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種不好的作風，一發現什麼新問題，就說是我們的體製造成的。我們的體制確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就利用體制存在的問題來為自己開脫，甚至有些貪官自己貪得無厭也嫁禍於體制，說是沒有對官員進行有效監督的機制，體制問題成了他們挖社會主義牆角的擋箭牌。還有人說億萬富翁不交個人所得稅也是體制問題；又有人說歌手假唱也是體制問題。體製成了一個筐，什麼爛事醜事無能的事都可以裝進去。

最近，又發生了一起運用體製做文章的事，讓人感到有點無奈。國際數學家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一個大師雲集的舞台，但中國數學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大師在數學家大會上作報告，而只有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特聘教授田剛應邀作1小時大會報告，8月22日《南方周末》有文章說，實際上，田剛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全職教授，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美國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份光彩並不屬於中國本土的數學家。

中國出不了世界級的大數學家，有人認為是體制的問題。在前幾年的表現是工資收入體制上，研究人員待遇太低，1998年，在數學院，正研究員的月收入最多為7、8百元，即使是院士，月收入也不過1千多元，而一位出租車司機每個月可以掙3千元，這樣一份收入，當然沒法讓我們的一些青年科學家盡心盡力研究，於是就有過這樣的抱怨：每天考慮的是柴米油鹽，上下班接送孩子，買便宜一點的菜和衣服。但是現在呢？助理研究員的月收入近3000元，正研究員的收入達到了6000元左右。數學院還獲得3000萬的投資，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大樓。辦公條件好了，還是沒有什麼在國際上叫得響的成果，於是有人認為還是體制問題，管理部門要求論文的發表數量制約了基礎研究。

簡單地怪罪體制是不恰當的，可以說，現在體制上的某些缺陷和存在的問題是上個世紀50、60、甚至是70年代形成的，而正是在那個體制有着存在嚴重缺陷的時代，卻出了個陳景潤。我們敬仰的陳景潤先生就是坐在那個時代，在那個6平方米小屋中，在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筆，耗去幾麻袋的草稿紙進行數學研究，從而取得了聞名世界的成果。我敢肯定，現在最差的研究環境也要比陳景潤好，可為什麼沒有產生陳景潤第二呢？還是數學院副院長袁亞湘說得好，“現在數學研究的軟環境還不如陳景潤他們那個時代。”這恐怕就是出不了陳景潤的根本原因了。這種“軟環境”，我的理解是物慾世界與精神世界的問題，二者不可兼得。

搞研究做學問要的是一種孤獨的精神，越往上攀登同伴就越來越少，也正如霍金在《果殼中的宇宙》一書中引用過的莎士比亞《哈姆雷特》裡的一句台詞所說的：“即便把我關在果殼裡，仍然自以為無限空間之王！” 這一句話我們完全可以用來形容他及陳景潤先生的生活及取得的成就。要像霍金、陳景潤那樣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當然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他們那種研究境界卻是一個真正的研究者必須達到的。如果我們的科研人員能在眼下物慾橫流的現實中，置五星級酒店、寶馬奔馳、別墅草坪、桑那按摩於不顧的話，我想出幾個陳景潤還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