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周刊

　　記者李菁

　　8月29日，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成立監督委員會。這一消息引起外
界對於科學資金使用問題的關注。

　　目前，中國科技界承擔着現實的“興國”任務，隨着國家在科技方面的投入逐年加大

，如何使立項更科學，評審更透明，考核更公正，監督委員會的成立顯然只是一個開始

　　監督，剛剛開始

　　9月4日，當記者在中科院工程熱物理研究所採訪蔡睿賢院士時，蔡院士顯然對自己的
新角色還有幾分迷惑:“我們出席了成立大會之後就解散了，幾名委員還沒有開過會，現
在怎麼監督還不清楚呢！”“863”計劃監督委員會實行任期制，每屆任期3年，第一屆委
員會由9名專家組成。“開會的時候，我還對旁邊的委員說，這個活兒怎麼幹啊？我們幾
個委員，一個人一個領域，什麼能源、信息、生物、航天等等，這麼多學科我們怎麼對付
得過來呢？”

　　在新華社的新聞稿中，對於監督委員會的職責是這樣表述的:負責“受理和調查”“8
63”計劃課題立項評審過程中不規範行為的投訴和舉報;受理和調查對“863”計劃課題執
行過程中，課題承擔單位及個人弄虛作假、捏造數據、剽竊成果等違反科學道德行為的投
訴和舉報，並對管理過程進行監督和檢查。蔡院士提醒記者注意草案中的表述:“我們不
是什麼事都管，好像是有人告狀我們才管。”

　　植物遺傳學家李振聲院士是本屆監督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因故沒有出席成立大會的李
振聲院士介紹說，作為國家項目的“863”計劃，“一百幾十個億花出去了，總希望錢花
得得當，但是當中肯定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出現，所以希望把這種監管程序完善起來”。

　　目前行使代組長一職的陳難先院士表示:“863計劃是國家計劃，但也有些低層次問題
。現在國家投入加大，需要對它的合理性進行監督，這是很正常的。”但“科學並不是完
全由科學家來做的，監督的任務是什麼，怎麼監督，現在仍需討論”。談到具體監督的難
度問題，陳院士認為，“一是處於政府下的部門，容易受到行政干擾”;第二難度在於“
有些事情不好界定”，比如“公平不公平，用什麼樣的標準衡量這個問題？”

　　立項的透明與公正

　　科技界關於立項透明與公正問題的議論一直不絕於耳。以至有這樣的流言:小錢大評
，中錢小評，大錢不評。越大的項目，比如上幾百萬甚至更多，管理部門的主觀意圖很明
顯。“每個項目的確有許多標準，學術觀點不一樣，衡量的角度也不一樣。就跟投資一樣
，你認為最好的，別人不一定這樣認為。”陳難先院士說。“自然科學研究的課題都非常
專門，同一分支領域裡的人少，有的關係很好，也有的很不好——無論哪一種情況，都有
不客觀的因素，這增加了評審的非學術因素”。

　　但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被採訪者顯然認為不僅僅是“客觀標準”問題:“很多項目
，都是自己圈子裡的人先分完了，再給外邊的分一點。剽竊、抄襲只是問題的最表面，真
正的問題在於評審腐敗，因為學術評審在眼下直接與權力、金錢聯繫在一起，而且這種腐
敗是名正言順的。”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這位採訪者將之歸結為“沒有制約機制，一個學科只有幾個人
說了算”。學術評價機制的缺席，使得“因人而設項目，很多項目直接對着人頭去的，從
起跑開始就不公平”。“現在學術至上的氣氛沒有了，項目成了撈名、撈利的一種手段。
”

　　中科院工程熱物理研究所的吳邦賢給記者傳來了他寫的題為《透視科研課題中的學術
腐敗》的文章。“其實，學術腐敗遠遠不止剽竊、抄襲這些低級的、明目張胆的手段。更
大量的還存在於科研課題的申請、執行、評審的全過程。”吳邦賢說，“實際上不少大課
題是內定的，是利益平衡瓜分的結果。”

　　“這不是浮躁，實際上是腐敗。”吳邦賢說，有的重大項目申報時為了確保被批准和
多拿錢，研究內容包括試驗或大型計算列了不少，一旦立項，研究內容大大縮水，試驗不
做了，或委託外單位做，自己當二老板，計算內容簡化了，“在目前的評估制度下，一些
大項目完成的優秀率的水分有多大？國家投錢搞了這麼多項目，有幾個真正轉換為成果？
有幾個真正對國計民生有影響的？投入的效果真正怎麼樣？誰來負責這筆投資的效益？”

　　成功完成世界第一張水稻基因圖譜的華大基因研究中心的胡松年博士，也跟記者談了
他的感想。“沒有名氣單靠實力想拿到項目，的確很困難。所以現有的許多課題都得由院
士掛着名。做老闆的說白了，主要任務就是搞經費。每年一到評審的時候聯絡感情，這早
就不是什麼秘密。現在的問題是透明度不高，我們花了很大精力寫標書，有時被無聲無息
地槍斃了，如果認識人的話，還可能了解一點原因。如果國家不從大的制度上改革——比
如針對不同課題制定不同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單純地揪住某個人、某件事是沒有意義的
。”

　　中國人民大學的顧海兵老師一直比較關注中國學術界的建設問題。“自然科學界最近
十年沒有什麼重大突破。許多項目都存在科技含量不高、重複建設的問題。怎樣站在社會
公正的角度上解決中國的學術建設問題，據我了解，申請基金，只要院士介入就相對容易
得多。很多院士既是運動員、裁判員又是比賽的監督者，

　　怎麼解決學術規範問題？

　　如何衡量自然科學成果

　　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院長楊樂向記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我們所里有一位4
0歲左右的研究員，非常優秀，也得到國際同行的高度評價。這位研究員幾年前取得國家
傑出青年基金——這對青年學者幾乎是最高的榮譽了。這個基金提供給他3年、額度很大
的資金支持。按照要求，他要在3年內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可是這個期限行將結束的時
候，卻發現他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他本人壓力很大，評審者的壓力也很大。”

　　就在“最後期限”到來之前，這位年輕的數學家把一篇原來長達百頁的論文拆成6篇
發表，終於在數量上完成了要求，但楊樂惋惜之極:“他其實是真正本着科學的態度，在
研究一個難度相當大的問題。原來這份一百多頁的論文分量更大，國際上從來不會看一位
學者發表論文的數量！”

　　作為一名著名的數學家，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院長的行政職務使得楊樂院士對“行
政”與“科學”的衝突更有體會:“科學研究需要經費，要得到經費，就必須得到管理體
制的認可。但有些管理是與科學規律不相符合的。管理部門有時主觀意識很強，往往有急
功近利的思想，希望下面不斷地報成果，總要求報成果，下面就比較浮躁，現在是為了完
成上面的任務而產生的多少成果、多少論文。外行也很難評價成果，所以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定量化，比如引用SCI(科學文獻索引)標準，再進一步，就是影響因子。實際上，
科研成果的評價不能如此簡單。證明費馬定理的，就是一篇論文，但這一篇論文比一百、
一千甚至一萬篇都有分量。”

　　蔡睿賢也對這種簡單的定量化標準頗有看法，蔡院士說他曾見過EI(工程類文獻數據
檢索庫)的工作人員，“他們說:我們只是為了便於找資料，誰知道你們中國人拿它當作評
比標準？其實國外信息機構的本意也非如此”。

　　“這樣管理很簡單，主管者只要會加減法就可以了。”“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科學
研究，不能急功近利，基礎研究許多是探索性的，探索未知要定個計劃是不可能的。它不
是建大壩買水泥，每天建多少、需要多少水泥。”蔡院士言語間不無辛辣。

　　相對於抄襲、剽竊這種比較明顯的個案，楊樂院長強調更大的學術危害在於“現在的
研究很缺少創新精神，有些年輕人都不選擇意義很大、難度很大的課題做，而挑簡單、容
易的入手”。從長遠來看，這種定量化管理對科學發展、人才成長是很不利的。

　　“這樣管理的話，中國肯定出不了諾貝爾獎。”蔡睿賢院士毫不客氣地說，“美國一
個課題可能一下花20億美元，同時交給兩家研究機構做，它允許失敗。但我們現在沒有這
個實力。”目前的情況是，一些20萬元左右的小項目可以失敗，但大項目絕對不允許失敗
。所以也可以說，中國的大項目沒有一個是創新的。”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直言:“這麼多年院士成倍地翻，可是自然科學一等獎連續
幾年出現空缺，這本身說明我們的科學界泡沫太多，水分太多！”“目前中國的基礎研究
水平下降，這對國家投入的錢也是一種褻瀆！”

　　陳難先院士接受採訪時，也坦然接受外界對於學術界的許多批評:“我希望大家能認
清對國家承擔的責任，我常常說，國家把老百姓的血汗錢拿出來給你們，你們有要認真的
態度，要有尊嚴感。現在有的人是斯文掃地。”陳難先的聲音很輕、很緩，但他承認“這
話已經說得很重了”。

NOTE by SLK
http://www.863.org.cn/863_105/news/200208300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