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一朵花里看到精神

韓澈

同事家的小朋友上小學，老師布置作文，小朋友寫了他家的一盆花，作文沒得高分，老師指點說，他寫花沒有寫出花的精神，比如蓬勃向上啊努力綻放啊之類的，搞得小朋友雲山霧罩的找不着北，同事在辦公室拿着當事兒說，結果引得韓澈我浮想聯翩。

先就想起了我上小學寫作文的套路來。我現在依然有印象的是，我們老師布置的作文題最多的是“記一次有意義的勞動”、“紅管家”、“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一個雷鋒式的好學生”等等。一般的，開頭要這麼寫：“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在毛主席的思想光輝照耀下，我們廣大革命小學生茁壯成長……”要不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要鬥私批修，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第一生產隊的保管員台大頭同志時刻牢記毛主席教導，嚴格要求自己當好革命的紅管家……”，然後就是甩開腮幫子瞎吹，設計出和不忘翻天的狗地主做鬥爭的情節，儼然英雄。

現在想起來，台大頭是我們那個班共同的明星，一有類似的題目全班人都編排他，可惜他自己並不知道，而且毫不珍視自己在我們心目中的光輝形象，依然把去生產隊場院裡偷花生吃的我們像狗一樣攆的到處跑。有一次一個小子編的過了火，說台大頭把留給老婆坐月子吃的雞蛋偷拿到生產隊飼養棚餵剛下崽子的老母牛，不知怎麼傳到他老婆耳朵里，兩口子一頓好打，還被牽着耳朵到學校找筆桿子對質，嚇得那筆桿子尿了褲子，聲明：那是我胡說，那是我胡說！那一次是我上的第一堂“文責自負”課。

說實話，一直到大學快畢業了，我都嚴重的受小時侯接受的這種假大空的作文模式的荼毒，尤其是初中時幾篇楊朔的散文，典型的從一朵花里看出精神的模式，搞的我們一寫字就不免要追問意義，學過的課文中看過的文學作品中，主角的每一個行為總有崇高的動機，“這時候他想起了什麼什麼，他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我估計這種模式流毒之深，戕害了不止一代人的思維方式。現在在電視上每每看到記者採訪人物時“您當時是怎麼想的？”的提問時，我就禁不住的表示同情。

我不知道這種文風是不是由來以久的傳統，記得王小波有篇文章里寫到二程的不知哪一程看剛剛孵出的小雞，說從它們身上看到了“仁”，王小波說他不明白程先生是怎麼看的，我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也看不出“仁”在哪裡。這樣看來，能從小雞身上看到仁和從一朵花里看到精神是一個路數，歷史悠久。有時看清代的書，裡面講私塾先生教學生寫八股文，作文題就是從論語孟子上隨便選句話，然後就開始起承轉合的洋洋千言，有些作文題說實話在我看來都不通，但人家照樣能闡發聖賢道理，真是令人佩服。

除了這種臆想式的寫作方式外，還有一個就是拉大旗做虎皮式的引用聖賢語名人言，文章中滿是誰誰怎麼說，就是沒有作者自己怎麼說，叫人看着心虛。看一些西方人的作品，更多的並不是引用，而是自己思想用自己的語言來闡發，不像我們的一些同胞寫東西，看着不時的就有一段“語錄”，讀下來像過了一條布滿鹿砦的險路，文章後面的引用書目看着就叫人覺得作者博學，其實呢，這種著作多半叫人記不住作者說了些什麼。

更有甚者，看近日的新聞，說有的初中生在作文中已經開始偽造起名人語錄了，因為老師要求作文中要多引用一些名人名言，這樣會使文章增加說服力。所以現在的中學生都能把名人名言編得爐火純青，自己的作文想表達什麼觀點，就會有一個“名人”說得毫釐不爽，奇怪的是，這樣的作文往往能夠得高分。

作文如何寫看起來是一個小事，其實是如何引導、塑造孩子做人品質的大事，我們為什麼不能讓孩子真實的記錄自己的認識和感受，誠實的表達自己？為什麼總是設定一個偽崇高假道德的框子去規範每一個個性？我們教育孩子要做誠實的人，可是卻用作文逼迫孩子說假撒謊。我並不是說不能倡導學生寫正義寫高尚，而是說正義和高尚應該有真實的生活和情感基礎，不能引導孩子在寫作中泛道德濫正義，更不能使一代又一代的人拿起筆來就扯謊，讓謊話假話充斥於我們的“字紙”，讓我們識字的人對“白紙黑字”徹底失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