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班是武漢大學人文學院和武大高級研究中心合辦的一個項目。從我個人來說，很多年前就有這個想法， 1998年，郭齊勇教授到美國訪問，在我家中聊天，我們聊到了這個話題，於是開始籌劃，四年過去了，到現在，我們才剛剛搭起了這個架子。 我很願意談論普林斯頓大學，它的高級研究所。美國經濟大蕭條時代，美國一個大家族給普林斯頓捐了一大筆錢，普林斯頓大學就用這筆錢辦起了高級研究所，在數學、物理、哲學等領域開展研究，他們從德國哥廷根大學挖來了愛因斯坦等幾個大師，包括後來美國的核彈之父奧本-海默等，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因此迅速成為美國一流的學術研究中心。李政道、丘成桐等就從那裡出來。它的歷史學科，只有六個教授，根本不教書，每天就是在那裡思考問題，比如艾歷克、馬斯金等人。所以教授不在於多少，而在於他是否有真學問。

大學是幹什麼？大學的精神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國內目前已經有一些討論，我只想舉出一個說法：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翻譯成中文就是“沒有用的知識的有用性。”這是亞伯拉罕-夫萊克斯勒說的，他是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的創建者。我覺得這是大學精神的精髓，大學就是要研究那些與實用主義無關的問題。大學、研究所應該成為人類高貴精神的守護所，最精粹思想的棲息地。如果國內大學還奉行當前的教育思路，也許可以教出幾個富翁，教出一些工程師，但思想家就很難出現。 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有人問：為何哈佛大學不辦工學院？“因為麻省理工學院就是我們的工學院。”說這話的，不是別人，而是哈佛的校長，他就有這樣的認識。同樣的道理，普林斯頓至今沒有商學院，耶魯的思路也一樣。

我還在想我們的清華大學國學院，從1924年到1928年，只辦了四年，卻已經培養出那麼多人才，其實也只有王國維、陳寅 等四個導師，要是能辦到四十年，那將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為什麼不能向哈佛、普林斯頓等一流大學學習呢？ 至於開辦國學班，當然有個人原因。我們這些人，大都是和傳統文化隔絕的一代，今天有誰還背得出《全唐詩》，誰還敢說自己是國學大師？不把一些原典書看得滾瓜爛熟，怎麼能研究？ 我接觸傳統文化其實很晚，直到1991年以後，才真正開始看原典，《四書》、《資治通鑑》、《十三經》、《二十四史》之類，我想不管怎樣，這些原典，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總要有人去思考研究。我為中國文化感到傷感，也許會有人認為我們搞國學班是開倒車，但中國如果只有這麼些人開倒車，又有何不可？默默耕耘就是了。我個人以為，100年來，中國文化基本上處於被摧毀的狀態，我們浪費了一百年時間，現在又不得不轉頭回來。 我時常在想，從過去的那個時代走過來，我們見證過中國學術界最衰亡不堪的一面，從斯文掃地，到今天的慢慢恢復了一些生機，是有人付出了努力，我們希望能親身經歷中國學術的振興。 我自己是搞經濟的，但我覺得實務不過癮，形而上的東西更有魅力。哈佛培養了那麼多中國博士，但是你看看，有幾個人在做教育？總要有人幹些形而上的、不那麼急功近利的事。

中國沒有洛克菲勒這樣熱心教育的人物，我們只好小錢辦大事。我把自己看成是個拎包的，幹活的，一個打工仔。我跟郭齊勇老師說，我們要二十年夾着尾巴做人，踏踏實實工作，準備二十年不發言，看能不能培養出幾個合格人才。 其實一張紙，一隻筆，一個廁所，就可以做學問，西南聯大那麼艱苦的條件，還培養出了楊振寧。我們高級研究中心的資料非常豐富，全世界最好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刊物都有，國學班開辦後，還會延請名師來武大授課，我想，這對同學來說，都會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我們還會有一些特別的做法，比如說規定同學讀豎排書，教材方面，會用一些國外一流大學，比如芝加哥、普林斯頓的教材。

我個人總有緊迫感，今年五月，我就年滿四十歲了，總想是不是能多作一些什麼事。我就經常說，如果有公認的國學大師，我們中心情願出二十萬美金的年薪，請他到武大來當教授。 高級研究中心，在我心中是個非常神聖的名詞，我不敢有一絲的玷污。 我們現在所做的，只是跟在陳寅 、吳 先生的後面，做點事情，揀一點鞋子而已，25年後再見分曉吧。(本文系根據電話採訪筆記整理而成，還未經作者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