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9月3日，《紐約時報》記者問正在美國訪問的李鴻章：“閣下，您贊成貴國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回答說：“我們有很好的學校，但只有付得起學費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學，窮人
家的孩子沒有機會上學。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你們這麼多的學校和學堂，我們計劃將來在國內建立更多的學校。”

　　“閣下，您贊成婦女受教育嗎？”

　　李鴻章很謹慎地說：“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僱請女教師。我們現在還沒有供女子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

　　讓窮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得起學，這不僅是李鴻章的夢想，也是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變法圖強的抱負。在李鴻章看來，一方面是國家窮，學校少，另一方面更在於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因此他主張學習美國的教育制度。當然，歷史沒給他時間建立他所希望的新制度。

　　新中國的建立刷新了只有富人才能接受教育的歷史，人民獲得解放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窮人家的孩子背起了書包，女孩也可以大大方方地和男孩子坐在同一個座位上讀書了。儘管有過“文革”的破壞，但撥亂反正很快就使教育體系得以修復。停課的學生又走進了學堂。我們這一代是恢復高考制度以來的第三批考學者，儘管家境貧寒，但還能湊合着把學讀完。那時候國家還包分配，人們說我們是幸運的一代。

　　我們就這樣幸運着成了家長，也不再擔心孩子有一天會上不起學。

　　然而，當時髦的市場化、產業化的概念也被引進教育系統後，我們這些家長們再也睡不安穩了。不知什麼時候冒出的“贊助費”、“擇校費”、“聯辦費”等等七費八費把家長們嚇得喘不過氣來。這不，前幾天陝西一農民就因湊不夠孩子7000元的復旦入學費被逼得跳樓自殺了。

　　有人說，這位家長太傻了，幹嗎不向銀行貸款呢？可銀行的款是那麼好貸的嗎？人家隨便找個理由說學生貸款追還難，不給你貸你也沒轍，法律又沒有強迫銀行必須給你貸。人死了，復旦大學說這個錢其實我們是可以想辦法解決的，這樣的好事為什麼不在通知書上寫明呢？又有幾個家長敢指望天上能掉下餡餅來呢。不過，這位家長也的確有點迂，湊不夠錢咱不上大學了還不行，不少家長和孩子不也就選擇棄學了，何必非要較這個真呢。再說，人家學校也產業化了，和企業一樣是要考慮賺錢的，你既然拿不出這7000塊錢，又何必硬撐呢，結果把命都搭上了。

　　又有人說，可以找國家和社會嘛。國家不是負擔重嗎，哪能什麼都靠國家呢？那就找社會吧，全國100多萬貧困大學生，按一個人1萬元算需要100億元才能解決問題，而北京市1999年面向貧困大學生發起的“學子陽光工程”，四年也就搞到81萬元，只能讓104個學生受益。絕大多數人還得自己想辦法。

　　教育是該改革，產業化也是可走之路，僅靠國家辦教育既不現實也不科學，讓家長們拿點錢出來資助教育也是合理的。問題在於家長們該拿多少錢，尤其在貧困的農村，義務教育是打了折扣的，可以說基本上是家長在辦教育，即使有個希望工程又能頂多大用呢？況且，一個國家的基礎教育怎麼能靠“希望工程”來完成呢。再加上教育系統的腐敗，屢禁屢收的亂收費，家長們更是苦不堪言。難道教育產業化就等於高收費化嗎？如果是這樣，那今天的中國豈不又退回到了學堂只是向富人招手的時代。

　　我們都知道，教育是一個國家民族富強之本，日本能從戰爭的廢墟上快速崛起，得益於其教育之功。西方發達國家無不都是教育普及之國。在美國，你的孩子無故不上學，是要追究家長的法律責任的。他們的義務教育是不折不扣的，保證每個人都能上得起學。我們是發展中國家，人多學校少，錢緊是事實，但我想，教育體制的僵化和改革的緩慢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

　　一百多年前，李鴻章就在探討讓窮人家的孩子上學的問題，一百年後，我們還在探討這個問題。我們老說，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當農民的孩子想接受教育時，卻發現交不起學費，我們還能對他們說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