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錢穆

　
作者：華新民

《華夏文摘》轉載了《讀書》雜誌上的文章《想起了魯迅、胡適與錢穆》。
在這裡想多聊幾句錢穆。

魯迅和胡適，大家都有所了解。至於錢穆，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怎樣，
我們這種年紀的人，對他的了解幾乎都是從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里的那篇
著名社論─《別了，司徒雷登》那裡開始也在那裡結束的：錢穆、傅斯
年之流，艾奇遜、司徒雷登這樣的帝國主義分子寄於希望的民主個人主
義者。毛選的註解以及當年老師的講解都沒有說為什麼要點這兩個人的
名。當時胡適堅決跟國民黨走，已經上了戰犯的名單，傅斯年做過國民
黨政府的官，也不去算他，為什麼要把錢穆劃到反動派那裡去呢？想不
通。至於那頂“民主個人主義者”的帽子，對錢穆更有點文不對題。魯
迅、胡適與錢穆，一個留學東洋，一個留學西洋，錢穆呢？不要說留洋，
連大學都沒有上過，按現今的說法，叫作“自學成材”，是個地地道道
的“土產”學者；從學術主張上講，他是個崇尊儒家的“國粹派”。說
什麼也同“民主”、“個人主義”這些西方玩意沾不上邊。即使到了今
天，儒學又成了祖國五千年歷史的寶貴文化遺產，不斷有人從中發掘出
各種各樣推進現代化建設的精神文明來，不過還沒有聽說孔孟之道中可
以發掘出“個人主義”來。

我對錢穆的了解可能比別人多一點，因為他是我的故鄉人。小時候有時
會聽到大人提起“賓四先生”，口氣裡帶着點神秘和敬意，模糊知道那
是一個在海外的有大學問的人。錢賓四的學問我沒有概念，不過他的小
兄弟恰好是我的表姐夫，鄉里稱之為“起八先生”的人，他在無錫城裡
教書，過年時回來總要給點壓歲錢我的。他肚皮里的學問已經夠我佩服
的了，記得念小學時有一年夏天，他回鄉度假，給我講了一個暑假的
“亞森羅平”，那是一位法國作家不服氣英國的柯南道爾創造的神探福
爾摩斯，故意創造了一個俠盜亞森羅平來同那個英國角色“別苗頭”的
故事。

後來懂事一點，知道“起八先生”的大名叫錢文，起八是他的字。他的
二哥，就是錢穆，字賓四，一點不錯，就是毛選上“錢穆、傅斯年之流”
里的那個錢穆。他還有一個早逝的大哥，留下一個兒子，由錢穆培養成
人，這就是在清華大學當過教務長，五七年“民盟六教授”之一，成為
大右派的錢偉長。據說文革後右派“改正”時，原清華的當權派蔣南翔、
何東昌等人一直不同意給錢教授改正，希望清華大學留一個真正的右派，
以示清華反右運動的“必要”。後來是胡耀邦直接干預，錢偉長才得以
“改正”。到了八六年、八七年之交，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被迫
下台。事後傳達的鄧小平講話里，有表揚錢偉長、費孝通二人站穩立場
的說法， 從此錢偉長當上了政協副主席，躋身黨國領導人之列。

錢穆家是清寒的讀書人家，兄弟中沒有一個上過大學─錢偉長在文革中
是“六廠二校經驗”里的人物，清華各派組織幾次三番派專案組到我家
鄉那個小鎮去調查他的身世，結果發現，他家房無一間，地無一分，是
貧民成份，比他的老對頭─隔壁宜興縣裡的地主少爺蔣南翔出身好得多，
在清華袞袞教授中像他這樣不是地主資產階級出身的怕也是獨一無二，
能讀上大學是靠叔父栽培。錢穆、錢文弟兄的學問，據長輩們說，完全
是由於他們的聰明和苦讀。不過賓四先生的聰明是用在規規矩矩的學術
研究上，起八先生的聰明則用在“不正經”的地方──譬如他喜歡跑書
場（江南地區有蘇州評彈表演的茶館），結交評彈藝人，替他們寫彈詞。
說書人開場講正書之前，都要唱一段開篇，蘇州，無錫一帶的評彈藝人
都知道“起八先生”開篇寫得好，時常有人請他寫開篇。當時他在中學
里教語文。近讀秋雨散文，說到那時的“中學很奇異地隱藏着許多出色
的學者不知什麼原因躲在中學裡當個語文教師”。錢文先生無疑屬於這
樣的人，傳說他講課象說書一樣，講武松在景陽岡上打虎，講到要緊時
分，他突然跑出教室，學生不見了老師，正在猶疑，只見他大吼一聲從
窗戶里跳了進來，原來他是在表演武松的英姿。


大概是五七年左右吧，我的這位表姐夫突然遭到校方辭退回鄉。其中的
原因，似乎不是政治方面的，因為他回鄉後，當地政府並沒有多找他麻
煩。據說是學校不滿他跑書場、寫彈詞耽誤了本職工作，常常同別的老
師換課，一連幾個星期見不到人。更糟糕的是有幾個學生也跟他一起迷
上了評彈，耽誤學業，引起家長的不滿。校方勸告無效，只能請他走人。
按說這樣的“生活作風”問題，在當時是不至於這樣處份的。他如果作
個檢討，也許就可以復職。無奈他大概覺得自己一肚子學問竟受辭退之
辱，一氣之下捲起鋪蓋就回了家。回家不久便是大躍進年代，評彈藝人
都宣傳三面紅旗去了，也沒人來找他寫開篇了。於是生活頓成問題，全
靠我表姐替人縫衣為生。在接下來的“三年困難”時期中，起八先生因
缺乏營養而死於浮腫病。死時正是盛年，可嘆當時侄兒錢偉長由一級教
授降到三級，自身難保，兄長在香港，鞭長莫及，竟然都救不了他一命。

多年以後，我在海外看到《世界日報》上說到錢氏兄弟時有這樣的評價：
錢穆是學者型的文人，錢文是才子型文人。想想確是恰當之論。起八先
生對詩歌、韻文有特別的愛好和才能，在家鄉最後幾年，沒有了工作，
他每天去文化館把當時報章雜誌上的詩歌一一抄錄下來。留下的文稿、
日記有幾箱子，其中光是彈詞創作，恐怕就有許多值得留傳後代的佳作。
文革起時，我表姐把它們連同四舊一把火燒了，現在想起來，實在可惜。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是我八十年代初到了海外後，見到來自台灣
的親戚後他從書架上拿給我看的第一本書。那是“賓四先生”親自送給
他的。我拿回來後手不釋卷，一口氣讀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故
鄉一個太湖邊上的小鎮上了鉛印的書，而且是在隔着大海的另一片土地
上印成的書。心中的驚喜是可以想象的：錢穆的家，就同我家隔河相望，
他提到的一個個地名─那片湖水，那條從家門前流過的河，那些他教過
書的學校，沒有一個名字不是我熟悉的。於是趕緊把提到這些地方的章
節複印下來，分幾次寄回國讓親友同享──那個時候，錢穆的書還是禁
書，無論是《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系年》，對我們那一代人來說，
都是聞 所未聞的。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提到的人，都屬於過去的時代，大多是我不
知道的。但在少數我所知道的人中，卻有兩個使我大開眼界。其中一個
是我的長輩親戚，也算是家鄉一帶的士紳領袖吧。他雖然在解放前已經
故世，但是貧下中農憶苦思甜的時候總免不了提到他，到文化革命的時
候，簡直成了當地的劉文采，他的住宅，其實早就成了公社衛生院，也
成了“收租院”對下一代進行階級教育的地方。可是在錢穆的回憶里，
我大吃一驚地發現，他原來還是一個“革命分子”。他是錢穆的小學體
育老師。須知那時正是清政府作的最後一次“改革開放”，廢科舉，設
立西式學校。他想必是在這個現代化浪潮中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體育教
師的。“領着學生跑跑跳跳，也能為人師表？”他當年一定是頂着這樣
的輿論去從事這項“新專業”的，光這一端，就夠稱得上“革命”了。
這還不算，據錢穆回憶，他還是自己民族意識的最早的啟蒙者，是他告
訴錢穆和他的同學們，統治中國的“皇上”是外族人。這種“革命”思
想居然可以在小學生中宣傳，看來清政府的最大失誤，也是沒有把教育
抓好。順便說一句，這個小學體育教師為中國科學院貢獻了一兄一弟兩
個 院士。

書中提到的另一個人，是錢穆不能忘懷的好友，有道德修養的君子，深
受他的敬重，花了專門的篇幅來回憶。但是我所以會記住這個人的名字，
卻完全是因為相反的原因。這是我們小學裡同學吵架時，常常祭出來罵
人的名字，如果對方同這個人沾親帶故，便只有閉嘴的份，因為他是土
改時候被鎮壓的人物─是地主還是地主的“狗腿子”，當小孩的我們弄
不清也記不住了。

因為同錢穆的這點關係，出國後免不了對報上有關錢穆的消息多一份關
心。錢穆有一個女兒叫錢寧，也在清華大學作教授，現在好像是北京市
政協副主席。前些年台灣尚未開放大陸探親的時候，當局特別批准讓錢
寧赴台探望父親。不料被當時的“黨外”人士發覺，按戒嚴法向“警總”
報案，說是錢穆家中窩藏有“共黨分子”，要求警方前去捉拿。錢家出
來申辯說錢寧不是中共黨員，但是“黨外”查出她入過共青團，又是不
知哪一級的政協委員，仍然屬於捉拿對象。最後她只有倉惶離台了事。

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成為後來中文大學的前身，六十年代文革在
香港引起動盪，蔣氏父子以國師之禮把錢穆請到台灣。李登輝上台後，
有人提出錢穆所住的房子屬於國家財產，要求收回，於是錢穆只好另覓
住處。他老先生經此折騰，不久即去世了。在台灣本省人向外省人爭回
權力的過程中，錢穆這樣的學者，成了政 治鬥爭的easy tar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