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話的文化價值及普通話的文化缺陷（作），苦心孤詣校改校改者按：偶然在互聯網上點擊到《上海話的文化價值及普通話的文化缺陷》一文（下稱“《話》文”），閱後感觸良深。

今昔比較，深感上海話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危機。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上海人，許多已不會百分之百地以上海話表達思想，時常聽不懂、說不出上海話，口頭交流非夾雜普通話不能順暢進行，（在蘇州也有同樣的情況——不少年輕一代的蘇州人不能講百分之百地標準的蘇州話），待到需要以自己的母語書面表達時，更是白字連篇。例如，上海話的“你爸爸，你媽媽”口語作“乃爺，乃娘”，這是吳語保留古漢語的典例，（陸游：“家祭無忘告乃翁”）；同樣的例子還有，普通話的“多少”，上海話作“幾何”（“何”文讀，作[ho]）——“幾何銅鈿/洋鈿？”（“多少錢？”）。可是，現如今連當地報紙上，“乃”都誤作了一個生造的單人旁的“奈”字；[tci-ho]二字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怎麼寫。再如，“吃了沒有？”，上海話當作“吃了勿？”，可是“勿”絕大多數的人都以為是個語氣詞，還為之生造了一個口字旁的“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這裡，表面上是寫別字，實質上是文化的流失！

自共產黨建政以來，上海政府的諸項政策歷來緊跟中央指示。在語言文字方面，便是大力推廣普通話。雖然也宣稱“推普”不是為了消滅方言，但客觀的效果，卻是上海話正在被改造和消滅——現在，已經聽不到滬語廣播了；以上海話配音——配的還不是標準的上海話，因為連上海籍的演員都已說不了標準上海話了——的電視劇屢遭禁播；電視中直播選拔中小學優秀教師，某教師在日常生活中用上海話與其學生交流，竟然被某位專家評委斥為“不當”。

上海的孩子沒有機會聽、說自己的母語——上海話，如此下去，不過一、兩代人，恐怕上海地區的吳方言就會消失了，即便不消失，也會被北方話衝擊得面目全非，不倫不類。事實上，今天的上海話，較之標準口音的滬語廣播，較之滬劇、滑稽戲的語言，詞彙、口音已有很大的差異，尤其是語音——曾有報道，滬劇團和滑稽劇團的上海學生在進入專業學習之前，需要上海語音培訓。（大概，現在的蘇州小青年學唱評彈前，也要先要作蘇州話培訓了罷。）

語音嬗變，固乃語言發展規律，上海話當然難逃其數。最近的口音嬗變，固可歸因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的大量戰爭難民的湧入，也許還可歸咎於七十年代末的大量“知青”返滬，但現在的上海年輕人說不好上海話，就文化保護而言，我們的語言政策——尤其是政策的執行，難道不應當反思麼？上海人不應該學好自己的母語？

筆者的童年在“文革”期間度過，“文革”過後，嘗有復旦大學的老師來學校調查上海方言，我的讀音除了尖、團不分——這顯然是浙江話的影響，以及“旺”字讀作[waη]外，（有讀作[jaη]者，這是文白異讀還是語音嬗變，有待查考），其他發音均與上一代上海人的無大差異，（筆者是二分之一的上海市區土著、四分之一的蘇州人和浙江人）。“文革”期間上海的“推普”工作未嘗間斷，（筆者的普通話水平因之受惠），但至少官方未嘗像今天這樣以普通話壓制上海話——那時，滬語廣播仍然正常播出。

中國的改革開放迄今已歷二十餘載，整個中國社會的文化及其觀念正大踏步地在走向多元化和寬容，而上海政府的語言和教育部門，卻在語言文化上，假進一步開放之名，強制推行一元化，一定程度上，這難道不是在倒行逆施，不是在行“文革”——革吳語文化之命——之實？

或者，撇開文化的保護和繼承暫不提，難道在上海不能說上海話，上海人難道沒有說自己母語的權利？若說“推普”是為了國際化，那國人統統放棄漢語改說英語算了。可歐洲有那麼多的語言，歐洲難道不是一個比中國更國際化的世界麼？

在香港，有不少廣東籍的知識分子深為他們的母語驕傲，說，他們的語言與千多年前長安（西安）的口音差別不多，用粵語念唐詩不存在押韻的問題；在台灣，那裡的知識分子也以同樣的理由為他們的閩南話驕傲——他們用閩南話來誦讀古詩詞。可是，歷來鮮有上海人（還有其他江浙人士）為吳語文化驕傲的，僅見有上海小市民對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嗚呼哉，今日吳語之死到臨頭，實良有以也！

近來，滬上忽冒出不少教上海話的語言培訓班，就事論事，這是好現象，卻在《上海語言文字網》上引發了一場爭論——可是，追根究底，平心而論，其間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而去爭論的！這裡，筆者所謂“就事論事是好現象”，乃另有所指——滬語培訓有其值得憂慮的一面，不知那些培訓班的教師是否合格——不是每個會說某種語言的人都有資格教授那種語言的——不知會不會教出不倫不類的、白字連篇的上海話來。

《話》文的作者在互聯網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上海話的文章，有理論探討的，也有應用層面的嘗試，（例如，以法語拼讀規則為滬語注音，這是筆者一直想做卻一直無暇將之進行到底的工作），對於保留、研究和發揚吳語（上海話）實在是功德無量。惜乎，《話》文多有別字（同音別字，估計是打印錯誤）和語病，行文也略顯散亂，想必是“急就章”的緣故罷，故特為之校改字句，並作注釋，以利傳播。■

上海話的文化價值及普通話的文化缺陷（佚名作）現在的上海人多有普通話交流能力，這是“推普”工作的成就，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有人將“推普”工作理解為就是消滅吳語（上海話），將保存吳語文化與推廣普通話對立起來，處處限制吳語使用。於是“人人會說普通話”的“推普”目標，變成了“人人只說普通話”。使得不少上海長大的孩子不會講吳語，甚至聽不懂吳語的書面語，使這些孩子失去了吳語人口的文化優勢，他們中能聽懂評彈、越劇的越來越少，這樣的做法是否極左了一點？語言是工具，吳語也不是“四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吳語的滅亡勢必導致崑曲、評彈、越劇等藝術形式的滅亡。

北方話成為普通話基礎方言只是機遇問題，並非因為它是中國最好的方言，即使是，也必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博大精深的中華五千年文明不可能僅僅濃縮在普通話中。吳語是偉大的文化遺產，有普通話不能替代的文化價值和文化功能。吳方言的使用人口約為七千萬，（相比歐洲，意大利語使用人口約六千萬），有着和官話不同的音素、詞彙、語法，故而稱為“吳語”更合適。上海話是蘇州話、寧波話等幾種代表性吳語的混合體，兼具蘇州話的軟，寧波話的硬，加上使用人口較多，於是成了吳語最具代表性的分支。吳語的價值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語音工具河南籍的唐玄奘是選用吳音譯註佛經的，因唯吳音才能譯音準確。上海話單音素有50個，普通話僅32個，粵語不足33個。北方話、英語、法語分別僅有送氣和不送氣清音、送氣清音和濁音、不送氣清音和濁音的對應——不送氣清音“撥（給）”[p]、“德”[t]、“革”[k]，送氣清塞音“潑”[ph]、“忒”[th]、“克”[kh]，濁音“渤”、“突”[d]、“搿”[g]——這三組音在吳語中都有。吳語有最完善的語音體系，且音素都較實用，上海話的音素幾乎每個都在常見外語中得到使用。而普通話音素少、無短音、無濁音，有些音素（例如翹舌音）除了用於說北方話以外，幾乎沒什麼其他用處。用普通話為外來詞譯音常是趕鴨子上架——勉為其難，已有的譯音也多不準確。常見的外語，能與其發音對得上號的吳語音素要比普通話和粵語多一倍。法語35個音標中，有三十餘個和上海話中相應音素一致，而普通話不及其半；日語片假名基本可以用吳語讀准，而北方話是萬萬不能的；英語等其它外語情況也大致如此。例如：英語“VCD”三個字母，相當上海話“微西地”[vi-si-di]（“西”是尖音），北京人多讀為普通話的“微西地”[wei-ci-ti]（“西”是團音）。

以吳語為母語者學外語咬音一般較外省人準確。但是，一般人在十二歲以前學發音較易，過後較難。我有位同事的兒子從小受普通話教育，成了不會講上海話的土生土長上海人，他上海話“麥”的韻母讀不出，上海話“麥”的韻母和英語的[э]是一致的，那麼他講英語時當然也發不出該音。又有，有位京籍朋友在滬多年，稱自己上海話的“茶”聲母[z]發不出，他讀外語時也是將[z]發成漢語拼音的zi[ts]，例如將字母Z讀為普通話“在”[tsai]。

二、學習漢語文學的工具（一）大量古詩詞用普通話讀不出韻腳、韻律，影響賞析。第一、歷史上中國北方長期淪為異族統治，北方游牧民族多學漢語，部分融入漢族，他們講的漢語自然不太“正宗”。從語音歷史資料可看出，入派它聲始於元，清定型，期間明嘗恢復；全濁音清化始於五代宋遼時期的北方，至清[?]聲母脫落、[v]併入[w]。這是因為濁音音低，傳不遠，而入聲音短，拖不長，皆不方便在草原上遠距離對話，所以北方游牧民族發不出這些音素，入主中原後學漢語時，也就沒學好這些音。就好像今天的北方人講英語時，常發不好短音和濁音，把[v]讀成[w]。另外，由於他們發不出fong、vong等音節，“東”、“冬”韻的“風”、“鳳”等就歸入了eng韻；發不出[vi]音，“微”、“維”等字就改為[wei]音——北方人多將V讀作[wei]。

翹舌音也非古漢語固有音素，語音史上有“古無舌上音”之說。翹舌音出現在唐朝中期的北方，可能和先期融入漢族的南匈奴、東突厥等有關。北方話是吳、粵、閩、客、官五大方言中不規則變化最多的，有大量半字先生讀法，可能和早期北方民族漢語水平不高有關，例如：“幫”[p]母字“秘”轉為“明”[m]母，是受字符“宓”的影響。故北方話對傳統漢語音韻結構繼承較少。因此，今日的北方話曾被章太炎先生稱為“金元虜語”，即滿蒙人的異族語言。

北方話是唯一不保留入聲（短音）的漢語方言。無入聲使得北方話語言節奏呆板。例如：吳語“勿曉得”，兩頭是半拍的入聲，中間是全拍的舒聲，形成切分音節，這是北方話所沒有的。北方話是韻母結構變化最嚴重的方言，以至《聲律發蒙》等書，無法用普通話讀出其韻腳。而且古代聲韻書籍的注音方式，比較適合南方話，例如：“打”的注音為“德冷切”。普通話的聲母結構也迥異於古漢語。古漢語三十六母中的全濁音在普通話及其它方言中全盤清化，唯在吳語中得到保留。濁音清化導致北方話總體以高音為主，音感清輕高揚，符合草原生活環境，難怪有人將“打官腔”和“唱高調”扯在一塊兒。

所以，不可否認，在繼承傳統漢語音韻結構上，普通話有着重大缺陷。大量古詩詞用普通話讀不出韻腳、韻律（尤其是講究舒促結構的詞曲），影響賞析，用普通話也不能講解詞曲格律。《唐詩三百首》中的前十首中有五首，用普通話讀影響韻腳，包括：第一首《感遇》的韻腳：“潔、節、悅、折”，第七首《佳人》的韻腳：“谷、木、戮、肉、燭、玉、宿、哭、濁、屋、薄、竹”，第八首《夢李白》的韻腳：“惻、息、憶、測、黑、翼、色、得”等，在古漢語和現在吳語中都是入聲字；另外，第二首《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之酒》的韻腳：“微、扉、衣、稀、機”，第九首《送綦毋潛落地還鄉》的韻腳：“薇、非、衣、扉、稀”，等在古漢語和現在吳語中韻母都是。

掌握入聲、濁聲母和一些古漢語音韻對學習古典漢語有重要意義，這是吳語能提供的便利。儘管北宋以前的文學創作確以北方為主，但北宋以前的北方話更接近今日的南方話。直至清朝康熙年間，朝廷修訂的《佩文韻府》和《康熙字典》依然使用入聲和清濁母字分開。換言之，當時已經形成的沒有入聲、沒有濁音的北方話還不被認為有正統地位。另外，吳方言也曾經是東晉、南朝、南宋等時期的權威方言。若有朝一日南方方言均遭滅絕，上述詩詞就只能藉助韓、越等異族語言來誦讀出韻腳，豈不遺人笑柄！受古漢語影響較大的韓、越等語漢字讀音體系，更接近吳語等南方話。

第二、中國早期文明雖以北方為主，但北方文化事業屢遭戰亂破壞，大量知識分子因避戰亂南遷，如王羲之、辛棄疾等，中國文化視北方為正宗的看法是不全面的。自東晉天馬渡江之後，中國文化中心就開始逐漸南移，南宋以後的中國文學創作主要是在吳方言區完成的。以四大小說以及《三言兩拍》等為代表的大量名著都是江浙人寫的。施耐庵、羅貫中、毛宗崗等本是說書藝人，馮夢龍、金聖歎等是蘇州才子，大多數名著原來是蘇州評書的腳本。僅《水滸全傳》中吳語詞彙就不下兩百多，了解這些詞彙可提高對作品的理解層次。並且，縱使官話區人也未必不用吳語詞彙，因為大量北方籍的文學家有長期江浙生活的背景（如馬致遠等）。有人指出，山東人寫的《金瓶梅》中也有吳語詞彙（胡竹安：《〈水滸全傳〉所見現代吳語詞彙試析》）。

所以，普通話基礎方言文化積澱相對淺是事實。

第三、為彌補文化不足，以官話方言為底版的普通話吸收有大量的吳語詞彙，例如“標緻、便當、尷尬、像煞有介事”等等，不勝枚舉。同時，仍有大量生動的吳語詞彙無法用普通話達意，例如“觸揢”（觸氣加惡揢，常寫作“促狹”、“促掐”）、“殟塞”（常寫作“挖塞”，意為心中煩悶、不舒服）。

由此，不妨說，在某種意義上，吳語是高雅的文化語言，官話則僅是一種政治語言。

（二）統一的國家未必是建立在單一文化模式上的。有人認為只有推廣普通話，消滅方言才能鞏固統一。可是，當初羅馬帝國縱然統一使用拉丁語，帝國最終還是分裂了；今天文化（包括語言）多元化的歐洲在謀求統一，而多樣的語言未見得是個難以克服的障礙。

中國方言差異大的東南部，自戰國末年起就基本上處於統一的政權下，方言差異小的北方及西南地區反而常有分治和軍閥割據，（中國搞封建割據的多是北方人）。統一的國家未必是建立在單一文化模式上的，如瑞士、加拿大等，何況是中國這樣的大國；相反，世界上同言、同宗的波黑塞、穆兩族也可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吳語、漢音之別和我們偉大祖國已共走過幾千年的歷史，普通話和吳語應該是瑜亮同生的。很難想象，只有京劇而不見崑曲、評彈，只有鐵馬鋼河的《黃河》卻沒有杏花春雨的《梁祝》、《二泉映月》，及暖氣熏人的《阿西跳月》、《步步高》的中國會是什麼樣！

有人認為方言會阻礙經濟發展，然而君不見方言區經濟歷來普遍比官話區發達？江淮次方言區本是吳語區，官話區化後，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普遍落後於同省內的吳語區。有人提出吳語應向普通話靠攏，並濫用文讀，濫造文讀。這樣勢必會影響吳語的文化特色，降低其文化價值——這無異是將吳語閹割了。若吳語失去其文化內涵的話，那還有必要存在嗎？吳語文化圈的人口應當包容其他文化圈的人，那麼其他文化圈的人是否也應當包容、尊重吳語文化呢。

解放前，崑曲、評彈在北方也有不少聽眾；解放初，紹劇《大鬧天宮》也曾風靡全國，毛澤東為之親題：“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開國大典上，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就是用上海話作報告的。而現在，吳語被認定為是一種走不出、也不該走出江浙滬、亟待消滅、不上檯面的“土話”，欲置其於死而後快的大有人在。近來有滬語電視劇遭禁播，有人還不依不饒地稱另一未及遭禁的滬語電視劇造成了“極惡劣”影響。

什麼“惡劣”影響？我只知道，被馬德里征服的巴塞羅那人和在印度尼西亞受歧視的華人是不可以公開說自己語言的，但隨時代進步，不僅這些歧視政策都被解除，且巴塞羅那方言受到政府保護。

相反,《秋菊打官司》、《沒事偷着樂》等官話方言電視劇、電影不會有、也未曾有過遭禁之虞。中央電視台有粵語、閩南語節目，但沒有中國第二大語——吳語新聞節目。王朔說：南方作家寫不出他這樣的作品，因為不能像他那樣在作品中自如的使用生活語言；可見對方言的禁錮已是文壇巨大損失，江南可是名著之鄉啊！在歐洲寫文章曾必需用拉丁文，薄伽丘開風氣之先，用方言寫就了《十日談》，結果，文字解放帶來了歐洲文學繁榮，也為日後佛洛倫薩方言成為權威意大利語打下了基礎。

毀林容易造林難。消滅一種文化是可能的，重造一種文化是不能的。假“推普”之名，行文化滅絕之實將使我們愧對子孫。本世紀將有千萬種語言將消亡，若吳語成為其中一員是幸莫大焉，還是憾莫大焉？即使一心要消滅吳語也非旦夕能至；堵洪不如泄洪，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漢字”這全民族交流工具，規範吳語用字，使其不成為只是注音的密碼。

造成不少人反感上海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上海人的語言優越感”，但事實上北京人的語言傲氣遠在上海人之上，為什麼人們視而不見！所謂“語言優越感”，其本質是地域優越感，消滅方言就能消滅地域優越感？

還有，有說吳語不好懂。可是，難道方言區的人是生來就能聽能說普通話的麼？方言區人口是通過“學習”才掌握普通話的。解放後，吳語受到文化歧視、政策限制，外省人缺乏接觸機會，自然不能掌握。有人認為，外省人聽不懂吳語，會反感吳語節目，消滅吳語可使外省引進的人才生活方便，容易留住他們；然而帶字幕的吳語節目的很大部分觀眾是想學吳語的外省人，真正愛上海的人是願意學上海話的，並稱之為真正融入上海，只是苦於沒有好的渠道。因為不懂吳語就要消滅吳語，那麼學不好外語，就要求外國人也只講普通話嗎？國人可以學外語，為什麼不能容忍同胞的語言？吳語文化圈人口應當包容其他文化圈的人，那麼其他文化圈的人是否也應當尊重吳語文化呢？

另外，吳語之受文化歧視，實出於不少誤解。第一、例如：江浙人“黃”、“王”不分，平翹舌音不分、前後鼻音不分，似乎同音字問題嚴重；其實吳語中結構最簡單的上海話，單音素也有50個，普通話僅37個，（粵語雖因素不足33個，但聲調9個）。普通話清濁聲母不分，故“弟”、“帝”，“定”、“訂”不辨；舒促聲調不分——故“一”、“衣”，“做”、“作”難別；“"疑”、“影”聲母不分——故“艾”、“愛”，“義”、“異”無異；[w]、[v]不分——故“萬”、“腕”“紊”、“穩”雷同；以及“菜”、“蔡”不分……同音字問題並不比吳語好。（上海話聲母29個、韻母36個、自成音節4個、聲調5種；普通話聲母22個、韻母35個、自成音節1個、聲調4種。）

第二、又如：上海話“燒飯”不合詞法，但北方話“打飯”更莫名其妙；上海話“瞎開心”讓人看不懂，其實是“赫”誤為“瞎”；而北方話把“氣煞”愣說成是“氣死”豈非言過其實，聳人聽聞？

第三、有人說吳語許多詞彙不能寫，事實是，絕大多數情況是我們不熟悉其寫法。雖然確有部分字、詞沒有合適寫法，但普通話也有這現象。例如：普通話的“這”、“那”、“哪”、“你”等字也不是自古就這樣用的。

第四、現在受普通話教育的年輕人書面語言不會用吳語念，反稱吳語詞彙少、有些詞不能說，好像崑劇不曾是百戲之祖，評彈不曾是明清小說的溫床！有人稱不少成語無法用吳語讀，事實是，我們今天使用的大量成語來自明朝蘇州才子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而當時不帶入聲調的北方話還沒完全形成。其實，吳語比較合乎古漢語音韻結構，再生辟的字也可按古音推出讀法；相反，北方話倒是很不符合古漢語音韻結構——入聲字在普通話中的四聲分派並無規律，全濁音字母或歸入不送氣清音，或歸入送氣清音——普通話若非經過多年規範化，有些字就很難讀了。例如：陰入聲字“擊”、“級”、“戟”、“髻”，在普通話中分派四聲，同為“並”母字的“平”、“病”，在普通話中分屬不同聲母。當然，有些北方話的詞彙轉換成吳語時需要意譯。例如：“玩貓膩”換成吳語“擺花斑”，其中孰優孰劣，明眼人自知。

第五、片面認為上海話是小市民語言。可是，君不見黃浦江水養出的那麼多的專家、學者還有手藝超群的技術工人？他們在全國同行業中歷來所占的比例已毋須多提。人稱“河北出響馬、關東出強盜、山東出好漢”，是否可說，北方話因此是“強盜的語言”呢？

第六、有人因聽不懂吳語，有牴觸情緒，常公開說上海話不好聽、是土話；這種行為實有文化歧視之嫌疑。和吳語有較多相同音素和發音習慣的法語，在歐洲是有很高地位的貴族語言。法國人認為法語開口小，輕巧是貴族語言的特徵，這也是上海話特徵。吳語有濁音，語音豐富，聲調舒促、高低錯落，語音面貌的美感是其它方言不能比擬的。吳語因沒有合法地位，沒經過加工整理，確有些不足之處；但這不是吳語的錯，渾金璞玉難道就不是金玉良言了麼。

（三）中國第二大和文化價值最高的吳語，亟需立法加以保護。如果因為上海是中國的首位城市，所以要講普通話，禁止講吳語；那麼是否因為上海是國際都市，就要推廣“世界普通話”——英語，而禁說漢語麼？上海畢竟是以江浙為母體的上海，在繼承吳越文化上責無旁貸，這事難道推給北京、香港？

普通話以北方話為基本方言，以北京音為基本音，是無法改變的既成事實（即使上海人只說普通話，普通話也不會變成上海音為基本音）。但這並不妨礙吳語作為一種文化得到保留。應該正視，吳語有普通話無法替代的文化功能和文化價值。講方言和說普通話是不牴觸的，參與漢語拼音方案及其前身制定的絕大多數是南方人，錢玄同、趙元任、瞿秋白、朱文熊等吳語人占有半數，這和江浙在全國的文化比重是一致的，而北方人卻很少。

由此，我們的“推普”工作是否可以由現在的重形式，換成重質量，即，要求每個人有普通話交流能力？是否同時也為保留傳統漢語、保留吳語文化做些工作？建議，不妨首先恢復以市區的標準上海話播音的吳語新聞節目，並向全國播出；這樣不僅可使為祖國建設而遠赴他鄉的江浙人聽到鄉音，也可使全國人民共享吳語文化的優美和優越性。其次，在上海學校大部分課目用普通話的背景下，開設吳語朗讀課。複次，承認吳語的中國第二大方言的地位，中國需要吳語作為普通話的文化補充。

作為中國文化價值最高的語言，吳語有存在的必要。吳語亟需立法加以保護。■

1、校改者註：[?]是輕喉塞音的國際音標。漢語的零聲母並非真正的“零”，元音前都帶有一點輔音性的成分。例如，“安”字的實際音值應該是[?an]，由輕微喉塞音[?]把這個音節與其前面的音節分開來。現行的漢語拼音方案用隔音符號表示[?]音，例如Xi'an（西安）、fang'an（方案，若沒有隔音符則是“反感”）。粵語裡，現在部分人習慣將零聲母讀成ng，如：丫nga、埃ngai、坳ngao、晏ngan、罌ngang、鴨ngab、壓ngad、歐ngeo、庵ngem、鶯ngeng、疴ngo、澳ngou、安ngon、惡ngog、瓮ngung、屋ngug。2、校改者註：這與今日上海話的發音完全一致。3、校改者註：自秦始皇始，就有了“書同文，車同軌”的大一統政治傳統。4、校改者註：類似的例子還有，猶太人和今日信奉伊斯蘭教的小亞細亞諸族，兩者都是古代閃族（Semitic，一譯“塞姆人”）的後裔，其語法結構相近，但現在兩者卻是死敵。5、校改者註：《神曲》（Divina Commedia）是但丁（Dante）用佛洛倫薩方言寫就的，佛洛倫薩口音由此成為意大利語的標準語音，其表達習慣成為現代意大利語語法的基礎。6、校改者註：還有“買”、“賣”不分。7、校改者註：根本原因是，漢語不是拼音文字；其次，是由於中國語言史上長期的文白分離；再次，則是因為（此文中已提及的）北方語言文化對南方語言文化的歧視和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