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兩國各自的國情和各方面的條件本來就存在先天的差異，語文政策自然可能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作者認為，過分強調新馬兩地人民對語文政策的不同反應屬性，是一種絕對化和模式化的詮釋；無論是政府對某種語文政策的提倡和作法，還是民間的反應和態度，其形成、過程和結果是複雜而多面的。

　　關於最近馬來西亞華社對政府推行數理科以英文教學的政策之激烈反應，有論者從“語言政治”的角度出發，將馬國華社的反應與新加坡人民看待語文政策的反應作出比較（編按：周兆呈《新馬的“語言政治”與“政治語言”》刊8月24日《聯合早報·言論》）。筆者認為將馬國華社與新加坡人民對語文政策的反應，用“政治語言”和“經濟語言”來分析與了解，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就“政治語言”和“經濟語言”兩大概念的理解，前者即針對政府的政治動機作為對語文政策的考量；後者則以經濟利益作為對語文政策之考慮的前提。用這兩種反應模式來詮釋馬新兩地人民各自對語文政策的反應，看似相當合情合理。然而，過分的強調兩地反應的屬性，則成為一種絕對化和模式化的詮釋。

語文的社會和文化價值需要

　　新加坡由於受到先天環境所局限，在某種程度上是較重視實用價值。因此筆者同意新加坡（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有較偏向以“實用主義”，即以經濟價值作為語文選擇的優先考慮的傾向，但這不是必然條件。僅以“實用主義”作為判斷，似乎忽略了語文在新加坡的社會和文化價值的需要。比如將新加坡政府鼓勵人民學習華文的政策，簡單歸結為是因中國經濟崛起，從而以經濟價值角度提倡華文，忽略了早在中國經濟“崛起”前，新加坡就已經有華語、講華語的人口、以及華語政策。這種“崛起論調”只是將“經濟語言”的論點過分誇大了。

　　反觀，馬來西亞華社對華文華語作為母語教育的維護態度，也並非全然以政治作為絕對的考量。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中，母語教育也在經濟和族群文化上發揮重大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些因素支持，她也無法渡過60－70年代的困境。我們也不否認，中國經濟起飛，不免提升了當地學習華文的價值。然而這種學習的取向，也是來自當地華社對族群自身的文化關懷和傳承的需要。因此，當地華社擔心華小變質、華文教育遭受侵蝕的隱憂和心態是應從多方面來理解的，而並非以“政治語言”或捍衛華文教育之陣地的“理想主義”一語概括。

　　如果“政治”、“經濟”是兩地政府和人民對於語文政策的動機和反應之特徵，兩者也只是一個相對的比較概念。若這兩者卻是放在已被兩極化和絕對化的概念中討論，並以一種有分高下的價值或標準來判斷此兩者，似乎有欠公平。因為這種標準，是以經濟角度看語言問題和態度之成熟，似乎在預設以政治角度看語言問題是非成熟的態度。況且，這些態度和回應不一定全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而沒有其他因素存在。

不能只着眼於“歷史”這個因素

　　我們應該深入分析和比較兩國“國家利益”的立場、內容、取向和價值觀，而非僅僅是以“實用主義”作為兩者的相同之處，並且認為正是這種“實用主義”所造成兩種不同的反應，凸顯兩國的政策對國情發展造成的差異，這也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

　　筆者以為，新馬兩國各自的國情和各方面的條件本來就存在先天的差異，所以在語文政策上有南轅北轍的現象。但是這種南轅北轍的現象，並不一定會產生“迂迴周旋得讓人覺得弔詭”的結果。原因在於我們不能只着眼於“歷史”這個因素。將這種差異僅僅歸結於“歷史”或“歷史環境”，似乎此因素大於其他應該參考的因素，如政治環境、人口結構、語言環境，地理環境等一些較為“先天”的條件。將南轅北轍看成是歷史的結果，而忽略原本差異的問題，也只能成為一種倒因為果過於簡單化的結論。

　　無可否認，新加坡華人習慣對鄰國華人的教育、語言等問題持有一種“距離感”，以及兩國政府和人民在教育問題上關心點/目標有所不同，但這種“距離感”的形成應該不是僅僅歷史問題。除了上述先天的條件，或許也應慮兩國人民各自在政治上的冷感態度、其他政策的諸多制約、語境問題，以及不能忽略馬來西亞還有一個以馬來文為國語的教育政策為主導之因素。

　　不用“政治語言”談論鄰國的“語言政治”或許可以是某些新加坡人的態度，或者是新加坡人某種看待語言教育的態度。這種態度可能出於經濟和實用的價值考量，但卻不能強加到鄰國人身上，因為這些問題需要考慮到彼岸先天的條件、環境和立場，以及價值標準的問題。無論是政府對某種語文政策的提倡和作法，還是民間的反應和態度，其形成、過程和結果是複雜而多面，應不是單一或二元分法能全面涵蓋的。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