1922年8月27日的日記中，胡適突然寫道：“為《讀書雜誌》改作去年《讀〈楚辭〉》日記一篇。”(774 頁)。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胡適一般都要把自己的講演在不同場合和地點重複好幾次，比如他的《詩經的研究》講演不僅在“思永們的讀書會”上作了，而且在燕京大學等地都作了。另外，胡適對自己的一得之見通常非常珍惜，總會在日記中多次探討。他為什麼獨獨對《楚辭》如此吝惜筆墨呢？
另外，在1921年6月前後，胡適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滸》和《紅樓夢》的考證上，同時還修編《章實齋年譜》，因此很難想象他會無緣無故地突然研究起《楚辭》。比如，從6月1日到13日，胡適連續寫作、修改了長達一萬二千餘字的《〈水滸傳〉後考》，其間還曾準備到保定講演“《文法的研究法》、《詩經的研究》、《新詩的運動》、《科學的人生觀》、《中學教育與中學學生》、《思想革新的幾個條件》”(6月3日)、研究《永樂大典》，13日“買得儀徵汪廷儒編的《廣陵思古編》二十九卷”，其中關於焦循的文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6月16日，胡適作了那篇著名的《〈吳虞文錄〉序》，17日，胡適“譯杜威《哲學改造》三頁”，“買得楊鍾羲編的《八旗文經》六十卷”，考證《紅樓夢》，作詩《死者》；18日，“出城訪陸仲安醫士，為江子雋嬸問病狀”；19日，因“忽得一怪夢”而研究《論語》中“天下”。(《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第290-326頁)。在6月20日之後，胡適在日記中也無片言隻字談到《楚辭》。因此，那篇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的“《讀〈楚辭〉》日記一篇”到底是否曾經存在，就更值得懷疑。
(3) 荒唐古怪的“作偽有理”理論
1922 年8月18日，胡適因為與沈兼士討論《詩經》而“引起了我整理《詩經》的舊志願”，第二天他“決計做下去，以後每星期至少做一篇的注和序，作為我百忙中的一種正當消遣。全書暫名為‘胡適試做的《詩經新解》’，至遲兩年可成。”(第三冊765頁)。但四天之後，也就是8月23日，胡適突然在日記中寫了這麼一段話：
連日整治《詩經》，頗有味。今日注《芣苢》篇，見姚際恆《詩經通論》引豐坊偽《詩》傳說此詩為兒童鬥草的詩，我忽大悟豐坊必是有意推翻漢宋舊詩序的人，因為‘積重難返 ’，故不能不借重子貢、申培兩個古人來做大帽子。我們但見他作偽，而不原諒他作偽的苦心，就一筆抹煞他的書，未免太武斷了。我家中竟無此二書，明日當借來細讀；如此意不謬，當替他申冤。
(第三冊770頁)。
也就是說，胡適認為，只要目的“合理”，作偽也就合理。24日，胡適沒有在日記中提及《詩經》，25、26兩日說“作《周南、召南說》。而到了27日，胡適冷不丁地“為《讀書雜誌》改作去年《讀〈楚辭〉》日記一篇。”28、29、 30日，胡適的日記也沒有提到作《詩經新解》。到了31日，我們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想借《詩經新解》作消遣，不意才寫《召南》第一首的第一字，即碰着‘維’字。此字在《葛覃》篇‘維葉萋萋’，我不曾注他。今天忽念此字究竟作何解，乃檢三百篇《詩》，竟得一百多個‘維’字，大都是不易解的。我費了半日工夫，還尋不出什麼頭緒來。古人讀書，不講古文法，故能胡亂讀下去。雖極謹慎的漢學家，也實在不曾懂得《詩經》。古書真不易讀！
(第三冊780頁)。
也就是說，《讀〈楚辭〉》是胡適在整理《詩經》無法繼續下去的情況下作的，而在此之前，他就已經有了“作偽”的心理準備。
(4) 胡適的觀點是否來自廖平？
在胡適的文章中，《讀〈楚辭〉》算比較簡短的一篇。文章討論了四個問題：一、屈原是誰？二、《楚辭》是什麼？三、《楚辭》的注家。四、《楚辭》的文學價值。胡適在質疑“屈原是誰”時，只是從《史記》中挑出了幾個地方來說明“《史記》本來就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這實際上就是廖平在《楚詞新解》中所說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屬。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胡適在《讀〈楚辭〉》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楚辭》是什麼”，也只是要說明“《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做的。”這也與《五變記》中黃鎔的闡述(“《楚辭》意義重複，非一人之著述，……史公本《漁父》、《懷沙》二篇為《屈原列傳》，後人因以《楚辭》歸之屈原，誤矣！”)如出一轍。《讀〈楚辭〉》的後兩個問題都不很重要，篇幅也不到全文的四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一生以漢學為本，但卻在這部分大罵“漢儒”，說他們“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罩上烏煙瘴氣了。”)總之，從文章的內容來分析，胡適的《讀〈楚辭〉》明顯受廖平的影響。
現在，不妨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這個問題，看看胡適是否曾接觸過廖平的著作。首先，胡適對國內出版市場極為關注(見1918年1月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歸國雜感》)。因此，以胡適嗅覺之靈敏，決沒有對廖平漠然無知的可能，因為廖平並非等閒民間陋儒。他是著名的今文經學家，其“托古改制”、“疑古辨偽” 等學術思想曾對康有為發生過深刻的影響。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書就有剽竊廖平《辟劉篇》的嫌疑。梁啓超就說：“康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另外，廖平很有一些有名的弟子，如，吳虞、謝無量、黃鎔、蒙文通、杜剛伯等人。在1922年以前，胡適與吳虞和謝無量都較熟。
其次，從1921年5月起，胡適就與吳虞過從甚密。胡適曾記載吳虞在5月13日送給他“《費氏遺書》三種”。在此之後，胡適安排了《吳虞文錄》的出版，並為之作序，吳虞還曾多次到胡適家中拜訪。1921年6月 17日，曾經宣布“從不回訪”的胡適，還破天荒地“去看吳又陵先生(西老胡同21)，談了一會。”(《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321頁)。因此，不能排除胡適在與吳虞的交談中獲知廖平學術觀點的可能。
當然，僅有可能性是不能夠說服人的，還需要確鑿的證據。根據《吳虞日記》記載，“北京教授及日本書肆均重廖季平著述”(1921年7月13日，上冊613 頁)，“陳希虞來信，……言廖季丈《一變至五變記》及其他各大著，已交陳岳安寄京” (1921年8月14日，上冊625頁)，“過胡適之。……廖季平書，帶有數部寄亞東發售”(1921年9月15日，上冊635-636頁)。
因此可以斷定，至遲到1921年9月，胡適是肯定看到過廖平的《五變記》的。這樣一來，胡適在1922年8月說“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就是一個彌天大謊，其目的就是要抹殺前人的研究。僅此一條，就違背了一個學者的最基本的學術道德。
(5) 胡適研究過《楚辭》的什麼？
但是，胡適的問題還遠遠不止於此。胡適實際上從來就沒有對《楚辭》進行過什麼研究，《讀〈楚辭〉》是他一生中關於屈原或《楚辭》的唯一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在發表之後，胡適的觀點連續受到了陸侃如、梁啓超、曹聚仁、謝無量等人的批評，但胡適一直沒有對這些批評進行公開答辯。這說明，胡適質疑屈原存在的觀點的提出並不是慎重的，而是倉促、草率的，並且在這個觀點受到批判之後，馬上就將之放棄。另外，謝無量公開揭示出了廖平早於胡適質疑屈原的身份，也可能是使胡適不敢戀戰的一個主要原因。不過，在《讀〈楚辭〉》發表之前，胡適一定以為這是什麼“驚人的發現”，於是一面掩蓋廖平的研究，一面製造了一篇後來無影無蹤的日記，以把自己的“發現”優先權提前了一年多，恰好在吳虞將“廖季平書”親手交給胡適之前。
其實，胡適在《讀〈楚辭〉》中從《史記》挑出的幾個毛病，前人早就知道。徐子明就說，胡適說“‘孝文之後為景帝，而司馬遷亦不能知孝昭的諡法。’驟然一看，好像這是他的心得。其實不過襲梁玉繩、徐孚遠的成語。按史記本未撰完，而後人如褚少孫等隨意增改者亦不一，但與屈原之存在何干。”(徐子明：《胡禍叢談》 141頁)。另外，徐子明還指出，“據博士說：‘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一部分的作者’(屈原人格的忽有忽無全靠博士一時的興會)。但這話極其可笑。因博士所列的二十五篇包括《招魂》《大招》。那知道這兩篇本來相傳是宋玉、景差所做，並不在二十五篇之內。而屈原的作品當中有所謂《九歌》，《九歌》共有十一篇。所以離騷(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一)卜居(一)漁父(一)合起來才有二十五篇。(出處同上，144頁)。
也就是說，胡適連《楚辭》中的《九歌》共有幾篇都沒有搞明白，就大談《楚辭》，可見他是匆忙上陣，連槍都忘記了擦。
也許現在的人很難理解胡適當時為什麼要這麼幹。因為胡適如果在撒謊，他的績溪晚輩“洪熙、思永們” 很可能知道實情。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在面對晚輩時豈不會感到臉紅？但考慮到胡適在1918年剽竊錢玄同關於“‘標準國語’，一定是要由我們提倡白話的人實地研究‘嘗試’，才能制定”的思想，把它改造成“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1919年，胡適把傅斯年的“清代的學問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發展成清儒考據方法是“科學家常用的方法”；同年，胡適把毛子水的“用科學精神整理國故”改造成“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我們就不難看出一個發展的線路。
另一個解釋就是，胡適確曾給“洪熙、思永們”講過《楚辭》，但講的內容很可能是關於“《楚辭》的注家” 和“《楚辭》的文學價值”。在互聯網上，有一篇署名胡成業的文章，《胡適與章衣萍》，其中說：“1921年，在北大的績溪學生章衣萍[即“洪熙”──引者注]、章鐵民和胡適的侄子胡思永等組織讀書會，胡適擠出時間給他們演講，筆者見到記錄的有4月和6月兩次，分別講了《詩經的研究》和《楚辭》的意見，對章衣萍等績溪學子關懷備至，對他們的成長和成名起着很大的作用。”這篇文章是否曾正式發表，不得而知。但即使該文作者真的看到了相關“記錄”，它也還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胡適當時講的關於《楚辭》的意見到底是否包括質疑屈原身份這個問題。
亦明剝殼━━剝學術騙子的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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