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生命的中庸本位去思想和行動——對中國近20年來的民間探險潮的反思

謹將此文獻給一位在2002年8月3日死於一場民間探險活動中的友人————

近20年來，中國大地曾經掀起過一浪又一浪的民間探險潮流，即使是現在，文學領域裡也還在流行着帶有一定民間探險性質的“行走文學”，青藏高原上也還在流行着帶有一定民間探險性質的環保考察旅行熱；而這次北大五子在西藏高山上的罹難，卻恁地在中國再次掀起了人們對民間探險現象的關注，但是，很明顯的是，這次人們對民間探險現象的關注，大多是持冷靜反思和批評態度了，人們也開始從更為深刻、廣泛和歷史的角度去反思北大五子罹難背後的深沉原因了。

光陰似箭，人們的價值觀卻開始逆轉，這，究竟說明了什麼呢？

一，中國當年為何會勃發如此大規模的民間探險熱潮？

1983年，地處峨眉山下的西南交通大學電教室職工堯茂書出於個人攝影癖好，他單人旅行到了青藏高原去拍攝風景照片，當時，中國大地上象堯茂書這樣的熱衷於遠地旅行攝影的獨行俠還有不少，他，並算不上是很突出的一個；但是，1985年，當堯茂書從有關方面了解到不久將有一隻美國的江河漂流隊伍來中國長江進行漂流的時候，一種奇特的民族自尊激情開始猛烈撞擊堯茂書的心扉，堯茂書回到學校以後，請求學校組織一個長江漂流隊伍搶在美國人之前進行這項首漂活動，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他，失望了。

1985年6月上旬，帶着一種“滾地雷開道”的悲壯心情的堯茂書和請事假支援他的哥哥再次來到長江源頭，6月12日，堯茂書兄弟二人在青藏高原上的姜根迪如冰川下水開始漂流，漂流到6月24日，假期滿了的哥哥不得已地告別了堯茂書返鄉，堯茂書開始孤身一人順江漂流，7月24日，堯茂書不幸遇難於金沙江的通伽峽處；他的屍骨至今沒有找到，當地的牧民只是在江河邊上撈到過一件只有外來人才有的尼龍防水服，這件衣服是紅色的，就象人的鮮血那樣的紅色！

堯茂書的事跡被四川的媒體報道以後，立即在四川燃燒起了許多青年人內心深處的一種莫可名狀的激情，這樣的激情後來又燃燒到了全國其他地區。1986年，一隻打着中科院成都分院考察隊的旗號，但是，卻幾乎是使用街頭招聘方式而臨時拼湊起來的雜牌長江漂流隊伍就這樣去了長江源頭地區，這次的長江漂流，由於嚴重違背自然探險規律和裝備落後，而造成了隊員們的慘重損失，傷亡了不少人。

由於那時候的媒體一個勁往那些傷亡的漂流隊員身上套各種美麗的花環，這隻嚴重違背科學規律的漂流隊一度成為了中國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的典型，於是乎，中國民間探險的熱潮和悲劇便從此接連不斷……

1987年，以河南洛陽青年為主的黃河漂流也拉開了帷幕，他們，同樣傷亡慘重。

…………

1999年，筆者沿江上行到雲南中甸的玉龍雪山下的虎跳大峽谷，看到了這裡的急流險情，也看到了路邊一間普通房屋中完全從民間的角度開辦的長江漂流小展覽館，我，默然了。因為，歷史已經證明，長江漂流行動，並沒有按照當年這些熱血青年的意願，將中國帶入一場深刻的思想革新階段，更談不上要重新塑造什麼中華民族新性格。但是，他們卻無意之中給一些地區開發出了旅遊資源，從而最終給這些地區帶來了商業機會，這，大概是他們這些鄙薄金錢甚至淡泊生命的漂流勇士們當時所沒有想到的吧，但也算是他們的一個意外的社會貢獻吧。現在，當年參與長江黃河漂流的人，要麼就退出了探險活動，要麼，他們就將自己繼續熱衷的探險事業與商業旅行及其環保公益事業結合起來進行職業操作和炒作了。

這裡，我還告訴大家一個許多人至今仍然不清楚的情況，即，如今聞名天下的人間仙境的旅遊勝地的九寨溝，當年，也是這樣被幾個四川民間探險者無意中所發現和開發出來的！現在，九寨溝的經濟收入已經非常可觀，而當年的那幾個發現和開發九寨溝的人卻依然至今在貧窮中掙扎，當然，他們至今也還沉湎在操作和炒作探險商業事業的圈子中。

中國在1980年代突然勃發的民間探險舉措和內涵，其本質上與嚴謹的科學考察探險和競技性攀登體育行為心理實驗是背道而馳的，其和當時社會中一些人熱衷的意識形態文化革命傾向有更多聯繫，所以，這些民間探險後來大多都與科學考察探險和體育競技探險的關係越來越疏遠，而與商業旅行、商業新聞出版、或者商業環保事業聯繫更多，其後來基本蛻變成為了一種商業炒作和意識形態宣傳操作行為。

首先發源於四川地區的那場長江漂流，直接帶動了後來全國各地的各式各樣的民間探險活動，儘管一些專業人員一再呼籲民間探險應該安全第一，但是，民間探險中的悲劇卻因為種種原因而屢屢在發生；幾乎每次發生了悲劇，我們總是能夠從媒體上聽到幾聲從種種理論高度去拔高這樣的民間探險意義的吶喊，這樣的吶喊，顯得是那樣的蒼白無力，甚至顯得是那樣的無聊。

為什麼1980年代初期會在中國大地上爆發出這般洶湧澎湃的民間探險潮流呢？我們當然不能夠將這個發問就僅僅溯源到堯茂書這裡，也不能夠簡單地說那是一次民族主義情感膨脹的社會反映，更不能夠說那是中國思想大解放運動的一次革命結果。

北大五子罹難以後，有個姓周的文人又再次從莫名其妙的角度去胡亂拔高這次民間探險犧牲情況，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一開始就說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探險傳統，言下之意，他又要人們戴上七彩眼鏡去看待這樣的民間探險犧牲，試圖又把這次幾乎毫無科考和體育內涵的罹難事件拔高到文化革命高度上去侃大山。

說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探險傳統，這顯然是一種無知！中國的《史記》作者司馬遷和修訂者揚雄，都是探險旅行家，在交通閉塞和山野荒蠻的西漢時代，他們要寫作出《史記》這樣的著作，沒有十分豐富的探險考察經歷，是絕對不可能的！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地理、天文、風俗、醫藥、遊記，甚至包括象《西遊記》這樣的志怪小說，如果作者們沒有豐富的山野和域外探險考察閱歷，那是根本著作不出來的。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從意識形態高度去胡亂拔高人們的探險行為的習慣，當時的人們去探險，科學考察和經濟開發的目的往往很明確。

無可否認，中國自明清以降，象明朝徐霞客和民國潘德明那樣的人很少，但是，這絕對不能夠說中國就沒有探險事業。筆者在山區生活過多年，山民在深山老林的懸崖峭壁和冰峰山顛上採藥、修建各種建築，開山，築路，伐木、修渠等的事情，是很常見的，這些人的驚險行為，哪樣又不是在探險呢？！不要說別人，筆者自己都在懸崖陡壁和冰川上玩過命，只不過，那時的我們並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叫做什麼攀緣探險罷了，因為，那時候我們的歷險，僅僅是為了開山修渠和跋涉開路，那是一種掙錢吃飯的工作需要！所以，筆者看到現在一些中國人跟着缺乏高山資源的外國人在體育館中去搞什麼陡壁攀緣，就覺得特別的噁心，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具有豐富高山資源的國家，用不着去追別人的什麼探險風！中國西部山區，處處皆險！你只要能夠堅持在這些地區中徒步跋涉，就已經夠驚心動魄的了，也必然會改變你的身心世界，從而使你對自然、社會、人這三者關係能夠有頓悟的升華感受。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穿得五顏六色的“探險隊”，將他們的各種沉重器材放到當地的山民和嚮導肩膀上，最後，他們這些探險隊隊員在山民和嚮導的扶持下爬到高山上，後來，五顏六色的探險隊員就寫作出了激動人心的探險詩文而發向全世界，但是，卻惟獨少有人明白，那些當地的嚮導和背夫們，才是真正的探險人！這樣的“探險”，本質上不過就是一種城市中的異化人類的回歸表達而已，異化了的回歸者是英雄，而那些從來就沒有異化的山民們，卻一直默默無聞，這，很可笑和很可悲。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戶籍政治制度和全民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制度，曾經將人們死死釘在一個地方一個單位和一種行業上，這，是違背人性中的流動變化本質的，所以，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領袖毛澤東為了實踐他的“人民群眾到大風大浪里去鍛煉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文化革命理想，他在文革時期出手了一系列非常政治大手筆，其中，他最重要的政治大手筆之一，就是他通過行政手段發動了著名的全國革命師生和紅衛兵小將的“革命大串聯”。1966年8月到1967年5月之間席捲全國的“革命大串聯”，曾經改變了許多當時正處於世界觀形成時期的青年人的思想和性格。這就是說，文革時期，毛澤東的一系列非常政治手筆，已經在當時處於青春成長期的青年人心中種下了某種浮躁和冒險的種子。這一點，是個重要歷史事實！

文革時代，是個極端時代，一面，那時的政治制度嚴厲到了一點彈性都沒有的程度，極端的集體利他主義將人民壓抑得快窒息了；一面，那時的許多人的膽子卻也大得異常，個人言行非常主觀浪漫和放肆！一些人的極端個人功利主義理念在自己的自由活動空間中惡性膨脹。文革中的這樣的喜好走兩極極端的文化種子，現在，依然存在於當今中國各個社會生活領域中，只不過，其變換了穿戴而已罷了，只不過，許多人已經不認識其真面目而已罷了。

文革所給中國帶來的民族心理創傷和民族文化性格的變異，至今依然少有被人注意和研究，當然其也至今沒有得到相應的社會調治和修復。

1980年代初期的那場長江黃河漂流，應該說，就是文革中孕育的這種將極端集體利他主義和極端功利個人主義奇特扭曲為一體的時代文化怪物。形象地說，詩人領袖毛澤東通過文革非常手段在許多青年人的心田中曾經種下了一種好走兩極極端的意識形態理念種子，到了1980年初，終於分娩出了第一個時代怪胎，這就是，一些人在一系列自己編造出來的意識形態革命的謊言中，竟然無視生命的尊嚴，試圖去征服大自然，結果，大自然在不動聲色之間，就讓許多人失去生命！可是，至今，人們依然還沒有剝掉那些年無謂冒險行動的七彩光環。所以，每當筆者看到一些自以為是的人奇奇怪怪地去讚揚無謂的民間探險犧牲時候，就總覺得這些人簡直就是謀名害命的殺手！他們這些喜歡從啟蒙高度去讚美無謂生命冒險的人，其實在骨子裡就是一些文革瘋狂的遺老遺少！

二，回歸於珍惜生命的中庸之道，才是建設中國積極人生觀的必然選擇

人類天性中有渴望知識自身身心內外的一切的欲求，由於“吾之患，唯患吾有其身”（“老子”語），這樣，人類的理想、行動、身心這三者的互相作用和互相矛盾，便形成了人類所謂的“探險”行為機制的基礎。

中國是世界上的險峻山地資源最為豐富多彩的國家，中國西部地區幾乎是處處皆險，中國各地的山地也處處皆險，正如筆者前面所言，千萬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日常生活在這樣的險峻自然之中，所以，平原地區的人和城市中的人經常到山區中的多看看和生活一些時間，本身就已經是探險了。這就是說，中國人用不着跟着險峻山地資源稀少的歐美人去追什麼帶有理想冒險性質的探險風潮。至於科學考察探險和攀登體育競技探險，那和民間探險活動基本上沒有直接關係，所以，民間探險應該更多和旅行、考察、環保、文學等社會事業活動聯繫起來，這樣的民間探險應該安全第一，社會不應該給這樣的民間探險活動套任何意識形態的高帽子！

當今中國，是不是象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嚴重缺乏了冒險精神和個性張揚呢？我們只要看看近現代史上中國的許多事情，就可以發現，情況並不是這樣。象中國歷史上，一旦一些人的情緒激動起來，一旦當事人把自己套入到某種意識形態光環中的時候，那種無視生命的事情是數不勝數的！

筆者這裡簡單舉幾個例子去看看中國在近現代史中因為熱衷於意識形態而無視生命的情況吧。戊戌變法中，譚嗣同等人居然主觀的認為為了變法成功，就應該自己去死，就這樣，他居然堅決放棄了逃跑機會而坐以待斃。20世紀開葉，留日青年陳天華僅僅為了激勵他人壯志救國，自己居然選擇了投海自殺的極端行為。這種奇特的將極端集體利他主義和極端功利利己主義扭曲為一體的現象，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還有不少。就說現在人們都知道的事情吧，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社會動亂，一些青年學生在自己胸前寫着“以我鮮血軒中華”鬧學潮，而不顧許多人的勸告，硬是要去為中國民主自由開道，結果…… 這，不同樣是無視生命的極端現象嗎！非常奇特的是，直到今天，還有許多人把這種僅僅屬於是詩人浪漫氣質的和熱衷於意識形態鬥爭的無視生命的社會現象，還冠以各種光環去歌頌和各自利用，一些當權者將這樣的好走兩極極端的無視生命的現象，說成是“體現了敢於攀登高峰的愛國主義”，而一些滿腦子要改造中國且追求西化的人，則將這樣的無謂犧牲抬高成為了個性解放和改造了中國的愚昧性格，這些說客，都是謀名害命之徒。

那麼，當今中國最需要的是什麼呢？筆者認為，應該是全民學會珍惜生命，應該是全社會回歸去生命的中庸本位去思想和行動！

人類文明的本質，是異化和反異化的歷史過程。這就是說，當人類開始脫離自然，從生物人進入到社會人的角色以後，人類就在努力回歸於自然人的本位。但是，由於種種社會原因和經濟原因，許多人一輩子恐怕都沒有真正完成自己的人生三段進化過程，即完成從生物人——社會人——自然人這樣的進化歷程，其中許多人都在“社會人”這個人生階段中被異化掉了，從而成為了某種社會角色塑像。

自由的本質，是反對社會異化而尊重人的生命運動規律的行動選擇，民主的本質，則是實現了人的自由的社會集合表達；這就是說，民主自由的社會，必然是是以尊重生命為前提的！又因為人的生命是 蘊涵在自然之中的，所以，人類的生命本位，就是自然性！由此可見，天人合一，是人類社會的最高追求目標。

由於文革時期中曾經革命大批判過中國的中庸之道，所以，現在的許多人已經將中國的“中庸”理解成為了“追求平庸、不思進取，和稀泥”等貶義詞彙了，這當然是歷史的歪曲！中國的中庸，是一部論證人應該在尊重自然規律和人的生命的前提下，努力去改造社會，使人類社會趨向於“道”的經典。這就是說，中國的中庸之道，是倡導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去改造自我，使自己的品行符合自然規律的勸言書。而人們要實現這樣的中庸之道，往往是很艱難的，是反異化的艱巨鬥爭，是人類對自己身心內外兩個世界的大探險和挑戰，所以，一個人要真正做到中庸，他付出的代價恐怕要比單純的挑戰外部世界要大得多，長期的艱難探索和進取所給當事人帶來的折磨，也比個人的死亡要更艱難。

三，把探險與改造自我身心內外世界的社會理論實踐結合起來

現在的許多人的探險，未必就是出於他自身追求自身身心自由和探索自身身心世界的需要，他們，更多是在追求一種感官的刺激，或者，他們是在進行一種社會的作秀，就是試圖利用自己的個人探險去掀起什麼社會的新聞做作。筆者始終都不理解，一些探險者在自己的身後帶那麼多記者尾巴幹什麼，就象余純順那樣，沙漠死海的兩頭集結了許多記者，他們就把一個余純順放到沙漠中了，結果，把老余的命給弄丟了，這些記者到底是不是殺人犯呢？我想，大家心中有本帳。

這次攀登西藏山峰的北大隊伍幾乎是個眼鏡隊伍，他們的寢室髒亂得象個狗窩，北大校園的垃圾成堆，湖水也被污染。一屋都掃不乾淨，自己的生活學習環境都一片問題，他們就要去攀登山峰，這，是什麼意思？！人，不可能在所有領域裡都是好漢，人也用不着去在所有領域裡去爭取第一，北大人的這種事事皆要強出頭的現象，並不能夠說明他們就是中國的俊傑，更不能夠說明他們的言行就代表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方向，而只能夠說明一向自視甚高的北大人普遍已經被異化得已經失去了自我清醒了！

這裡，筆者給大家講一個峨眉山上發生的真實事情。1990年代初期，一個 叫做渡邊的日本青年隨同旅遊團來到了峨眉山，他一下就被峨眉山的美麗雄偉和險峻迷戀住了，但是，他見到峨眉山一路上的垃圾很多，心情很沉重，於是，他做出了個人的一個重要決定，他決定暫時中斷自己在日本的大學學業，留下來專門在峨眉山揀垃圾。結果，這渡邊真的在峨眉山揀了整整一年的垃圾，揀一次垃圾，他需要在峨眉山上下攀登半月左右，就這樣，他反覆的爬呀爬呀，他甚至象山民學會了在懸崖上攀登的本事，爬到危險的山壁上去揀那些遊客扔下的各種垃圾。渡邊的行為目的是什麼？渡邊回答非常簡單，他說：我愛大自然，我要還大自然的一個清淨，就這麼簡單。事實上，渡邊的行動直接促進了峨眉山環境管理，現在的峨眉山已經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環境保護和管理制度。

筆者常常在偏僻的山區和荒蠻貧瘠的沙漠和黃土地上看到失學的孩子，也看到那裡的缺醫少藥和科技落後現狀，但是，就是這樣的鄉村原野，近幾十年來，他們每培養出來一個大學生，都是“趙舟兒送燈塔，一去永不回”，這些志存高遠的青年人，通過上大學跳農門，甚至一跳就跳到跳到外國去拿綠卡，他們在外國手捧咖啡和眼含熱淚的懷念祖國，只要有機會，他們就要表達自己在海外的赤子心語，但是，豪言壯語之後，他們是絕對不回自己貧瘠家鄉去付出的，這，是什麼道理？！現在城市裡的青年人要探險，特別是那些自視為自己甚高的人，為什麼不到這些貧瘠的土地上去探險？！為什麼不把改造這些社會問題的艱難長期過程看成為是真正意義上的探險呢！

不管怎麼說，我更欽佩那些幾十年如一日，為了改造社會趨向於美好，自己不畏艱險，自己不怕打擊，自己甘於忍受清貧的人，他們，何嘗不是探險者！這樣的探險者，所要付出的代價，要比那些在身上掛着“以我鮮血軒中華”牌子高呼口號，比那些整天算計着譏諷挖苦中國人愚昧無知，並試圖去改造他們所認為的中華民族劣根的偉大啟蒙者們，要高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