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之初，受英、法、意、德等國一些大學的邀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代表團和我訪問了上述四國。歐洲是現代高等教育的發源地，匯聚了眾多歷史悠久、多種多樣的著名高等學府。在歐洲期間，代表團訪問了牛津、劍橋等世界著名大學，考察這些知名大學在人才培養、師資隊伍建設、科學研究等方面創建一流的經驗，並進一步推動科大與這些大學之間的學術合作與交流。訪問歸來，感觸很深。

一、中國在歐洲的影響顯著提高

代表團訪問的學校中，有幾所是我曾經工作過的學校，如牛津、劍橋、諾丁漢和巴黎南大學等。此次重訪舊地，我明顯地感到我國在歐洲的威望有了顯著的提高。諾丁漢大學校長(Vice-chancellor)坎倍爾爵士告訴我們，諾丁漢大學新選了中國的楊福家院士(原復旦大學校長)作為他們的校監(Chancellor)。這件事非常有象徵意義，明顯地表明我國在英國的影響日益增大。大家知道，英國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國家，大學的校監一般由政治家、知名人士或貴族擔任，例如劍橋的校監為英女王丈夫菲利普親王。校監是一所大學的象徵，雖無實權但有很高的榮譽，學校的學位和畢業證書均蓋有校監的印章。坎倍爾校長及其他很多歐洲的教授都說，在歐洲很多大學，最好的外國學生來自中國。他們認為，在21世紀，中國的青年有極大的潛力。因此歐洲大學要國際化，必須大力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吸引中國的青年人才。

二、建設一流大學，要高度重視聲謄與品牌的價值

我在與牛津、劍橋等歐洲一流大學校長、副校長會談中明顯地感到，建設一流大學，聲譽與品牌至關重要。一所大學良好的聲譽與品牌就可以吸引最優秀的學生來學習，而學校的聲譽和優秀的學生又能吸引高質量的教師來學校工作。優秀的學生與高質量的教師接着就會吸引更多的經費支持。這樣的良性循環是不同類型的一流大學共同的特色。英國劍橋大學和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是兩個不同類型的一流大學的例子。他們在向我們介紹辦一流大學的經驗時，都強調要靠良好的聲譽。一所學校的名稱不是件小事，它是學校多年的積累和奮鬥創造出來的聲譽和品牌，要珍惜和愛護。歐洲的一流大學非常重視自己的聲譽與品牌。如巴黎高等師範學校與巴黎高等物理化學工業學校(居里夫人的母校)，迄今未更名為大學。這兩所學校儘管很小，也不叫“大學”，但世界知名，出了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法國青年競相報考。

在我國，也有類似的例子。如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是中外馳名的微電子研究基地，但是他們仍保持叫“冶金所”，保留了多年積累起來的聲譽和品牌。但也有些學校的校名改來改去，喜歡用大而空的名字，弄得國內外都不知道這些學校是幹什麼的，介紹的時候只能說：“這是過去的×××學校。”我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儘管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太好，但學校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在國內外享有良好的聲譽。我們要珍惜和維護這個聲譽，這也是把我校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高等學校辦學要有多樣性

通過考察，我明顯感到，歐洲高等學校辦學模式多種多樣，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

英國最好的高等學府當然是牛津和劍橋，學生進入各個學院，但在各個系裡上課(學院與系平行)，課後又回到學院(有導師指導)，吃住在學院。每個系的學生分散在不同的學院，每個學院又都有不同系的學生，相互學習，氛圍很好，十分有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但這種模式投資很大。

法國最好的學校是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和巴黎高等物理化學工業學校，培養精英型人才，招生數很少，師生比為1:1。如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每年報考人數約1.5萬人，只錄取200人。學生畢業後不授學位，只發學歷證明，但依靠學校良好的聲譽，畢業生找工作很容易。在法國，大學是普及型的。

意大利的高等學校都是普及型的，特點是寬進嚴出。如羅馬大學有17萬學生，只要是意大利公民，高中畢業且統考成績合格，交學費(約合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均可就讀。如果學生學習不努力，就永遠不能畢業，估計入學的學生中只有40％的人能畢業。帕多瓦是個小城，但帕多瓦大學也有5萬多名學生。這種普及型大學也可能出高水平的人才，但最大的作用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質，中學生沒有走高考獨木橋的壓力。

在21世紀，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國的人口包袱沉重，應採用多種形式辦大學，滿足年輕人日益增長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要借鑑歐美辦普及型大學和社區大學的經驗——學生寬進嚴出、不住校(因此只能就地招生)，為他們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另外，要努力創建若干所一流大學，培養精英型學生。楊福家院土當選為英國諾丁漢大學校監，我們應該感到自豪與驕傲，但是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諾丁漢大學此舉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吸引優秀的中國學生去那裡。歐洲其他大學爭奪中國人才也很激烈。我們如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學，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才就會被吸引到歐美去。因此，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不僅是黨和政府的重託，也是時代的迫切要求。

四、加強大學與專業科研機構的密切合作

大學應與專業科研機構密切合作。我國科研教育經費和資源有限，應充分利用已有的科研資金與資源。專業科研機構有很好的設備，科研水平很高，但缺乏年輕人才；大學擁有大量的學生，但設備相對較差，二者緊密結合正好優勢互補。本着這種認識，我就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後，大力倡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與中國科學院合肥分院進行合作，努力辦好雙方合作成立的高等研究院，但實際情況卻不如人意。因此，在歐洲訪問期間我帶着這一問題做了重點考察。

在歐洲這四個國家裡，大學與科研機構都合作得較好。原因有兩個：一是這些國家的學位管理和學位授予權都歸各個大學。研究所別無選擇，必須和大學合作。而我國由於歷史的原因，研究所有學位授予權，因此缺乏與大學合作的動力。二是在這些國家，論文或成果署名單位有很好的傳統慣例，研究生的論文或成果署名權歸研究項目的投資方，一般為研究所。而在我國，統計論文或成果往往只統計第一作者的第一單位，而論文數這原本並不重要的數據又成為了評價我國高校和科研單位的重要指標，大家都要爭，使得署名權爭執長期無法解決。在歐洲這些國家，作者的單位都算，都享有論文成果。例如，德國的馬普學會和法國的國家科研中心類似於中國科學院，他們有很多研究所，資金很雄厚，大學很羨慕他們，致力於加強與他們的合作。這些研究所也非常樂意與大學合作，很多研究所就設在大學內，其通訊地址就是相應的大學。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既是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機構，又是一所大學，願意解決好學校與研究所結合難的矛盾，為國家科教體制改革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