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中國科教界一顆明亮的星
———為紀念周老誕辰100周年而作
章道義

（科技日報 2002年8月28日）

圖為1972年12月刊登在美國物理學會《今日物理》雜誌封面上的周培源教授

　　周培源教授是蜚聲海內外的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我國科技界的卓越領導人之一，近代力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為捍衛世界和平作出傑出貢獻的中國人民的和平使者，促進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的人民外交家，也是一位大力推進科學技術普及的熱心倡導者。生前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中國科協名譽主席，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歷任清華大學教授、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副校長、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數理化學部常務委員、副院長及主席團成員；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力學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席、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還曾擔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會長、中波友好協會會長多年。是我國科學家中最早擔任國際理論與應用力學聯合會的理事、國際科學家聯合會理事及出席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全體大會的中國代表和首席代表，並於1962年當選為世界科協副主席。1980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80年和1985年兩次獲得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具有卓越貢獻的校友”獎。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1993年11月24日在北京溘然長逝，享年91歲，是一位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世紀老人。今年是他誕辰100周年。

　　周培源中學時代曾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附中，因參加“五四”運動，上街遊行，矛頭指向帝國主義，觸怒了校方，被學校開除。一個偶然的機遇，他考上了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的插班生，北上清華就讀，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旅途。在清華他一面刻苦學習，並開始涉足科學研究，撰寫了一篇關於三等分角的數學論文；一面積極參與學校實施的“強迫運動”，多次獲得了中距離賽跑的冠軍。這兩方面的鍛煉都使他受益終生。1924年秋，他從清華高等科以優異成績畢業，隨即被送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數理系二年級學習。1926年春獲學士學位，同年秋獲碩士學位。

　　1927年春，周培源入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繼續攻讀研究生，做相對論方面的研究，於1928年春獲理學博士學位，並獲得了該校的最高榮譽獎。隨後，他到美國東部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作短期訪問學習，並經巴黎去意大利參加了一次國際數學學術會議。這些短暫的訪問、遊歷，不僅大大地開闊了他的視野，還增添了他的藝術情趣。同年10月，他從意大利來到德國萊比錫大學，師從量子力學創始人海森堡教授研究量子力學，半年後因海森堡教授去美國講學，他又應瑞士蘇黎世高等工業學校泡利教授之邀，到瑞士跟隨泡利教授繼續從事量子力學研究。

　　1929年秋，在海外留學五年的周培源，應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羅家倫之聘，從瑞士回國，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年僅27歲。那時的清華大學只有一百來名教授，其中有三位30歲上下的青年教授，他們的學識才華，風度氣質，深受同學們的愛慕與敬仰，被諧稱為清華“三劍客”。其中之一就是主講理論力學和相對論等理論物理課程的周培源教授。他不僅課講得生動有趣，富有深度和邏輯性，而且出題和解題思路也非常之妙，常能把人帶入一個全新的境界。以致半個世紀之後，他的一些學生還能清楚地記得他的第一堂課，第一次考試和第一次聽他的學術報告的生動情景。

　　1936年，周培源在清華任教已進入第七個年頭，根據當時清華大學連續工作五年可休假一年的規定，他利用這次年休再次赴美，到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院從事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的研究。其間，他參加了愛因斯坦教授親自領導的廣義相對論研討班，並登門拜訪了這位科學大師，為他攝影留念，還結識了他的得力助手英斐爾德等一些朋友，受益甚大。

　　1937年夏，周培源結束了為斯一年的休假，從美國回國。一家人還沒有安頓下來，“七七”事變就爆發了。他那時是清華教授會秘書，就協助梅貽琦校長安排一些老教授從北平到天津，又從天津幾經周折才到了長沙。在長沙沒呆多久又西遷昆明。從長沙到昆明，現在坐火車要不了一天的時間，那時因交通不便，加上戰亂，需繞道而行，一路竟走了68天。師生們吃盡了苦頭。直到1938年5月4日，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才在昆明開學。西南聯大的校舍在城西北，而周教授的住處卻在城外西南郊的一個小山村里，陸路相距19公里，走水路則要三個半小時。他就買了一匹馬，以馬代步。每逢上課，他五點多鐘就得起床餵馬，刷馬，備鞍，送兩個女兒上學，然後再騎馬趕到學校上課。被戲稱為“周將軍”。一次馬被車驚，他從馬背上摔了下來，一隻腳掛在腳蹬子上，被拖着跑了長長一段路，幸遇一位農民把馬攔住，才倖免於難。還有一次，因學校有事，回家時天已很黑，馬迷失了路，連人帶馬摔到一條溝里。就這樣，他也風雨無阻，按時到校上課。

　　抗戰期間的西南聯大，儘管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差，師生員工們的生活十分清苦，但大家堅信抗戰必勝，終有一日將驅除仇寇。因此，大家的愛國熱情都很高。就是在這樣的信念鼓舞下，在如此這般的艱難困苦中，一心想以科學救國的周培源，放下了不能直接為抗戰服務的相對論，毅然轉向了應用價值較大的流體力學難題：湍流理論的研究。1940年，他寫出了第一篇論述湍流的論文，發表於該年的《物理學報》上。也就是這篇文章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論的基礎，是他一生中發表的最重要的論文之一。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被迫對日宣戰，中美成了同盟國。周培源決定利用第二次休假機會帶領全家赴美，爭取參加美國組織的戰時科學研究。這樣，他們就於1943年9月舉家從昆明乘飛機到印度，再從印度孟買乘船去美國。一路上為了躲避日本海軍的襲擊，船隻常常是熄燈緩緩而行，整整走了一個月才到達大洋彼岸。到美國後，他先在加州理工學院繼續研究湍流。在改進、完善1940年工作的基礎上，於1945年在美國《應用數學季刊》上，發表了題為《關於速度關聯和湍流脈動方程的解》的論文，立即在國際上引起了行家們的注意。湍流模式理論也由此而生，人們至今仍在引用此文。由於他在湍流理論上做出了卓越成就，美國政府邀請他參加美國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的科研工作，做魚雷空投入水的項目，終於使他有了以科學為武器參與反法西斯鬥爭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該局解散，周培源被留下寫該項目的總結報告。這個報告後來被美國海軍部劃為保密文件，直到1957年才解密。該局解散後，美國海軍部很快就成立了一個海軍軍工實驗站，繼續從事軍工研究，並希望周培源參加。但由於這是美國政府的一個科研單位，外籍人員必須加入美國國籍。周培源考慮當時赴美參加反戰科研工作，是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報效祖國，現在二戰已經結束了，沒有必要再留在美國，就婉言謝絕了。實際上，他這次一到美國，美國移民局就曾邀請他全家入籍，被他一笑置之。這是他第二次拒絕加入美籍。

　　1946年6月，周培源代表中國中央研究院參加英國皇家學會舉辦的紀念牛頓誕辰300周年紀念會和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9月去法國參加國際應用力學大會，在會上做了學術報告，並當選為理事。同時，當選為新成立的國際理論和應用力學聯合會的理事。10月回到美國。這時，國內的戰事又起，他的一些親朋好友都勸他不要回國，他不願把自己的生命之樹定植異國他鄉，毅然於1947年2月，與夫人攜三個女兒，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多災多難的祖國，繼續在清華大學任教。

　　一年以後，他再次應邀赴英國參加國際應用力學大會。這次與會，使他感受很深。1946年他與會時，正值二次大戰結束，蘇美中英是世界四大國。中國科學家在會上受到應有的尊重。閉幕式上，他作為中國代表發言，聽眾報以熱烈的掌聲致意。而這一次與會，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國際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理事會開會和會議宴請時，會議主席把他的座次排到最後和倒數第二，使他深深感到，即使作為一名科學家，在他從事國際科學交流活動的背後，也必須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做後盾。

　　1948年11月7日，周培源從英國回到北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就宣告和平解放。周培源興奮地和兩個女兒，冒着揚沙的寒風，從清華園騎車進城，歡迎解放軍進駐北平。沒有多久，他的年僅14歲的二女兒就參軍南下，使周家成為清華大學教授中的第一戶“光榮軍屬”。周培源教授也就常常被擁軍擁屬的來客和校園中的孩子們，親熱地稱呼為周大爺。

　　北平解放後，周培源先後出任清華大學教務長和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承擔了大量的學校領導工作和教務工作，直到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之後，才離開清華到了北大，開始了又一個新的征程。

　　周培源從1929年學成歸國，到1993年逝世，對我國科學教育事業、和平外交事業與社會進步事業的主要貢獻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他是一位勤奮的、嚴謹的、鍥而不捨的、敢于堅持真理的、成就卓著的科學家。

　　他常對他的女兒們說：“我並不聰明，但十分勤奮。中國有名俗話，以勤補拙，我就是這樣做的。”實際也真是如此。直到他已進入耄耋之年，在很多人看來早已功成名就，本可頤養天年之時，他還在孜孜不倦地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散時間，進行科學研究。平時無論工作多忙，只要一回家，不是坐在書桌旁打字，就是專心致志地推演公式。他說，自己不動手演算，怎麼能體驗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又怎麼能指導好學生呢？1980年，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當訪問教授，房間的空調機壞了，人坐在屋裡都直冒汗。他穿了一件背心，坐在書桌前一動不動地演算着，一坐就是幾個鐘頭。幾天后，他把算稿拿給他的同在美國的三女兒核對。五六頁的算稿，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各種公式、符號，加起來少說也有近萬個符號。他女兒核對下來，只發現有一個張量的下標，在謄寫時抄錯了，頃刻被感動得熱淚盈眶。“要知道，那時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周培源嚴謹治學，還表現在他對科學理論的發展規律有令人信服的精闢見解。他多次在一些學術會議上提出：“一個新理論提出來，第一，要看它能不能說明舊理論已說明的物理現象；第二，要看它能不能說明舊理論所不能說明的物理現象；第三，要看它能否預見到新的尚未被觀測到的物理現象，並為新的實驗所證實。這三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廢。”他還說：“一個好的工作，首先要在物理上站得住腳，又有嚴謹的數學證明才行。光是數學漂亮，沒有物理支持，因而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工作，不能稱之為好的工作。”這些都是他幾十年的治學經驗之談，也是他身體力行的準則。

　　他的鍥而不捨的精神，最突出的表現在他對湍流的研究。幾十年來，無論工作多忙，也從未間斷過，終於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再就是，在他闊別相對論研究長達40多年之後，通過一次國際會議，他吃驚地發現，40年前他對廣義相對論的疑問，至今似乎並沒有得到解決，從而激發了他重新開展相對論研究的決心，並付諸實施。這年他已77歲高齡。

　　周培源是一位坦誠、正直的科學家，一貫主張科學家說真話。認為人云亦云的人，有失科學家的本性。尤其當上級領導不懂這門科學時，就更要說真話。否則，豈不是要把領導引入歧途。他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因此，在十年動亂中，當陳伯達提出要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逼他表態時，他當着陳伯達的面說：“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已被事實證明，批不倒。廣義相對論在學術上有爭議，可以討論。”陳伯達根本不懂相對論，堅持要批判。在陳伯達的鼓動下，一些年輕同志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批判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要在《紅旗》雜誌上以顯著地位刊出；另一篇是批判相對論理論本身的，要在《中國科學》上以第一篇的位置刊出。當時主持科學院工作的劉西堯同志，為慎重起見，請了許多知名學者進行“討論”。會上發表了各種不同意見，有支持的，有主張慎重的，有避不表態的，也有少數青年人表示反對的。輪到周老發言時，他介紹了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的歷史，以及他和愛因斯坦的交往過程，而對這兩篇文章卻隻字未提。中午休息時，他得知這兩篇文章要拿到《紅旗》雜誌發表，即鄭重其事地對劉西堯說：“這兩篇文章可不能拿去發表！這要鬧出大笑話的！”劉西堯深知周老這話的分量，當即對幾位執筆者說：“看來你們的文章還不成熟。”於是，這場很可能在國際上被視為笑柄的鬧劇，隨着陳伯達的很快垮台也就煙消雲散了。

　　周培源在學術上的成就，主要為物理學基礎理論的兩個重要方面，即廣義相對論中的引力論和流體力學中的湍流理論的研究。

　　在廣義相對論方面，他一直致力於求解引力場方程的確定解，並應用於宇宙論的研究。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求得了軸對稱靜態引力場的若干解，與靜止場不同類型的嚴格解，並於1939年證實，在球對稱膨脹宇宙中，若物質和輻射處於熱平衡態，則宇宙必為弗里德曼宇宙。70年代末，他又把嚴格的諧和條件作為一個物理條件添加進引力場方程，求得一系列靜態解、穩態解及宇宙解。還指導研究生進行了與地面平行和垂直的光速比較實驗，以探求史瓦西解和郎曲斯解哪一個更符合靜態球對稱引力場的客觀實際。初步結果已顯示出，郎曲斯解與實際相符。

　　在湍流理論方面，是他最早在國際上首先提出脈動方程，並建立了普通湍流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對若幹流動問題做了具體計算，結果與實驗符合得很好。1945年，他在美國的《應用數學季刊》上，發表了題為《關於速度關聯和湍流漲落方程的解》的論文，提出了兩種求解湍流運動的方法，立即在國際上引起廣泛注意，被多次引用，進而在國際上形成了一個“湍流模式理論”流派。50年代，他利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軸對稱渦旋模型作為湍流元的物理圖像來說明均勻各向同性的湍流運動，並根據對均勻各向同性的湍流運動的研究，分別求得在湍流衰變後期和初期的二元速度的關聯函數、三元速度關聯函數。之後，他又進一步用“准相似性”概念將衰變初期和後期的相似條件統一為一個確定解的物理條件，並為實驗所證實。從而在國際上第一次由實驗確定了從衰變初期到後期的湍流衰變規律和微尺度擴散規律的理論結果。80年代，他又將這些結果推廣到有剪切應力的普通湍流運動中去，並引進新的逼近求解方法，以平面湍射流作例子，求得平均運動方程與脈動方程的聯立解，就這樣，經過半個世紀不懈努力，“他的理論一步步得到完善。如今，這位國際公認的湍流模式理論奠基人―周培源―的理論體系已相當完整，從各相同性的均勻流到剪切流動，從射流到尾渦……都可在一個統一的理論下得到解釋。今天，我們雖不能說湍流問題已完全解決，但可以說，周老的理論是當今世界上最為完整的湍流理論。”

　　他在科學研究上的這種敢於啃硬骨頭的精神和卓越成就，受到了國內外同行學者們的欽佩。

　　二、他是一位誨人不倦的、助人為樂的、一身正氣的、遠見卓識的、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周培源自27歲擔任清華大學教授，60多年來，一直從事高等教育工作。作為一名國際知名的老教育家，他不僅在傳授知識、組織教學、創建專業、指導科研以及發現和培養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還積累了豐富的教學和辦學經驗，形成了自己的教書育人風格和辦學思想、辦學理念。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他自己的學識、見解和治學、做人之道等人格魅力，感染着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子。

　　他講課非常認真、起勁，說話也快，富有感染力，而且十分注意啟發誘導學生去開動腦筋。一位50多年前聽過他的課的院士說：第一次聽周老講理論力學課時，他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我們從未思考過的問題：牛頓的三大定律可不可以歸結為兩大定律？這一下把我們都難住了。然後，他一步步向我們解釋牛頓力學並不是孤立的沒有內在聯繫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論都有它的內在邏輯。正是這第一課激發起我對理論物理學的濃厚興趣。他的又一位學生說，周先生經過多年積累，收集了各式各樣的力學難題，有時就以這些難題作為習題或考題，讓同學們做，目的在於訓練學生的思維方法，讓同學們明白，在探索某一問題的科學解答時，首先要找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正確思想方法。否則你就會陷入誤區。還有的學生說，周老是一位很嚴肅的學者，但也很有風趣，有時講課就像講故事，讓你聽得入神，並鼓勵、啟發學生提出問題，展開熱烈討論。更為可貴的是，周老教了一輩子書，有些課程內容已熟得可以“倒背”出來，但每次講課他都認真備課，寫出新的講課提綱。

　　他的許多研究生、助手和後輩們更是忘不了這位恩師對他們的精心指導、諄諄教誨和多方關照。他的幾位當年學生和助手都說，周老十分重視對學生的基本訓練，培養他們分析問題的能力，提出自己看法的能力，明辨科學是非的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他經常強調“學生的基礎打不好，以後就別提了。”並說，“讀書不能滿足讀懂，而要能會用，才算掌握，力學尤其如此。單做習題是不夠的。應該接觸實際，學習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他還特地把一位大學剛畢業即將走上科研崗位的學生，約到自己的書房裡，鄭重其事地向他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在畢業後的一年內，要把過去所學的主要課程，不管對現在科研工作有沒有用都複習一遍，有些可能你從事的專業永遠也用不上，但這些課程中的一些解決問題的思路、方法和技巧，很可能對你今後的工作會有重要啟發。這些都是基礎，基礎不牢就蓋不了高樓。畢業後不抓緊複習鞏固一下，過幾年就會忘光了，到時候再補不如現在鞏固效果好。第二，搞科研像打仗一樣，開始實力不夠，不能搞全線出擊，一定要重點突破，抓住一點深入下去。科研不同於教書。是創造性工作，千萬不能搞萬金油，樣樣通樣樣不精是不行的。第三，科研工作是十分艱苦的，一定要勤奮。我這個人就很笨，但我勤奮，要以勤補拙。”周老的這些至理名言，是他多年科研實踐的總結，他的許多學生按他的教誨去做，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更多的學生至今都還清楚地記得，周老如何指導他們的閱讀論文，如何指導他們選定論文題目，如何指導他們進行科學實驗，如何指導他們撰寫論文，以及如何逐段逐句的幫他們修改論文的感人情景。一位他中年時期的學生說，周老一再向我們指出：“閱讀論文一定要分清主次，必須先看幾篇主要文章，掌握文章的基本思路和學科的發展方向，千萬不可漫無邊際地亂看一氣。對論文中涉及的許多次要問題只能暫時放一下，以後再逐步加深理解。”一位他老年時期的學生說，“在論文的選題上，周老強調難度、價值和可行性三者的結合，重視學生專業特長與論文內容的結合，在調動學生主觀能動性的基礎上給予宏觀把握。在論文進行的過程中，他經常詢問論文的進展情況，遇到哪些困難，應採取什麼相應的對策。”他的另一位80年代的博士研究生說，“周老對影響實驗精度的關鍵因素十分注意，每一次找我們談話，總要我在比較高的精度上說出它對實驗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依據是什麼，不准用‘差不多’這個詞回答。”“他還告誡過我，‘做實驗不要光同外國人比儀器，要比想法。儀器的先進程度，我們比不過，但想法我們能比過，中國人很聰明。’對實驗和理論推導中的計算草稿，周老也有嚴格要求，不少學生曾為此受過批評。在周老師的嚴格要求下，他的許多學生都養成了及時謄清計算草稿，不隨便亂丟計算草稿的好習慣。這給他們以後的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多方便。對研究生們的畢業論文和提交學術會議的論文，周老師更是嚴格把關。每當學生們的學位論文手稿交到他的手中後，他不僅逐段逐句斟酌，反覆修改，而且親手推導驗證有關公式，對標點符號、圖注、目錄和頁碼都仔細校核。他青年時期和耄耋之年的研究生都說，“在我撰寫的博士論文及發表的有關論文中，浸透着周老的心血。每一篇論文的完成及其英文表達，無不經周老數次悉心修改。”一位研究生提交一次學術會議的論文英文摘要，經周老審閱後，“密密麻麻地改了幾十處，除了新添的內容外，所有的語法、單詞拼寫和標點符號的錯誤都不放過，並讓我按修改後的稿子重新打印好再送他看。如此折騰幾次，他才放行。當我將這兩頁密密麻麻改過的原稿拿回宿舍讓其他同學看後，他們無不感慨地說：‘周老這麼大年紀了還這樣認真，實在難得。’”

　　周培源不僅在業務上、學術上精心指導他的學生和助手，還注意從政治上思想上關心、支持和保護他們。“一二?九”運動後，他的研究生郁鍾正（後改名“于光遠”）參加了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無法專心撰寫論文，他很關心和同情他們的抗日活動，並盡力幫助他完成了這篇論文。直到幾十年後，于光遠都一直有一種對不起他的這位恩師精心指導的感情。解放戰爭期間，他的一些本來學習成績很好的學生，突然一下子變成了“60分主義”，他就知道那準是參加了進步活動了，心照不宣地默默地保護着他們。十年動亂中，他為了給他的一位助手打招呼，要他不要參加“四人幫”的瞎批判，一大早就親自到北大招待所給這位助手送行，並一直把他送到332路公共汽車站。後來，這位同志在北大的“返回潮”運動中，被打成“裴多菲俱樂部主任”，扣上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等四頂帽子，處境十分孤立。周老得知後，讓人捎話給他：“不要悲觀嘛！今後說話注意一點就行了，歡迎繼續到他家去做客。”感動得這位在幾十次批鬥會上沒掉過一滴眼淚的男子漢，就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旦得到了親人的關懷和理解，忍不住嚎啕大哭。

　　周培源不僅關心、愛護自己熟悉的學生和助手，對向他求教、求助的外系青年，甚至外單位的後輩也樂於指點幫助。幾十年來，經他親筆引薦出國留學師從名師深造的，經他舉薦提攜登上國際科技舞台的，更是不勝枚舉。他任北大教務長、副校長、校長期間，住在北大燕南園30年之久，北大的師生們可以隨時叩門而進，都會受到很好的接待。

　　周培源同時也是一位很有個性、很有骨氣、很有正義感，遠見卓識、一身正氣的學者。十年動亂中，我國的科教事業受到了嚴重破壞，而理科教育和基礎理論研究尤甚。許多人談理色變，不敢問津。周培源對此深為憂慮。他根據自己幾十年來從事科研教學的體會，認為基礎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後勁，沒有或削弱基礎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必將嚴重阻礙國家的進步與發展。於是，他利用各種機會向有關領導反映他的看法和意見：在全國高教工作會議上慷慨陳詞；為《人民日報》撰寫《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因“四人幫”阻撓，改在《光明日報》發表）；給周恩來總理上書。這一切受到了廣大科教工作者出自內心的贊同和周總理的明確支持，但卻引來了“四人幫”一夥的圍攻，使他一度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但他始終沒有讓步。“四人幫”垮台後，他應中國科協之邀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做了一場題為《自然科學基礎理論問題的路線鬥爭》的報告，2700人的會場座無虛席。第二天，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做了報道，港澳的報紙更是在頭版顯著位置以大字標題做了引人注目的報道。

　　周培源就是這樣一位一身正氣、滿腔熱情、遠見卓識、德高望重、桃李滿天下的教育家。

　　三、他是一位獻身於世界和平事業並作出傑出貢獻的老戰士，中國人民的和平使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時任清華大學教授和教務長的周公（那時周老才47歲，被尊稱為“公”）就作為科學界的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保衛和平委員會的成立大會，並當選為常務理事。不久，他又作為“和大”主席郭沫若先生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同蔡廷鍇、李德全、嚴濟慈等著名人士一起，前往華沙出席第二屆世界和平大會。這是一個由法國著名物理學家約里奧?居里等發起成立的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大會在1949年11月16日開幕，歷時一周。會議結束後，正逢匈牙利科學院成立125周年。郭老和周公等5人又受匈牙利科學院的邀請，去匈牙利做了短暫訪問，然後回國。從此，他為世界和平事業奔波了40餘年。

　　1952年、1955年和1964年先後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在新德里召開的亞洲國家和平會議和在赫爾辛基召開的和平大會。由於周公同國際科學界有着廣泛的聯繫，他還於1957年作為中國科協主席李四光的代表，應邀參加在加拿大舉行的世界科學與和平事業組織成立大會。由於這次大會在加拿大新斯喀舍半島的一個小漁村“帕格沃什”召開的，從此該組織便以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簡稱帕會）聞名於世。此後，周公曾多次出席帕會年會。特別是1960年率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出席帕會第四次大會，正值中蘇分歧公開化，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中國代表團在周培源的率領下，與各國代表進行了廣泛的接觸，深入宣傳和闡述了我國對戰爭與和平、緩和與裁軍和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一貫立場。堅持原則，排除干擾，求同存異，為維護“帕格沃什”運動的團結和堅持反對製造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保衛世界和平的大方向做出了積極貢獻。這次會議，由於鬥爭激烈，代表們日夜忙碌，幾乎幾宿未眠，大家決定讓團長睡兩個小時休息一下。年近花甲、疲勞不堪的周團長，一睡就睡得死死的。團長是一人人單住一間，當團員們試圖找他對，怎麼也敲不開門。給他房間打電話，敲他洗澡間的牆都沒有反映。這一下急壞了中國代表團，於是要求蘇方立即想法開門，可旅館的總鑰匙又被女服務員拿回家了，急得大家團團轉。最後決定砸門撬鎖。等門打開後，周先生屹立房中，不解地看着大家。團員們看見團長安然無恙，激動得與他擁抱起來。原來周先生的左耳早已失聽，睡覺時剛好把右耳壓在下面，加之過份疲勞，所以什麼也沒聽見。這場虛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是如何的緊張、艱辛。1961年，因帕會會址選在美國，中國代表團無法參加，從此中斷了與該會的聯繫。但這一年他又親自率團參加了在日本廣島舉行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協會第7屆“8?6”大會。再一次表達了中國人民

　　的和平呼聲。文革後，帕會秘書長兩次與周先生接觸，希望中國恢復參加帕格沃什會議。1985年，周培源以83歲高齡率中國代表團到巴西赴會，從而恢復了與其中斷25年關係，並引薦了年輕的接班的中國科學家。此時，這位當年風華正茂的周公，已成為白髮蒼蒼的周老了。

　　1986年是“國際和平年”，“國際和平年中國組委會”舉辦了數十項群眾性活動。作為組委會副主任的周老，親自參加了其中的十來項活動：在北京召開的大會上講話；在上海舉行的座談會上發言；為“拯救地球上的生命”國際宣傳畫展覽主持開幕式；為謳歌和平的美術作品題詞；還親自參加了北京小朋友們舉辦的一些和平活動，勉勵他們做一名“和平小使者”。1986年，他還出席了在華沙舉行的“聯合國關於和平問題專家討論會和“華沙知識分子爭取和平大會”，並在會上發了言，受到了與會代表的熱情歡迎。這一年，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成立，大家一致推選他為該會會長。在1986年和裁會同其他群眾團體聯合舉辦的歡迎西南非洲人民組織主席努喬馬的大會上致辭，聲援納米比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還出席了“聲援南非人民反對種族主義正義鬥爭”的群眾大會及1989年舉行的“科學家談和平”座談會。從1986到1991年，短短六年中就接待了幾十批外國和平團體、研究機構和知名人士的來訪。

　　1991年，帕會以“世界和平、安全與發展”為主題，在北京舉辦第41屆年會。周老積極參加了會議籌備工作，並帶病出席會議，主持開幕式。對此，與會代表，特別是多次同周老一起參加過帕會年會的中外老科學家、老教授十分感動。他們都為帕會成立34年來，通過周老同中國人民建立起來的良好關係而高興。

　　周培源曾多次說過：“十億中國人民是世界和平的堅決捍衛者。”“中國人民要以一個積極的姿態去參加國際和平活動，讓世人聽到中國人民的和平聲音。”周老就是這樣一位始終以積極姿態，四十年如一日，為捍衛世界和平作出傑出貢獻的中國人民的和平使者。

　　此外，他還是一位活躍在世界科教舞台，為促進國內外的科教交流與合作及科學技術在我國的大普及作出傑出貢獻的我國科技界的卓越領導人。這方面的事跡，本文因限於篇幅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