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邏輯 (一)

作者：啟 之

　　瑞典大學的規矩是，老師和學生都遲到，上課時間是8點30，8點40進教室，9點來齊了就阿彌陀佛。只有
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國家才能慣出這樣的毛病來。吃了幾次早來的虧，我也入鄉隨俗，保證8點45進教室。
這一次，教室里還是空空蕩蕩，於是我泡了一杯咖啡，邊喝邊看比爾·奧古斯特的《斯米拉對雪的感覺》。

　　9點半了，居然還沒有動靜。我出去轉了一圈，整個大樓靜悄悄的，外面的綠地上散落着十幾個青年人，
光着身子做日光浴，白屁股與綠草相映成趣。這情景我在挪威也見過，北歐缺少陽光，是不是有這種規定，
陽光好的時候，學生就自動停課曬屁股？

　　回到教室，裡面居然坐着一男一女。一見我進來，馬上站起，一齊鞠躬，一齊捧上名片，一齊用英語說:
“早晨好，請允許我聽您的課。”

　　不用問，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文發音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我還差。看看他們遞上的名片：男
的叫高樹倉一，女的叫完田美子，兩位都在哥德堡大學學中文。男的長尖臉，大眼，八字眉。女的圓臉，細
眼，彎眉。兩人都戴眼鏡，三十出頭，大約是夫妻。

　　他們解釋，今天是瑞典的仲夏節，學校放假，他們從網上看到隆德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專頁，知道我在
這裡講電影，就從哥德堡趕來，事先給我打過電話，沒人接，就到教室來看看。能碰到我，他們深感榮幸雲
雲。

　　我這才想起來，上周去哥本哈根，臨行前研究中心的秘書問我，學校要放假，我是否願意跟他們一起出
去玩幾天？我當時漫不經心地謝絕了。仲夏節是瑞典特有的節日，據說這一天陽光最好，所以屁股也要見見
天日。

　　經過一番交談，知道他們在哥德堡大學研究傳播學。來哥德堡之前，在北大呆了四年，聽過嚴家炎的
課，在斯德哥爾摩呆了三年，聽過羅多弼的課，還見到過諾貝爾文學獎中文評委馬悅然，他們讀過姚雪垠的
《李自成》，孔捷生的小說和北島的詩，認為姚是中國古典文學大師，孔是中國當代文學巨匠，北島應該獲
諾貝爾文學獎。他們來這裡一是旅遊，二是為博士論文做準備。我試着說了幾句中文，他們都聽懂了。

　　我請他們坐，兩個人鞠躬。剛坐下，高樹又起身鞠躬——問我能不能把談話錄下來，我說沒問題。他第
三次鞠躬，完田跟着鞠。我想起了一位美國記者在日本的觀感——日本人的腰簡直像彈簧一樣，一天要彎成
百上千次，人人樂此不疲。我跟那位美國記者同樣，對這種形式主義的禮貌並不欣賞——陽光下的屁股比西
裝里的彈簧要真實坦蕩得多。

　　客套之後轉入正題，高樹扶扶眼鏡：“我們正在準備關於中國電影與國民性的博士論文，聽說您講授中
國文化與中國電影，特地來請教。”

　　五年前，一位北大同窗跟我借美元，說他要去美國研究明清小說。與這位同窗比起來，這兩位到瑞典研
究中國電影的日本人只能是小小巫了。

　　高樹又要起身鞠躬，我趕緊示意免了。沒想到按下葫蘆起來瓢，完田冷不丁地起立鞠躬，並輕啟櫻唇：
“我們想請教的問題，可能多有冒犯，請先生原諒。”

　　我不得不移座欠身。心想，跟日本人在一起，我的腰也得彈簧化。

　　高樹開問了：“請問，貴國的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反映的是不是中國的真實情況？”

　　我不假思索：電影是虛構，但它是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之上的。

　　完田：您一定看過《地雷戰》，麻煩您再看一遍，只看其中的一段，我們需要您的講解。

　　說着，她把手提電腦打開，裝進《地雷戰》的光盤。

　　我懶得再看這種老掉牙的片子：“你們一定得看電影才能提問題嗎？”

　　高樹：“我們怕講不清楚。”

　　“那好，請把電腦關上，這裡有多功能光盤機。”

　　幾分鐘之後，這部1962年拍的，曾經與《地道戰》、《平原作戰》一起被譽為“老三片”的抗日電影呈
現在瑞典的電視屏幕上。奇怪的是，它與我當年看過的不太一樣——片名下面多了三個字“教學片”，開頭
還加上了一段毛主席語錄，並有簡要的說明。完田對這個電影非常熟悉，放過開頭之後，她就將光盤快進，
直到四分之一的地方才恢復正常。

　　高樹提醒我：“教授，請您注意一下這個情節。”

　　我盯着屏幕——

　　黃村據點的鬼子和偽軍要掃蕩根據地，途經趙家莊，趙家莊的三個女民兵為了把敵人引進地雷陣，在山
上打冷槍吸引他們過來。中野隊長和一個偽軍軍官躲在一塊大岩石後面，尋找開槍的人。偽軍軍官一會指着
前面說：“太君，土八路的這邊。”一會兒又指着左邊：“太君，土八路的那邊。”中野生氣地打斷他：
“什麼這邊，那邊。”指着側面的山巒：“土八路的那邊！”偽軍軍官趕緊點頭稱是。

　　中野得意自己的發現，對偽軍軍官打着交叉的手勢，指示他：“你們的這邊，我們的那邊。”偽軍軍官
向身後的偽軍招手。鬼子和偽軍兵分兩路，向山上包抄過去。

　　這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我回頭看着完田。完田莞爾一笑，露出兩排白且尖的牙。她關掉光盤機：“啟之
教授，在日中戰爭期間，確實存在着幫助日本軍隊作戰的中國軍隊嗎？”

　　這不是問題，這是挑釁，我不得不正告她：“完田女士，我得糾正你，在中日歷史上不存在日中戰爭，
只存在日本侵華。至於你的問題我看是多餘的——任何時期，任何外國侵略者都會在被侵略的國家裡找到背
叛者。中國也不會例外。”

　　完田依然笑容可掬，一邊鞠躬一邊說：“謝謝指教。”

　　高樹：“您能否告訴我們，幫助日本軍隊作戰的中國友軍的人數？”

　　“對侵略者是友軍，對被侵略者是叛軍，是偽軍。高樹先生，你在提到他們的時候最好注意用詞。至於
你的問題，歷史書上有，我不記得。”

　　高樹起身鞠躬，嘴裡發出：“哈伊，哈伊，yea,yea,”的聲音，表示認錯。

　　完田伸出塗了指甲油的纖纖細指，從皮包里取出另一張光盤：“您一定看過《地道戰》，這裡面有答
案。”

　　所謂答案就在高家莊民兵隊長高傳寶的一句話上。完田對這部電影的熟悉程度讓我吃驚，她準確地將光
盤調到關鍵處，屏幕上出現了高傳寶敲鐘的身影，在“噹噹當”洪亮的鐘聲中，高家莊的男女民兵們從四面
八方跑到大樹下集合。

　　高傳寶拿着一份情報，向民兵們傳達：“上次沒有打死的那個老鬼子糾集了好幾個據點的敵人，這回又
來了。

　　一民兵問：“隊長，來了多少？”

　　高傳寶揚揚情報：“這上面說，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想來破壞我們的地道。”

　　高樹：“貴國電影提供的數字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也就是說，中國軍隊是日本的兩倍。貴
國學者胡華先生主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對此提供了詳確的數字，請您過目。”

　　他從背包中拿出一個三寸厚的自製的大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寫的是日文，側面貼着分類的標籤，他翻到
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遞給我。

　　兩張中文書的複印件展現在我的面前，左邊的一頁是“1938年至1945年的日偽人數表”，右邊一頁是
“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南地區抗擊日偽軍戰績統計表”。左邊的數字太多，我看得不仔細，只留下一個基本
印象——偽軍人數雖然逐年增加，但總人數少於日本。右邊的數字一目了然，被斃傷、俘虜和投誠的日軍是
52萬4千餘人，偽軍則是118萬6千餘眾。

　　高樹指着那兩頁說: “這左面的是胡華先生的《中國革命史講義》下冊的第801頁的複印件，這右面的是
同一本書的第802頁的複印件。這本書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我打斷他：“這確實是中國人寫的，中國出的書，但是，它只能說明，偽軍在總數上少於日本軍隊，你
不妨把這些數字加起來看看。”

　　高樹：“這下面有一行注釋，請先生細讀。”

　　這時，我才注意到複印件下面還有一行小字：上述所統計的日軍包括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四區，偽
軍包括華北、華中、華東三區。

　　高樹的臉上閃出一絲得意的微笑：“日本軍隊的人數是四個地區的，偽軍的人數只有三個地區的，這兩
個數字是不可以比較的。”

　　完田在一邊添油加醋：“也就是說，偽軍的實際人數未必比日軍少，倒很可能比日軍多。”

　　真讓人窩囊！這是什麼xxxx學術著作！我心裡暗暗罵街。表面上還挺強硬：“你們從電影說到史書，
到底想說明什麼？”

　　高樹：“我們只想向您討教，為什麼中國人有這麼多投降日本？這是否與國民性有關？”

　　他看着我，鏡片後面的眼神難以捉摸。

　　我壓着火——不管這兩個日本人懷揣什麼動機，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思。你不能否認，幾乎所有的抗日
電影中都有這類形象，你不能否認偽軍之多、漢奸之眾與國民性無關。他們為什麼投靠侵略者呢？沒見有人
研究過。

　　大約是政府腐敗，社會黑暗，國家虧待了他們；大約是小人當道，邪氣上升，與其當小人，不如找個靠
山當漢奸；大約是心中只有一家一姓，沒有國家民族；或者是相信了大東亞共存共榮的鬼話，從種族主義出
發，以為這是黃種人反抗白種人的戰爭，黃種人要雪恥，要報仇，要做天下的主人。

　　“……它確實與國民性有關，一盤散沙、有家無國、崇洋媚外、長於內鬥而拙於團結對外……”跟日本
人說這些話讓我很難受，但我還是不太情願地說了。這兩位日本人看來是中國通，不說他們也知道。儘管如
此，面前的那台錄音機還是讓我老大不舒服。

　　高樹和完田一齊站起，又朝我鞠了一大躬。

　　我不知道這回該不該回鞠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