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教育的弊病在於應試教育，現在大家普遍感到中小學是應試教育，而我個人感到高等學校也是應試教育，是找職業的考試教育。考是必須的，試是必應的；問題是考什麼？應什麼？問題就出在“什麼”與“如何”上。就出現在所謂的應試教育。高等院校是工具性的東西在起作用，如果學生要找到好職業，就必須經過諸多的考試，只重視做事，不重視做人，不重視思維，急功近利，這就是應試教育，因此在高等院校，特別是理工大學，出現了五重五輕，我認為“重”是對的，但“輕”是不對的。

　　哪五重五輕呢？第一點，重理工輕人文。重理工，對；輕人文，錯。輕人文，使得學生的人文陶冶很弱，人文素養差，舉個非常典型的例子，1982年我在美國的一個大學訪問，有幾位華人教授跟我講，內地教育有個缺陷，什麼缺陷呢？內地的留學生，ABC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鎊，就是不太了解長城、黃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點也不知道《史記》、《四書》、《資治通鑑》，請問這種學生畢業出去以後能不能為中華民族服務？我認為他們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刻，也非常生動，ABC很好——外語很好；XYZ很好——數學很好，業務很好；懂得美元、英鎊——會打經濟算盤；不太了解長城、黃河——不太了解祖國地理，對祖國的地理知之甚少；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不太了解民族的歷史，對民族的歷史知之甚少；一點也不知道《史記》、《四書》、《資治通鑑》——對祖國與民族的悠久文化傳統一無所知，這種高層人才，對自己的國家、民族的地理、歷史知之甚少，對悠久文化傳統一無所知，可不可能對自己的國家與民族有感情？會不會為這個國家與民族很好去服務？現實的很多例子已經證明了這個批評是對的。很多朋友講，華中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水平達標考試搞得不錯，1995年9月17日開考，一年一次，為什麼開考？就是因為一個大學生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楊校長，我有件事想不通，作為一個中國的大學生，四級英語過不了關就不能拿學位證，這點我贊成，因為要改革開放，要中外交流，但是漢語錯別字一大堆，用詞不妥，句子不通，文章不順，居然可以拿到學位證。請問楊校長，這應做何解釋？”這個學生很不錯，我感覺提得很好，就把這封信拿到校長辦公會——我們最高的行政會上去討論。校長辦公會一致決定考中國語文，每年考一次，如果在校期間考不及格，專科不發畢業證，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不發學位證。

　　為什麼這麼做呢？第一層，還是牽涉到人文素質。文化素質的問題，作為中國學生對中國的語言文字搞不通，行嗎？第二層，對中國語言不通，傳統的文化和精神不了解，怎麼可能對民族有感情？第三層，如果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這麼古老的一個民族，自己的文化得不到發展，那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必定是一個重大損失。我們絕對不是搞大國沙文主義，也不是搞狹隘民族主義，而是因為不發展自己的文化，顯然是對世界繁榮進步的一大損失，所以我們決定考中國語文，這一舉措得到廣大學生擁護，並已初見成效，而且近年來勢頭越來越好。

　　第二點，重專業輕基礎，輕學術基礎。重專業，對，高等教育是專門教育；輕基礎，錯。就會使學生的學術眼光近視，無後勁。1982年我到威斯康星大學的時候，一個美國教授請內地去的一位副教授給他的本科生講課，第一次講課的時候，這位美國教授說：“你別講了，下來！下來！”這位副教授問為什麼？對方說，你講的是一個職業學校、中等技術學校教的課。這個副教授說好，把我們專業里深的內容拿出來講。又講第二次，還是被請了下來，還是職業教育。這回副教授怎麼辦？他把專業課最深的內容與他的科學研究裡面最基礎的部分拿來講，美國教授講這還可以。這說明我們的教育，對專業知識極其重視，而對基礎的教育或者國外講的通識教育重視得不夠。

　　最近，在我們學校做了一年訪問的日本訪問學者，快走的時候和我談話，談了100分鐘。到了最後，他說，他把我們學校的教育計劃研究了很久，不像高等院校教育計劃。我說：“為什麼？”他說：“太失衡了，根本沒有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而理工科的課程也太專。”現在，我們的普通高等院校把專業的東西放那麼多，那麼重，那麼窄，從長遠講，對學生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像豆芽，又細又長；大學教育培養出個機器，適應性很差。這是件很糟糕的事，沒有完成普通高等院校應該完成的任務。

　　第三點，重書本，輕實踐。重書本，對，但不能到實踐中去檢驗知識，不會在實踐中學習，是絕對不行的。中國的老話不就講了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干萬件事。”有一次，我去聽文學院中文系的課，桌子上有一本《論語》，我打開一看，“子曰：學而時習之”，我問一個學生做何解釋？他說，“這好解釋，學過東西要經常去溫習，對不對？”我說：“講得不對！照你這個講的話，前面三句話三個意思，“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溫不亦君子乎，”學過的東西拿來溫習，是很高興的；有朋友從遠方來，是很高興的；別人不知道我，也沒關係，我才是個君子。這是三件風馬牛不相關的事情，孔子那麼笨，把三件無關的事放在一起講。孔子的學生那麼笨，把這麼一段放在《論語》第一篇第一章講！”我說，“應把《論語》好好看看，從總體上了解它的意思，絕對不能只看一層，”為什麼讀原典原著要用原典原著解釋本身，不能用後人的注釋，用後人的話來解釋會走樣，孔子所說的“學”，首先是實際學習，《論語》上多的是呀，不恥下問、入太廟每時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等等，都講了孔子的思想：要向實際學，要向大家學習，第二是學做人，學做學問。這個“學”是實踐，向實際學習，學會做人。習，不是溫習、複習，是實習、實踐；把學的東西經常加以實踐，這是很高興的事情。所以，才有有朋友從遠方來，又可向他學習，又很高興；所以才有如此學習，是為做個無愧於內心的君子，別人知不知道我，毫無所謂。

　　大家都知道，外國學生考試，考試成績並不一定比中國的好，可是外國學生很能做事，為什麼？動手能力很強，實踐鍛煉很好。還有人講，上海、北京的學生，考試成績不如內地。我覺得這需要分析，這些地方的學生看的東西多，動手多，用上海話來講，“這個腦筋靈光”，非常靈活，這跟實踐結合有關係。在內地，尤其是在小地方讀書，有的小地方的高中，一年只放三天假，大年三十晚上、初一和初二，其他時間都不放假，一天到晚讀書，讀死書，死讀書，結果呢？不是讀書死，就是讀書傻。這不行。王夫之講得好：“躬行為啟化之源。”值得深思！

　　第四點，重共性，輕個性。重共性，對，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輕個性，錯。因材施教搞得差，使得學生好的個性發展差，突出才能不夠，我感到這是我們教育中很大的一個弱點。個性發展不好的人很難發展到很高程度。哪一個傑出的人物，沒有個性？！沒個性，決不能傑出；有個性，不一定傑出。一定要有個性。達爾文的個性就發展得不錯，可是他小時候受到很多冤枉，校長甚至要把他開除掉，他喜歡荷馬的詩，校長說他不務正業；他到化學實驗室做實驗，校長就說他胡搞，結果達爾文還是很了不起的。如果學生的個性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就等於把學生靈性扼殺了。所以，中國有一句批評科舉考試制度的老話——“消磨百代英雄氣”，把一百代的英雄銳氣都消磨掉了。什麼原因呢？清代科舉考試考的是八股文，考生便遍地搞八股文，把人框死了，獨立思維沒了，人才不能夠成長。要順着學生的本性去引導他，他肯定有發展，這個本性既是先天的，也是因後天的經歷而形成的。1985年，我開始帶博士研究生的時候，一位老先生給我講：“楊叔子，你要注意好，帶學生一定要看清學生對象。我有一個教訓，我帶過一個學生，是工廠來的，實踐能力特別好，動手能力也很強；一個學生是研究單位來的，研究能力很強；我就想，補短吧！就讓工廠來的搞理論研究課題，研究機關來的搞工廠課題，結果都不令人滿意。如果從研究機關來的就讓他搞理論性課題，從工廠來的就搞實踐性比較強的課題，都會達到好的結果，一定要注意這一點！”我認為這是對的，因為學生的天賦與經歷已經造就他的某種優勢和劣勢，在培養人才的階段，當然劣勢可以去克服，但更重要的是發揮他的優勢。不發揮他的優勢，還要丟掉或少用他的優勢，而另外去補他的劣勢，肯定要碰壁。

　　重共性、輕個性還有其他的表現，如重課堂教學、輕課外教學，重灌輸、輕啟發，要保證每個學生都不掉隊，保證課堂上徹底解決問題，灌輸是都灌而輸入，啟發卻啟而不發，隊倒沒人掉，問題也沒在課堂留下，人才呢？卻出不來！

　　第五點，重功利，輕素質。重功利，對，不會做事，不重視社會需求，怎麼行？輕素質，錯，不會做人，不會思維，怎麼行？其實，上面四重四輕，歸根到底，就是這一重一輕。這使得真正生動活潑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傑出人才，培養得少。這一點很值得注意，我看到吳樹青先生一篇文章中談文科裡面為什麼沒出現大師。我覺得不但文科裡面沒出現大師，在理工科里出現的真正的大師也不多，我想這與急功近利的導向和缺乏對學生全面素質的培養很有關。

　　一個真正的大師必定是博古今通中外。教育有兩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工具性的功能，這一點的的確確不能忽視，你不教會學生建設社會、發展社會的知識和能力是絕對不行的。但另一方面，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功能是塑造人，是精神方面的東西，這是非常根本的事情，教育的最終目的還是塑造人。所以只看到高等院校工具性的功能，而不看到高等學校目的性的功能，是片面的。我認為，大學教育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在人格上和精神上的完善。中國的教育者，毫無疑問，應好好學習西方的教育，但中國教育自身的良好傳統，決不能輕視。更不能丟失，而是我們立足之基，應該去發掘，去繼承，去弘揚，去發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堅持三個面向。所以在教育上，重功利是對的，輕素質是錯的，五“重”是對的，五“輕”是錯的。

　　楊叔子：中國科學院院士，機械工程專家，1956年畢業於原華中工學院，曾擔任華中理工大學校長，現任華中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