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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是一個以英語為行政語言的多語社會。自從中國政權轉變之後，新中就斷絕外交往來，兩國之間的交流中斷了長達二十幾年。新加坡是在沒有普通話口語基礎、沒有普通話直接影響的情況下推廣華語的。新加坡人所接觸的書面語，在新中建交以前，也不是中國現代漢語的書面語，而是五四前後期的漢語書面語。再加上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的社會，英語是新加坡的頂層語言，又是教育的媒介語，華語只是學校教育里單科的語言科目，因此英語所給予華語的壓力與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新加坡華語，無論是口語或書面語，都難以避免地有自己的特色。

　　就以“華“字為例，汪惠迪指出：“在新馬兩國，用‘華’這個語素構成的同族詞除‘華樂’外，尚有‘華族、華裔、華人、華語、華文、華校、華教、華社、華商’等，它們迴避‘漢’或‘中’字，而取‘華’字。別說改革開放前，即使現在，這些‘華’字頭的詞語在中國大陸的使用頻率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還是比較低的。即使在台灣省和港澳地區，使用頻率也比較低。比如香港就不用‘華文’而用‘中文’，不用‘華語’而用‘國語’或‘普通話’；台灣用‘中文’和‘國語’。”為什麼新馬兩國對“華”字情有獨鍾呢？這是因為本土的認同以及在多元種族的社會背景下，要求和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而造成的。

　　新加坡華語也保留了許多近代漢語的成分，比如“抑或”是近代漢語的連詞，中國現代漢語已經不用了，但還保留在新加坡華語的書面語裡。單音動詞帶補語時，賓語放在謂語之後，是宋元白話的格式，如“拉他不住”，現代漢語裡除了一些熟語性的說法，如“放心不下”、“吃罪不起”之外，很少這樣用。華語裡卻常聽見“瞧他不起”、“擊它不倒”、“對他不起”的說法（當然也說“瞧不起他”、“擊不倒它”、“對不起他”）——這種格式只限於否定式，賓語只能由人稱代詞充任。這是受南方方言的影響而形成的結構。陸儉明也認為“是早期白話的用法，現在普通話已不採用。”

　　新加坡華語的口語體和書面語體非常接近，沒有太大的分別。“不管”在現代漢語裡是口語詞，“今日”、“幾時”是書面語詞，但新加坡人沒有這個感覺。結構助詞“與否”，只用於書面語，只能跟在一個雙音節的動詞、動詞短語或者形容詞的後邊，相當於口語的“…不…”。準確與否：準確不準確；考慮與否：考慮不考慮；可用與否：可用不可用；見面與否：見面不見面。“與否”除了用在一個雙音節的動詞、動詞短語或者形容詞的後邊之外，新加坡華語也用在單音節動詞、單音節形容詞後邊：對與否，錯與否，來與否；而且口語也這樣說。“而已”是書面語，口語裡用“罷了”。新加坡口語除了用“罷了”之外，也用“而已”，而且用的頻率很高。

　　這些和普通話不同的現象，除了是特殊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之外，都和我們是在沒有現代漢語口語的基礎上推廣華語有關係。

　　普通話里不使用的詞，如“郵差”、“車夫”、“傭人”等等，在新加坡仍然使用。這種情況也同樣發生在香港、澳門、台灣，而且這四個地區還有許多詞彙是彼此共同使用着的。汪惠迪對這四個地區的語文共同現象有很好的說明：

　　新馬港澳台能夠自成一個語用圈的根本原因是，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到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的將近50年間，這五個國家或地區實行的都是資本主義制度，其價值取向相同而#跟中國大陸迥異。五區之中任何一個社區所產生的新詞新語，立刻通過媒體或影視作品等#傳播到其餘四個地區，通常都能在當地落戶，為當地語言用戶所接受，成為五區共用的詞語。

　　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普通話的#推廣與使用基本上局限在大陸的範圍內，一般語言用戶同境外和海外華人交往甚少，因而#對境外和海外華人社區的語文生活缺乏了解。新馬港澳台卻是另一個世界，社會制度相同#，科技比較發達，信息交流及時，民間來往自由，因此，語言長期處於活躍的互動、互補狀態、詞語的交流自然頻繁而廣泛。

　　王力在討論被動句時，說了這樣的話：

　　一般說來，這種語法結構只在書面語言上出現。在口語中，被動式基本作用仍舊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由此可見，接受外語語法的影響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書面語言（因為適合漢語本身的需要），但是，在一般口語裡，歷史因#素還占着重要地位。幾千年來的習慣，不是一下子可以改變過來的。

　　但是，以新加坡華語的情況看來，因為沒有共同的、成熟的口語為基礎，卻建立了共同的書面語，所以新加坡華語口語受外語（英語）的影響，遠遠超過書面語所受的影響。“被”字句在口語裡廣泛應用，好像“馬路被修好了”等等頻率很高的說法，都是新加坡華語口語受外來影響的現象。受外語的影響，新加坡華語的口語和書面語一樣多，甚至是更多些，和中國的情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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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社會環境會對語言的趨異傾向產生不同的影響。因為不自覺地遵照自己的文化、語言習慣，或者有意識地要維護自己的文化、語言習慣，在應用語言時便自然地出現變異。語言的趨異是一種不自覺的行為，當然也可能是自覺的主動的行為，而語言的趨同則是一種被動的行為。所以，新加坡華語的趨異自然是難以避免的。這些趨異的情況，分別表現在語音、詞彙、語法和語用四方面。

　　語音方面，新加坡華語因為受方言入聲的影響，出現了所謂的第五聲。這個第五聲的音韻特徵，陳重瑜做了如下的描述：

　　a.是一個下降調，調值通常是51，有時則是53。b.它的持續時間較短，聽來有“中斷”的#感覺。c.帶這個聲調的音節都有一個喉塞音的韻尾[?]；此韻尾有時很清楚，有時較模糊。這個塞音韻尾不但截短了聲調的持續時間，也使得音節的輔音韻頭變為強音，因而近似濁輔音。

從音節結構特點看，普通話第一聲的字最容易讀成“第五聲”；第三聲的字最不容易讀成“第五聲”。單元音韻母最容易讀成“第五聲”；三合元音韻母字沒有出現“第五聲”的讀法。閩南話入聲''-p''尾的字讀成第五聲的比''-t''尾的字多，''-k''尾字最少。閩南話陰入字和陽入字讀成“第五聲”的頻率沒有明顯的區別。但是，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華語裡的第五聲消失了。也就是說華語的語音，越來越向中國普通話靠攏。我在《多語環境裡語言計劃所思考的重點與面對的難題——兼談香港可以借鑑些什麼》一文里說：

　　我們通過大眾傳播、教育，將華語維持在標準的範圍內。如果將新加坡現在的華語和其他華語區相比，相信我們是相當標準的。

　　這個“相當標準”是偏重在語音方面說的。

　　新加坡華語和普通話共同的基本詞彙系統雖然沒有發生變異，歷代傳下來的詞彙通過方言仍然保留下來，但彼此因為環境不同，也出現了差異。從詞彙、語法和語用方面看，相同點仍舊是主流，差異只是相對的狀況。

新加坡華語和普通話的詞彙、語法與語用的差異（我們不另外分出語用的差異，而將語用的差異包括在詞彙差異的分析里）表現在：

一、出現特有詞語，也就是新加坡的社區詞

　　這一類的社區詞，在用華語的各區域都存在，這些各自創造使用的不同的社區新詞，如果不加注釋，別的社區是無法理解的。汪惠迪編著的《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就收了不少新加坡的社區詞，“大”字下所收的社區詞有“大寶森節”、“大伯公”、“大彩”、“大彩萬字票”、“大草場”、“大耳窿”、“大馬”、“大牌”、“大坡”、“大日子”“大學先修班”、“大字報”等等。

二、語素和詞的差距

　　因為沒有普通話口語詞彙為基礎，直接採用方言詞語，而以普通話的發音說出來。或者套用方言的構詞法，而造了普通話里所沒有的詞彙。這些詞，在普通話里是半獨立語素，不能獨立應用，但新加坡人並沒有這個感覺。如下面的例子：

　　“面”在普通話里不是詞，是半獨立語素，不能獨立應用。用“面”構成的詞有“面目”、“面額”、“面色”等，現代漢語一般也不再用“面”來造新詞。“臉”是獨立語素（詞），除了獨用外，也用來造新詞，如“臉盆”、“臉色”等。南方方言裡沒有“臉”這個語素，只有“面”，因此新加坡華語將“臉盆”說成“面盆”，並且有“面紙”、“面市”的說法。如果以普通話作為規範的標準，就該用“臉盆”、“紙巾”、和“上市”。

　　“色”普通話里是半獨立語素，南方方言裡卻能獨用，是個獨立語素。新加坡華語裡說“這是什麼色？”的“色”，就把半獨立語素當獨立語素（詞）用。標準的說法是“顏色”。

　　“闊”在普通話里也是半獨立語素，華語裡的“這條馬路很闊”，是將半獨立語素當獨立語素用。如果依據普通話的用法，句子裡的“闊”應該換用“寬”或者“寬闊”。“寬”“寬闊”才是獨立語素（詞）。

　　“利”表示“鋒利”的意思，在普通話是不獨立語素，只能用“快”，可以說“這把刀很快”，“這把刀很鋒利”，卻不可以說”這把刀很利”。

　　“位”是半獨立語素，華語裡的“有沒有位”，“這個位有人坐”等用法，都應該換用“位子”。

　　“今”除了構成“今天”、“至今”之外，普通話里沒有“今次”、“今期”的說法。香港的書面語，以及新加坡的部分書面語，受到粵語的影響，出現了“今次”和“今期”。依據普通話都應該說成“這（一）次”和“這（一）期”。新加坡華語的口語裡常用的“幾時”，馬來西亞華語用“幾”構成“幾多”、“幾久”等等，普通話都該用“什麼時候”、“多少”、“多久”。

　　當然上面所討論的也涉及語用。“幾時”現代漢語只用於書面，不會用在口裡，就是語用問題。普通話的“各位領導”，新加坡人從來不這麼說，我們是將職稱直接說出來，如“各位校長”、“各位部長”等等。應用文里開頭的稱謂“尊敬的XX”，也是中國獨有的用法。華語的“尊敬”只有動詞的用法。對任何年紀的人，新加坡人都用“你幾歲”來提問，在中國，如果用在對象是上了年紀的人，便會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凡是談到會議、或者意見，中國朋友用“啟發”的頻率非常高，“受到…啟發”幾乎是在這一類範圍內常用的。語用上的差別，讓我們幾乎一聽，就知道對方是從哪來的。其他關於詞彙的褒貶意義，也是屬於語用問題。我們下面將再討論。

三、虛詞用法的變異

　　“是……的”的“是”用在所強調部分的前面，“的”置於句末。如“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加坡華語也用“是……的”，但也有省掉“的”而單用“是”的，如“事情是明明白白，不用再多說了。”

“又”只表示已然的重複，所以後邊的動詞可以帶上“了”；“再”只表示未然的重複，動詞後邊不能加“了”，如“他剛又寫了一些，明天還會再寫一些”，“去過了還可以再去”。新加坡華語裡“又”和“再”常常混用：“我們參觀了鱷魚園，再參觀了飛禽公園，才回旅館”。第二個“再”應該用“又”。

　　表示將來客觀可能和主觀願意的動作的重複，用“還”不用“再”，如：“桂林風景美，今年我去了，明年還要去一次”；“吃了一碗，還想吃一碗”。新加坡華語裡，已經沒有這個差別了，這兩句里的“還“都以用”再“為常。

　　朱德熙認為“‘好’和‘真’修飾形容詞總是充任獨立的感嘆句的謂語，例如：‘這件衣服好漂亮！’、‘這孩子真聽話！’。這樣的主謂結構不大能作為組成部分在句子裡出現。例如可以說：‘我覺得這件衣服很漂亮/我覺得這件衣服挺漂亮’，可是不說：‘我覺得這件衣服好漂亮/我覺得這件衣服真漂亮’。由‘好＋形容詞＋的’作定語組成的偏正結構也是獨立的感嘆句，例如：“好漂亮的衣服/好大的雨”。這類偏正結構也很少包含在句子裡。例如可以說：‘買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下了一場很大的雨’，可是不說‘買了一件好漂亮的衣服/下了一場好大的雨’。此外，‘真＋形容詞’總是作謂語或補語，不作定語（不說‘真漂亮的房子/真聽話的孩子/真大的雨）。”新加坡華語裡完全沒有這些分別。

“一齊”表示在時間上同時發生的事情。不同的主體同時做同一件事：“大家一齊動手”、“他一進來，在座的人一齊站起來”；或同一個主體同時做幾件事：“要分個輕重緩急，不能所有的工作一齊抓”。“一起”表示在空間上合在一處或同一地點發生的事情：“這些問題應該放在一起來考慮”、“我們幾個在一起工作”、“我不跟他一起走”。新加坡華語裡，少用“一齊”，而用“一起”代替了“一齊”的用法。

普通話里有兩個“沒有”，一個是“ 沒”加上“有”，是“有”的否定：“ 有人——沒有人”。另一個和“沒”相等，是副詞，用來和動詞相搭配，是“動詞（或形容詞）＋了”的否定：“去了－－沒有去/沒去”。這個“沒有”不是“有”的否定，所以不可以說“有沒有去？”而應該說“去了沒有？”回答是“ 去了”或是“沒去/沒有去”。台灣國語和新加坡華語都以“有沒有去”代替了“去了沒有”，以“有去”代替“去了”。

　　代詞作定語，若中心詞是表示身體的部分、親屬、機關或處所，可以不用“的”，如“你身體”、“他爸爸”、“我學校”、“你左邊”。如果中心詞是一般名詞，單說是要用“的”，如“你的眼鏡”、“我的手套”、“他的自行車”，包含在句子裡的時候，可以不用“的”，如“你眼鏡呢？”、“我手套丟了”、“把他自行車騎走了”。華語裡這些地方都傾向於用“的”。

四、實詞的詞義與用法的差異

　　新加坡華語裡形容詞有些用為動詞，和普通話不同：“親愛父母和兄弟姐妹”、“恐懼自己會老死”、“惱怒你的直率”。這類形容詞帶上賓語的用法，只見於書面語。

“‘加以’前面如用副詞，必須是雙音節的；單音節副詞後面不能用‘加以’，只能用‘加’。“不加研究”“多加注意”新加坡華語裡“不”有用來修飾“加以”的，如“不加以處理”、“不加以討論”等等。

　　新加坡華語有些固定的說法，如‘比較興趣、很興趣、很個人、非常抒情、非常營養’等，在普通話里上面這些詞都是地道的名詞，都不能受程度副詞修飾。“禮貌、興趣、奇蹟、紳士”等名詞，新加坡華語裡也用來修飾動詞，如“禮貌地和我握手”、“興趣地看着他”、“紳士地吻一吻她的手”等等，普通話里都沒有這樣的用法。“他興趣地問這問那，看樣子對這裡的一切都很關心。”就是新加坡式的說法。“問這問那”更好的說法是“問問這個問問那個”。

　　新加坡華語裡，“休養、幫忙、提名、挑釁、備戰、作廢、挑戰”等詞，常常帶賓語，如“不斷地修養自己”、“挑戰英國隊”等等，陸儉明認為“（這些）動詞在中國普通話里都是不及物動詞，都不能帶賓語。……帶賓語可能就是受英語影響造成的。……但是，從根本上說，部分不及物動詞和形容詞逐漸演化為能帶賓語，這主要還是語言表達要求簡潔、經濟的結果。因此這些說法都將有生命力。”中國普通話用“提名”時，也帶上賓語。

李臨定對新加坡華語詞彙的變異提出了七種現象，我們在這裡只提出兩種。一、華語和普通話詞彙基本義的變異：普通話里“耐”的意思是：受得住；禁得起。使用範圍比較窄，一般是用在單音節動詞的前邊，如“耐用”。而在新加坡華語裡，“耐”是一個比較常用的詞，有引申的意義，還可以轉化為動詞。“耐”的詞彙意義也擴大了，有“耐用”，“忍耐”的意思。二、詞彙附加義（色彩義）變異：華語詞彙在使用中有時失去了普通話詞彙具有的附加義色彩，如“仔細聆聽營業代表重讀您的廣告稿，特別是電話號碼。”（《聯合早報》2001.2.8.）在普通話里“聆聽”是褒義尊敬用詞，用於晚輩對長輩。刊登廣告的是顧客，而不能讓他“聆聽”。

五、語法的差異

　　在談虛詞和實詞的差異時，也涉及語法問題。這裡再舉幾個語法上的差異：

　　無論單音或雙音的動詞，都可以在後邊加上“一下”，表示動作時間短暫：看一下、想一下、討論一下、研究一下。普通話動詞重疊不能再加“一下”，華語裡卻可以，如“其實給父親罵罵一下又有什麼關係……”。

　　動詞加補語的結構，如“行得通”、“見得着”等，用肯定和否定提問時，普通話只說“見得着見不着”、“行得通行不通”。華語將動詞肯定和否定重疊，再加上補語，出現如下的說法：“明天見不見得着你？”，“這樣做行不行得通？”。

　　另外一些華語口語裡常用的格式，如：“跑快快、吃好好、坐直直”等，也是普通話里所沒有的。

　　陸儉明提出雙賓語的兩條規律：（一）當近賓語為非人稱代詞時，遠賓語得是個“數＋量＋名”結構，否則所形成的雙賓語結構是粘着的，不能獨立成句。如“給隔壁奶奶掛曆”不能成句，“給隔壁奶奶一個掛曆”，才能成句；而“給他書”卻可以成句。（二）雙賓結構的遠賓語不能是一個領屬偏正結構。沒有“給張老師我的書”，“給他我們的皮箱”的說法。這兩條規律，對新加坡華語，（一）有約束力，而（二）卻沒有。也就是說，新加坡華語有“給他我們的皮箱”一類的說法。

從上面的一些分析看來，語音、詞彙和語法三方面，相對來說語音是比較容易規範的，詞彙的差異是不能避免的，而語法的差距最少。造成差異的原因，除了受方言、外語的影響之外，不完全的學習也是重要的原因。無論是語法、虛詞還是實詞，在詞語意義和用法比較細微的地方，往往因為學習時沒有充分注意，才導致出現差異。例如“傾巢而出”是有貶義的，但新加坡大眾傳媒卻用了“各政黨的領導人都傾巢而出”，如果大家都沒察覺，都這樣用，也就會出現變異。李臨定研究報告裡的“詞彙色彩義變異”，大部分都是不完全學習所造成的。

“加以”是粘賓動詞，它必須帶一個雙音節的動詞賓語，如：“這些問題必須加以解決”。“解決”是“加以”的賓語，因此用“加以”時，“解決”的後邊不能再有賓語。用“加以“帶上雙音動詞賓語之後，再帶賓語的現象，在新加坡華語裡越來越多。如：“選擇其中一件作品，並以簡短的文字加以評述之”，“可是就連當年新加坡電視這樣的風光似乎也未曾引起新加坡政府的注意…而未好好加以利用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優勢，因政府的注意力只放在對中國的經濟投資。”但是，從中國來的博士研究生也有這樣用“加以”的，如：“我們僅就《恆言錄》中所收錄的親屬稱謂、所折射出的歷史文化價值來加以探討其分類的理據”。“加以探討”後邊再帶賓語“其分類的理據”。“善加”是書面語詞，意思是“好好加以”，因此也是粘賓動詞，“善加研究”，“研究”就是它的賓語，後邊不能再帶賓語。新加坡華語裡用“善加”帶動詞賓語之後，再帶一個賓語：“我們應該善加研究這個問題”。

　　新加坡和中國研究生都出現相同的用法，可見是學習不完全所造成的。如果這個現象普遍了，也就會成為該地區的特點，成為新的變異。

　　華語的基數詞“萬”，英文裡用''ten thousand''。新加坡人受英語的影響，也將“萬”說成“十千”。但是，這麼用是近期的事，我這一代華校出身的新加坡人，沒有人是這麼用的。這也是學習不全面所造成的結果。

　　所以我認為語言的變異，有一部分是不完整的學習所造成的。語言研究者、教學者對語言裡比較細微的差別，如果不加注意，不能在語言教學裡充分達致教學效果，就會引致語言變異。這是不可不注意的。呂叔湘先生特別強調這種細微的差距，他所負責主編的《現代漢語八百詞》就體現了這種精神。可惜的是，我所看到的中國的語文教科書，卻沒有或者很少注意這種細微的差距——只有在對外漢語教學的課本里，才注意到這種細微的差距。中國現在的語文教科書和早期的中華文選之類的語文教科書，在詞語教學與注釋方面，幾乎沒有太大的差別。

　　在漢語走向國際時，考慮語言的規範問題與規範的重點，從新加坡的華語現象看來，對詞彙的規範必須有更大的容忍度，因為詞彙的變異是難以避免的。新加坡華語詞彙的使用中約有幾千條詞彙和大陸普通話的有差異，其中有不少已長期穩定下來，今後還將繼續穩定地使用下去。為了溝通的需要，現在應該是考慮編撰“華語通用詞典”的時候了。吸收各地的詞彙與用法，促進各華語區的交流，讓各種差異在交流中彼此融會，比人為的非我不容的做法，可能是比較好的。

　　汪惠迪在論述新加坡特有詞語時說：“特有詞語在語文生活中的另一個價值是可以大大地豐富漢字文化圈內的語彙。特有詞語一般都是單區獨用的詞語。但是，……由於語用互動頻繁，有些詞語已成為雙區、三區、四區甚至五區共用的詞語，而且相當一部分已經為普通話所吸收，成為現代漢語語彙的共同底層，成為普天之下炎黃子孫共用的詞語。‘公關、代溝、共識、另類、投訴、互動、雙贏、峰會、安樂死、炒魷魚、負增長、AA制、T恤衫、卡拉OK’等等，不都是改革開放後陸續從境外或海外進入中國大陸，為普通話語彙所吸收的嗎？這些詞語理所當然地成為當代漢語的重要補充部分。‘共同底層’越寬闊，‘底層基礎’越厚實，全世界炎黃子孫溝通起來就越方便。這在網絡世紀顯得格外重要。”

　　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在面向世界的年代，我們對漢語應該有一個世界的觀點。制定語言政策時，思考角度要寬廣一些，要顧及到世界各地區華人使用漢語的情況。中國的語言工作者、研究者也應該研究世界各地區的華語，了解它們在當地的使用情況，它們和大陸普通話有哪些變異和區別，在這方面應該做些什麼有益的事情等等，都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了。

（本論文共有23項附註，由於版位受限，恕無法一一刊出。）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