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大學與一位父親之死

　　□本報記者 陳海 □若藍 陝西報道

　　兒子考上夢寐以求的重點大學，父親卻慚愧於無力替兒子湊齊學費。

　　他曾經向老闆索取工錢，未果；借款，被拒。在尊嚴與現實面前，父親選擇了———

　　從七樓跳下。

　　從七樓跳下

　　幾個月後，我與省重點幾分之差失之交臂。

　　成績出來的那個夜晚，我一個人坐在郊外的長椅上，那晚黑雲很厚，也很活躍，但月亮也同樣很圓……三年後，咱們清華園見。當時，我哭了，哭得一塌糊塗。

　　——摘自丁煒的日記體隨筆《最後的日子》

　　丁煒寫這段文字是在“哭得一塌糊塗”之後的第三年，2002年4月27日的夜裡。

　　上清華這類的知名高校是18歲的丁煒一直以來的夢想。儘管貧困的家庭沒有給他提供足夠好的學習條件，這個夢想卻始終沒有放棄。

　　今年8月19日，丁煒收到了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陶醉在欣喜中的母親陳玲霞沒有忘記一件重要的事———給遠在外地的丈夫打電話，告訴他兒子的喜訊。

　　“錄取了。”母親在電話中說。

　　“什麼學校？”父親語氣急迫。

　　“上海，復旦大學。”母親掩抑不住喜悅。

　　“好，我過幾天就回來。”為了節約話費，母親匆匆收了線，儘管心裡極不情願。

　　8月24日，父親丁平良回家。像往常一樣，他走進兒子的房間，與兒子聊天。這已經成了一種習慣，雖然每個月回家就一兩次，但無論多晚，他都要到兒子的房間裡坐坐，即使孩子已經入睡。

　　第二天，敏感的妻子發現了丈夫的異常，不願說話，茶飯不思，煩燥地來回走動，或者蒙頭睡去。

　　“他從前不是這樣，他開朗，熱情，每次回家都要向我們說說工作中的稀罕事。”母親陳玲霞說。

　　陳玲霞猜得出丈夫憂心忡忡的癥結———兒子念大學要交的7000元學費———這是他心中不願為外人道的痛。她何嘗不知道7000元對於這個貧困家庭意味着什麼，“像一座山，壓在肩上”。丈夫的鬱悶，更讓她感到“家裡悶得難受”。

　　她絕對想不到意外會來得如此迅速。

　　8月25日傍晚，母親備好了飯菜，一一喚父子三人吃飯。只有丁煒沒動，他在自己的房間裡複習英語，9月6日，復旦大學要對新生進行英文入學考試。

　　父親和12歲的小兒子坐在桌邊，臉色陰鬱。他突然站起。母親抬起頭，說，吃飯呀，站起來幹嘛？父親置若罔聞，他挪動腳步，往窗戶走去。

　　母親再抬起頭時，父親高大的身軀已經遮擋住了窗外的光線———他站在窗台上，弓着腰，像貓，腦袋低垂。

　　尖叫———母親嘴裡喚着丁煒的名字，慌亂中扔了碗，迅速跨嚮往外墜落的丈夫。

　　丁煒從房間裡驚慌地跑出來時，父親已經從窗戶里消失。

　　母親摸到了父親的手。只一剎那，父親魁梧的軀體像斷了線的風箏，從七樓墜下。

　　好心的鄰居手忙腳亂地把父親送到醫院時，父親“已無任何生命體徵”。

　　樓下，暗紅的血跡與夜色溶為一體。

　　之前的幾天

　　也許我真的太固執了，因此有的時候常表現地（得）不近情理。

　　昨晚洗頭的時候，父親拖着黑沉沉的身體回來了，餘光里的掠影，我覺得父親確實有些老了……父親下崗後心境一直不好，政府里呆慣了，出來總未免有些過于謹慎，但我也明白，他總是為了這個家，為了我的將來……

　　父親畢竟是父親，我以後也許應該多給父親“面子”，而收斂起自己的狂熱、執著與夢想。至少在父親面前。

　　———丁煒《最後的日子》（4月29日）9月2日晚6時，丁煒在親友送別的目光中踏上東去的列車。上海灘，丁煒要在那裡圓他少年時代的夢。

　　這是他第一次遠行，帶着沉重和不安。

　　而父親生前的幾天裡，發生了什麼，為何要以生命的付出為代價，成了困擾關心這個不幸家庭的人們的心結。9月3日，本報記者來到陝西省寶雞市，丁煒的家。

　　母親陳玲霞形容憔悴。站在窗戶前，發呆，是她這一段時間的常態。

　　窗戶已經拆掉，新的窗架還沒有安上。為了不讓姐姐睹物傷懷，丁煒的小姨想了很多辦法：把從前客廳的隔板拆掉，床移走，換窗戶。這些工作似乎都是徒勞，除了環境，感覺不到任何改變。

　　這註定是一次艱難的採訪，母親一說話就要哭，語焉不詳。在記者的大部分追問中，多數內容由小姨陳紅霞代勞。斷斷續續的敘述里，零碎地拼出了丁父離開人世前幾天的生命軌跡。

　　一切看起來似乎始於索要工錢。

　　作為司機，四年前從渭濱區某局下崗後，丁煒父親擺了相當長時間的攤，今年起重操舊業。6月初，他換了一個老闆，開始給岐山的個體運輸戶張某駕駛零擔貨車。

　　兒子考上大學，父親高興之餘，更多的卻是憂愁。現在看來，籌齊7000元，是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天裡，最緊迫的事。

　　辛辛苦苦幹了兩個月，雇主張某沒有給丁平良開工資。丁找張要錢，張拒絕給付。張的理由是，丁在運輸途中丟失了兩台空調。張最後的解決辦法：只給丁850元工錢，因空調的損失，扣一個月工資（850元），丁還需再賠3000元。

　　“丟失空調”是在一個月前的一次送貨途中，因為太疲倦，丁平良把貨車停靠在路邊，與押車的人一同睡去。醒來後，兩台空調被盜。

　　索不回全部工錢，丁平良打算向老闆張某借2000元，也被拒絕了。與老闆大吵一架後，丁疲憊地回家。

　　陳玲霞認為丈夫的死與此有關———借貸無果，而兒子上學的日期卻在一天天逼近。丁平良身上的遺書佐證了妻子的判斷。玲霞、大煒：

　　我給張××開車要不來工資，大煒上學急需用錢，請家人予以照管。

　　丁平良2002.8.25關於兒子的“巨額”學費，夫妻倆曾多次商量。妻子曾勸導過丈夫，“車到山前必有路”，急也沒有用。她沒想到他心裡竟放不下。

　　至於8月24日、25日兩天，丈夫的寡言少語，茶飯不思，煩燥，妻子陳玲霞以為是出車太累所致。兒子的學費，她也沒有提起。平時在家裡，陳玲霞做主，大事還是丈夫來決斷。結婚20年，夫妻雖常拌拌嘴，但從來沒有在孩子的教育開支問題上吵架，哪怕爭執，這次也不例外。

　　在小姨陳紅霞眼中，姐夫是一個熱心腸的人，勤儉，煙酒不沾，不打牌；身體健康，從未進過醫院；沒有任何不良嗜好，也沒有什麼愛好，惟一的特長就是，開車。

　　“作為一個男人，他壓力太大了。”小姨說，“終究沒能挺過去。”

　　城市裡的貧困家庭

　　有一天早上，我聽到弟弟對爸爸說：爸，我剛才摸了，咱們家的雞滿身都是肉。弟弟今年11歲，爸爸打着呵欠笑道：“再過一陣子，殺了咱炒着吃。”弟弟開始笑。……我聽到他們的對話的時候也笑了。

　　而人總會有太多的感情，有時未免也會演變成贅墜（？）。

　　———丁煒《最後的日子》（5月3日）這是一個樸素的貧困家庭，隱藏在城市的繁華之中。

　　七樓，60平方米，兩房一廳，按面積，夠住了。家裡的擺設乏善可陳，樸素，卻絕對談不上雅致。

　　除了一台新飛冰箱，所有的家電家具全是舊的。冰箱是3年前買的，是“做生意的需要”。父親丁平良下崗後，夫妻倆在“市場”里擺了一個早點攤，賣“糊辣湯”（地方小吃），8毛錢一碗，生意一度不錯。

　　這是他們最閒適的時光，日子不緊不慢，能糊口，絕對談不上富裕，“孩子的學業並不成為負擔”。

　　可惜“好景”不長，市里要規範市容市貌，取締所有路邊市場和零散小攤檔，丁家的“好日子”服從了大局，重新回到貧困。

　　父親丁平良幾經折騰，最終是重拾方向盤，從此飄泊在外，很少顧家。母親陳玲霞四處找零工打，因年齡因素，屢屢碰壁。兩年來，她給別人守過鋪，當過店員，發過宣傳單。“只要有機會，做什麼都行”。

　　收入來源自然無法保障，多時每月能掙200－300元，少則幾十元。

　　出事前，母親在鐵路客運段謀了一份差事，給列車車廂打掃衛生，每月300來塊。工資並不是固定的，清掃後的車廂要經過檢查，發現未掃盡的余渣，扣錢。甚至，檢查的人挑剔時，手裡抹到一點灰，扣錢。

　　艱辛之處還在於，工作時間都在夜裡，常常是通宵幹活。第二天，除了必要的睡眠，還得給兩個孩子做飯。

　　父親出車在外，每個月回來一兩次，每次只能呆上一夜，而母親卻要上班。

　　父親每月500－600元的收入維持着家庭的運轉。

　　14英寸的如意牌電視機是小兒子出生時買的，12年了，它是家庭成員快樂的主要來源。房子是1996年花4萬塊錢購下的，欠債不久前才還清。各種家具都有十多個年頭了，陳舊中透着歲月的滄桑。為了讓丁煒高考前各種聯繫、查詢方便，母親忍痛安了電話，卻極少撥打。

　　家庭經濟的拮据並不影響丁煒的學習。從小學到高中，他一直是學校公認的好學生，畢業時考試科目全A，高考以582分的優異成績被復旦大學錄取。

　　丁煒的案頭，一部還未完成的小說文稿《冰焰》；一沓已寫就的日記體隨筆《最後的日子》。他鍾情於文學，初中開始嘗試寫作，至今已完成近10萬字的作品。高考前夕，丁煒還將這些作品寄給清華、復旦、北大等一些高校。清華大學工作人員還曾通過陝西省教育廳詢問他的情況。

　　母親說兒子特別懂事，學習從來沒有讓家裡人操過心。他知道家裡經濟困難，從不亂花錢。

　　兒子走後，晦暗的屋裡愈發缺了生機。只有窗台上的“馬玲花”每天都是新的，嬌媚中透着端莊。

　　小姨說，這花最容易開。

　　丁煒以外

　　末了，感覺思及狄瑾蓀的《殉美》（IDiedforBeauty）中的一句：“直到青苔爬到了唇際，將我們的名字遮掩。”

　　我還是喜歡這種“愛默森式超越一切直觀宇宙的個人主義”風格的，即使春日“輕逸地逃走了”，但畢竟“沉入了美的境中”。

　　———丁煒《最後的日子》（5月5日）9月3日午後，丁煒家的樓下。記者的到來，引起了鄰里的追憶和議論。貧困家庭的孩子如何能圓大學夢成了人們爭議的焦點。

　　事實上，如丁煒一樣的學生並不算少，他們面臨着同樣的窘境。西安孤兒蘇東林幾天前接到了陝西理工大學工業工程專業的錄取通知書，這本是一件高興的事，但6727元的費用，卻讓已經踏上大學門檻的他一籌莫展。

　　這些年蘇東林完全是靠學校免交學費、老師幫墊學習資料費等，才讀完高中並考上了大學。為了籌集學費，幾天來他先後跑到民政部門、父親原單位請求幫助，再加上親戚拼湊，現在只籌集到了2000多元錢。

　　另據當地報紙報道，在西安市慈善會的幫助下，西安今年考上了大學的薛波等20名貧困學生每人獲得了4000元資助，他們也終於可以圓大學夢了。

　　因媒體廣泛報道，陳玲霞收到社會各界捐款4萬元，暫解燃眉之急。而丁平良，撒手西歸後，把家庭的重負扔給了瘦弱的妻子。

　　他來到了復旦

　　■鏈接

　　□本報駐滬記者　謝春雷

　　9月3日中午12時，丁煒到了上海。從寶雞到上海的近20個小時內，丁煒一直一言不發。陪他來的舅舅陳天真試圖讓丁煒說一句話，但一直到上海都沒有成功。

　　沒有記者，除了復旦大學方面的有關負責人。在復旦大學，有關丁煒的信息讓人敏感。在近兩個小時對復旦大學學生宿舍區的挨個尋找後，下午3時半，記者終於找到了丁煒。

　　喪父的悲痛讓丁煒臉色陰暗。消瘦的瓜子臉讓他看起來更脆弱，但剛蓄起來的鬍子，儘管顏色還很淡，使他看起來已有些少年老成，似乎在證明他可以承受這一切。

　　他左臂上戴着喪記，黑紗上刺着個很大的“孝”字。這個黑紗也讓氣氛變得沉悶。他沉默着，他的舅舅陳天真在一旁抽着悶煙。

　　記者進入寢室也沒引起丁煒多大的注意，他只抬了一下頭，沒有說話。

　　復旦大學的生活輔導員也一直在場，但丁煒始終沉默，只有在輔導員談到進大學後通過勤工儉學，丁煒可以很輕鬆地解決自己的生活費，他以後幾年的學費可以通過貸款以及減免解決，不用再麻煩家裡時，他才“嗯”了一聲，露了一下笑容，接着又沉默了。

　　當輔導員說到班裡像他一樣的貧困生至少有10％甚至20％時，丁煒又微笑了一下，還嘆了一口氣，氣氛稍稍有些緩和。復旦的新生報到要9月4日才開始，寢室里還空蕩蕩的，一名大二的學生替丁煒領來了一些生活用品，丁煒感激地看了他一眼，終於還是沒說話。

　　時間一久（其實也不到半小時），沉悶的氣氛開始讓人難受，我起身告辭。丁煒終於露齒說了一聲“再見”，他牙齒白而整齊。

　　貧困生：誰來雪中送炭？

　　□本報駐京記者 方進玉

　　每年9月上旬，都是高校新生入學的日子。“金榜題名”，本來是件好事，但偏偏成了“有人歡喜有人愁”。

　　窮人的孩子上大學，真難！

　　天下事，“利”與“弊”相伴相隨。

　　2002年4月，中國扶貧基金會在河南、河北、內蒙古、山西等四省區進行了大學生資助項目調研，調查發現：窮人家的孩子在高校讀書，確實困難重重：

　　———上述四省區高校的貧困生的比例為25％左右，特困生比例為10％左右；而農業、林業以及師範類高校因為收費標準相對較低，反而“吸引”了更多的貧困生，此類高校的貧困生比例一般在30％左右，特困生比例超過了15％。

　　———所有貧困學生都面臨着如下困難：營養不夠、體質較差、缺錢買資料、無錢考各種證書、很難實現專升本及考研的願望等；更為嚴重的負面影響是：80％的貧困學生都有程度不同的思想、精神壓力，表現為失眠、敏感、孤僻、自卑、內心相對封閉，不願讓別人知道自己家庭貧困，甚至主觀地認為別人“瞧不起”他們。

　　———貧困大學生所遭遇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如果聽任一個“窮”字肆無忌憚地“折磨”貧困學子，則可能對他們未來的價值觀、心理素質、生活信念等產生深層傷害。學生物質上的貧困，固然可憐，但貧困對他們精神的“折磨”則更加可悲，如不及時予以幫助、教育，很可能影響其一生的發展。

　　鄭重承諾：絕不讓一名大學生因經濟困難而輟學！

　　“絕不讓一名大學生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輟學”，這是國務院領導作出的鄭重承諾。

　　教育部財務司魏養根處長說：“國家對貧困大學生的資助，可以用五個字概括，即獎、貸、助、補、減。”魏處長特別強調：在全國高校連續3年擴招學生總數超過100萬的基礎上，教育部作出決定，從2002年9月1日起，將進一步加大“國家獎學金”數額，凡家庭生活困難、學習成績優異的大學生，均可提出申請。

　　據悉，今年國家獎學金的“一等獎”數額，將提高至6000元／人／年，而獲獎人數也將增至整整1萬人；“二等獎”的獎金數額，將提高至4000元／人／年，而全國高校的獲獎人數，更將增至3.5萬人。

　　但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何道鋒仍憂心忡忡：我國高校的貧困學生人群（有學費、衣食之憂的大學生）已超過150萬。其中特困生就大約有60萬—90萬人。地處西部的高校，貧困生的比例已經接近或超過30％！

　　西南林業大學的周德群教授，以他所任教的西南林學院為例說：按照雲南教育廳的規定，月生活費在100元以下的為貧困生，80元以下的為特困生，我校地處昆明，現有在校全日制大學生4251人，其中的貧困生和特困生即有1403人，占33％！

　　誰能幫窮人的孩子插上騰飛的“翅膀”？

　　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何道鋒說：我們派人下去調研時，有位貧困大學生說：“我想飛，可是，誰能給我插上了騰飛的翅膀呢？”在國家教育部和國務院扶貧辦的支持下，中國扶貧基金會決定從今年9月起，推出“新長城——特困大學生資助項目”。

　　何道鋒說：“慈善公益項目，也要遵從優勝劣汰的規律。”殷亡之鑑，在商不遠，中國再有類似的慈善公益項目，都應該能經得起媒體監督和公眾質疑。面對記者的疑問，何道鋒說：“中國扶貧基金會就是要靠‘透明化’，靠捐贈人的隨時監督，靠全社會集思廣益，來做好這個扶貧新項目。”

　　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何秘書長還承諾：為最大限度地實施捐贈人的願望，保障貧困大學生接受捐贈之利益，“新長城”項目的資金（即捐贈款）將不做任何風險性投資；即使遇有“保值增值”需要，我們也將嚴格按國務院制定的相關辦法及國際慣例，委託專業金融機構（第三方）去做。

　　何秘書長最後說：我們有個決心：一定要把募捐口袋做成“透明”的。

　　願悲劇不再重演

　　■編後

　　□萬靜波

　　本報上周報道了曹志衡的故事：這個農家女孩考上了大學，卻被卡住了不給辦理戶口遷移證；本周我們又不得不關注陝西貧困生丁煒的不幸遭遇。這兩個彼此陌生的年輕學子，卻以如此意外的方式相繼“登陸”本報，其原因或許是多方面的，“貧困”，無疑應該是最主要的一個。

　　小丁父親的縱身一躍讓人痛惜。從得悉孩子考上重點大學到跳樓身亡，短短十天裡，他是怎麼想的，想過些什麼，現在已無從得知，這位遠離家人打工賺錢的父親，每個月只能回家一天，卻又是那麼愛自己的孩子，只要回家了，“無論多晚他都要到孩子的房子裡去坐坐”，我們並不贊同他的做法，他的棄世不僅無濟於事，還把無盡的傷痛留給了自己的親人。但我們仍要追問：是什麼使得他能抑制住對妻兒的眷戀，走向冰冷的另一個世界？

　　我也在想，從西安到上海求學的火車上，小丁是怎麼熬過那漫漫長夜：車輪滾滾向前，前方，是未知的廣袤世界，人生嶄新的一頁會在那裡被翻開；後面，是漸行漸遠的家鄉，是亡父，是不眠夜中的母親。個人命運的改變與突如其來的喪父之痛，竟然如此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這將怎樣影響小丁未來的人生之路？思念、懷想、痛苦、內疚——也許將長久地伴隨這位青年。

　　據了解，目前全國貧困大學生的總數，已達到近200萬。小丁父親的舉動只是極少數，但貧困給小丁父親帶來的精神壓力，那份同樣的焦灼、不安、自責、愧疚———還將繼續困擾其他數百萬個家庭。

　　如何讓這數百萬貧困生安渡難關，順利完成學業？如何不讓貧困成為困擾他們身體和心靈的陰影？這是我們今天必須正視的社會問題。

　　丁煒考取了重點大學，成功地改變了個人命運，反而把自己和家人推到了一個難堪境地，最終出現了父親自殺的慘劇，這一事實值得深省。幾年前開始的高校收費改革，一方面改善了各高校的辦學條件，擴大了高校辦學自主權，另一方面，高額學費又讓為數不少的貧困家庭望而生畏。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僅僅依靠學生家長是不夠的，政府和社會應該作出更大的努力。

　　本版今天介紹了“國家獎學金計劃”和“特困大學生資助項目”，這只是扶助貧困學生的幾種方式，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可行方案被推行出來，能切實給那些貧困學生提供幫助。

　　傷痛總會漸漸淡去，但創傷終究還在心底。願小丁能直面人生，正視生活，願他的家人能獲得安寧，願類似悲劇不再重演！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