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數學的名義
8月20日到8月28日在北京召開的2002年第24屆國際數學家大會，在官方的新聞稿及
大多數與會中國數學家的口中，被形容為“21世紀的首次國際數學家大會”。國際數學
家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97年，
但1900年8月6日卻是大會真正確立起自己世界數學界最重要會議地位的起始。這一天，
38歲的德國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走上講台，以“揭開隱藏在未來中的面紗，探索未來
世紀的發展前景，誰不高興呢？”作為開始，提出了23個他認為全世界數學家在新世紀
中應當關注和解決的重要數學問題，其中就包括了中國人所熟知的哥德巴赫猜想問題。
當這位大師在1943年的情人節去世時，德國《自然》雜誌曾經發表文章指出，現在
世界上很難有一位數學家的努力不是以某種途徑源於希爾伯特的工作。而哥廷根學派代
表人物之一卡拉西奧多里則在唁電中寫道:“你使我們所有的人，都在思考你教我們思考
的問題”。或許這是一種略微誇張的說法，但無可辯駁的是，在迄今為止獲得菲爾茨獎
的學者中，有半數以上人的工作與希爾伯特問題有關。
102年過去，但當我們把舉辦在自己國家裡的這次數學大會比喻為另一次具有世紀裡
程碑意義的大會時，由始至終卻都透着一份中氣不足的感覺。
8月20日於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際數學家大會開幕式上，著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教授
在英文演講中尷尬地用中文給來自各國的數學家解釋孔夫子的“仁”，大會主席吳文俊
用很大的篇幅介紹中國古代數學家的貢獻和絲綢之路，北京市市長劉琪則告訴大家，數
學在北京的傳統可以追溯到13世紀的朱世傑。
真要為某一次會議賦予世紀性意義，一雙具開創性的、能夠看得清未來方向的眼睛
應該是最重要的。而在我們的這次大會上，這雙眼睛似乎是缺席了。
輝煌還是式微？
國際數學聯盟主席帕利斯在評價此次北京國際數學家大會的時候，用了兩個“第一
”:這是第一次有一個國家的最高元首出席開幕式並為菲爾茨獎得主頒獎，這是歷史上代
表人數最多的一次大會。
曾經參加過1990、1994、1998年三次大會的一位數學家對這兩點感觸頗深。他對記
者說，在國外舉行的數學家大會，幾乎在舉辦地掀不起什麼波瀾，開幕式最多也就有個
市長來發發言，從未出現過國家主席、副總理共同出席的場面。他指着自己代表證上的
編號告訴記者，1897年第一屆數學家大會的代表只有200名，從20世紀50年代以後，代表
人數增加到2000多人，此後大多在3000到4000人之間浮動。然而據粗略統計，本次大會
的參加人數，應當在6200人以上。
曾參加過1950年美國坎布里奇(Cambridge)數學家大會的美國數學家哈爾莫斯在自傳
中寫道:“坎布里奇大會幾乎已經過大，後來的各次大會已非‘幾乎’而肯定是過大。”
他建議，如果與會者看到某位自己想要與之交談的人，最好當時就逮住他——否則再偶
爾碰見他的機會是零。
在會場上，記者曾經邂逅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教授、國際數學聯盟秘書長菲利普·
格利菲斯先生。應記者請求，格利菲斯教授剛要向記者介紹有關數學聯盟和數學家大會
情況，就被一位組委會成員因事叫走。格利菲斯教授很禮貌地向記者表示回頭再談，只
要等幾分鐘——但結果是，在那之後，記者再也沒能找到這位數學家。不用萬人，6000
人已經是足夠大的數字。
規格的提高和規模的擴大是否讓數學家大會發揮的學科影響力也同樣增強呢？很顯
然不是所有的數學家都這樣認為。現在加拿大某公司任職的趙先生是普林斯頓大學數學
博士，曾師從費馬大定理的證明者、1998年菲爾茨特別獎得主懷爾斯。他對記者指出，
數學家大會目前的意義更多在於展示，與以往已經有所不同。
如果追溯數學家大會歷史，不難看出，在它創立早期，一方面時代要求數學從孤立
研究走向廣泛交流;另一方面，信息傳播渠道不暢也的確成為不同國家間數學家研究協作
和成果分享的屏障。因此，一個定期的、世界性數學家集會的確對數學發展有莫大的推
動力。
然而，當網絡時代來臨，地理屏障漸漸被打破，雖然交流和協作越來越成為必須，
但一個會議所能起到的作用卻日益微小。與會人數的不斷增加很大程度上不但不能促進
交流，反而成為交流的障礙。河北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丁仁教授是本次數
學家大會組合論衛星會議的主辦者之一。他向記者指出，在數學家大會上，聽聽1小時大
會報告和45分鐘邀請報告對聽眾而言，只是保持學術敏感性的一個途徑。不但深入了解
談不上，由於學科的不同分支，可能連聽懂都很困難。而對於作報告者，很大程度上只
是一種對已有成就的肯定，是榮譽的象徵。更深入的專業問題討論，往往要通過其他途
徑——如老朋友間的通信、會面、小規模的專業學術會議等——來實現。
數學的中國口音
不管就數學家大會本身意義的討論結果為何，無可置疑的是，此次北京國際數學家
大會對於中國數學界的意義是深遠的。此次大會是“作大會報告和邀請報告的華人數學
家人數最多的一屆數學家大會”。作1小時大會報告的華人數學家共計3位，作45分鐘邀
請報告的人數更多達21位。“或許有折扣，但不多。實力還是最重要的。在中國各學科
研究中，數學是在國際上地位最高、華人力量最強的學科之一。”吳文俊教授在接受采
訪時指出。
然而，在這一片中國口音的英語中，你依然不難聽出另一種尷尬。雖然同是華人，
但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大陸學者卻只有11人，其他均為華裔外國人，或是在國外留學已經
獲得了綠卡或外國國籍的數學家。而即使是那11位大陸學者，也多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對這種情況，袁亞湘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感嘆道:“我們都知道華羅庚是大師，陳景潤的成
就同他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出一個華羅庚難，但出陳景潤更
難。”袁亞湘的意思是，真正由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數學家實在太少了。目前數得出來
的幾位華裔著名數學家，陳省身和丘成桐是美國人，吳文俊是法國留學生，田剛長期在
麻省理工學院從事研究。就連袁亞湘自己，也是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的博士學位。
數學從不拒絕個人魅力
霍金來了。
納什也來了。
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兩個名字遠比數學家大會更有魅力也更為熟悉。一個
例子是，在某大新聞網站關於200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的專題頁面上，與這兩個人相關的
新聞占到2/3，而拜那部奧斯卡獲獎電影之賜，眾多數學家也紛紛“美麗”起來。
有一篇評論把這歸結為數學家的個人魅力，記者並不這麼認為。霍金是物理學家，
納什雖是正兒八經普林斯頓出來的大數學家，但為他帶來最大聲譽的，卻是1994年的諾
貝爾經濟學獎。最重要的是，這兩個人之所以會成為科學明星，都同電影這一介質有密
不可分的關係:朗-霍華德導演的《美麗心靈》之於納什，猶如埃洛爾·莫雷斯導演的《
時間簡史》之於霍金。
一種觀點是這兩個人的名聲遠超出自身的學術成就，而本次數學家大會借邀請這兩
人作公眾報告的機會成功炒作了自己。持此種看法的人中不乏來自普林斯頓或劍橋牛津
的與會學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擔任本次大會組委會秘書長的中科院計算數學與科學
工程計算研究所所長袁亞湘指出，邀請聲譽較高的科學家(不限於數學家)作公眾報告是
國際數學家大會的傳統之一，挑選作報告學者的標準，也主要從其學術成及公眾認知度
着眼，目的只是為了喚起公眾對科學，尤其是對數學的更廣泛興趣。
袁亞湘說，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較少功利性的活動。他舉例說，本次大會邀請作
公眾報告的學者共有4位，在霍金與納什之外，還有紐約大學的一名數學教育家和中國的
吳文俊。“如果真的是為了炒作，我們完全可以請到名氣足以和霍金、納什並列的科學
家，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對於公眾對這兩位科學家的格外關注，袁亞湘用一句很有意
思的話作為評價——“數學從不拒絕個人魅力”。
菲爾茨獎的故事
本屆菲爾茨獎的兩位得主是法國數學家洛朗·拉佛閣和俄羅斯裔數學家弗拉基米爾
·沃沃斯基。菲爾茨獎的創辦者約翰·查爾斯·菲爾茨曾明確表示，他不願該獎的名稱
與“任何國家、機構或個人的名字相聯繫”。
即使今年美國股市的惡劣表現使諾貝爾獎金總額大幅縮水，但每項諾貝爾獎的獲獎
者仍有望獲得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10萬美元)。同財大氣粗的諾貝爾獎相比，菲爾茨獎
顯得未免有些寒酸:在獲獎後的新聞發布會上，當被問及得到的獎金被如何使用時，沃沃
斯基說，可以用它去度假，雖然可能1500美元還不太夠。不過，菲爾茨獎與諾貝爾獎的
差別絕不僅在於獎金多少。
數學界中有一個流傳頗廣的傳言，說是諾貝爾與當時瑞典著名數學家米塔格-萊夫勒
(Mittag-Leffler)因為爭奪某一女子而失和，為防止萊夫勒獲取自己設立的獎項，諾貝
爾故意將被譽為“科學的皇后”的數學排斥於諾貝爾獎之外。據說與萊夫勒保有“持久
的友誼”的菲爾茨設立“菲爾茨獎”的一部分意圖就是為好友伸張正義，為數學家設立
一個與諾貝爾獎對立的獎。
關於菲爾茨獎和諾貝爾獎的另一個有趣比較是在年齡方面。雖然納什絕對是此次國
際數學家大會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但作為數學家，他從未獲過菲爾茨獎。從1936年設立
之日起，菲爾茨獎對於獲獎者的要求中就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所有得主年齡不超過40歲
。而儘管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對年齡從未作過規定，迄今為止卻沒有一位諾貝爾經濟學
獎的得主年齡在40歲以下。因此，數學界又流傳着另一種說法:你是一個很想獲大獎的年
輕數學家嗎？如果到了40歲還沒有拿到菲爾茨獎，不如轉行學經濟學，爭取拿諾貝爾獎
吧！
當然，40歲以上的數學家也大可不必絕望。1978年設立的Wolf基金就是另一條出路
——雖然獲得Wolf數學獎的難度可能更在菲爾茨獎之上。1984年，迄今為止惟一獲得菲
爾茨獎的華人、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的丘成桐的指導教授陳省身與當代最富傳奇
色彩的數學家保羅·俄爾多斯(Paul Erdos)同獲Wolf數學獎。這是國際數學界與中國人
有關的少有的佳話之一。
大師效應與數學的全球化—專訪200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組委會秘書長袁亞湘
三聯生活周刊: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其他重要學科的國際會議都是按學科命名的
，比如國際物理大會、國際化學大會，而不叫國際物理學家大會或國際化學家大會。聯
繫到本次會議前期各方面對霍金和納什的追捧，您覺得這是否也是一種數學的明星效應
呢？
袁亞湘:數學家大會為什麼不叫數學大會的問題，可能涉及到許多歷史上的原因，我
無從查考。但就我個人感覺，首先數學更強調個人作用，更強調人本身。像武俠小說一
樣，一個高手，比如說華羅庚，他本身就代表一個學派，而像物理或化學可能更強調學
科間的配合與協作。從各國來看，數學家在政治上的影響也比較大。德國、法國都有數
學家擔任總統諮詢顧問的傳統。拿中國來說，雖然數學家在科學家中占比例比較小，但
華羅庚、馮康、陳景潤、吳文俊、楊樂都是數學家。數學家個人的知名度比較容易高，
這應該也是一個原因。
三聯生活周刊:中國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出過華羅庚這樣的大師了，而公眾對數學的熱
情也遠不如當年。這是否意味着中國數學在世界數學界的地位也有所下降呢？
袁亞湘:從單個人來看，像華羅庚這樣的大師現在中國的確沒有。但我們應當實事求
是地來想這個問題——很多時候都是時勢造英雄。比如英國，現在也沒有出過牛頓這樣
的大師。霍金被稱為“活着的愛因斯坦”，實際上說的還是愛因斯坦要更偉大一些。這
種攀比是我不太看重的。至於公眾熱情降低，數學家知名度下降，同時代的變化也是有
關係的。現在人們的選擇和興趣都比從前的時代更豐富了，不像我們這一代人，會受一
篇文章一個報道至關重要的影響。從整體上看，應該說中國的數學水平是提高了。這次
大會有24名華人學者作報告，這很說明問題。
三聯生活周刊:本次會議宣傳材料反覆提到1900年巴黎數學家大會的“希爾伯特23個
問題”。在過去的一百年中，這23個問題毫無疑問極大影響了數學界的研究方向。但也
有一個疑問是，藉助數學家大會的影響力成為主流的這23個問題不可能涵蓋數學研究的
所有方面，那麼會不會整個數學界的資源都流向這23個問題，從而導致一些非主流的問
題被忽視？
袁亞湘:這種事情可以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來解釋，但也並不完全如此。我的觀點是，
真正重要的數學觀點是不可能被壓制的。希爾伯特提出的問題，由於他本身站在一個比
較高的角度上，對未來的方向看得比較清，這樣可以讓更多的人去關注這些問題。但不
是說他不說，別人就不會做了。
三聯生活周刊:本次大會被描述為首次在發展中國家舉辦的數學家大會。您在前面也
提到了全球化問題。那麼，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下，作為一個可以充分調動數學學科資源
的權威會議，您覺得是否有助於消除數學界的地緣差異？
袁亞湘:這種數學研究上的地緣差異是一直存在的，它很大程度上同歷史傳統密不可
分。數學家大會以往在彌補這種差異上能夠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第三世界國家數學家
參加會議的人數也比較少，但近來則有所改善。比如，我在1990年參加日本數學家大會
時，大會就為像我這樣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提供了資助。在這次大會上，我們承諾為
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提供21萬美元的資助，使他們有同世界級大師面對面交流的機會。而
且，隨着全球化的發展，互聯網和交通的日益方便都使交流越來越頻繁，真正高水平的
科學家一樣可以得到展示自己成就的機會。學派之間的差別當然還會存在，但不再是負
面的了。
(袁亞湘:中國科學院計算數學與科學工程計算研究所所長，中國數學會副理事長。
主要研究非線性最優化問題。曾獲首屆青年國際數值分析獎、馮康科學計算獎、中國青
年科學家獎。)
數學中國與數學家—專訪200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主席吳文俊
中國是否數學強國？
邵濱鴻:一個國家國力強盛的時候往往會舉辦奧運會，一方面說明了該國國力強盛，
另一方面還會通過奧運會得到進一步提升。那麼，舉辦被稱為“數學的奧運會”的國際
數學家大會，是否說明中國現在在國際上是一個數學強國？
吳文俊:怎樣的強不好說，但反正有一定地位。這一次大會，作報告人數最多的當然
是美國;第二位是以色列，可能其中包括許多猶太人;第三位就是中國，超過了日本、英
國和法國。這是我沒有預計到的。
邵濱鴻:能不能從這個作報告人數排名第三的情況，得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三大數
學強國的結論？
吳文俊:可能有人不同意。這個排名要打點折扣，還是不要自己就覺得自己了不起，
會起到反作用。邵濱鴻:那麼依您個人的標準，說到中國整體數學水平提高，成為世界數
學強國或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的標誌應該是什麼呢？
吳文俊:如果以創新的標準來看，比如某一個方向是我們中國人提出來的，外國人跟
着我們來做。這麼看來，我覺得就還不太夠，因為目前很難說有哪些數學方向是我們提
出來的。
數學家的話語權
邵濱鴻:以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數學地位，我們又是如何爭取到主辦本次國際數學家
大會的呢？
吳文俊:爭取到主辦國際數學家大會是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主要是因為國外數學界
同中國留學人才接觸比較多，了解你數學上的成績。像上一屆的數學家大會主席就提過
，他接觸過很多中國的年輕學者，了解中國學者的潛力，所以非常贊成在中國舉行大會
。當然外交活動可以起一些作用，但許多事不是靠外交遊說就能做到的。
邵濱鴻:作為大會主席，你會在大會上作報告嗎？內容是什麼？
吳文俊:我沒有資格在大會上作報告。大會學術報告評選標準是非常嚴格的，不是我
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的。
邵濱鴻:你為什麼在面對全世界數學家的大會上去跟人家講數學是做什麼的？你覺得
他們不是很清楚嗎？
吳文俊:我查到過許多關於數學意義的說法，各種各樣錯綜複雜，都是名家的話。可
能這個階段和那個階段都有不同方式的話，我就講我要說的話，我不能照顧別的。我還
要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我個人完全贊成恩格斯的話，我想你不管來的是什麼人，我
都這麼講，沒有關係。
邵濱鴻:是不是因為您是大會主席，您有話語權？
吳文俊:是。不過我要想怎麼樣用適當的方式來講，太武斷不行。我要照顧大局，不
能光憑我一個人說了算。
作為國家的數學家
邵濱鴻:2001年您獲得了國家最高科學獎，江澤民主席給您頒獎，跟您說了什麼話嗎
？
吳文俊:沒什麼特別的，就是祝賀我，都是經過排練的。江主席從這邊走過來，我從
那邊走過去，握握手，他祝賀我一下，然後把獎品拿給我，拍一張照，我退下來——就
是這樣子。
邵濱鴻:您個人怎麼看待由國家主席親自頒布一個獎？
吳文俊:就是說明國家對一個獎的重視，通過一件具體事情提高各方面重視。
邵濱鴻:作為一個數學家，您是否覺得數學家中古怪的人比較多？在中國，數學家和
數學是否被神話了？
吳文俊:我不覺得數學家古里古怪，學院裡面看不出哪個數學家特別古怪。陳景潤是
比較特殊的，但我覺得他很正常，我能理解他的思想。我想數學家的古怪是被誇大了的
。中國把數學和數學家神話的風氣也特別盛，好像數學神秘得不得了，數學家一定是怎
麼一個樣子，這是中國特有的。
邵濱鴻:以您為例，我聽說您無論碰到什麼事情，觀察什麼，都會把它和您研究的數
學聯繫在一起，是嗎？
吳文俊:這不是事實。有些聯繫是自然的，有時拉不上也不能硬拉。比如我喜歡看別
人下圍棋，非說我成心在裡面抓數學，那就是神經病了。
(吳文俊:中國科學院院士。以拓撲學方面的“吳文俊公式”和數學機械化方面的“
吳文俊方法”聞名於世。於1956年與錢學森和華羅庚一起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
57年38歲時成為中科院最年輕的學部委員之一。2001年中國首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
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