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人民網上有一篇《爭鳴：中國鮮見世界級數學家是體制問題？》的文章，同時又有一篇《"和平"環境被打破　央視正式實行末位淘汰制》的報道。我想，對於前者的問題，後者就是一種回答。

從後一篇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鮮見世界級數學家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現在的人們對自己生活和生存的前景越來越不可預期了。在任何社會中，可能準確地說應當是在任何文明社會中，個人都要從社會整體或一定的組織那裡才能獲得安全感和社會歸屬感。像在中國，人們對組織的心理依戀可能已經形成了人們生存的一種方式。另外，文明人對個人尊嚴的要求也是非常強烈的，而尊嚴問題也與生活的安全有關。

然而，一旦我們發覺社會或組織不可依賴，結果會如何呢？現在我們所屬的社會和組織都不能為我們提供一個安全的生活保障，反而要我們像野狼一樣去自我奮鬥。於是，大多數文明的我們就只好順從地去自我奮鬥了，當然也有些人會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命運包括人格的一切交與組織處理。多數人在像狼一樣求生時，真的就會像狼那樣不顧一切地爭奪食物或生存空間；同時，在為“有尊嚴的生活”而奮鬥時，個人的利益自然比社會的或組織的利益更重要了。

人作為一種生物體，維持生存是第一位的需要；文明程度越高，對生存質量的要求也越高。可以想像，在狼一樣的世界裡，一個人靜守陋室十餘年去研究很少有人明白的事情，從而喪失換取足量大米的金錢的話，誰還會安心於研究呢？就說陳景潤，似乎他並不在乎金錢。但這只是報告文學的浪漫文字。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個被分配到研究機構的大學生，即使什麼也不干，他的工資也是有保障的，而且這個工資比廣大工農群眾要高得多。可以說，陳景潤當時可以靜下心來搞研究，因為他實際上不用擔心會因為沒有干組織安排的工作而丟掉飯碗。如果當時就實行“末位淘汰制”，你看他能靜幾天？

我當然不贊成社會整體再回到計劃經濟的大鍋飯里去。不過我想，在一些特定的社會領域內，以幾十個、幾百個人無所事事地圍在一個大飯鍋前，去換取組織整體躍出一個陳景潤，還是值得的，這總比現在人人忙忙碌碌地圍着自己的小飯鍋轉而組織整體無所事事要好得多。

末位淘汰制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經濟效益和其他利益聯繫在一起的。它簡化了經濟過程中的人為因素，讓經濟利益因素更加赤裸裸地決定人的地位以至於人的尊嚴。然而，正像我們已經認識到的經濟不能決定一切那樣，經濟利益也不能創造一切，更不能在道德上使人們的尊嚴得到提高。而人沒有尊嚴的社會就沒有創造。

利益可以獲得，也可以失去；但創造卻是永恆的。如果瑞士和英國的教育制度中也有“末位淘汰制”，以某些中學生表現得遲鈍或多數科目成績不好而不賦予他們進入大學的機會的話，世界上就沒有愛因斯坦和邱吉爾了。

中國社會全面走向競爭性社會不僅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但是不能忘了：社會始終是全體個人互相依賴而創造生活的共同體。即使現在知識分子的平均工資已經高於一般工農群眾了，但末位淘汰制卻使具體個人的生活失去了保障。經濟手段只能增加利益，不能增加思想和思想家。

我們“鮮見世界級數學家”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機械地把經濟領域中的原則用於思想創造領域，數學家們的經濟生活條件可能改善了，但思想卻沒有了。有一位哲學家告訴我：什麼叫Scholar？在希臘語中就是“無所事事的人”或“吃飽了飯沒事兒干的人”。在主要靠頭腦生活的那種社會裡，與其讓人們去為自己的飯碗奮鬥、從而獲得他所需要的尊嚴，不如先讓人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從而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你能相信在頭腦機構中，所有頭腦都必須靠可能失去方圓君的威脅才會保證它們創造性地轉動這一制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